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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难忘的一九八七年—纪念赵紫阳
(博讯2005年5月30日)
    
    
     (征求意见稿之二十七,2005年3月) (博讯 boxun.com)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岁月中,最令人难忘的要算是1989年了。遍及全国的学生运动和对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的镇压,在人民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和难以愈合的创伤,并将耻辱的印记刻写在民族发展的历史上。作为创伤和耻辱的重要标志,被剥夺了自由权利近十六年的赵紫阳,终于在今年的1月17日离开人世。官方以短短57字的报道刻意淡化这个噩耗,却掩盖不了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悼念和赞颂。近十六年的软禁,既违反宪法,也背离党章;在报刊、书籍和电视等媒体上,以“实事求是”自我标榜的掌权者歪曲事实,篡改历史,妄图抹杀赵紫阳的巨大贡献和人民对他的崇敬。但是,从“要吃粮,找紫阳” 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以来所建立的伟大业绩,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在纪念赵紫阳的悲愤时刻,我的思绪从1989年转到了1987年。在这一年里,赵紫阳击退了反改革反民主势力的猖狂反扑,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均衡发展的宏伟规划,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一) 建国以来的民主革命的简要回顾
    
    1987 年的中国政治生活,是以胡耀邦被迫辞职作为标志性开端的。这既是胡耀邦个人的人生历程的重大转折,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它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完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保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里曾经描述过这一前景,这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民主政府。只有在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肃清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主义,和作为它的补充的奴隶主义;只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才意味着民主革命的完成,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遗憾的是,毛泽东背弃了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民主革命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地转向了以剥夺人民的财产所有权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开展了以剥夺大量知识分子的自由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派运动。这两个“剥夺”既堵塞了发展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道路,也就打开了复辟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大门。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阶段。贯串这个发展过程的矛盾和斗争,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继续民主革命,也就是发展市场经济以提高生产力的水平,建立民主政治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一条是复辟倒退,也就是遏止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阻碍生产力的提高,拒绝政治民主化而维护封建专制主义。建国以后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几乎都是围绕这个主线展开的。具体说来,经济上是国家垄断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政治上是民主法治和专制极权的矛盾,文化上是言论出版自由和舆论一律的矛盾。从 “右派言论”到改革开放到八九学运,就这些矛盾和斗争的基本性质来说,都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回声。
    
    粉碎四人帮为民主革命的继续提供了新的机缘。以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以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活跃。人们不无理由地把这种发展路径的转变,称之为“补资本主义的课”或“补新民主主义的课”。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补民主革命的课”。只要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社会就不可避免要召唤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胡耀邦主持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继续民主革命所进行的斗争,贯穿着上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就不用说了,在政治思想领域,像西单民主墙和各地自发的群众组织的出现,理论务虚会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太阳和人》对个人迷信和专制制度的批判,胡绩伟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阐发,周扬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宣传,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对创作自由的张扬和领导机构的自由选举,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向封建专制主义进行冲击,因而也都带有民主革命的内涵。尽管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结果往往遭到强有力的打击而归于失败,但民主革命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催动着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二) 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九八六年
    
    1986 年,屡受遏制的民主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涨。4月12日,新上任不久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在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和谐融洽的良好气氛,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熊复后来不无理由地指责说, “从此自由化大肆泛滥”)。6月10日、28日,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一再地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受到鼓舞的青年知识分子响应他的主张,纷纷举行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多次召开研讨会,举行讲座,撰写文章,发布消息,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邓力群后来在一次讲话中说:“七月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重新掀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这个时候以后,一直到1986年底,不只是思想界、文艺界,而且扩大到整个政治领域,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到处发生学潮。”邓力群的话没有说错。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一经传开,便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唤醒了人们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因为从毛泽东时代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存在着太多的封建专制主义。改革政治体制,首先就要革除这些专制体制,这就使得改革带有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工人日报》11月14日的一篇文章就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应是对封建政治的再一次革命。”因此,讨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揭露原有政治体制的缺陷,不能不探讨四项基本原则的是非得失。在1986年的民主革命高潮、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潮里,从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的讲演、文章,到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举行的二十多场研讨会、报告会,以至广大学生所提出的口号、标语,都在提倡自由民主的同时,或明或暗地冲击着现行的专制体制,冲击着四项基本原则。方励之从11月15日到19日,短短五天内便在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同济大学、宁波大学等校,作了六次讲话,鼓吹民主科学,提倡三权分立,主张校长负责制,推崇多党制,赞赏北欧的社会主义,批判舆论一律,指责四个坚持“没有清楚内涵”,他一再强调“民主是我们应当有的权利,要靠我们争取,才能真正得到。”王若望在他的多次讲话中宣传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把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当作正确目标”,是 “抹上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油彩的封建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我们中国需要的,是紧迫的需要”,“这一步是我们一定要走的”。他也主张“实行多党政治”,批评有些党委书记“什么也不懂,靠整人吃饭”。他还公开表示“我要为自由化辩护”,指斥“反自由化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股要求民主、要求法制的力量的压制”,并且直截了当地承认自己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老祖宗”。
    
    在“三宽政策”的鼓舞下,这一时期的报刊上也出现了不少分析、批判专制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如《人民日报》11月7日的评论员文章提出:“不要再把‘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当作棍子去打人。”《红旗》杂志当年第14期的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民主和科学。”《文艺报》8月23日的文章则指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遇到这么多曲折和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历史阶段。”《深圳青年报》9月9日的一篇文章提出要推翻“三座大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1957年后的毛泽东言论,变相的“一国两制”。有些人对现行政治体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如:“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一直就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加斯大林独裁主义的政治。”“中国的政体是在暴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端集权的机构。社会历史证明,极权制必然导致腐败。”有些报刊上的文章指出:“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是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新华文摘》第11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民主。过去我们不仅是人治,而且实质上是党治。”(《深圳青年报》9月3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对立面的,主要是封建专制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标志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的东西,写在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旗帜上。”(《工人日报》10月3日)“要参照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文艺报》8月23日)有的文章批判“反自由化”的口号,认为“这是一个地道封建专制主义的口号”。文章论证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摆脱资本的枷锁,使社会实现最彻底的自由化,------可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真正自由化的同义语”。“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自由化同反共反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新观察》第16期)有的文章对党的领导提出挑战,如:“不能因为是执政党,国家的一切活动都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应该依照宪法而定。”(《深圳青年报》9月30日)“改变党和社会团体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使各种社会团体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以便对执政党进行有效的监督。”(《世界经济导报》9月1日)还有的文章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教条化了的、或者说为中国的传统落后意识偷换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导报》11月17日)。“马克思主义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就以它顽强的力量侵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报〉12月17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按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的心理和意识而变形甚至走样”(〈青年论坛〉7月号)。“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科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科学的科学’。”(〈世界经济导报〉11月24日)“不应成为学术探索的指挥棒”(〈人民日报〉11月6日)。这些见解,突出地反映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呼唤自由民主这两大诉求,体现了民主革命的本质特征。
    
    进入12月,民主革命从理论思想的发动,转入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形式的行动阶段。12月1日,合肥科技大学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批评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不民主,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5日、9日,合肥几所大学连续上街游行。接着,武汉、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北京等大城市的高等学校学生,先后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学生们的标语、口号、传单、大字报上,可以充分看出学生运动的民主革命性质。如:“将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宪法是错误的。”(湘潭大学) “四个坚持首先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牢笼。”(南京大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身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精神,也有违于共产党的宗旨,与宪法的精神也是不符合的,因此,没有必要强迫坚持。”(浙江大学)“中国现在奉行的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几千年的封建主义杂交的思想体系。”(中国科技大学)“中国意识形态是在马克思主义掩盖下的封建思想。”(北京师范大学)“目前专制统治像严冬一样笼罩着沉寂的神州大地。”((武汉大学)“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不具备搞社会主义的条件。”(南京大学)“中国的改革是弥补历史上没有走过的资本主义路程,是补资本主义的课。”(四川大学)“官僚集权的政治制度是封建专制的变种,是对人民的变相奴役。”(武汉华中师大)“中国没有民主,言论受到压制,经济暴敛专制,精神文明是几条无病呻吟的信条。”(上海交通大学)“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民主主义不能靠施舍与恩赐。”(云南大学)
    
    从前面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在1986年下半年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这种形势是代表专制势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无法容忍的。他们在严令各地进行镇压的同时,对领导机构内支持学生运动的开明力量进行打击。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主张对学潮采取“冷处理”的方针,通过对话沟通,说服学生回到课堂里去。这种温和的态度正好为专制势力提供了把他拉下马来的借口。12月31日,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召集全校师生讲话。他在谈到学潮时说: “总书记说要冷处理,我就是要热处理。热处理又怎么样?三百万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有三百万解放军!”他还说:“现在有人要小平同志下台,小平同志怎么能下台呢?只有‘四类分子’才希望小平同志下台。你们谁希望小平同志下台啊?举起手来!”听众里当然没有人举手。后来才知道,他这番话也是针对胡耀邦的。因为不久前邓小平约见胡耀邦,对他说:到十三大我们都退下来,我全退,你半退。天真的胡耀邦信以为真,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转达这个意见。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会因此而被加上“要小平同志下台”的罪名,而且成为自己被逼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扭转乾坤的一九八七年
    
    随着胡耀邦的下台和学生运动的渐次平息,民主运动迅速降温,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纷纷发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为了在全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推开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邓力群起草了一份文件,准备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当时已经代理总书记职务的赵紫阳,当然洞悉这些反改革派的用心。他压下了这个文件稿,让鲍彤另外起草一份《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并在争取邓小平的同意后,于1月28日发布。这个文件在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之后,将斗争的范围和重点“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有些同志持系统的错误观点,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要防止以‘左’批右,决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搞活政策的贯彻执行。”“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过去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片等,一概不进行清理。”“要采取和风细雨、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方法”,“不搞政治运动”。
    
    这个文件的精神完全同胡耀邦的“冷处理”方针相一致。它既是指导“反自由化”的方针,也是改革派在民主革命遭到挫折后掩护退却的无奈之举。但是,那些被胡耀邦下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左派”人士却得意忘形,大举反攻。他们到处开会讲话作报告,欢呼“又是一个春天到来了”(贺敬之),妄想掀起反自由化的新高潮。他们历数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斗争历程,以鼓舞士气。邓力群在2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把这个历程概括为“逢单的时候,大概都是小平同志代表常委在讲话;逢双的时候,往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重新泛滥以至蔓延的时候。” “有的同志算了一下,大概有四五次反复。这四五次反复,可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泛滥得越来越厉害,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卷进来的人越来越多,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到了去年的学潮,尽管规模不算大,参加的人数不多,可政治上达到了我们解放以来无以复加的水平。”邓力群用“无以复加”来形容1986年的民主革命运动是有道理的,它确实对他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卢之超在四月初的一次讲话中说:“一些人到处写文章,到处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到处讲话,宣扬各种自由化观点。”“相反,对自由化不满意的、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观点的同志,却感到很憋气,写的文章没有地方登,也没有地方发言。”贺敬之说得更邪乎:“马克思主义当权,讲马克思主义还要转入地下,采取迂回的办法,这是我没有料到的。”熊复也在4月6日的讲话中说:“在那种气候下,理论和文艺两条战线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受到压制”,“《红旗》杂志的处境也是极为艰难的。”从这些抱怨里可以看出,在1986年的民主革命高潮里,那些反自由化积极分子的假马克思主义是多么不得人心;也可以理解,在胡耀邦下台后,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迫不及待地投入反击。邓力群在讲述几年来的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斗争时,总是把胡耀邦放进去,批判他多次“助长了自由化的气焰,造成思想的混乱。”“对搞自由化的人物,对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他采取怂恿、保护的政策”,“造成自由化越来越泛滥。”他指责胡耀邦对这种现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邓力群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准确地描述了胡耀邦对民主革命的支持,同时也暴露出这个人借机泄愤的狭隘心胸。
    
    这些反自由化的积极分子不理会4号文件的规定,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扩大成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个企图可以贺敬之4月6日在著名的“涿州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为代表。他告诫与会者“不要盲目乐观”,现在还不能说反自由化斗争“已经收到显著成效、赫赫战果”,“远远谈不到”。他说:“反自由化是不是必要?有些中央文艺单位领导很迟钝”,他们“回避本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回避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仍一字不提”;他们对斗争“有抵触”,认为运动“已经过去了”。对于“这样一种情绪”“不做充分估计,我认为走过场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央不坚定的话。”他还指责有的人只记住了邓小平讲的“不要横加干涉”和4号文件的“一律不进行清理”,却不肯“联系实际”。所以提出要在文艺单位进行“思想组织整顿”,“银幕、屏幕也要整顿”。
    
    贺敬之讲话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会议却是以整个思想文化界为目标的。这是一次组织反自由化队伍的动员会,掀起反自由化新高潮的誓师会。据说会上列出了一些大批判的题目,还成立了几个大批判组。他们气势汹汹,跃跃欲试,要在理论、思想、文化、新闻等各个领域摧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和基础”。(熊复4月27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会议上说;“理论界、思想界、文化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温床、基础。”)用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贺敬之的讲话表达了那些反自由化积极分子的心声和共同愿望。他们摩拳擦掌,煽风点火,准备迎接一场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1987年初,就有人传播流言:“杜光助长了研究生中的自由化思潮。”“中央党校一些青年干部的自由化观点,根源就是杜光。”“这个人三十年来一直同党离心离德”,“到现在还是一个右派。”有的人把我在一些文章上的批语上报党校领导人。我主管的一个内部刊物的主编在一期内刊首页的“编者按”里说,“本刊今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人想以我为靶子,在中央党校掀起一场反自由化运动。当时我作为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之一,正忙于组织七个专题小组的研讨工作,实在没有心思去多想那些不怀好意的传言,但在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的时候,也不免感到激愤而有些担心。中央党校如此,恐怕其他单位也少不了企图从反自由化的政治运动中捞取好处的积极分子。
    
    面对“左派”蠢蠢然妄想突破4 号文件,把反自由化扩大成为政治运动的企图,赵紫阳表现了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他既要扑灭这场反自由化的熊熊烈火,又不能触犯那些主张反自由化的、而且掌握着他的政治命运的老人们。怎样做到两全其美,确实需要高度的勇气和智慧。稍有不慎,便有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胡耀邦就是他的前车之鉴。面临这种微妙而复杂的局面,赵紫阳巧妙地利用涿州会议的动向和“第二次拨乱反正”的说法,向邓小平进言,说明有些人极力扩大反自由化斗争,就是要拨改革开放之乱,反毛泽东时代之正,以此打动力主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赵紫阳决定召开一次意识形态部门的干部大会,专门就这个问题讲一次话。
    
    5月 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意义重大的讲话。他首先肯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以此表明没有进一步扩大这个斗争的必要。他在“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的题目下,说明由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还会有一定市场。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并且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正面教育这个环节。”他在这里用斗争的长期性和正面教育的方针,来遏止那些“左派”准备发动一场政治运动的尝试。接着,他批评某些人提出的“要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扩大到经济领域”的叫嚣,以及“现在反自由化,只反说自由化的,不反干自由化的”,“资产阶级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言论,严厉地指出:“所谓‘打破4号文件的框框’的论调,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违反纪律的。”
    
    赵紫阳的讲话扭转了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紧张局面。虽然他也说“应当把这场斗争深入健康持久地进行下去”,但那些反自由化的积极分子却已经没有积极性了。因为大搞政治运动既不可能,小打小闹又非他们所愿,所以一下子就都泄气了。反自由化运动终于烟消云散。我听了这个讲话,更因为可以又一次地免于沦为政治运动的重点对象而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中央党校的反自由化运动终于没有发动起来。当然,这同当时党校领导人的明智也是分不开的。
    
    赵紫阳在这次讲话中谈到宣传工作时还说:“不仅要宣传经济体制改革,还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这话也是有所指的。邓力群等人把1986年下半年的民主运动,即他们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归因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他们不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因为这是邓小平提出来的。然而,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向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是十分明显的。为了破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赵紫阳在提出“应当逐步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之后,又宣布将于7月1日重新发表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这个讲话“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一定要组织好宣传、学习,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个讲话和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上来。”他还责成《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发表邓小平讲话的同时发表社论。这一招是十分高明的,他利用邓小平几年前的以反封建为主旨的讲话,以高屋建瓴之势,一举扫除反改革势力的阻挡,为政治体制改革廓清道路。它又一次地表现出赵紫阳的政治智慧。
    
    10月25日,赵紫阳在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它是唯一为政治体制改革绘制出阶段性蓝图的正式文献。特别是关于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如果能付之实施,将会有效地克服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推进政治民主化。可惜,这个宏伟规划的实施,因“价格闯关”而延误于先,继为“八九镇压”否定于后。虽然邓小平有过“十三大的报告,一个字也不许改”的明示,但新的领导人却完全弃之不顾。因为实行党政分开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际上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它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专制制度的基础。对于那些仰赖专制制度以安身立命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贯彻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无疑是自掘坟墓。因此,它后来遭到抛弃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像赵紫阳那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才具有足够的胆略和智慧,敢于向专制制度的深处开刀。正因为这样,他才不能见容于这个制度。1989年,随着群众运动的惨遭镇压和赵紫阳的被废黜,十三大所绘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被束之高阁,十余年来无人问津。民主革命的光焰暗淡了,中华民族更深沉地沦陷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泥淖,人们只能期待历史把下一次民主革命的高潮推到社会的面前。
    
    赵紫阳在1987年所操作的两件大事——消弭反自由化运动和绘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宏伟蓝图,是值得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大书特书的重大业绩。他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所作的贡献,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必将永垂青史。
    
    2005年3月11日
    
    转自新世纪特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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