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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紫丹:这是阴谋——从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派的归因说开去(下)
(博讯2005年6月11日)
    
    
     (博讯 boxun.com)

    三,说来说去还是“阴谋说”
    
    
      毛泽东气急败坏,一怒之下甩掉了“阳谋”这块遮羞布;现在更加无耻地原形毕露。他说:“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虽然这比说“你讲我男盗女娼就男盗女娼”更加无耻和无赖,但这总算是他打自己嘴里承认了是“阴谋”。
    
      第一,果如前引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所说,“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这时候部长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随后他便成为“引蛇出洞”阴谋的施工者了。
      据第一号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回忆道: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完全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份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整风号召,大讲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跺(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不都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一直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对李维汉而言,章伯钧是他钓到手的一条大鲨鱼,自可邀宠于毛。但远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还记载着如法炮制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到了北京的吴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
    
      第二,当时上海有人问刘宾雁:“党中央整风的决心大不大?”刘是个年轻气盛、忠诚直率、从不设防的人,他随口答问:“毛主席的决心大!至于党中央嘛,还得走着瞧。”后来传说:“刘少奇、彭真一线,向毛主席施加压力。” 现在真相已明,当他们对毛的“引蛇出洞”阴谋心领神会时,党中央就成为一个共同迫害知识份子的沆瀣一气的阴谋集团。各个领导都是施展阴谋诡计的能手。他们用实践证明:“有人说这是阴谋”是千真万确的,现在,让彭真现身说法。
      戴煌说,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阴谋诡计而被划为右派的。我读他写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感慨万分。他的历史能红得滴出血来,幼年当儿童团长,十几岁参加新四军,后为中共打内战,当随军记者,建国后到新华社,参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还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学院调干培训,他是班级的党支部书记。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遗臭万年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反右运动。在这之前,他没有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
      反右展开之后,彭真亲自召集了首都高校党支部委员以上干部的联席会议,戴煌参加了,望着彭真那伟岸的身躯,满面的红光,诚恳的态度,听着他宏亮的嗓音:
      “反右归反右,整风归整风。我们党内的同志,机关的同志,还要继续帮助党搞好整风。有什么说什么,有什么问题还得改什么问题。经过前一阶段的整风,表明党内的问题的确不少……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就象封建把头一样,骑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拉尿,这样的人不整整行吗?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应该说,而且说错了也不要紧,和‘章罗同盟’他们攻击共产党,企图和党在中国平分秋色,显然不是一种性质……”
      彭市长的一番话,引起他审视自己的党性,心中明明有一些忧心的问题,如回到苏北故乡,看到惨败的景象和乡亲的怨声载道;以及认为,神化与特权是中国的最大隐患。这些并未积极向党提出,帮助党整风。
      6月13日,新华社召集在外交学院学习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言了,主要是谈反对神化与特权。他指出,现在已经开始了对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不管对不对,科学不科学,那就一定千真万确,一定是马列主义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毛说,我们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还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有6亿人口,打掉了3亿人,还有3亿人,一样建设社会主义。可帝国主义国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机起来造反了,从而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革命……
      戴煌认为,就说美国人民吧!他们今天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车,去揭竿而起闹世界革命呢?
      后果就悲惨了:挨批、挨斗、划右派、劳改……百般苦罪,概括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第三,引蛇出洞的伎俩,屙脓尿血的人格,卖国的嘴脸,鳄鱼的眼泪。说的是,周恩来不杀王造时,王造时却由周恩来而死。
      王造时是政治学博士,29岁的大学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为罗隆基、彭文应)之称,长有“爱国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邹韬奋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天真烂漫,笃实敦厚”。
      所谓“七君子”,都是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钧儒、沙千里、李公仆、章乃器、史良。在周恩来操控下,以抗日为名,大事反蒋。于1936年12月22日他们以“危害民国罪”被关进苏州高等法院监牢。他们虽被利用,但确是出于爱国热忱,故获释后,得到“爱国七君子”美名。我谓“利用”;你不相信吗?试看,“爱国七君子”若真的爱起国来,中共又是何种态度?
      1941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头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电”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与日本天皇陛下,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拉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冈洋右及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述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莫洛托夫(签署);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岗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界人士反应强烈。中华民国政府郑重声明,对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宣布无效,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澄清。
      亲苏亲共但又自认是中国人的人士,不仅无法面对别人的质问,也无法面对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义愤填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4月7日2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也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黄炎培等,他们的救国会经过讨论,表明态度,由王造时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内称:“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州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这一下可大大地触怒了中共,同时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卖国嘴脸。
      章乃器的妻子胡子婴在她写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中回忆道:“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其中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沉蘅老表示救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没有接受。”半年后,他们夫妻离婚。这事我们不管,我们关心的是其卖国。
      共产党对王造时记仇在心,解放后先让他失业,后给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当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泽东去苏联给斯大林祝贺70大寿时作为献礼,就在民主党派中唯一地宣布解散了救国会,以谢罪于斯大林大元帅。
      在《沉重的1957》中载有王造时的有关此事的遗稿:1957年写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的交代”,其中写道:
      当时,“在重庆救国会的重要负责同志开会讨论这件事的结果,认为救国会运动是由于日本侵略东北而起的,中国抗战也是为着这个问题。苏联虽是我们最好的友邦,但是这个协定实在地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大家认为有公开表示的必要,当场推举我起草,张申府审查。我随即拟了一个致斯大林大元帅的公开信,表示该项协定是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认为是很大的遗憾。张申府看过之后,旋经开会修正通过。当时我们七个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邹韬奋同志生活书店被迫已迁往香港外,我们六个人都在重庆参加会议。(记得王炳南,张友渔同志等也参加会议。)开会决定:由沙千里誊清两份,于次日在史良家签字。签名的有沉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仆、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和我九人……”(第106页)
      这封公开信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斯大林。为缩小打击面,造谣说是王造时一人干的。
      “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按照《真理报》的调子,说成是斯大林的一种策略:让日本的矛头向南(专门侵略中国-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苏联),免使苏联腹背受敌,便于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国。因此,那条约及宣言是正确的。”(第107页)
      王造时政治上受冷遇,经济上处困境,心理上陷苦闷,采取了少说话,不写作,免是非的消极态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一派万紫千红!中共中央统战部消除对他的误会。3月27日傍晚,周总理接见了他,晚宴上,一边给他夹菜,一边聊天,回忆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岁月。后来又谈到让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复救国会的问题。实在可以说是 枯木逢春。王造时舒心之情,可以从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写给周总理的信中看出:
    
    周总理:
      二月下旬我进京参加全国政协,三月间与统战部两度谈话结果,得将1941年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所引起对我的误会及其间的是非问题,相与澄清,多年来私衷的闷惑,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运的是您在万机待理之中还邀请我作一恳谈。您那冲旷的襟怀,诚挚的态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种为国家为人民多方谋虑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动,永不能忘。您提出我来北京工作及恢复救国会各节,我定当从祖国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虑。同时,请您接受我至诚向往之忱,随时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工作,无负盛意……”
    
      关于“恢复救国会”,遗稿记载: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总理召见。在谈话中周总理曾经问我是否考虑恢复救国会的问题(既然恢复,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复说要问沉钧儒,史良和其他与救国会有关系的朋友(为什么单单问你?)。周总理说,当初解散救国会是一个错误。毛主席看见民主党派抗美援朝的联合宣言没有救国会的名字,认为是一种损失(装迷!那是谁叫解散的?)。周总理说我当初反对解散是对的。(那就是说,第一,当初你是反对解散的,这一点先肯定下来;第二,你是对的,党是错误的,别人不反对也是错误的。)我答复说,我当初也不是绝对反对解散,我当初的意见是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解散,救国会也就应当解散;如果其他民主党派还有历史任务,救国会也就考虑不解散……(真是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当初为什么单单提出解散救国会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个民主党派?现在又为什么单单问你是否考虑恢复的问题,而不问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现在都是比你更具分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卖了你,你还要老实巴脚地替人家数身价)”。(第109-110页)
      王造时误以为报国有门了,积极性也上来了,热情地投入了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之中。他这条本来是冻僵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气给哈出了洞;正好给共产党划右派。
      不仅仅斗他现行的右派言论,还挖他反苏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帅的历史罪恶以及要“恢复救国会”的阴谋活动。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总理发出求援信:
    
    恩来总理:
      六月十二日晨缄上一函,并附呈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和上海市政协的发言两纸,想蒙鉴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学会(我忝为该会副会长)及市政协政法组(我忝为该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谈会,主要对我在宣传工作会议及新闻日报座谈会的发言,作尖锐的批评,我得到了很好的启发和教育。但在批评之中及各报发表关于我的消息,动辄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实不胜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来,由于家庭叠遭不幸事故,加以自党对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缄默,不敢有所献议,诚恐言或失当,于公于私都无好处。本年三月间在京得有机缘同统战部及救国会诸友畅谈之后,相与澄清了一些历史上的问题,复蒙我公召见恳谈,猥承勉励,精神为之一奋,私衷自矢,今后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应竭忠尽虑,以图报答。适值党大力号召放鸣,广开言路,我鉴于官僚主义相当普遍,激于爱党爱国之情,感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顾虑,放胆为言,殊不料由于对政策的体会不够,对社会的观察不周,所发生的客观效果徒加了党和政府的困难,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此虽非始愿所及,但后果责任理应由我来负。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乱之诮,我不仅愧对党国,愧对我公,抑且愧对自己。我将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地作一书面检查,以冀弥补损失于万一。但若强我承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右派人物,则违心之言,我所不为。恐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无裨益也。
      承您关怀备至,我当此疑难,心怀又不免向往您处。诚知您正在开人民代表大会,原无暇晷处理琐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参加人代会的刘述周部长,由此间负责同志约我面谈,指示对我的要求,使我能够认识问题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书面检查,纠正不良影响,同时不强我作言不由衷之论。如果您认为我当面聆教更为妥当,我也可随时入京趋谒。
      我的长儿长期患精神病于上海医院,幼儿初患精神病于南京医院,长女神经曾受刺激在家修养,而爱人则于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个人也有血压嫌高及风湿痛之病,自顾孑然一身,原无所求。如能以残余年华追随党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砖一瓦之用,而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诚衷心所祝,殊不愿抑郁困死,徒负您临别相期的至意。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诸希谅察。谨致
      最敬仰的敬礼!
               王造时上
    
      就象我们可以“预报”准确昨天的天气一样,我们充当事后诸葛亮可以判断周恩来决不会给他回信,相反,倒会去问一问他信上所说的“刘述周部长”:“王造时这棵大毒草锄得怎么样了?”
      可怜的著作等身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成了被人奚落为“检讨”等身的王博士。最终死于上海第一看守所。
      当七君子住国民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去解救他们,神气十足地斥责庭长道:“我们有事要找院长,他为什么不见?就是蒋,我要见,他也不敢不见。你们的院长为什么不出来?”
      王造时被释放出狱时,带着他在狱中翻译出的他老师拉斯基的名著《国家的理论与实际》一书。
      当他住共产党的监狱的时候,宋庆龄哑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释放,死时还带着手铐一副。
      倒是周恩来总理有情有义,《沉重的1957》写道:“一份关于王造时病危的报告,终于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
      “人民的好总理马上打来了长途电话,要求尽力抢救王造时先生。王造时被送往上海瑞金医院抢救……
      “然而,王造时此刻已危在旦夕,气息奄奄,带着手铐躺在病床上。听说周总理打来电话,他胡须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页)三天后他死了。
      他的小女儿王海容,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也划了右派,刚在医院动了乳房癌大手术,现拖着沉重病体边哭边奔,赶往上海龙华火葬场。
      说了半天,还没说王造时的右派言论是什么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五版上,载有他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放毒”,题目是“我们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还配发了他发言时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说: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大家当然懂得,实行却不太容易。拿一个或许是不伦不类的比喻来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养,难得虚怀若谷;做魏征的非对人民事业有高度的忠诚,更易忧谗畏讥。我想,现在党内各级干部中象唐太宗的可能很多,党外象魏征的倒嫌其少。”
      这就是他 获得“自比魏征,向党进攻”的罪名的根据。
    
      第四,“大约三年以前,在香港的一本《华人世界》刊物上,我读到了徐铸成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里面写到的一件事情令我至今难忘:
      “反右斗争初期,周恩来还召见过一次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的龙云,要他承认和时任民革中央常委兼全国政协常委的陈铭枢,结成一个‘龙陈联盟’。如果他能答应下来,周恩来保证他的生活待遇一切不变。
      “尽管自己已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批判声中岌岌可危,却没有片刻的犹豫,龙云当时就拒绝了,他说:这真成了天大的笑话,国人众所周知,过去我是云南的土皇帝,土军阀,而陈铭枢做过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过伪行政院院长,算是蒋介石的嫡系。将我们两个风马牛地捏在一块,这事怎么能行呢?
      “军人出身,戎马半生的龙云,比不得多愁善感的章伯钧,只要他第一次不肯答应下来,那就永远不会答应,即便如浑身都是外交细胞的周恩来,也就只有徒劳而返;或许,这事终究让始作俑者觉得了某些荒唐,周恩来召见之后也就不见有新的动静……”
      徐铸成先生还在文章里提供了这段史实的出处:
      “他是听一位在国务院参事室任职的老人讲的,这位老人是龙云生前的好友。龙云在云南当土皇帝的时候,前者则在云南省参议会做事。我想,无论是徐铸成,还是那位老人,大约不会也风马牛地捏造出这一段情节来,他们直到行将就木前说出来,写出来,无非是要为历史保留一点真相……
      “显然,不经十分警惕党内党外有人结成联盟、可又偏偏嗜好在历次运动中炮制出种种‘集团’来的毛泽东的授意,周恩来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动作的。”(《禅机1957》第462页)我所以宁肯逐字逐句照抄,而不转述,一则是由于要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这个资料及其观点,是理应属于胡平先生的,我不能掠美;二则,我认为,材料愈接近原始愈好。
      不过,我们由此看到,毛泽东真是个黑心肝,烂肚子的人,始而把两个“反贴门神不对脸”的人,硬着手脖打成“章罗联盟”;继而又要风马牛地捏出个“龙陈联盟”。前者,阴谋得逞;后者,阴谋流产。尽管毛的阴谋已玩得臻于炉火纯青;。但你就相信吧:大凡阴谋家之成功,断然只能是“得逞”于一时;试问:“章罗联盟”于今安在哉?伴随着“章罗联盟,天下奇冤”的结论,阴谋家的嘴脸原形毕露,一同载入史册。由中共左手捂、右手盖的大阴谋家毛泽东的险恶、丑恶、凶恶、邪恶、罪恶的被全部、彻底揭穿,被全部、彻底清算,虽已拖过了上世纪末期,但决躲不过本世纪初叶。这是中国人民定要,也定能做到的事情!空口无凭,《谁是新中国》和“九评”在中国大陆引起的巨大反响,即为实证。
      当然,人们也愈益认清了周恩来助纣为虐的角色。
    
      第五,毛泽东把阴谋定为国策,人们生活在阴谋的笼罩之下,迈步在密布的陷阱之间。
      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重庆向4000多名党内外干部发表讲话时,要求打破“五怕”思想。这“五怕”是:
      一,怕党员不许放,不许鸣。李富春说,党和毛主席都表示要大家大胆放,大胆鸣,用不着顾虑什么;
      二,怕整。他说这大概是因为“三反”、思想改造运动和其他运动时,有些人被整过,感情上还有影响。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已不同了;
      三,怕说错。他说共产党还常常不免犯错误,错了大家可以讨论、纠正。要是大家都怕说错,怎么鸣得起来争得起来呢?
      四,怕“围剿”。李富春说,党中央对“围剿”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情况,已经提出了批评。王蒙的作品有缺点,也有正确的一面。是真理就不会怕围剿,真理总归是真理;
      五,怕得罪人。他说那更不必顾虑。大家鸣大家争论,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以求得共同的认识。
      5月18、19两天,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共计听取了13个小时的意见。
      大家反映最强烈的是:党群关系紧张,在于有些党员对知识份子看法不对头。人事部门只知道政治历史,不知道学术历史,有了什么事情就去翻档案袋,查老帐。党群关系不好,还因为中间隔了一层年轻的党团员和所谓的积极份子,他们中的不少人,根据领导的胃口逢迎领导。又根据自己的利益去使领导偏听偏信……
      陶铸就此说道,今天没有谁是旧知识份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经过这七年,党和大家已互相了解,急风知劲草,大家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他要求教授们打消一切顾虑,大胆讲话,坚决揭开这两校的盖子来。(转引自《禅机1957-上》第170页)
      5月底6月初,有一天下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听取了学校鸣放情况后说:你们几所大学老教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翘尾巴的专家、教授、民主党派成员多,有影响的人物多,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以便聚而歼之。你们几所大学鸣放得还不够,因为党委力量强,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最后着重交代说,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转引自上书第260页)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对于中央关于大鸣大放的通知,是赞成的,他更欢迎知识界的人士能给政府提意见。
      在聚集的高级知识份子中间,他真诚地请求他们说:“我们党员中有一些人,说打通思想时是我打你通,谈说服教育时是我说你服,没有想到自己也有不通之处和必须教育的地方。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武汉地区最近“放”了一点。但很不够;“鸣”了一些,但很没劲。为何放不开,鸣不起来?有人说,党群之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钢筋水泥的,砖的木的,还是纸扎的?我们要研究它,并且不管是什么,都要打倒它,用整风的办法打倒它。我们省委对科学、教育、文艺是外行,今天向大家请教打倒墙的办法。”
      王任重的讲话,在二十多个高级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纷纷把心里想说的话抖出来,对国家的热爱,对政府的信任,使他们说话无所顾忌。
      马哲民,这位中南财经学院的院长更是如此。当然,他的发言也就更加尖刻。
      他慷慨激昂:“解放以来,知识份子有进步靠拢党是事实,但与党有距离也是事实。解放以来,知识份子遭遇上有些苦水。老干部对知识份子不信任,不尊重,看不出与反动派的分别,或者根本看不起,所以在运动中常把人民内部的问题与敌我问题混淆起来,而不少运动又是以知识份子为重点。所以人人自危,觉得国家有前途,个人没前途,活下去没意思。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现象……”
      这是一次座谈会,一次由早晨到下午六点多的座谈会。报纸评论说,人们去拆“墙”了,去拆党和非党之间的墙了。一件无法估价的重大工程在武汉地区也开工了。(见1957年5月13日文汇报)
      春华秋实。与这次会议相应的是,三个月后,为反击右派而召集的一次省人代会议,会议对马哲民口诛笔伐,在“华中右派的主帅”头衔下,罗织种种罪名。
      最后,撤消了他的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委员会常委、委员、湖北省主任委员,政协湖北省常委;但保留委员。
    
      第六,上行下效,直至农村,都也处处在搞“引蛇出洞”。我到全国划右派最多的河南省做过调查研究。
      滑县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穷得很。1958年初,全县几千名教师集中在县城第一中学进行整风反右学习大会。
      第二天,县委王书记作动员报告,主席台上坐有文教局长宋立业和公安局长等人。
      王书记说,我们这次大会的目的是,帮助党整掉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要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给党提意见。为让大家畅所欲言,县委提出三大保证:第一,保证不打棍子;第二,保证不扣帽子;第三,保证条条有答复。保证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几天过去了,没人贴大字报。王书记又作第二次动员报告,批评思想不解放;对帮助党整风的态度就说明你是否跟党一条心?后来又要求各个学校鸣放也要放卫星,每人每天至少要贴100张大字报。这就贴出很多大字报。一看内容,全是揭发谁跟谁有男女关系,几乎有一半还画着有男女生殖器的漫画。
      一中黄校长是个严肃正派的人,。当然不来这一套。他原是县报社负责人,因看不惯县委领导的裙带风,被调到学校来。他的大字报是一副对联:
      唯命是从之谓德
      吹牛拍马之谓才
      横联是“人事制度”
      他找语文教师尚建遂(地区著名的书法家)挥毫;又找图画老师肖然画了个漫画:采用了齐白石画的头戴乌纱帽泥半团的官僚形象;黄很满意。还有个历史老师也在上面签了名。
      贴出以后,县报社记者立即给拍了照。校长跟他们说:“我们的大字报质量最高,记者都照了象,他们的大字报质量都不怎么样,帮助党整风帮不到点子上。”
      这样鸣放了一阵,就又召开大会,主席台上还是那些人,不过,身上都带了枪。周围由公安局设岗,包围了整个学校。
      还是由王书记讲话:“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大鸣大放,放得好!但也暴露了一部分敌人。他们趁党整风之际,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和各项政策。为了帮助党整风,保证大鸣大放大辩论的顺利进行,我们郑重重申三大保证:第一,……第二……第三……但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出圈了向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是属于资产阶级右派,我们必须立即向他们实行反击!……”
      当天夜里就有十几人自杀。被访者目睹一个教师从塔顶跳下来(在学校东南角有一个隋代建造的古塔),喊声很大,直声直气,全校都能听见,听了毛骨竦然。他摔死了
      另一个是住在隔壁教室里的一位老教师,用刮脸刀片割断了喉管……领导威胁目击者:“谁说出去,找谁说事!”就这样封锁了消息。。
      农村的鸣放,大都是1958年才开始,城市的反右,已使他们风声鹤唳。所以领导要想让他们鸣放,比蹬天还难!河南省西硖县有个区委书记跟副书记、区长刘汉昌说:“现在人都成了惊弓之鸟,你动员的态度再诚恳,再大的保证,也没人鸣放。你说这任务还怎么完成呢?咱们都是党的老同志,老战友了,谁还信不过谁?你能不能带头鸣放,来个以身示范?这样一来大家就有可能解除疑虑,打开‘三军不发无奈何’的僵局。”
      “好!为了党的事业,我就来当当这个‘线’。”
      大家知道当年唐明皇是用绸子勒死了杨贵妃,解决僵局的。长话短说,反右一开始,上前就把刘汉昌区长打成了右派。他当然不服;最后落了个态度恶劣,从重处理,劳动教养。
      如果要研究反右运动,你就到左得出奇的河南省,河南省对你的任何荒谬的问题都能提供出荒谬的事实来回答。再顺举一例:
      俗话说:“猴不上竿只敲锣。”但是,不管他怎样敲锣,你就是不上竿,他能奈你何?
      这个省有一位张挺老师,是学校教职员工工会主席,思想作风正派,联系群众人缘好。领导动员他向党提意见,他说:”党的知识份子政策英明,我时常心怀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哪里还会有意见?”
      “你这个说法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党再英明也还会有缺点的。党有缺点党就不英明了?毛主席说,什么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帮助党整风就是给妈妈擦去脸上的黑。”
      “妈妈的脸上哪有黑?妈妈的脸是白白净净的,很漂亮的。我恨章罗同盟右派集团给咱们的妈妈脸上抹黑。”
      这时候他还有办法划对妈妈如此有感情的张老师右派吗?有办法或没办法,都是无所谓的。“办法”并不是必需品,只要党“想办”就会用“莫须有”三字横行无知阻的。
      共产党和知识份子的关系,是伊索寓言里“狼和小羊”的关系。狼总是能吃掉小羊的,而且吃得振振有词:
      “张挺虽无右派言论,但内心歹毒,确系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难道还有比这更厚颜无耻,蛮不讲理的吗?“你讲我阴谋就阴谋,但是,谁也无法阻挡我阴谋得逞。”
    
      第七,“引蛇出洞”小考。
      如果说阴谋就是阴谋家的本质属性的话,那么,引蛇出洞就是阴谋家毛泽东施展的阴谋中惯用的伎俩之一,直到寿终正寝之前,他从未间断过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源于过去军事上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镇反时,开始宣布“宽大政策”,随后纠正“宽大无边”,结果来个“滚水泼老鼠,一个跑不掉!”。人们把这叫做“欲擒故纵”;这次大鸣大放,毛把它说成是“钓鱼”,“让毒草出土”,“让牛鬼蛇神出笼”,“让右派自投罗网”,“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可以看出,“引蛇出洞”,从事实和逻辑上讲,绝对是一个阴谋实施的过程。试想,如果是“阳谋”,明打明地说:“蛇你出洞吧!好让我聚而歼之。”蛇会出洞吗?
      这次整风,毛泽东说是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实质是“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我听到的是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传达稿);方法和目的是“团结、批评、团结”可他没有说也要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引蛇出洞”的谋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个训练班上讲话。他得意洋洋地传授经验说:“我们领导上的方针是,强调‘四三决定’的民主,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共产党是半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那时反革命的两条心的问题也出来了……。所以你们看一看,这个暴露阶段,暴露到什么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第96页)总结虽是康生作的,但谁都知道康生只是一条狗,延安整风中“引蛇出洞”的知识产权,当然是属于主人的。
      那时的墙报,和57年的大字报一样,都产生了轰动效应,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毛泽东去看了墙报,回来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王实味发表在墙报上的几篇文章,事实证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决书。
      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选五卷第448页)实际上应该说是王实味。其胆(有正义感,不平就鸣,有气就出)其识(民主思想,科学见解,平等意识),堪称右派老祖宗。李志绥先生在《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说,他在伺候毛的“一组”所接触到的情况,和“野百合花”里的描述是一样的。
      在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中,毛如法泡制,丝毫不差地“号召大胆讲话,提倡出墙报,提倡批评领导,遇到错误的问题不立即反驳,也不加以压制,于是这就热闹了,”反对一党专政的党天下,提倡实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设计院,清算中共罪恶的平反委员会……诸多问题都提出来了。
      至于阴谋实施的具体过程,我在前面和后面,都有论述,这里单单只是指出一点:它与延安整风所采用的阴谋伎俩一模一样,一脉相承。
      1959年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实际就是党内的又一次反右派。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会上讲道:“180度转变,我是蝙蝠,开头属你们俱乐部,23日怎么转变了?三番四覆要求民主,很同情。每个支部都不要压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让大家讲话,……对俱乐部同志也讲硬着头皮顶住,还有什么屁要放?听说还有十大纲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32页)
      所谓“也(!)讲硬着头皮顶住”的“也”,是指曾经这样对过右派。这是年长的知识份子耳熟能详的但对毛对彭德怀也施行过“引蛇出洞”的毒招,却是大多数人所不知底里的。
      《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313页:四月,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会上毛推荐大家看《海瑞传》,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皇帝。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藉,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情况反映上来。”“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他说,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毛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
      会后,彭德怀回北京,一直到出国访问,大约半个多月时间里,案头总放着一本《明史:海瑞传》。
      据五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梅白会回忆:会前,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便问我:“你认不认识海瑞?”又说:“我希望中国多出几个海瑞。”我问:“是不是‘钓鱼’?”他说:“不是。”第二天,在会上讲了海瑞……会后,毛泽东讲了希望党内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泽东又问我:“今天讲海瑞反应如何?”我说:“有突如其来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会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时,请主席沈住气。”(转引自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上册第342页)
      《黄克诚自述》:“毛泽东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会议上提倡海瑞精神,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本不想参加,已经请假,毛亲自打电话要彭参加。在庐山上,毛和几个秀才谈话装出一个虚怀若谷的样子,以至周小舟劝彭德怀写信,终于钓出了一条大鱼。事后毛又说:‘海瑞历来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欢迎,’‘现在是右派海瑞。’他说彭德怀‘到处散布别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页)
      生活在他身边的李志绥就近观察到:“毛熟读中国历史,深晓宫廷斗争中夺权倾压……毛认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因此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85页)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现代海瑞们下场凄惨,毛对他们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页)
      毛本人对此等事作何反应呢?他在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书写的批语中说:“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 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大鱼钓出来’……”(《庐山会议实录》第272页)毛又在8月11日讲道:“我他们不爱,给他们自由,让放出毒素。你讲我阴谋就阴谋,大鱼小鱼一起钓,特别钓吃人鲨鱼。”(同上,第331页)
      当他今日讲成“你讲我阴谋就阴谋”的时候,这总算是水落石出了。人们不禁要问:”当初你为什么要耍无赖,说成‘我们说,这是阳谋’呢?生造一个词头就能改变了问题的实质吗?”
      盖棺论定:毛泽东是阴谋的化身。他不仅对敌人,对路人,对一般朋友,即便是对亲密的战友,也无不耍阴谋诡计。仍仅以“引蛇出洞”这一阴谋品种为例,加以论列。
      为节约篇幅,点到就算。反了彭德怀,全国饿死几千万,毛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王若水说:“毛泽东看清了党内形势:刘少奇等人是同情彭德怀的,是对‘三面红旗’有所保留的,……实际上,毛泽东在大会号召大家讲,不过是‘引蛇出洞’的故伎。”(《新发现的毛泽东》下,第384页)
      文化大革命是要打倒刘少奇,但是,是从《海瑞罢官》开的刀。吴 搞的是遵命文学,毛曾赞扬过演海瑞的马连良的演出和吴 的剧本。怎么到后来又成了“要害是罢官”,要为彭德怀翻案呢?吴被置于死地,才“悔不当初”;悔之晚矣。
      毛打吴,对彭真来说就是引蛇出洞,这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果然,彭出来讲什么“学术问题”,“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云云。他要中央出个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要他制订,并且毛也不要看。这便是铺向被打倒之路的大毒草《二月提纲》的出笼。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毛躲得远远的。刘邓派工作组,前去向他请示。他不但不事先阻止,反而心怀叵测,“一心以为鸿鹄之将至!”到事后,他一张大字报,宣布刘邓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用心何其毒也!”全国红卫兵风起云涌,砸烂刘少奇的狗头。
      毛对刘的检讨说好,特别是后半更好。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一面要稳住刘,要他坐以待毙,直到要他的命之前,还好言相劝:“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另一方面,是要看清中央其他人对刘的态度。结果,陶铸把鬼话当作人话,顺竿而上,便当上了“全国最大的保皇派”
      毛对他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榜样林副统帅怎样施行“引蛇出洞”的毒招呢?他以“不设国家主席”刺激他跑出洞外,作出反应。因为这不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而是废除他当接班人的问题。闹腾了半天,捞了个陈伯达当替死鬼,进行“批陈”整风。毛泽东的难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把林捧上了天,把林接班人的地位,定进宪法和党章里。仅凭他说过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如今,“我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一句也不顶,等于零。”;就可以废黜他吗?就可以昭告天下吗?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即便国人不敢巷议,也恐难免于腹非的。
      毛南巡,对各大军区政委,司令员进行吹风,透露林的问题,又是唱国际歌,又是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象一个丑角演员,装腔作势,作出破斧沉舟之势。但作为阴谋家,他却达到目的。他是为了敲山震虎,让林彪听到风声,就会感到走投无路,作出过度反应,甚至狗急跳墙。这正是他为他设计的一条自取灭亡之路。当然不能设想如折戟沈沙那么样地神机妙算。而是,只要林作出过度反应,毛便可变被动为主动。事后证明,毛对林真是做到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邓小平从实施毛的阴谋,到对右派的残酷惩处,可以说是把“瓮”烧得火红,简直是做得断子绝孙。毛泽东却对他来了个“请君入瓮”。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其中就有两起两落是毛对他玩的猫吃老鼠。我们从最后的一起一落中,例举毛是如何对他施行“引蛇出洞”的阴谋的。
      江青通过大反“经验主义”反周,旁及邓和大批老干部。邓告了状,毛在一个批示中敲打了江。邓借贯彻批示精神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伙同叶剑英,猛烈地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错误,除了这次大反经验主义之外,还联系她屡次违背毛指示,“另搞一套”。让四人帮尝到了邓的厉害。会后,王洪文向毛报告了江青遭到“围攻”的情况。毛警觉到邓说出周想说而不好说的话,与周合流,这样一来,党内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于是,毛对邓就采用了他“引蛇出洞”的拿手好戏。
      毛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主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的表演机会。
      邓在他主持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1973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王洪文、张春桥作了检讨,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作进一步检讨。”(《晚年周恩来》第464页。以下多取材自此书。)
      毛通过观察,深为忧虑:邓的强势作风,如在他身后搞翻案,则是无任何力量可以堵挡的。所以,就进一步引他出洞:更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
      政治局会议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访找邓小平“谈心”。毛也找邓谈话,肯定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你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一再鼓励邓要把工作干起来,并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
      邓小平作风强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面杀四人帮的威风,江青也不得不检讨自己另搞一套所犯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同时也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一方面,邓大张旗鼓,快刀斩乱麻地进行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
      毛冷眼观察,已觉察出邓要动摇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全面否定文革,但仍在表面上不动声色,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诱敌深入。特别是,毛对轰动当时的“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玩了个假要离婚的鬼把戏。据传说,邓批:“同意离婚。”
      邓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加大整顿力度,与江青,两个钢铁公司对着干;声称“不怕第二次被打倒”。毛不承认“三项指示为纲”,只承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何况邓心目中只是重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一项?
      又如,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居然提出应该解决“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报“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文革的“重大成果”。尤有甚者,邓曾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后被马出卖,密报王洪文。邓小平的所作所为,使毛泽东确认他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准备伺机予以歼灭。但为了稳住他,遂让他继续表演。毛对江青在大寨大谈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宣称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还故作姿态地批示:“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文革大年表》第381页)
      在周恩来的生命名存实亡的时候,毛抓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给毛的一封信,大做文章,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交邓小平转呈毛主席。毛觉得那封信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觉得邓偏袒刘。
      毛多次与毛远新谈:“邓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
      1975年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传达毛主席对刘冰信的批示,直接点了邓小平的名,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一场雷厉风行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毛泽东如果再多活一,二年,邓小平这条蛇恐怕就只有翻肚子了。在这里,真正是“你死我活”,毛不死则邓难活。
      人们总以为,以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毛决不会对他也来“引蛇出洞”这一套吧!事实证明,毛对周也来。
      人们多听说毛批评周的四句顺口溜:“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周从毛抓住外交部内部刊物上的一篇文章小题大作,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冲着他而来。惯于运用“败狗’战略的他,对毛坚持顺守,曲意奉迎,磕头如捣蒜,检讨如雪片。怎奈“克己从人人不谅”,终于,“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晚年周恩来》第458页)
      所谓“引蛇出洞”,正是要引出“纰漏”。下面,我们要根据上书的资料,说一说,纰漏是什么?怎样引出的?怎么激化的?怎么收场的?
      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事后基辛格写道:“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 周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抢了锋头,因而在对基辛格会谈中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道,探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当然知道兹事体大,请示毛后答以:现在不谈,等打起来再说。
      13日晚,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同周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周恩来来不及请示毛,就谈了,但并未表态,只是表示报告中央,明晨基辛格上机前再予答复。
      奇怪的是,第二天早晨,周并未请示毛,擅自表态: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
      毛似乎正在等待着周迈出这一步,以便他出师有名,兴师问罪。他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基谈话记录。为了不让周这次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还蒙在鼓里,以为只是技术性问题,并未在意。
      随后,根据毛的旨意,王唐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
      11月17日,毛亲自出马,对周及有关外交人员,放出狠话:“当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主要是批周恩来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又是检讨,又是解释,又是送信,又是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而毛却认为他是敷衍过关。
      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她胡搅蛮缠逼周交代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周不大相信是毛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尽量克制,希望毛能出面制止她的这种搞法。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容分说。周对这种政治上的栽赃侮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的顶牛,正好给毛以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会议的名单,除了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参加以外,还有邓小平。这样,批周的政治局会议就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人由周改为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担任毛的联络员,毛通过她们遥控会议的进展。
      从11月25日到12月5日,对周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会议一开,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毛的批周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小时,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外交方针,因此要“甩石头”(此语是毛对林彪所用策略,意为发出警告──高文谦注)毛还危言耸听,说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
      周才猛醒过来,原来不是江青和他过不去,是毛本人的意思。行了,就按毛定的调子给自己扣帽子,泼污水吧!
      会议的发言:“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墙倒众人推。更有人乘机泄私愤,翻老帐,狠踹周一脚。
      江青提议并经毛批准,成立了批周帮助小组,由四人帮和汪东兴,华国锋组成。江青开炮,甚至于提到路线斗争高度,说什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已是见多不怪。问题是邓小平的发言,对周做了诛心之论,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周曾求见毛,当面做检讨,被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
      周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再加上毛刚过林彪事件,形势刚稳,离不了周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
      怎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以“外交无小事”作为秉持的人,会作出胆大妄为、自作主张的事呢?简直不可思议!原来他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曾打过电话向毛主席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毛认定他入睡后周是决不会打扰他的。周的警卫曾记载了他在办公桌旁团团转的情况;事急又不能等,于是,出于关心和保护主席的安眠,便“自作主张”地做了本属自己职权范围之内的事。不料中招而祸从天降。
      阴谋的尾声更有意思,实际也是更可鄙。毛嫁祸于人,让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私下发牢骚说:“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这般卑劣鄙俗,连两位小姐都看他不起。
      俗话说;“看了‘三国’戏,低头就是计”。纵观毛泽东一生,一举一动尽是做戏,一颦一蹙全是诡计。这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于他自幼就把“三国”当成人生教科书。是复杂的原因,造成毛又阴险又恶霸的作风。毛16岁时写的狂言《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倒是毛个人专权,决不容他人在权力上染指;不容他人在政见上置喙的心态的活灵活现。
      在这众多事实面前,阳谋说和变卦说再也无存身之地了。况且,持那些说法的人,也多是说着说着就就变换了主题,成为对“阴谋说”的论证了。
      我以王若水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毛“在提出这个方针时,这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想走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诚然,毛开始时预料会放出一些毒草,但并没有想到有这种规模(这话不对。第一,毛想到的比这种规模要大得多,甚至想到呜呼哀哉重回延安:第二,毛在5月15日告知高层要反右时,主要毒草都未出土,规模仍是小得很;第三,退一步说,如果规模小到只跳出一人,此人名叫胡风,又当如何?);他主要希望看到大量香花,他要保护这些香花。他自己也是一朵香花,被那些教条主义者指责为毒草;他现在要保护那些新的香花不被误认为毒草而遭到践踏。从整风以后,党外人士,知识份子批评的尖锐程度超过了毛的预料,当时干部的怨气也超过毛的预料,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与文革时干部的怨气发展到形成“二月逆流”相比怎样?他为什么没来急转弯?),”(《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75页)且看他随后在第293页又是怎么说的:
      “在这次会议(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看出(毛和刘,周)有不一致的地方。一,在如何吸取匈牙利的教训上,刘少奇强调搞好经济,关心人民生活,扩大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则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周恩来强调稳妥可靠,批判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则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错误难免。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来年“反右派斗争”的杀机;在第二个问题上,则为其后的批评反冒进和大跃进埋下了伏笔。”
      好一个“杀机”!先一年有“杀机”,“来年”动手杀,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哪里用得着“急转弯”呢?
      由“杀机论”导致“急转弯论”,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在事实上,二论则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的。只有毛先有“杀机”,后来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才会有“急转弯”,同时,这也才叫做“急转弯”。
      我所以说王先生发现的这个“杀机”好,好就好在,这使我们看到,毛1956年怀有“杀机”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宣传会议上以及天安门城楼上,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所表现的态度诚恳,温柔敦厚,谈笑风生,活泼风趣,甜而且美,脸上堆着笑迷迷……这一切,是为中国人形容阴险毒辣,阴谋诡计的词语──“口蜜腹剑,笑里藏刀”,作了一个血腥的表演。同时使人们反思到,如果不是出于阴谋,他的这番表现,与对梁漱瞑的泼妇骂街,对胡风因言定重罪相比,是极端反常的,也与他“哪个虫儿敢开口”的,不容他人置喙的一言堂恶霸作风,绝不相容的。
      我在“探源篇”中摆事实,讲道理,用的主要是逆推法,顺瓜摸藤,顺藤寻根,由果推因,由终返始。我们凭借时空优势,以后见之明“预报”昨天的天气。这就使我们能够看得一清二楚,毛用以发动反右的,不仅是卑鄙的阴谋,而且是毒谋,而且,盖棺论定,他的耍阴谋的手段是无与伦比的,浑身充满了阴谋细胞,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之为“阴谋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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