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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晟:不同的地区共同的恶习
(博讯2005年6月08日)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市晟智律师事务所有两位律师分赴两个不同的地区,为两位原被有关地方当局滥捕的无辜公民提供义务法律帮助。两个不同地方的有关刑事侦查部门,共同的做法即是施以流氓无赖恶习,以阻挠律师为被他们以黑社会组织化的方式抓捕的无辜公民予可有的法律帮助。 (博讯 boxun.com)

    
    5 月31日,我的助手温海波律师赴重庆市,为被这个国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多次关押的公民许万平提供法律帮助。一周后,温律师一脸懊丧地回到北京,重庆市国家安全部门告知他,因涉及“国家机密”,许万平能不能获得律师帮助必须由他们侦查部门批准,须等他们研究三天后才能做出能不能批准的决定。温律师无奈地在宾馆苦等了三天,但没有获得有关当局的任何资讯,无奈之下,无功而返(返回京几天后获悉,重庆市公安局正式作出:许万平不得请律师的“决定”)。
    
    5 月25日夜,国内著名维权律师朱久虎突然失踪,家人及朋友心急如焚。朱久虎的家人及律师界在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尽所有可能的方法终于获悉,朱律师是在其住的靖边县的宾馆里被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公安局的员警带走的。至6月2日。虽然朱律师的家人及朱律师所在的单位均未得到任何正式通知,但朱律师被靖边县公安局抓捕关押在该县看守所的消息被确实(有意思的是,就在6月2日,几位律师界朋友在朱久虎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见面时,大家争论的话题仍然是:朱律师到底被谁抓啦?为什么被抓了?当靖边县公安局的几位“办案”刑警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话题才确实地转至如何施救的问题上)。
    
    6月2日夜,我所律师赵小波携另一位律师同行抵达靖边县。第二天,两位律师来到靖边县公安局,该局承认是他们关押了朱久虎律师,涉嫌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及非法集会两罪(这是律师在与该局负责人交涉聊天时“获悉”的资讯)。该公安局毫无遮掩地耍无赖,拒绝和律师打交道,拒绝接受律师提交的有朱久虎夫人签名的委讬律师手续,拒绝接收律师手续的理由是:“涉及国家秘密”,“没必要”。两位律师非常无奈,实在是哭笑不得。接下来的精力即是上下交涉,多方游说,以使那群已完全陌疏了国家法律的“执法者”对法律、对他们这些“执法者”自己的对外声誉予以起码的顾忌。两位律师告知他们,被羁押公民获得律师帮助,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保障被羁押公民依法享有的这种权利,恰又是执法人员的法定义务,拒绝接受律师手续是个笑话。但一切都无济于事。后多费周章与九牛二虎之力,在律师能量及耐心殆尽时,终于偶然触动了那群冷面“执法者”的神经,将律师的委讬手续接受了下来,但要会见朱久虎的事免谈。
    
    细心者可能会发现,最近我的文章中屡有“耍流氓”、“公开耍流氓”,“持续耍流氓”及“耍无赖”之用语。这实在不是作为律师的我的选择结果,却是我痛苦的接受结果。作为律师,我需要持续地与执法者去打交道,许多“执法者(含“执法”的工作人员及个体单位)”行为的性质,完全较流氓无赖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述语与他们“执法” 行为结合的这种恰当发现之初,颇使我有过一点得意,但更多的是持续的愤怒及痛苦。
    
    重庆的许万平,四十几岁的人生生涯里,有十几年的时间是在自己国家的监狱里渡过。这种灾难肇因于他在1989年那次震惊文明世界的杀戮事件中的爱国冲动。“六.四”屠杀停止后,迅速开始了这个政权史上并不陌生的滥捕恶举。许万平因为其要民主、要人权、盼自由的热血冲动,被当局野蛮关押八年。1998年,许万平对被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再次被关押三年。今年的四月份,又被以“颠覆政权罪”再次被逮捕(这完全是“六.四”滥捕行为的继续)。与朱久虎律师被捕过程相同的是,在许万平被抓捕后十几天的时间,家人是呼天喊地,要求有关当局,既属国家行为而非黑社会手段,即应出具相应的抓捕法律手续,有关当局巍然不动,拒不出具任何手续。在许万平的人生生涯中,国家、政府存在的全部价值即是:在他有生命的时间里无休止的抓捕、关押他。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打电话于我,用她的话说:“即使不在监狱里关押,他(指许)也没有任何自由,每一年都要被抓好几次。开 ‘十六大’的时候,安全部门突然将我们一家三口分别抓走,隔离审查,当时我的孩子才3 岁。许万平被关了几天,我和孩子被释放时,孩子显然是受到了惊吓,见到我时长时间嚎哭不止。去年大年三十除夕夜,许万平又被抓走关起来,我和我周围的人永远也闹不明白,好端端的为什么要不停地抓人?我们根本无法过一个普通人正常的日子,我们非常无奈、也很无助,我们的孩子现在才5 岁,这次也不知道又要关几年,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高律师”。
    
    朱久虎律师因2003年成功代理“河北孙大午集资案”和“湖南邵阳民办教师转正案”而引发国内外的关注。2004年7 月,在陕西省三级政府强行回收榆林、延安两市1000多家民营石油企业财产后的恐怖气氛下,朱久虎律师挺身而出,代理了这起自中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最大的民告官案件。该案涉及6 万多民营投资者,按当时价格,被政府抢夺的涉油个人资产达70多亿人民币。
    
    2003年3月6日,以安塞县始,陕北地方政府在未与民营企业进行任何协商、不给予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仅凭一纸公告,就由县委书记冯毅带队,全县党政机关、人大、政协、公检法司总动员,员警保驾,以强大的声势和威慑力量强行驱赶民营油井投资者,稍有反抗,即被逮捕。就这样,陕北延安、榆林2 市、15县价值70多亿元的油井资产,迅速被收归各县政府“国有”了。
    
    这种“国有化”行动,把投资油田有望脱贫的6 万多陕北农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据调查,陕北民营石油投资者当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家不到10%,而90%是当地农民。油区几乎所有农户都倾其所有投资油井了,不少人借了大量外债,油井被政府没收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背负几十万元乃至几百万的债务,逃债他乡、妻离子散。
    
    从2003年3月到 7月,成千上万的石油投资人几十次结集到县、市、省政府门前请愿、静坐,到北京上访,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有关部门将油农上访材料转送到陕西省委、省政府,同时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同志。陕西省委、省政府不予答覆,但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同志作了批示:“小油井的整顿是必要的,但要保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
    
    曾培炎副总理批示后,原陕西省长贾治邦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召开紧急会议,部署了大规模的“围、追、阻、截、抓”的“截访”措施。先后抓捕的人数超过200 人次,安塞县一次就抓捕了48人,进行残酷的捆绑、吊打、游街、公审。另一方面,变“无偿收回”为“给予适当补偿”,根本不同投资者进行协商,单方面定价,按不足资产实际价值的20% 进行强制性补偿。把强迫投资人领款的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县级干部头上,完不成任务即就地免职。于是,干部们各出奇招,出动警力捉拿投资者,逼他们戴着手铐脚镣在兑付单上签字画押成了共同选择。这样,一场民企维权上访行动暂被镇压下去了。
    
    2004年3 月,全国人大再次修宪,明确提出“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尊重和保障人权”,重新鼓起了石油民企投资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勇气。他们开始转而走依法维权的路。聘请了北京的律师组成律师团,朱久虎律师为该律师团成员之一。在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准备状告陕西、榆林市、延安市以及所属各县三级政府违法行政、侵犯私产、侵犯人权的行为。
    
    陕北地方政府把上述依法维权的行动宣布为“非法”,并作为“敌情动态”长期进行全天候监视跟踪。律师、赴陕北实地采访的记者和进行社会调查的专家,都受到当地公安的跟踪、监视、盘查,乃至扣留。
    
    从2004年7 月对石油投资者采取非法行动以来,陕北地方政府就把打击维权、“息诉罢访”确立为中心工作。靖边、定边两县成立了专门机构,并在北京建立工作组,据说是要提前到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和北京市司法局等国家机关“做工作”。
    
    经过2004年7月到2005年5月、共11个月的律师调查和专家论证后,律师团于2005年5 月20日和5 月25日,先后两次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榆林市、靖边、定边两县投资人状告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定边两县政府行政起诉状”,均被陕西省高院拒绝,接下来发生的即是有组织的抓捕恶行。
    
    就在起诉前的5月10日,陕北涉案各县300多名投资人向陕西省政府递交了《要求诉前对话书》。向陕西省委递交了《要求省委责成陕西三级政府纠正违法行政行为的意见书》,向陕西省人大递交了要求人大进行个案监督意见书。在与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和省委办公厅主任为首的30多名官员对话无果后,所有投资者全部回到陕北。5 月13日,按省人大、省政协要求留在西安座谈的2 名投资人代表突然被抓,对返回陕北的代表也采取了各种控制措施。九名诉述代表中,冯孝元、仝宗端、张万兴、王志军、王祥已被抓捕关押,孔玉明、王世军、冯秉先在逃亡中。陕西省随后组成了由省委宣传部、省高级法院、省工商局、省国土资源厅、省信访局、榆林市、县等部门负责人和大批员警组成的庞大工作队伍进京,一方面在中央和各个部门诬告律师团和投资人,以“稳定”为由要胁中央政府。另一方面阻击律师团和投资人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阻击投资者向中央政府反映情况。据悉,2005年5 月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有涉陕北民营涉油企业问题的研讨会,应松年、张树义、姜明安等数十位国内知名专家出席。笔者有幸在几天后看阅到了一份中共榆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之《汇报提钢》。在这份《汇报提钢》中,多次提到朱久虎与石油私有投资人“相互利诱”,“诋毁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秘密聚会”、 “成立非法石油工会,组织石油投资者和涉油群众与政府对抗”、“煽动……群众、聚众上访”、“秘密集会、组织策划”、“歪曲事实蒙骟误导涉油群众……” “严重扰乱油田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对社会稳定带来极其不良的影响”。这份《汇报提钢》,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海燕的话说是:“他们的所谓《汇报提钢》充满了谎言,在他们的所谓《汇报提钢》中,充满了对陕北民间投资者的普通农民群众的诽谤污蔑,这是对公民权利的公然挑战”。
    
    看了以上“汇报”内容,真让人不寒而栗,这种邪恶的欺骗功夫达到了何等艺术境地,用上述辞语尽数描述政府自己在抢夺涉油民企过程中的价值、作用是完全的对号入座。这个地方党委、政府的独到本领正在于此,它能“成功”地将自己的犯罪堂而皇之地说成是他人犯罪,并把它的犯罪说成是有功于党(应不假)和人民的善举。今日各级政府的这种功夫可谓已臻于炉火纯青的境地,令人悚然。
    
    许万庆、朱久虎在不同地域被非法关押,显现在其中的许多共同之处令人惊怵,被羁押公民的无奈及无助,常常成了接受委讬后律师的无奈及无助,真不知这种局面要持续到何年何月。
    
    2005年6月3日于北京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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