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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
(博讯2005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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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难题
    
    二十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无疑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极权主义?]
    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尔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时,一种无比深刻的悲愤与恐惧之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合上书,我一直在想: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够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战胜极权主义
    
    大致说来,我是在一九七O年间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的。鲁迅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便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其实,鲁迅并没有充分的资格说出这句话---既然他还能公开地说出它。在最黑暗的社会里,你是听不见任何大声抗议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沉默的社会。请想一想:每一个早上和夜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响彻着[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和「东方红]的歌声。不要以为这完全是表面现象。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一切;而谁控制了思想的表达,谁就差不多是控制了思想本身。我不能不发现,我们正置身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暴虐的一个时期。我倒并不认为世界已面临末日,我毕竟知道在这个星球上确实还存在着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人民。我也不担心这个「左]的极权怪物会吞并全世界,因为它显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我甚至不相信它能维持得太久,既然它已经开始了动荡不安。但是,我清楚地,也许是过分清楚地懂得:彼处的光明不能自动地取代此处的黑暗;一个无力于向外扩张的政权,并非没有充裕的力量对内压迫,它当然不会千秋万代,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然而却很有可能耗尽我们一代、两代人的生命,我真希望有那种饮上一口,便醉上五十年、一百年再醒的药酒。可惜我知道这种药酒并不存在。不,即使人间真有这种药酒,我也不会去喝的。逃避,如果是可能的话,它可以免去痛苦,但无法免去耻辱。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极权主义,那怕我们一时未能获得成功。
    适度的压制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度的压制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度压制肯定是要伤害和侵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把一切正义的事业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且还因为它把任何伟大的精神都窒息于封锁之内。虽然我同意康德的看法,认为善在于立志。不过,除非你的善良意志能外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后果,否则它便会由于缺乏体现而无从证实。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因此,假若当它们初露端倪之际便遭到残酷的镇压,那么它们便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实现。尤其是,纵然出现了伟大的行为,如果它们不能为众人所知晓,那么这些伟大的行为也就不能获得它们应该获得的完整意义。这后一点也许更为关键,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并不可怕,因为谁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就建成的;但要是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就太可怕了,因为无数个零相加依然是零。问题在于:要抹杀一件发生过的事实,使之留不下任何痕迹,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为恐怖之处。
    每一个在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无不体尝过那种令人绝望的软弱无力之感。面对着庞大的、现代化的镇压机器,面对着你无法与之自由交流,因而显得陌生且充满不测的敌意的由他人组成的社会,你发现自己竟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击。一切自由都被剥夺,唯一余下的自由只有那任何外力无法剥夺的自由!!思想自由。可是,能够自由地思想却不能自由地表达,这对于思想是极大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思想显然要好过得多。无怪乎很多人要放弃思想,宁肯让自己敏锐的头脑麻木下去了。我想,在这漫漫的长夜,一颗自由的灵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许就是默默地拿起笔来,暗中记下眼前发生的一切,等待着有朝一日公诸于世,让全体同胞、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铁幕下无比痛苦的真实。但是,我又想,难道我们就只能作一名黑暗现实的控诉者吗?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待着别人来营救我们、等待着从别人那里获得大声说话的机会吗?难道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做出任何更主动的事情了吗?一个不屈的受难者的形象是好的,不过,如果能成为一名英勇的斗士,那就更好。
    
    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社会的途径
    
    坦率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并不知道我能够作些什么。我只是不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意相信我们真的是无路可走。我感到我们好像是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迷宫之中,出路一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死胡同,是能把探索者活活吞掉的死胡同。科学家讲究「试错法],可是和极权主义打交道却很难去「试错],因为它的代价过于高昂。全部问题在于:在极权主义这个铜墙铁壁铸成的牢狱中,究竟哪一块砖头是可以撬动的?我相信事在人为。我所说的「事在人为]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相信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其二是相信极权主义者一定会犯错误。不少人之所以持悲观的看法,以为囚禁于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人民不可能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方面固然是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偏重于从纯理论的角度考察极权社会,忘记了极权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是人,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我并不是寄希望于偶然性,因为人之要犯错误实在是个必然性。即便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社会,有可能可以完善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但是由于极权统治者自身的愚蠢和任性,他们也必定会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从而使追求自由的人们有机可乘。毫无疑问,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自身没有缺陷,极权统治根本不可能产生。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极权社会略有研究的人都深知这一点,那么,你们为什么会以为极权统治者们自己能是没有弱点的呢?
    当我们说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时,我们仅仅涉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毫无疑问的方面是,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会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把极权社会比作牢狱是贴切的,就其对人的束缚而言;但是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建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修成之后便可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分力量。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我坚信,极权统治一定是可以从内部予以击溃的。我决不承认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才能摧毁极权统治的观点。那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极权主义不可战胜。如果说当代人类社会有两大问题:其一是自由社会如何保持其自由,其二是极权社会如何克服极权,那么,从逻辑上讲,我们必须承认,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假如我们承认自由社会有可能堕入极权主义的深渊,同时又认定极权主义社会并不能靠自身的力量重获自由,那么人类的前途就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主义社会的途径。
    
    不应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期望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因为,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说来,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其可能性要远比在世袭君主制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君主更小。毕竟,君主之成为君主,靠的是血统;这就不像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一个人要当上最高领导者必须依靠他能适应那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权力斗争。一位具有君主血统而又具有自由主义气质者固然是难得一见,但一个能够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爬上权力宝座而同时具有或仍然保持自由主义倾向者,恐怕就更为难得。退一步说,世袭君主制并不能有效地担保每一位继位者都是十足老练的专制主义者,而现代极权主义社会通常都总是努力使那些十足老练的极权主义者登上宝座。再者,对一个世袭君主而言,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是来自他的血统而不是来自他的政见(在相当程度上),因此他可以推行一套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主张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权力。但是一个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的极权主义者,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来自他以往的政治活动被他的同僚所认可,所以他如果要实施一些与过去大不相同,因而也就是与难于为其同僚所认可的政策,他就很可能失去同僚的拥戴而失去权力(例如赫鲁晓夫)。
    我并不排斥最高领导层自动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可遇而不可求。它在我们的努力之外,因此我们也无需乎为之过多地思考。执迷于这种可能性是有害的,它会使人们用等待代替奋斗。这对于渴求自由的我们尤其不适合,因为只有凭借着自己的奋斗而争得的自由才可能具有其完整的价值。
    当我说我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时,我是说我不大相信在极权社会中会出现这样的领导者,他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整套自由主义方针,从而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的性质。我并不否认极权社会的最高领导层很有可能出现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为我们争取自由提供可资利用的机会。我知道并且相信,在极权统治者内部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本身不会或很难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自由化的结果,但是它们确实可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十分重视极权统治者上层的变化与斗争。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有一个巨大的弱点,那就是它不能为其最高权力的运用和交替找出一种稳定的办法或规定。这就导致了其上层变化与斗争的激烈,频繁以及不可避免。
    
    关于「文化革命]中权力斗争的几个问题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文化大革命]。为了兴建「文化大革命]这项浩大的工程,毛泽东不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而且负上了巨大的债务。正是通过「文化大单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也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不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文化革命]的客观效果是使亿万中国人民卷入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或曰路线斗争,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党的高层领导团结一致的虚假外貌打破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圣光圈消失了。诚然,「文化革命]在全国胜利地建立起空前严酷完整的控制,可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图穷匕首见]的胜利。本来,极权统治的力量在于它巧妙地结合了「理想]和「恐怖],「文化革命]的结果却是破坏了这种结合,它使「恐怖]走向前台而使「理想]失去光彩,这就使得极权统治自身陷入了不可解决的危机之中。
    考察「文化革命]中几次重大的权力斗争,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文化革命]初期,人们之所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去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固然是出于对毛泽东的迷信和对「左]的革命理想的追求,同时也是出于对刘少奇、邓小平一类人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反感。问题在于,像刘少奇、邓小平这类人,虽然与毛泽东有着许多分歧,但是他们也并非人民自由权利的守护神。因此,到了「文化革命]的中、后期,鉴于现实的日趋恶化,怀旧思想确实越来越强,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真心地希望复旧(回到「文化革命] 之前),确切地说,我们的希望不仅止于复旧。人们对被打倒的若干人寄了同情,决不意味着对他们在被打倒前的所作所为的一律认可。后来人们支持邓小平和早先人们支持毛泽东是很不相同的。早先人们支持毛泽东,是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是为了实现毛泽东的理想;后来人们支持邓小平,却是希望他自己的意志能够影响邓小平的意志,是为了实现人们自己的理想。这就是说,我们并不相信邓小平会主动地搞自由化,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有可能促进他搞自由化。
    第二、关于林彪事件。并不是所有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才改变或开始改变其政治观点的。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获悉林彪事件后,首先是感到兴奋(终于有人想干掉毛泽东了),其次是遗憾(「惜乎不中秦皇帝])。毛、林之间为了权力而火并,这一点并不费解。对许多人来说,令人费解的倒是在于那个一贯极「左]的林彪怎么会写出一篇那么「右]的「五七一工程纪要]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依我之见,不论是毛泽东先于林彪而正常死亡,从而林彪名正言顺地接管最高权力;还是林彪秘密杀死毛泽东(像历史上传说的赵光义杀死趟匡胤)而顶替王位。总之,只要林彪能在表面上正常的情况上夺得权力,他就很可能会继续宣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因为唯有那样才能够证明其权力的「正统性]。在这种情况下,「五七一工程纪要]就会永远地藏之秘室。当然,在实际措施上,林彪也会大幅度地修改毛泽东路线,但他很少可能以至于绝对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极权统治本身。反之,如果林彪不能顺利接班从而被迫与毛泽东公开对抗乃至于刀兵相见,他就一定会亮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旗号,以反对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为号召,这样他就很可能采取一些具有更多的自由化倾向的措施。换句话说,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之中十分缺少甚至于也许根本就没有真正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人物,因此,除非是他们处于某种公开的反对派的地位,从而不得不以自由民主为号召以期赢得人心,战胜对方,否则他们一般是不大肯在自由化方向上走得太远的。
    以上两点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加强我在前面提出过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可以重视,应该重视,有时甚至是必须重视高层领层内部的矛盾与分歧,但决不要一味地依赖它。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拟定我们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的立场。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任何倾向于自由民主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坚定有力的支持和深谋远虑的引导,对于任何半心半意、动摇不定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推动!---向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和一种抵制---当它们试图中止或倒退的时候;对于任何坚持极权主义的派别和措施,都是一种明确的反抗。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过分疑虑重重而失去果断行动的良好时机,也不会因为过份轻信而再一次被人出卖。自由的人乃是那具有独立意识的人。确定一种独立的立场对于我们有着至关重天的意义。
    
    追求自由还是追求权力?
    
    我知道,一直有不少人,其中有一些很聪明、很能干,他们对于自由民主的含意并非一概无知,这些人非常关注最高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他们对其中的某些派别表现出明显的亲近乃至投靠意识。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些领导人会真心实意地搞自由化,而是因为他们认为,相比之下,那些领导人较为开明。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得到那些领导人的信任和重用。他们热中于获得权力,显然更甚于坚持权利。只要能够被纳入执政者的行列或者是成为它的外围,从而能够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或大或小的权力作一些多多少少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他们宁肯舍弃自由,起码是推迟对自由的追求。
    我很熟悉这种人,很理解这种态度。在那黑暗的岁月,我所痛苦的是没有自由,而这一些朋友所痛苦的却是怀才不遇。「不遇]什么?不遇「明主](其实也不一定非明主不可,只要能用自己就行)。怀的什么「才]?统治别人的才。这些人一般都不重视自由和独立的价值,在他们各自的千差万别的「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构想中,几乎都暗含着对一个无限权力的欣赏与需求,至少是缺乏对权力应当加以严格限制的明确信念。他们批评当权者,不过是批评他们事情做得不高明,而不是批评他们侵犯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他们心目中的民主,无非是职位能对他们开放,至于这些职位本身是否必须加以明确的界定,从而社会的,尤其是个人的某种自由的、自发的活动范围是否必须加以保护,那倒是无关紧要。基于这种态度,他们最关心的就不是如何抵制无限权力的侵犯,而是如何接近,挤入那个权力中枢。
    我毫不怀疑,这些人中间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是全部)的确怀有试图利用权力作一些好事的善良愿望。但是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尽管现实中的极权统治总是搞得十分残忍、恶劣,但从理论上讲,极权统治的本意却是在于要做好事,它所自夸的一点恰恰在于,由于权力的集中、绝对,它就能够在不受任何牵制、干扰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地干好事。极权统治不是别的,它正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因此,从理论上讲,它不但不排斥,而且还鼓励并用全副力量支持那些在承认其绝对权威的前提下为其效力的人。否定极权社会的现实是容易的,因为它实在乏善可陈;否定极权社会的理想就难多了,因为它看上去那么富于魅力---尤其是对于那些统治欲超过独立意识的人。这些人所以抱怨极权社会,只是抱怨它的现实,并不是抱怨它的理想。事实上,他们常常正好在用极权社会的理想去批评极权社会的现实。关键在于:你是否坚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是否坚持权力本身必须受到制约。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某些人的立场是不一致的。我并不否认极权统治有可能接纳一些能干的好人,我也不否认这些能干的好人有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些好事,我还知道,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情况下,在其它各处均以黑暗笼罩而全部灯光集中照射在那唯一的权力舞台的情况下,这些好事,尽管在阳光普照之下多半是平淡无奇,而在那样特殊的背景下是会显得光辉耀眼的,因此它很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但是,我要指出的是:
    第一、由于绝对权力的腐蚀作用,极权统治必然会更多地干坏事,更少地干好事。
    第二、为了维护自身对作好事的权力的垄断,极权统治势必会打击一切独立于它的良好意愿和良好行动,它势必要打击那些最自尊、最优秀的人们,从而为阿谀逢迎、妬贤害能大开方便之门。
    第三、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当权者们聪明、能干,对全社会实行了慈父对幼儿般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和统治时,它也会造成整个民族在意志力和创造精神方面的退化。一个极权社会,搞得好,可以造就少数几个伟大的,或者更准确些说--显得伟大的(因为别人都被迫跪下或被砍倒)的个人,但是它一定会造成一个渺小的民族。
    总而言之,我既反对一味地寄希望于极权统治者上层的自动转变(自觉自愿地走自由化道路),也不那么欣赏舍弃对自由、独立的追求,力图通过靠近极权中心并适用这样的权力做一些事情的立场。假如说「内部]是指本国,「外部]是指外国,那么我必须说,我不相信从「内部]不能战胜极权主义;如果说「内部]是指极权主义统治层,「外部]是指这个统治层之外的社会和个人,那么我必须说,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的力量就不可能战胜极权主义。
    
    我们的特殊困境
    
    我希望在极权主义社会内部获得一种在极权统治者权力之外的力量以战胜极权主义。但是我立时发现我的这个愿望包含着某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既然极权主义社会的本质就在于极权统治者绝对权力之外再无任何独立的政治力量,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利用独立的力量去战胜极权主义呢?前不久,一位朋友向另一个人介绍他所理解的我的观点时说: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是战胜极权主义的第一步,那位听众---一个反应极快的人---当即补充一句说:也是最后一步。正是如此。假如我们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也就是说,假如我们要说什么话都必须遵循极权统治者给我们定下的框框,我们当然不可能战胜极权统治者,除非他们自己乐意让你战胜;然而,假如我们真正有了确有保障的言论自由,我们还用得着去战胜极权主义吗?它不是已经被战胜了吗?一个享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家难道不已经不再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了吗?
    这就是我们---处于极权主义社会之中的人民---特有的困境。意识不到这种特殊的困境,找不出打开这个死结的办法,我们就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我说的是「卓有成效的斗争],如果不计较成效,只谈进行斗争,那当然是可以的,也永远是可以的。严格地说:只要进行斗争,就不可能毫无效果。但要做到「卓有成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在对方火力最密集之处发动正面冲锋,你当然也会取得某些效果:你能牵制以至于消耗对方的力量,激起人们的义愤和勇气。如此等等。不过那毕竟不是最有成效的办法,如果你能找到另外的更好的办法的话。
    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充满了人们争取自由民主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可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些英勇斗争所发生的背景,我们不能不发现,他们的条件一般要比我们好一些。大多数争取自由的斗争都不是发生在绝无自由的条件之下,而是发生在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自由的条件之下,起码是发生在存在着若干缝隙的条件之下。旧式的专制主义在垄断权力、控制社会方面,远远没有现代极权主义做得那么精心,那么彻底。不错,鲁索因为他的独立不羁的思想(至于鲁索的政治思想包含着那些弊病,此处不谈)而备受迫害;不过从我们这些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人的眼光看来,那些迫害算得了什么。许多自由思想的著作遭到明令禁止,那当然是十足的暴政;可是,自己的著作被禁止何尝不是一桩幸事。我倒不是说越挨批越有名,因而是幸事。问题在于:一本书被禁止首先表明了这本书能出版,表明了这本书已经出版,表明了统治者只有事后追惩的能力而没有事先预防的能力,你能够让自己的思想有印制成书公诸于世,这本身就是大幸了,从极权暴政之下的我们的角度看。极权主义对出版实行了空前严格完整的控制,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制度都显得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漏洞百出。后来我读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岛》,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在沙俄制度下持不同政见的活动家们(其中许多公开鼓吹直接的暴力革命)的遭遇和在极权制度下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其中绝大部分根本不是持不同政见,而只是对当局,包括对地方当局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有些一甚至是忠心耿耿的布尔什维克)的遭遇的惊人区别。这种区别在中国大陆也同时是引人注目的。
    我无意替旧式的专制主义作辩护,我只是说,和现代极权主义相比,旧式的专制主义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当毛泽东宣布他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时,他实在太谦虚了,倒是后来他说的「我们比秦始皇还要厉害一百倍]这句话要比较地合乎实际。
    在极权社会中进行斗争的最大困难在于,我们甚至没有立足之处。不少人欣赏「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斗争策略,步步为营,稳步推进。可是我们应该知道,「费边社]的人们所以能这么做,首先在于他们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的出发点,对于我们来说,差不多是我们的目的地。甘地(Gandhi)的不合作运动该是很吸引人的了吧,但那首先有赖于你能广泛传播不合作的思想,而要传播不合作的思想,又首先有赖于能传播对当局的批评态度,如此等等。我想: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专横强暴的政权还算不是极端的专横强暴,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他的意思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感觉不到它的存在。遗憾的是,为了自由而进行的那种最了不起的斗争,由于它的敌人的空前强大与残忍,这种斗争对于外界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内部的绝大多数人来说,以及对于整个有纪录的历史来说,也是「不知有之]的。
    
    极权社会中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极权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其它社会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方式。其它类型的社会争取自由,严格地说,是争取更大的自由。而在极权社会中,我们要争取的首先乃是最起码、最基本的自由。我们要争取的首先是立足点。那么,怎样争取呢?在铁桶一般的极权主义现实面前,我们应当从那里入手呢?我注意到,尽管现实的极权主义社会是毫无自由的,但这个社会所依据的那个理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却不是毫无自由的。注意,我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自由的,似乎一切毛病都仅仅出在实践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毫无自由,只是说它含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因素,更准确地说则是含有若干可以通向自由主义的因素。
    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用极权主义的理论(或以这种理论为旗号)去批判极权主义的实际,历来是持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立场的人们所共同采用的办法。必须看到,用理论批判实际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其一是削弱或否定极权统治,其二是加强或完善极权统治。由于极权统治者的或顽固或灵活,上述两种后果有时可以互相转化。这就是说,有些批判,其本意是为了改善极权统治,由于极权统治者的冥顽不灵,这种批判反倒产生了削弱极权统治的效果;还有一些批判,其本意是为了削弱极权统治,由于极权统治者的惊人灵活,它们到头来被吸收进极权统治的努力范围,最后起到了改善极权统治的作用。
    我们知道,极权主义社会是一种理论统治的社会,是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涵盖了举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向,甚至还包括了对自然界、对宇宙的一套特殊的解释。不是别的,正是因为这套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被赋予绝对的权威,这才造成了完整严密的极权统治。所以,加强这套理论的支配力量,加强意识形态对实际的批判和改造功能,从根本上讲,只龙是强化极权统治本身。
    「文化革命]即为突出一例。当时的口号便是「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统帅一切」,「七亿人都是批判家]。这场大批判的结果,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是加强和完善了极权主义统治。这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它和许多这场批判的积极参加者的最初愿望完全相反。许多参加者的本意是希望借助于这场批判抑制官僚主义、削弱专制主义,使社会变得更自由一些。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人民似乎也实现了或部分实现了这些目标。可惜的是好景不常,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最终得到的竟然是一个比原先还要严酷的控制。道理很简单,当人们普遍接受「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这一原则时,不管他们各自心中所理解的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干差万别,也不管他们在高喊毛泽东思想万岁时究竟抱有多少诚意,问题在于:
    他们接受这一原则本身,首先是强化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
    这一点,毛泽东本人认识得相当清楚。在那封林彪事件后公布的、据说是在「文化革命」发动之初写给江青的信中,毛泽东把那些打着他的旗号搞「革命]、搞「批判]的人的作法喻之为「借钟馗打鬼]。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完全意识到许多人只是在利用他的名字而已。那么他为什么要乐于被他人利用呢?因为他十分懂得,「借钟馗打鬼]的一个直接效果,首先是强化了「钟馗]的权威。如果说有些人希望利用毛泽东,那么,毛泽东则利用了他的被利用。凭借着由此获得的绝对权威,他就可以在后来,一方面接受和保留下前一阶段「大批判]的对他有益的结果,同时又抹杀和压制下那些对他不利的结果,从而造成了一个更加绝对的专制统治。
    众所周知,「文化革命]中的许多造反派,就其思想深处而言,原来是和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的右派份子同属一类人。事实上,在「文化革命]初期,他们也确实被当权者们打成「右派]。但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使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相信:压制群众、压制民主的原来只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而毛泽东本人倒是支持群众、主张民主的;另外一些人或许更谨慎些,他们对毛泽东本人也未必完全信任,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很可以利用毛泽东的旗号去反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东西。由于任何理论都具有相当的模糊性或灵活性,因此都不难做到(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让这套理论「为我所用]。于是,人们纷纷投入到造反的洪流,办报纸、搞组织,好不热闹。可是,像这种「奉旨造反],或日:「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于最高权力的自主性。这一来是因为当时许多人本来就没有独立意识,许多人相信他们自己是「和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二来是因为整个造反活动既然打的是「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旗号,这个旗号本身妨碍了他们的独立,而使自己的生死存亡严重地依赖于领袖的意志。
    假如我们把「文化革命]中毛泽东发动群众造反看成是一种双方的互相利用:毛泽东利用群众造反去打倒他的政敌,建立起具有极端个人色彩的全面专政;群众则试图利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反对官僚主义,乃至反对极权专制本身,那么我们得承认,这场互相利用是各有得失,但基本上是毛泽东利用人民的地方较多。等到后来,人民中独立意识日益增强,毛泽东就及时收回了对造反派的支持,转而借用原来他一度压抑的力量反过来压下了所谓造反派。在所谓保守派一方,多少也有类似利用与被利用的情况。有人奇怪「文化革命]分明是造成了两败俱伤,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不论是工人、农民、军队、学生还是干部,都在「文化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损伤,那么这个运动何以能搞得起来并搞得下去?这就使人想起狐狸给两只小熊分饼的寓言。只要抱有各种不同动机的人们都宁肯通过借用最高权威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就会使得那个最高权威有可能交替地采用拉甲打乙和拉乙打甲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打着红旗反红旗]策略所包含的巨大危险
    
    以上所说,当然不是对「文化革命]的全面解释。我只是打算根据「文化革命]的一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指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试图采用以极权主义的理论批判极权主义实际的办法去实现我们的愿望,乃是一种包含着极大危险的办法。其危险在于:这种作法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强化了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而这种强化在现实的政治领域中便意味着强化最高统治者的无限权力。
    也许有人会说:强化一种抽象的理论的权威,不等于强化具体的现实政治权力的权威。相反,我们正可以用前者去限制后者。这些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极权社会是一个高度的政教合一的社会。这个社会声称:只有真正掌握了真理的人才可能掌握权力。而这种说法翻译成现实政治的语言则是:只有掌握了权力的人才占有真理。这和古代中国具有批判精神的儒家思想每每为专制君主所用来替自己辩护出自相同的逻辑:儒家坚持认为,唯有得人心者,得道者才能得天下,于是,那些得到了天下的统治者们就很方便地以自己的成功为证据而标榜自己得了人心得了道。极权主义社会向来提倡「真理必胜]的简单逻辑,唯有如此,它才能使胜者垄断真理的美称。而民主宪政社会恰恰在于它并不认为掌握了权力的人一定就是最有真理的人。民主宪政社会中统治者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在于它是按照既定的程序、规则而获得权力的,极权专制社会则拒绝关于程序、规则一类概念,而把权力直接和真理拉在一块,以是否有真理作为其权力是否具正当性的唯一根据。这绝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抬高了真理的地位,事实上它主要的倒是强化了权力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极权社会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换句话说,关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很不全面的。这种说法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谁在意识形态争论占据优势,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影响或权力。有人甚至总结说,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斗争中,总是具有意识形态正统性的一方获胜。这恐怕刚好把事情弄反了。事实是,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权力斗争中,总是获胜的一方宣布自己才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的意识形态的理性争论。
    道理很简单,当中共宣布马克思主义是全社会唯一的指导方针时,其实它远远没有为政府的决策和人民的行为提出什么有足够明确性的规范或约束,因为人们可能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多种多样的解释。因此,它还必须进一步确定:究竟谁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谁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解释者?这样一来,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上权威,就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现实的、具体的一个机关、一个个人的头上,而这个机关,这个个人也就轻而易举地从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的排他性那里获得了对其他机关、其它个人的排他性。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建立的过程中,是那些具有理论权威的人占据了政治权威的位置的话(其实也不尽然),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一经建成之后,便是那些具有政治权威的人占据了理论权威的位置。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在革命成功前,谁最精通马克思主义,谁就可能当上最高领导,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则是,谁当上了最高领导,谁就被定义为最精通马克思主义。
    人们普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我上面的论断: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列宁、毛泽东)一般都兼有理论家的身份,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例如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和华国锋、邓小平等)都显然不具有理论家的名声,但在他们掌权的时候,他们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争论的最终裁决者。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统治国家的真实状况。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不只是必须遵从一套唯一的教义!---马克思主义,而且还必须遵从这套唯一的教义的唯一的解释,即最高当局的解释。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我觉得有必要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发。不少人不大明白意识形态在极权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因而他们很容易对整个极权社会的实质和运行方式发生种种误解。如果我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被当作唯一的指导方针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一定有人会以为我是提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不答自明,不言而喻、答案即暗含于问题之中的问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随着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这种变化当然是逐步完成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变化,它从一种理论、一种学说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唯一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它从思想的领域进入到政治的领域。这意味着它从原先的「要人相信]变成了「要人服从],这就排除了人们从「外部]对它进行批判和反对的权利。而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批判马克思主义就被视为在实际上反对治国的基本方针,乃至于成了反对国家本身。然而,一旦从「外部]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能,那么,从「内部]批判马克思主义也就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在这时,只要你的批判(其实也许只不过是另一种理解)被当权者指责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因而「在实质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那么你就会被逐出讨论的圈子之外。这就是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未必是极权主义的,但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他们也就改变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其次,通过确认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转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既然毛泽东本人显然要比其它人更是权威地体现毛泽东思想,因此这就导致了毛泽东个人权威的确立。又由于毛泽东个人权威的确立,归根究柢,是出于把一种抽象的权威变为具体的权威的政治需要,所以它不会随着毛泽东的去世而消失,这种个人权威将体现在其后继者的身上。这一变化造成的后果是:主义的统治变成了人的统治。
    通过上述变化,马克思主义便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了,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另外一种与官方解释不同的理解,他将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他的理解从纯学术的角度看来多么高明。当然,我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中没有任何制约力量,或者说这种制约力量仅仅具有空洞的形式上的意义。并非如此。假如我们的领导人要公开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明确宣称要放弃和修正马克思主义中最基本的目标(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等等),那些宣称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表示反对,而面临着这种反对,最高当局是很难进行压制的。
    
    马克思主义国家意味着什么?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一、当一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赢得了政权并宣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唯一的指导方针时,它的真实涵义往往是,这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将统治一切,在它的意志之外,没有任何组织或活动有合法的存在余地,它的权力具有不容反对、不容撤换的绝对性。
    二、这个最高领导将把它所作的一切都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它的行为作为论证。它的一切,也只有它的一切才被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它所有与之不同的解释都事先就遭到了拒绝。
    三、这个最高领导受到的唯一限制就是,它不能公开地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它不能明确地放弃诸如消灭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等基本主张(但是它可以把这些主张的兑现任意地提前或无限期地延迟---依当时情况而定)。
    根据上述三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知道: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为借助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逻辑,领袖代表了、事实上是代替了人民。领袖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而任何来自人民的意愿,如果它不符合于领袖的意志的话,它就不被认为是人民的意愿。
    不仅如此,这样的国家也决不是什么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共产党实际上并没有统治国家,是党的最高领导们在统治着国家。共产党之所以能以专制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共产党的领袖们以专制的办法治党。
    所谓民主集中制异常清楚地揭示出共产党的领袖们以专制的办法治党这一秘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最高简短的概括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它所强调的是片面的服从,是义务,而不是权利。它完全回避了第一条---「少数服从多数]与第三条---「全党服从中央]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当中央(它无疑在人数上是少数)与全党或全党中的多数发生意见分歧时该怎么办?由于否认不赞同中央或反对中央的意见或派别有公开传播自己观点的充分机会,所以,中央可以预先防止任何党内反对意见形成可见的多数,这就造成和维护了中央对全党的专制地位。本来,全党的代表大会是唯一的可以显示多数权威的场所,但是,由于中央可以任意确定开会的时机,并且更重要的是,中央可以明确地要求下面按照它提出的标准确定出席会议的代表人选,而它的标准直截了当地就是坚决拥护现行的中央路线,这样就使得每一次代表大会变成了中央一手操纵始终的一场戏剧。中共三十多年来的历次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和所谓路线调整,没有一次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进行的---一切都在幕后预先得到了解决。这便是共产党不过是党的领袖们手中的驯服工具的最有力的证据。民主集中制---这本来是共产党的原则--也被写进了中国大陆的宪法,它表明最高领导对全国的专政,不过是他们对全党专政的简单的向外延伸罢了。
    由此,我们就应该懂得在极权国家中,所谓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样,同属神话;而且前者比后者更是神话。那种以为人民民主不可为,转而希望在共产党内先实行党内民主的人显然是误解了极权国家中党的真实面目。事实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二者要有都有,要无皆无。因为对党专政和对人民专政完全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
    基于同理,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造成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的瘫痪是「破坏了共产党国家统治常规]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所谓党的领导本来就意味着领袖们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只是作为工具而存在,所以不是不可更换的。「文化革命]没有破坏共产党国家统治常规,它只不过是把这种统治的实际内容或日本质联系加以暴露而已。至于这种暴露会引出某些有益的教训,那是另一回事。
    「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含义.
    如果把前面总结的三条翻译成官方语言,那便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宣称他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他们的真正意图就是我在前面归结的三条(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鉴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强调在这六条标准中,坚持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最重要。这也就意味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最大的罪名。邓小平在一九七九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他也特别强调其中的「坚持党的领导] 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两项原则)。认识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一直有不少人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抱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他们不懂这两条原则的真实含义,因而他们常常对现实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做出不恰当的解释。
    一种最常见的误解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不少人以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冥顽不灵,是由于我们的领导人过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致。所以,他们一看到某些领导人谈到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要「注意结合中国的国情],乃至于要「敢于抛弃那些不准确的,过时的个别结论或原理],并且表示「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解决今天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他们就兴奋异常,以为这是一种根本性变化的征兆,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殊不知共产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一类在夺权中获得成功的共产党,从来就是十分灵活的。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来就是以极其实用的态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孟什维克要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斯大林挖苦他们是「躺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上]);比起毛泽东,王明显然更带教条气味。对于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不可侵犯,其目的主要是用来说明自己统治的正当性。因此,这种强调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它既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同时又会为别人批评提供依据。
    林彪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当他说:「马克思离我们太远]时,他无非是在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作铺垫而已。所谓:「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语)那是指的毛泽东的话,而不是指马克思的话,否则,人们就很可以用马克思来批评毛泽东,用「先王]的名义反对「后王]了。儒家提倡: 「法先王],与其说是出于保守,不如说是希望给当朝的帝王多少一点限制;而「法后王]则意味着赋予当今的执政者绝对的权威。在这点上,共产党像法家,总是提倡「法后王]。华国锋何尝是真正的「凡是派」?他逮捕「四人帮]、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东]显然不是「照原来的方针办],他之所以在口头上大谈「凡是],不过是希图以「先王]的名义为自己「护法],不过是为了压制邓小乎出山。从原则上讲,邓小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和共产党其它领导人并无两样。一方面,他需要从肯定「先王]的权威而获得「正统]的名义;另一方面,他又需要部分地否定或抛弃「先王]的权威而放开手脚,实行自己的一套。由于邓小平是作为被「先王]毛泽东公开否定的人物而「复辟]上台的,加上他确实打算对长期形成的传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就使得他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修正意识和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既然邓小平从来不曾在我所指出的三个方面表示出改变的意向,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对他领导的这场改革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加以怀疑。事实上,我可以说,那些对这场改车的「马克思主义]性和「社会主义]性表示怀疑并从而感到兴奋的人,说到底,仍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或曰社会主义国家究为何物缺乏洞见罢了。
    充分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灵活性是十分重要的。它告诉我们:除非明确地要求限制党的绝对权力,肯定人民的基本自由,否则,我们的批判并不能改变我们社会的极权本性。有的批判,看起来十分尖锐;进行这一类批判常常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是归根结柢,极权社会是能够容纳和接受这类批判的(有时是正大光明地接受它们,有时是不声不响地接受它们,有时则是通过一番改名换姓之后接受它们)。一个「从谏如流]的专制君王依然是一个专制君主,而且往往是更精明、更厉害的专制君主。历史上那么多坚贞敢言之士之所以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自由的制度或传统,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所提出的具体的这个主张或那个主张能否获胜,能否为帝王所采纳,而很少乃至于从来没有注意到普遍的、抽象的自由权利的确立。他们只是要求皇帝作一个好皇帝、政府成一个好政府,而并不是要求限制帝王的权力,规定政府的职责范围。事实上,直到今天,许多对现实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人仍然采取的是和前人类似的立场。我并不否认这种立场的积极意义。毕竟,好政府总比坏政府好。更重要的,由于一个专制的政府往往搞得很糟,它常常会拒绝、会镇压那些对全社会有益、对它自己也无害的意见,这就有助于把人们的怀疑与思考引向深入。而忠臣与叛逆则只有一步之差。但是我自己并不打算扮演这样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
    
    前面说过,我认为,要改变极权主义社会的现实,我们应当抓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所说的理论,并不是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所包含的若干自由主义的部分。对此,我不妨再作更细致一点的说明。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没有自由民主,并不仅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不错,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中,你都可以发现大量的关于自由民主的词句。在我们历次的宪法上,自由民主的条款似乎也一应俱备。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在理论上已经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概念,似乎全部问题不过是一小批居心叵测的家伙在那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假如真是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写在纸上的东西,只有经过人们的奋斗才可能变成实际。但是,一种概念既然在理论上得到了肯定,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概念,即便是最有权力的人也不敢公然地表示反对,这就使得人们在为之斗争时获得了一种主动,而那些压制这些斗争的人则处于理不直、气不壮的被动地位。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却是,当局可以公开地、理直气壮地镇压人民为自由民主的斗争,且不管这些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何等的温和无害。关键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固然接受了自由民主的词句,但却赋予了它们以完全不同的特殊内容。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由民主等概念的本义。按照这种被歪曲改造了的所谓「自由民主]概念,共产党领导集团所做的一切,依据定义就是自由的、民主的,而一切与之不同的思想和行动则是不自由、不民主的。它把自由民主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从而名正言顺地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问题。严格地说,没有一个国家的理论和它的现实会是完全矛盾的。人类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观念作工具而形成的。一切力的暴政无一不来自词的暴政,这就是说,假如暴力仅仅是暴力,假如它不能用一套观念系统诱骗善良的人们为之效力,假如它不能用这套观念系统解除人们对之抵抗的精神装备,它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情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积极分子们对亲朋师友的无情揭发,还是受害者们痛哭流涕的悔过检讨,那都绝不仅仅是出于物质引诱或物质压力的结果)。
    毫无疑问,在极权社会争取自由民主的第一步应是重建自由民主概念,重新发现和阐明自由民主的真谛。这种重新阐发不可能简单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因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自由民主概念的原来意义多有扭曲,更不用说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钦定的「马克思主义]了。但是,在极权社会中重新阐发自由民主,你又不可以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不可以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主要还是出于有效的启蒙的考虑。什么叫启蒙?启蒙就是运用对方已经懂得的道理,启发他们去掌握那些他们原先不懂的道理。毕竟,由于长期的封闭式的宣传灌输,中国大陆的大多数人民,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只知马列、不知其它。因此,你只能借助于大家都懂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引导他们掌握自由民主的道理。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势必会遭到大多数人的排斥。
    看来,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困局。一方面,正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钦定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自由民主的观念;另一方面,我们要重新阐发自由民主的真谛,又不可以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和钦定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冲突。走出这个困局的办法是,找出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它们既能集中地体现出整个自由民主思想的精髓,同时又和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没有直接的抵触,甚至还能从官方的意识形态那里得到某种程度的支持。依我看,言论自由就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言论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的阿基利斯之踵
    
    基于以下六点理由,我极力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一、关于言论自由的原则是简单的,稍有常识者即可正确理会。
    二、它的含义是明晰确定的,不容易混充。假如一个政府宣布它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在它所有的报刊杂志书籍会议电视广播中,都见不到公开的重大的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那么它显然是在撒谎。
    三、它对于极权统治是一种致命的攻击。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阿基利斯由于浸过神水而全身上下刀枪不入,唯有其脚后跟由于不曾浸泡过而承受不住攻击。极权统治的致命处就在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它借助于全面地控制思想而变得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它又由于不能公开否认言论自由原则而暴露出自己极为虚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对人们思想言论的严密控制,极权统治就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即便是那班处心积虑的极权者也无法公开拒绝言论自由的原则。这就使得他们在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得不处于劣势、处于守势,而且必然会节节败退。
    五、言论自由原则对最大多数人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它不像其它一些往往是更激烈的主张,很容易引起一些人不无道理的疑虑,特别是关于必要的社会安定的担忧。没有人会相信有了言论自由社会便会陷于混乱的无稽之谈。
    六、明确地、公开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并不需要过人的勇气,这就龙让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来谨慎小心的人们也参与到抵制强权的正义斗争中,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而又温和的压力,有力地推动我们的社会向着真正的自由迈进。
    前述第六点非常重要。道理并不复杂:一般来说,对极权社会的弊害进行直接的抨击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然而,公开地宣扬和坚持言论自由这样一种抽象的、具有中性色彩的原则,显然就要安全得多。在帮助人们走出极权统治的恐怖阴影的最初几步时,我们必须顾及到多数人现有的勇敢程度。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深入了人心,那就给各种更尖锐、更彻底的批判提供了有力的保护,从而也就给人们从根本上改变极权制度创造了前提。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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