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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的起源与屈原无关
(博讯2005年6月11日)
    作者: 赵牧 关于龙舟赛的起源,有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为了纪念屈原。但闻一多有考证,认为此说并不正确。

    一般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曾以“龙”为图腾(也有反对意见,认为“饕餮”才是最古老的图腾),但既然“龙”是远古图腾,而龙舟的出现也早于屈原。所以,闻一多的指迷是有道理的。舟以“龙”为饰,理应与图腾观念有更紧密的联系及用途和(心理)价值,而不大可能出于某次实际的“救生”活动。

     闻一多的《端午考》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的重要内容。 (博讯 boxun.com)

    历史上,许多古老民族的图腾一般都是具体的植物或动物,中国的图腾崇拜却不然,这些图腾都是幻想出来的产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人们熟知的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超自然神灵。这与水旱之灾一直是困扰华夏生民大患可能有密切关系。诸如上古传说大禹治水表现的。因此,“龙旗”“龙舟”的出现及其最原始的“功能”确实可能要从图腾、宗教观念中去寻找。

    闻一多认为,屈原汨罗江投河自杀与端午“祭龙”在时间上是个巧合。但仅仅是巧合,却又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纪念屈原的说法可以取代龙舟竞渡的原始功能──“龙祭”。

    这里就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个人魅力取代神的地位--宗教信仰谈何容易?还有,“龙”的外在形象凶险,它成为图腾固然不难解,但中国人却喜欢以形象张牙舞爪凶恶的龙为自己的祖先,喜欢自称是“龙的子孙”?

    文史专家对前一问题看法比较一致。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领域有个术语:“神话的历史化”。

    所谓“神话的历史化”,是指中国古人习惯于把上古神话传说当成真人真事来纪录。比如后羿,夸父……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远古的神,在后来的记载中大都失去了神的色彩,更像真正存在过的人物。

    神话的历史化表明,中国古人对“神”的态度很早就不太认真、不太虔诚了。《论语》就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读过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神”谱系不清,与人的形象差异非常大。这与古希腊神话完全不一样,古希腊的众神最后发展成熟到有完备的神族谱系,古希腊众神都有人形的血肉之躯。

    中国远古神话中的神,从形象到性质都有很强烈的不可捉摸的特点。但这样的“神”是如何跌落在地一变为“凡人”的(如“夸父不自量力,与日逐走”的说法)?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图腾的“龙”作为早期宗教观念的产物,虽然曾具有决定人之福祸的“无边法力”,但中国古人对神的态度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进入阶级社会后,“龙”的功能很快萎缩了,它后来成了皇族标志──只有皇室成员才有资格自称“龙子龙孙”,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老百姓也是“龙”的后裔。另一个有趣现象是,皇族对这个徽章的“商标注册”、“侵权”问题似乎也不那么看重。所以我们同时可以观察到,在中国民间“龙”一向也是可以随便议论、描写、勾画的对象也可以作为饰物,所以《叶公好龙》那样的寓言可以一直流传下来。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像样的宗教,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学者说法不一,这个复杂问题略过不表。但如果把它作为实用主义心态的古老根源解释,却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对信仰这玩艺不认真,纪念屈原的活动,才有可能顺利取代“龙祭”的本意。古人对龙的态度如果真的很虔诚,那么屈原是不可能取代“龙祭”的,今天提起龙舟竞渡,很少有人知道它的起源与祭“神”有关,反过来也印证了中国古人对神的不虔诚。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祭屈的划龙舟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隋书·地理志》说:屈原投江后,“士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舟小,莫得渡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

    很明显,划龙舟的纪念性质发生了变化,纪念变成了民间的竞赛。

    宋代陆游的《归州重五》诗说:“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黎盘。”陆诗的意思是,由于加入了龙舟竞渡之戏(斗舸)的要素,纪念屈原的活动就显得更气象非凡,大异于过去仅仅往江里投粽子了。

    斗舸--即划船竞赛,热闹非凡、喜气洋洋,完全改变了过去祭祀活动所有肃穆凝重的气氛。

    其实,早在唐代,龙舟竞渡的性质就发生了深刻变化,它不仅热闹,甚至官方也介入了,这种介入的后果在中唐节度使张封建的《竞渡歌》展现得一清二楚。

    该诗云:“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郡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瀚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权路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唐代龙舟竞渡的冠军奖品是一只银碗,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划船锦标赛”。

    龙舟竞渡并非源于纪念屈原,但人们淡忘了“龙祭”的本源,只知道祭屈的龙舟竞渡活动,这对屈原无疑是崇高的赞誉。

    屈原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所以官方也就介入民间祭屈活动。官方的介入则必然进一步异化这一民俗活动。张封建诗描绘激烈的竞赛场面,纪录了失败者脸红脖子粗的懊恼状,失败方的拉拉队“心似火烧”的表情。更耐人寻味的是作者最后笔锋一转,把这种竞赛的场面与官场的争权夺利联系在一起。

    龙舟的“竞技化”居然能激发张封建这一奇特联想,这表明龙舟的竞赛特征已经明显压倒了纪念性质。

    那么,又如何看待“龙祭”的这一变迁?

    在此,古希腊“马拉松”故事可作一个很好的参照物,马拉松故事与纪念屈原的划龙舟有一个最相似的地方,就是二者都与“爱国主义”有关。

    马拉松是进入现代奥林匹克殿堂的第一批项目,它现在已经成为风靡世界、高度商业化的运动,那个古希腊的传令兵也因这项运动的世界化而家喻户晓。不过,按当初希腊人的想法,他们是希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永远留在希腊故土举办的。如果当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同意的希腊人的提议,那么就不难想象,现代奥运会决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影响力,马拉松跑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事实上,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现代奥运会这个媒介。

    龙舟赛与马拉松比相,在这方面正好成了一个反例。尽管今天也有所谓的“国际龙舟赛”,但实际上这项运动仅局限于华人圈。

    1993年有报道说,是年8月,中国大陆将出现一幕炎黄子孙大聚会的壮观景象,世界华人将分别在岳阳、九江和北京举行龙舟系列大赛。目的是“以舟为媒,广交朋友,增强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力,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在国人的观念里的龙舟赛还是民族的。所以屈原与那个希腊传令兵比影响范围自然要小得多。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把一项民俗竞技活动纳入世界竞技圈,是扩大影响力的最好办法。所以韩国人极力地把跆拳道塞进奥运会,而中国人也开始琢磨如何把武术塞进奥运会,这样还能多弄几块金牌哩。

    “龙祭”的变迁说明,我们的祖先对“龙”曾认真过,于是它变成了图腾;后来对龙的态度又不那么认真了,所以划龙舟才可能被纪念屈原取代。

    远古之“龙”并无仁慈之象,丑陋而凶险;

    “中古”的龙,是皇家的徽记;

    皇权被打倒后,“龙”又成了民族的旗帜。

    不过从“龙祭”的变迁过程看,口口声声自命“龙子龙孙”实在很没意思。

    (注:本文原题为《龙祭的变迁》)(南方周末 ) (博讯记者:张君)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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