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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倾听突破“信息柏林墙”的自由声音
(博讯200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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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祝贺《德国之声》开播四十周年
    
    
    1961年,当共产极权的独裁者筑起阻隔自由的柏林墙时,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与德国人民站在一起;1989年6月4日,当中共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心向自由的中国人时,西方的自由国家都向刽子手发出正义的谴责。
    
    不久后的1989年11月9日,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轰然坍塌。那时,我因参与八九运动而被囚禁在秦城监狱,当我知道“柏林墙”坍塌的消息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使那几天成为黑色牢狱生活中最鲜亮的日子。我浮想联翩,想到纳粹极权的大屠杀罪恶和共产极权的近半个世纪的恐怖政治,也想到曾为人类精神作出伟大贡献的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贝多芬等大师,特别想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伟大哲学家康德。
    
    康德哲学,为人类的理性划出界限,对克服人类的自负和狂妄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康德伦理学,在理性主宰一切的启蒙时代,为人类的信仰保留应有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专制主义依然强大的时代,康德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伦理原则: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1,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作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更强调,自由体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康德也为启蒙运动提出最响亮的口号:“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样的启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道德朦昧,即,呼吁人们拿出勇气,摆脱那种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状态。
    
    因为康德、歌德、席勒、贝多芬,也因为中德两国都经历过极权主义所制造的巨大苦难,使我对德国有种特殊眷恋。纳粹极权把整个德国拖入战争的深渊并犯下种族灭绝的罪恶,共产极权使一半德国人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下,直到柏林墙的彻底坍塌,德国人才获得了完整的自由。中国人承受过的共产极权大灾难,更是举世罕见。
    
    16年前的1989年,更应该是载入中德两国史册的日子,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八九运动,在6月4日的屠杀中悲惨落幕;而德国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两个与人类的自由事业命运攸关的日子,同样令整个世界震惊。然而,两个日子给世界的感受却全然不同:一则以大悲、一则以狂喜而铭刻史册。
    
    按照感同身受的常识,在西方自由联盟的帮助下推倒了柏林墙的德国人,理应对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国人有着更深切的同情。然而,现在的法、德两国领导人却全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如此重经贸而轻人权的对华政策,让我感到困惑和不解。
    
    众所周知,16年前,欧盟因六四屠杀而对中共政权实施武器禁运,人权问题是武器禁运的法理依据。禁运令也明确规定武器出口与人权状态挂钩。显然,是否废除这一基于人权理由的政治决定,首先应该视中国的人权状态而定。
    
    六四后的十六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日趋多元化,但经济发展像高速火车,而政治及人权的发展却像蜗牛,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不要说言论垄断、频繁文字狱、禁止民间结社、大规模宗教迫害和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即便与六四屠杀相关的人权状况也是原地踏步:中共政权至今不承认镇压的罪错,六四亡灵没有得到安慰,六四难属受到压制,因公开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遭受迫害,因反对镇压而下台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至死……所以,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处在一党独裁的阴影之下。当下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权,而不是尖端武器。
    
    我不知道,以人权问题为法理依据的禁运令,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糟糕之时,德法两国领导人声称已经无理由维持“军售禁令”的证据何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经济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为重要;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人权状况的差距更应该令人瞩目。没有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将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现在,独裁下的中国正处在两级分化——不仅是贫富分化且是政治与经济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险状态中。所以,自由国家在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不应该为了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如果仅仅为当下的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那就不只是在亵渎奠基于西方的人类共同价值,而且是在损害西方国家和全世界的长远利益。
    
    自二战以来,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和国际观颇为时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为了这样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国家的道德残忍和政治野蛮,容忍独裁者对本国国民的任意处置。然而,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及其文化与容忍邪恶的独裁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这种相对主义的国际观和文化观是典型的“新朦昧主义”,它不是缺乏财富的经济贫困,也不是缺乏知识的理智朦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义勇气的道德朦昧。正是这种失去正确道德方向的“新朦昧主义”对邪恶的容忍,撕裂了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地球村,造成人类生存的悖论: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尊重与保障,另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羞辱和剥夺;一极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主义,是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础原则的保障和尊重人权,另一极是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是不问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国的主权与文化传统的国际规则。所有的独裁国家,正是在主权至上规则和所谓“多极化”口号的庇护下,对内践踏人权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这种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残酷和野蛮,远甚于南北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我不知道,尊重人权的文明和践踏人权的野蛮之间,如何和平共处或互不干涉?
    
    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和人类和平。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类似“德国之音”这样的华语媒体,就是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支持。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境外媒体所披露的真相和所作出的独立评论,通过广播和上网,对突破中国的“信息柏林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康德逝世二百年之后,“人是目的”之启蒙之钟的鸣响,一直围绕康德这一声源。不幸的是,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处在把人作为工具的道德朦昧之中。作为一个心向自由的中国人,我在置疑德国政府的某些对华政策的同时,也感谢德国政府、德国人民和“德国之声”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我把这种关注看作是来自康德的启蒙之音的当代回响。
    
    这回响,正穿过封锁中国人视听的“信息柏林墙”,给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事业以支持。我坚信,在中国人自己的持续努力下,也在自由国家提供慷慨帮助下,中国的“信息柏林墙”的坍塌的日子,不会太远。
    
    2005年2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大纪元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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