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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历史惊人的相似——纪念八九民运16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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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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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往往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戊戌变法已经过去107年了,89民运也已经过去16年了;但是,我们对它们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更加清楚了它们的本来面目,例如为什么89民运与戊戌变法就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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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历史上看:世界近现代史,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是从1840年英国给中国送来了资本主义以后开始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洋务运动,首先开始为创造新社会准备了物质条件,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开了一个好头。到1911 年,资产阶级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中国和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主义社会,要经过复辟反复辟的多次斗争,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够实现。
    
     1949年,中共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东风,披着马列主义红色外衣,用暴力手段把孙中山建立的,一个很有希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华民国,拦腰斩断,改变成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是最大规模的一次封建专制复辟,使中国大陆倒退到满清统治时期的状况。从它的历史轨迹上看和清朝政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更让人奇怪的是,中共从此象走马灯似的,走上了1644年清兵入关后一样的经历:
    
     ◆镇压反革命(剃发令)、
     ◆蒋介石退守台湾(郑成功退守台湾)、
     ◆社会主义改造(圈田)、
     ◆解放军进驻西藏(设驻藏大臣),
     ◆反右运动(文字狱)、
     ◆文化大革命(天京变乱)、
     ◆粉碎四人邦(北京政变)、
     ◆改革开放(洋务运动)、
     ◆89民运(戊戌变法)、
     ◆邓小平南巡(慈禧新政)、
     ◆中国民主党创立(中国同盟会创立)。
    
     肯定地说,中国大陆在21世纪还会继续按照这一历史轨迹发展下去:
    
     ◆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文化复兴运动(新文化运动)、
     ◆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
     ◆民主大选(台湾民主大选)。
    
     中共虽然镇压了89民运,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既不会因此而中断,只能说是延缓了或推迟了。中共一党专政必将结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政体,必将重新从台湾移植回大陆。其实台湾的资本主义文化、经济从1980年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在大陆登场了,而民主政治的登场是大势所趋早晚的事了。
    
     89民运从广义上讲,应该包括1986年、1987年的学生运动。89民运是1986年那次学生运动的继续发展。89民运具有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许多相同特点,例如:百日维新、五四运动、四五运动等。但是,89民运和戊戌变法的许多惊人的相同特点,比其它历史事件更为显著突出和醒目警世,究其根本原因,都是封建专制社会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改良)运动。戊戌变法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十分精彩的一幕。前人汲取历史经验的艰辛极其不足,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一是:都堵死了实行政治改革的路,为暴力革命开了绿灯。
    
     1898年的中秋节,谭嗣同六君子被杀了,标志着戊戌变法的结束。这次改革本来是近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机会,可惜这一线生机终于被扼杀了。但是,中国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封建专制的中国,人民已经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矛盾总是要解决,事情总是要变化。对于已经走进死胡同的中国社会来说,本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是一条出路,这条出路一经堵死,剩下的就只有暴力革命了。那么,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和俄国的1861年改革,自上而下地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效仿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样就有了1911年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
    
     1989年6月4日,中共用坦克、机关枪屠杀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民众,标志着89民运的结束。和戊戌变法被镇压一样,这次要求政治改革本来是现代中国一次民族复兴的机会,可惜就这样被中共扼杀了。本来政治改革是一条出路,这一条路一经堵死,剩下的就只有暴力革命了。那么,就有了以后的海外民运高潮,既以王炳章为代表的民运团体效仿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用民主革命方式来推翻中共。国内有王有才、徐文立、秦永敏等成立中国民主党,还有中国发展联合会、反腐败观察小组、法轮功等组织的创立。这都是中共拒不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以后的发展就一定是新世纪里新的民主革命了。中共的下场不会比满清好得多。
    


§§二是:最尖锐的斗争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
    
     梁启超直斥历代帝王,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不过当时维新派虽然提倡民主,批判皇权,并没有废除帝制,只不过要求立宪,伸张民权,限制君权而已。但是,保守派深深懂得,维新派的主张一旦实行,封建统治者原有的政治权利也就保不住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见的。张之洞就毫不含糊地警告说:“民权只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因此,他坚决主张“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总之,在政治问题上既然绝无妥协的余地,那结局就不取决于谁有道理、而只能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了。
    
     89民运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洋务派,他们相对于中共毛泽东一代来看是中共改革派,是从中共顽固派中走出来的。他们的主张还是和清朝的洋务派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唱的一个论调。主张必须给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机器,加上一些洋式利爪,以挽救它垂危的生命。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卫道士,无意于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为维护中共一党专政,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出来。镇压89民运就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中共邓小平一代的洋务派中又走出来了中共维新派。原来中共改革派此时成了保守派,而中共的维新派是中共此时的改革派。他们以西单民主墙为阵地,明确提出了在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科学、国防)上,再加上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民主、人权拿来做旗帜,同中共保守派区分开来。
    
     保守派和改革派论战的焦点是:是否在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改革派反对保守派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的片面改革路线,对中共专制政权造成猛烈的冲击。中共保守派对此十分惊慌。他们深深地懂得,改革派的政治改革一旦实行,中共统治者原有的政治权利也保不住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见的。他们极力用两面派手段来欺骗人民,极力反对政治现代化,极力维护中共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
    
     89民运问题的焦点就是政治改革。2001年6月王军涛谈到《六四真相》出版时说:“89民运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拒绝政治改革。89民运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理论运动,不但要悼念学生、市民,也要悼念士兵,要在今后创造一种使中国能够长治久安、使中国人民永远不再骨肉残杀的政治制度。”
    
     89民运的一个主旋律,就是要求中共进行政治改革,认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要想把经济改革深入下去,必须使政治改革与之配套,进行政治改革。而赵紫阳在中共13大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就被中共保守派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嘎然停止了。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公开以各种方式鼓吹政治改革。大学生们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保守派之所以果断停止了13大的政治改革路线,也就是他们深深懂得,改革派的主张一旦实行,中共封建专制统治者原有的政治权利也就保不住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见的。邓小平就反复强调说“我们的政治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33页)在政治问题上,既然无妥协余地,那结局就不取决于谁有道理、而只能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了。
    
     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相当于清朝的光绪皇帝),在权力危机时,向改革派求救,希望利用这部分社会力量来同邓小平(相当于清朝的慈禧太后)对抗,打破邓小平建立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互相制约的平衡。89民运的发生不仅打破了这两派势力的平衡,而且赵紫阳还想利用改革派和他们所发动的社会力量,从邓小平手里夺取最高权力,继续推行中共13大提出的政治改革路线。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元老们庇护下的利益集团不能容忍的。中共上层有李鹏、陈希同、江泽民和各省、军区党委书记们的抗命,最后邓小平利用手中的军权,动用军队镇压了89民运。
    


§§三是:都有两个权力中心并存。
    
     戊戌变法时“两个权力中心并存,而且保守派的中心比维新派的中心更有力量,这是戊戌变法的关键。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国体或政体,只能有一个权力中心。如果有两个权力中心,只能是过渡状态,或是过渡到这一边,或是过渡到那一边,决不会持久共存的。如果两个中心并存的局面属于新旧交替,那么,从旧的权力中心向新的权力中心过渡的时间,总是越短越好,拖长了会增加社会的痛苦和不安。” 《新观察》1988年第22期《九十年后看戊戌》李洪林著)
    
     89民运是10年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中共封建专制政权无程序更迭的产物。它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在多层次的斗争中,权力争夺处于最高层次,而且权力斗争作为主旋律贯彻始终。89民运不仅被中共摄政王邓小平利用来搞无程序更迭,也被中共“太子”赵紫阳利用来和邓小平为首的保守派争夺最高领导权。
    
     89民运只所以被中共镇压,在于两种政治势力的集结程度和双方力量的对比究竟怎样。如果中共邓小平为首的保守派没有一个中心,没有联合集结为一个阵营,那么,掌握了中央权力的改革派是能左右全局的。但是,有一个并未真正退出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有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事情就复杂多了。5月2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扬尚昆说“这件事发生在学生里头,但根子是在党内,就是说政治局常委有两个声音,两个不同的声音,按照先念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两个司令部。”(《六四真相》张良著)89民运失败的关键是:在于掌握实权的邓小平不肯交权,有自己的权力中心,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已经在中共13大上亲政,邓小平已经退到政治舞台后面去了。但他人到后台,并没有完全交出权力,反而在后台组成一个权力中心,继续发挥作用。当赵紫阳决心依靠中共维新派实行政治改革的时候,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就激化了。
    
     本来,当时中共保守势力很强大,广大的中共官僚阶层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并且一定要竭力反抗政治改革。这都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在于两种政治势力的集结程度和双方力量的对比究竟怎样。如果保守派没有中心,没有集结为一个阵营,那么,掌握了中央权力的改革派是有可能左右全局的。但是,有了一个并未真正退出政治舞台的邓小平,有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事情就复杂多了。
    
     和戊戌变法时一样,改革派一个先天不足的地方就是缺乏群众基础,又远远不曾组织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改革骨干力量。他们虽然做了力所能及的宣传工作,但是,在中共用比奴隶和封建社会还恐怖落后的生产方式,统治了50多年后的中国,那声音毕竟微弱了,远远起不了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作用。这样,一个赵紫阳加上一帮改革派所形成的这个小权力中心,在邓小平团结全国保守势力所形成的那个强大的中心面前,便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这种形势下,改革派只有两条路可走:要嘛投降,放弃政治改革,求得妥协,要嘛铤而走险,利用学运,取消邓小平那个权力中心,结束两个权力中心并存的局面。以赵紫阳为中心的改革派下决心走后一条路。这在赵紫阳和改革派之间的召相呼应上可略见一斑。但邓小平比他们更厉害,他掌握军队,先发制人,在89民运开始不久就秘密调兵谴将,用他已经准备好了的军事政变,把89民运一下子就消灭了。这和戊戌变法多么惊人的相似。
    


§§四是:都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
    
     其实,中共保守派之所以大胆包天地用屠杀的方式来结束89民运,也是看中了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改革派没有群众基础、只是一场市民运动、没有波及到广大乡村这一要害。中共改革派也确实要吸取戊戌变法的经验教训。
    
     1988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发行的《东方世界》第6期上,发表袁林的《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文章,是一篇历史性的学术文章,是当时所有纪念戊戌变法文章中最清晰的一篇了,而且在北大刊物上发表,对于89民运有一定指导意义。文章认为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在于它的精髓是“武力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反动统治,”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正是缺少了这一精髓性的东西,即暴力革命。那么,在文章发表的几个月后,发生了89民运,而89民运的主力军──学生们,也正是汲取了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经验教训,而要同中共反动集团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而中共也倡导这种斗争到底的共产主义精神,硬对硬,结果发生了六四惨案,戊戌变法的悲剧重演。
    
     究其89民运重演戊戌变法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明治维新时的中产阶级,不具备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一味坚持革命精神,而没有物质和阶级基础做坚强后盾,那么,面对强大的中共顽固势力,只有被屠杀了。
    
     而89民运时,邓小平十分注视民众的政治态度,多次让向赵紫阳、扬尚昆等向他报告民众的情况。5月13日,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次学潮波及面虽广,但只是在全国一些有高校的城市,农村不受影响,农民是稳定的,城市工人是稳定的,他们对一些社会现象不满,发发牢骚,同情这次学潮,但照常上班,没有罢工、游行和串联的事情发生。”(《六四真相》2000年1月8日张良著)
    
     6月2日,扬尚昆对八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姚依林说:“1个多月来的情况表明,静坐绝食者不可能自觉从天安门广场撤出,我们的确到了非采取措施的时候了。对于形势的估计,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不管怎么样,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是拥护改革的,支持改革的,我们要对天安门清场,恢复秩序,制止叛乱,决不是放弃改革,闭关锁国。”(同上)
    
     赵紫阳、扬尚昆说的学潮情况十分准确。这情况更增强了中共元老们以武力镇压学运的决心。如果农民闹事、工人罢工游行,有个体经济老板们的支持,而且不局限于有高校的城市,中共元老们会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学潮,就是邓小平立即退休,让李鹏、陈希同等下台,赵紫阳会继续执政。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元老们采取什么手段解决89民运,不完全取决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还要看民众的政治态度。他们也深知“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古训。
    


§§五是:二者都是一场改革。
    
     按照一种传统观点,改革就是改良,改良就是一点一滴的量变,改变不了社会的性质。其实,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一种手段。一个社会的矛盾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总是要解决,至于通过什么手段或方式,那要看当时的各种条件,并不取决于人们的愿望。改革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戊戌变法的内容是用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如果成功,中国将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意味着中国的质变。这种情况在欧洲和亚洲等都有过,现在不少发达国家还有个国王、天皇,就是个例证。
    
     戊戌变法奉行循序渐进哲学,政治上采取非暴力运动,行动上依靠皇帝的权仗,自上而下推行改革。对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这些从旧文化营垒中走来的年轻“布衣”,他们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能够挣脱旧传统的束缚、为拯救民族的危亡而献身,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历史的进程中,革命和改良也会发生摩擦、争论和冲撞,但它们争取国家民主的方向是一致的。它们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合力与双轮。从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承续与和合,可以看出其中的历史真谛。
    
     1900年,维新派利用义和团崛起于北方的有利形势,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惨遭镇压,20余人血洒武昌。但维新志士的鲜血没有白流,自立军起义开了辛亥武昌起义的先河。10年后辛亥革命的枪声首先在维新烈士流血牺牲的武昌打响。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恰好证明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妨说:自立军起义是武昌起义的预演。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戊戌变法就没有辛亥革命。
    
    89民运也是一场改革或叫改良:不论从学生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还是民众提出的“新闻要讲真话”包括“李鹏下台”等口号,也都是要求改革,没有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来推翻中共,也没有要改变中国的性质。按赵紫阳的话,是“恨铁不成钢”。所以,中共发表《人民日报》“4.26”社论,给学生扣上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他们就不干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89民运中共屠杀了那么多学生和民众,他们的鲜血也和维新的自立军一样不会白流,也是新的民主革命的预演。
    


§六是:都是为了实现当时的现代化,使中国赶上当时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就是以“救亡图存”为直接目的,以发展资本主义为路向的爱国运动。
    
     戊戌变法是为了挽救19世纪末年中国的民族危机。89民运的改革是为了回应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美国、欧洲、亚洲四小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峻挑战。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又一次良机。民族灾难的深重迫使中共改革派和新生的民主派几乎发出同样的呼声:“决不能失去这次资本主义惊涛拍岸的百年不遇的机遇。”(中共中央电视台政论片《第三次浪潮》1988年)二者都是改革,总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不但有曲折,而且改革者也一定要付出代价。
    
     戊戌变法中牺牲的六君子和89民运中牺牲的几千名民主烈士的鲜血,也没有白流。他们的思想和业绩,对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已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仅这一点就值得纪念。纪念这些先驱,至少可以使后人知道:政治改革是多么不易。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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