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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子游:“六四”以来十六年中国政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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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5月30日)
    
    任不寐先生首次提出“江泽民主义”,并解析“江泽民主义”的内涵包括八个方面:一切为了权力,反对和平演变,稳定压倒一切,政治挂帅,三个代表,舆论管制,警察治国和穷兵黩武,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十六年来统制中国的“全世界最后一个最大强权”(美记者华莱士语)的多棱镜。为保专制者平安的“网络长城”使中国大陆成为信息孤岛,阻止了资讯的自由流通,笔者虽身在国内,也愿借“六四”十六周年之机,梳理一下十六年来的政治现状背后所蕴藏之思潮,并以此文纪念“六四”。
     (博讯 boxun.com)

    笔者认为,十六年来的社会思潮,大致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稳定主义,兵法主义,毛主义的回光返照,未来属于自由主义。下面分别表述:
    
    一、稳定主义——稳定压倒一切
    
    十六年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事实上已经破产,尽管没有广而告之,尽管官方话语还在勉强维系,但谁都知道,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破产始于邓小平的“不争论”,而破于江泽民“七一讲话”。这个讲话发表后,海内外舆论,特别是西方国家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转变性质,要走向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激烈批评从反面映证了这个讲话的反社会主义性质。以邓力群为首的左派人士坚决反对“资本家入党”,认为江泽民讲话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共产党意识形态,“《七一讲话》违反了党章的有关规定,表现为党的个别领导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违反党章的基本原则和列宁的建党学说”。
    
    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区别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否定了公有制,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但是,官方操纵的舆论却不这么解释,还在坚称中国现在所走的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呢?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在否定了公有制的神圣地位之后,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唯一的接壤,在理论上只有一个专政理论(组织层面的民主集中制只是专政得以实施的组织保障)。允许资本家入党,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理论,就不再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虽然要断言其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理论上还不够充分,但判定其为非无产阶级专政,却仅凭资本家入党就已足够。这正是邓力群们要极力反对的原因。因为这条底线一旦突破,共产党再也没有任何底线可守,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马列政党。
    
    由于缺乏政治实力作后盾,如今勉强能称得上铁杆共产主义者的邓力群们已经边缘化了,反对的结果是对牛谈琴。专政进行曲继续在中国上空飘荡,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掌权者对无权者的专政。这种专政的核心是保持掌权者的权力,要保持这种绝对的权力,自然就得保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学史中,自由,民主,共产主义,都具有价值元的地位,但从来没有谁将稳定作为一种价值去追求。无论哪一个大家哪一个流派,都找不到稳定这个范畴,主张暴力革命和不断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里更不可能有稳定的一席之地。然而,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稳定却压倒了一切,上升为一切价值中的元价值,成了一种“主义”。说它成为主义,因为稳定不再是手段,也不是对某种事实性状态的客观描述,而是成为目的本身,为了稳定而稳定,为了权力而稳定。稳定就等于保有权力,不稳定就等于权力丧失或接近于丧失。
    
    由于坚持一党专政,用稳定压倒一切,宪法确定的长期有利于社会国家的许多根本性原则全成为权宜的牺牲品。国民合宪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固然因其所谓的不利于稳定而不得不在事实上遭到剥夺,就是言论,也只能是给执政党唱赞歌,批评性的言论一概列为影响或破坏稳定的因素,不断遭到蛮横的镇压。13亿人只有默默等待执政党中央那几块通过私相授受爬上去的料咋说咋算的份,民间表达自身利益的所有合法管道均遭关闭,遑遑大国成为一个闷罐子,除非等到压力上升而爆炸的那一天,否则,处于等级制度之下或分赃体制之外的人们,永无出头之日。
    
    用稳定压倒一切来维持一党专政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危害是长期的和极端巨大的,靠用稳定压倒一切来保持执政地位所付出的成本也是极端高昂的。腐败泛滥是国家付出惨重代价的一种。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一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页的中国,即以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案件而论,中国腐败的规模和程度创下了有人类以来之最,司法界人士熟知,已经暴露的能够侦破的腐败案只占总量的1%,大量的腐败只因腐而未败还在继续蔓延和扩大,不管执政党为平民愤下多大决心,侦破多少“大快人心”的大案要案,“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阿克顿语),有理由相信,只要一党专政的权力分配体制不变,只要权力没有体制以外的监督,腐败就不会根除。
    
    禁止异见的合法表达是国家付出惨痛代价的另一种,尽管这一种所造成的危害是隐性的,却是远比腐败更深刻更严重。首先,禁止异见等于扼住民族生命力勃发的咽喉,造成国家民族的精神萎缩,国民热情洋溢地发表不同政治见解,是一个国家富于活力的重要指征,阻塞言路,只会带来国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下降和政治性社会性原创精神的委顿,古人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写的这种情况。其次,禁止异见导致国家政治决策不可避免地丧失合理性和科学性。大社会的政府以意见治国,治理国家所依靠的意见酝酿、生成于民间,并且只能生成于多方辩论。不同的利益、不同观念的人们从不同的立足点对公共政策提出主张或批评,看似争执不断,实际上正是这种争执才使得不合理意见自动出局,从而使得国家得以避免为不合理决策付出行动成本。由于大社会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的方面或个人或集体,都不可能全面占有所有的事实性知识,希望依靠少数精英经审慎思考、调查研究而设计和安排大局,必定挂一漏万,这样生成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一旦付诸实施,往往事与愿违,其负效应往往比正效应还大。之所以“中央的政策好,一到下面就变了样”,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不过,“中央的政策好,一到下面就变了样”却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所谓的“好政策”,根本就是设计者无视事实一厢情愿地设计出来的,是与事实脱节的,只能在理想状态下才合理,一走出中南海,社会就立即用事实粉碎了它。
    
    稳定压倒一切造成的社会问题还有很多,可以说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稳定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这种主义的前设是共识与冲突的二元对立思维。它不断地在避免冲突上要求社会形成共识,并为制止冲突制造合法性舆论,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好采取铁血镇压手段来消除,并美其名曰维护社会稳定。
    
    稳定的词源学解释是“平稳安定”。从物理角度看,一个物体要保持稳定,必须动能和势能均处于最低状态,重心越低,越靠近地面,才越稳定,高悬于空中的物体随时都有倾覆之虞。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概述稳定,笔者认为,稳定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社会成员彼此相安无事就可以维持其幸福生活所需,另一方面,无需采取极端措施就能保障自身利益免受根本性伤害。总括言之,稳定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普遍感觉妥适的产物。此处关键之点在于,稳定是社会自发形成的状态,而非社会或国家勉力达成的目标。因此之故,稳定不应被视作国家利益所在。稳定也不是达成国家目标的前提。社会成员普遍感觉妥适是稳定得以达成的前提和充要条件,按照逻辑推演,其逆命题“只要维持稳定就能保障人民幸福生活和人民利益免受伤害”不能成立。一旦社会成员普遍感觉不到妥适,这种稳定也就是普遍有害的。从另一个角度讲,稳定是动态的,静态的稳定等于死寂,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拒绝变化以获取永远美好的稳定,因而也就永远不可能实现。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稳定就成了目的。由于必须借助于抑制的手段来维持,社会进步必定会被连带受到阻滞。一旦稳定成为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者往往就会不择手段,暴力就会成为“正义”,诛灭异己就会“理所当然”。稳定就会服务于最稀缺最需要稳定的人们。
    
    民主自由国家以社会成员普遍妥适为唯一旨归,国家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政府产生于社会成员的公推公举,政府不是高踞民众头顶,而是与权利主体——个人和法人——平等,除政府之外,也无其它物事高悬于空中,所有政府机构及其成员都置身公民之中,政府定期倒台,定期再生,任何一届政府都不会愚蠢地以维护长久稳定为执政目的,稳定却自发形成了,并且得以长久保持。在专制国家,权力与权利对立,权力高高在上,权利负轭于下,为了永久拥有高高在上的权力,政府必须与公民对着干,民众自发形成的秩序必须服从于警察拼命维持的秩序。政府与公民争权,自然矛盾不断,为了转嫁矛盾,政府不断制造假想的公共敌人,专制社会秩序的维护本来只与统治者利害相关,却因此得以披上“关系国民切身利害”的外衣。在刻意制造的舆论中,稳定是必须努力才能维持的,维持稳定也就成为一项值得炫耀的功绩,好象维护了稳定,就保护了国家,对此迷局古人早有识见,“他们每犯下一次政治罪行,你都可以听到他们在宣布:‘我们又一次拯救了国家!'”(《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邦雅曼·贡斯当著,阎克文、刘满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91页)。
    
    二、兵法主义
    
    兵法而成主义,是笔者长期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得出的独到见解。这种见解最初来自于笔者阅读中国人所编纂的历史的心得。举凡《春秋》,《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中国通史》,以及国内所谓历史学家主编的《世界通史》,无一例外,全是人物行为史或称作“生存智慧”,或者干脆称作“小聪明史”。整个中国史可以简约为一个表达式:“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如何作为,获得成功或导致失败。”在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中,你看不到文明缓步积累和循序渐进的脉络。以写哥伦布的历史为例,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撰写的《全球通史》中,不仅如实记载发现新大陆的过程,而且对发现者之所以是西班牙人派遣的哥伦布而不是郑成功、之所以探险发生在1492年而不是其它更早年代的历史深层原因都作了探讨:宗教冒险精神、商业扩张的渴望、航海术和地理学的发展、个人奋斗精神、以及飓风等因素综合作用才产生了哥伦布的伟业。读这部简史,可以清晰地感知人和文明的价值。中国人编写的哥伦布征服新大陆史虽然因篇幅拉长记载的稍详细,但大段大段的文字都用于交待时代背景,除此之外,主要篇幅就是哥伦布某年某月某日到了哪里,做过什么,一笔流水帐,至于导使他探险远洋的观念和冲动如何形成,支持他远涉重洋的文明自何而来,全都语焉不详。这种情形在叙述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时,表现得更为突出,项羽之败在错失人才,刘邦成于擅长笼络人心,曹操的长处是工于心计,刘备则能以泪感人,岳飞抗金艰苦卓绝,林则徐爱国烧烟,李鸿章屈辱卖国……中国的历史是主要人物史以及附着于特定人物身上的大事件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一个个全是机会主义者,不争主义,只争为民之主的垄断权——目标或根本原则没有任何不同,都是争夺最高权力,不同人物的不同之处,对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是在特定时机回应环境的措施各有特点。这些国人编写的历史,其记载的重点放在特定人物的“生存智慧”或曰小聪明上。看过这些人物,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人生兵法(或曰谋略)实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兵法主义指的是,为了达到某种好目标,采取一切手段争胜都合理。行贿可以自我慰解为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欺骗其它企业是为了给职工发工资,杀人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出卖肉体灵魂是暂时委屈求全以利于今后申达。于是,行贿,行骗,杀人,出卖身体灵魂,都是能耐,都是生存智慧。生态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表明,一种社会规则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可,主要是榜样的作用,遵从这种规则行事的人比较遵从其它规则的人们更成功。兵法主义兴盛于中国,历史渊源是军人得江山和精于内斗者居高位。读历史就可以看出,中国历代成功人士或者遗臭万年之徒,无不以兵法主义处世。
    
    无原则是兵法主义的特征之一。兵法主义者也许口头宣称坚持原则,但实质上,他们根本不在乎任何原则,原则在他们眼中只是用来哄人的。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原则,这条原则就是权变。兵法主义者往往迷信变通,以为一切都可以变通。他们往往也是话语拜物教者,相信只要话讲得好,即使做得不美,也可以以美好称之。从主张发展私营经济却又坚称社会主义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各种假大空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兵法主义者如何对待原则。兵者,诡道也。由于无原则,兵法主义者往往不按常规出牌,不尊重游戏规则,什么阴招损招,用用都无妨,正是由于无原则,在兵法主义大行其道的十六年中,潜规则成为朝野通行规则,厚黑学成为显学。
    
    兵法主义者们往往过于迷信理性。中国现在的官僚阶层呈精英化趋势,有一定职位的官员都有某种程度的学历,通常具备一定的现代科技文化知识。正是这一点强化着他们的兵法主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自恃有知识,就以为世间万事不过如此,自恃无所不懂,无所不能,以为通过审慎思考抉择和刻意建构,可以设计一切,宰制一切,以为只要有办法,什么事都可以办成。于是,“办法”就成为他们思考的核心,与此同时,原则也就被他们弃诸脑后。
    
    不把人当人尊重是兵法主义者特征之二。在兵法主义者眼中,法轮功学员是法轮猪,民运人士是民运猪,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人渣,静坐的学生是居心叵测之徒,对这些不配称作人的人,怎么处死刑讯都合法合理。历史上的兵法主义者对待对手极为残忍,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残杀黎九莲钟海源就是兵法主义者们的杰作。所谓“对待敌人像冬天般的残酷”,正是兵法主义思维范式。因此,兵法主义者必定是暴力崇拜者。刘晓波先生有专文《屠夫崇拜》,深刻提示了兵法主义者的暴力迷信。兵法主义者通常好斗,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兵法主义者,他的人生哲学严重扭曲成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中国人喜欢内斗,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大多是兵法主义者。兵法主义起源于人的动物性,发韧于资源极度匮乏的生存环境,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为争夺有限资源不择手段,谁更狠,做事更绝,办法更多,谁就是赢家,赢家通吃。因此,兵法主义兴盛是社会未摆脱野蛮的表现。
    
    兵法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团结合作精神。兵法主义者眼中,人只有三种,对三种人分别三种方式对待,有利害关系斗而不赢的,与此类人处理的哲学是雌伏;有利害关系可以斗一斗并有望战胜的,对他们寸土必争;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与这些人最好的相处方式是和稀泥。外交上,“中国与某某国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之类的表述,就是典型的兵法主义思维。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兵法主义者也讲团结,但团结只被视作积蓄力量所必需,是为了防止被孤立,只是防守的一种谋略,核心不是对对方平等的基于人性的尊重。兵法主义者通常都鄙弃妥协,心目中只有征服与臣服。斗赢了,当主子,斗败,就自甘当奴才。中国现在遍布各级各地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一个个占山为王,以主子自命,不是得益于他们擅于团结人,而是这些头脑们精于内斗,在内耗中获胜,另一些在内斗中失意者,则自甘下流,不再向上挑战,改为在同级中争先和满足于在下级面前摆谱。胜负双方合谋,构建起“团结稳定的大局”。
    
    兵法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没有正义观。在兵法主义者眼中,法律不是维护正义的公器,而是为了维护安全打击异己震慑群众的暴力工具,是专政的利器。由于没正义观,兵法主义者通常没有诚信可言,狡猾,奸诈,阴险,成为官场默认的政治伦理。
    
    兵法主义者从生存经验直觉到,赤裸裸的阴谋诡计后患极大,因此,他们往往借助于其它手段,掩盖兵法主义的真实面目。
    
    一是把自己深藏在国家主义者里面。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使得兵法主义自然而然成为十六年铁幕的底色。“发展是硬道理”,一切服务服从于国家兴旺发达,为实现国家发展用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方法都合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然而,兵法主义者其实是伪国家主义者。在对待民主这件事上,他们的伪国家主义者身份很容易识别。兵法主义者们不可能不知道,民主有利于国家,反民主的一党专政控制下的稳定危害国家,但他们就是拒实行民主,因为他们的所谓国家,其实与我们所讲的国家是一词二义,他们的“国家”与“统治者”两个概念是二而一的,“朕即国家”的表述对他们最为适合。在这个意义,稳定主义也就是是国家层面上的兵法主义。
    
    二是高举道德主义的招牌。兵法主义者可能提倡“以德治国”。但他们的“德”的所指也并非伦理学意义上的德。由于不容忍异见,兵法主义者的德中不包含“宽容”之义。兵法主义者的“德”特指“忠”,其根本含义是“听话”和“服从”。不听话不服从就是“奸臣”,所有与朝廷不保持一致的人,都是无德之人。道德只是“生存智慧”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小聪明的组成部分。
    
    三是把自己打扮成实用主义者模样。三十六计,核心只有一个字:“骗”。兵法主义信奉有效即合理。因此,在追求实效这一点上,容易与实用主义混淆。粗略看上去,兵法主义有些近似于实用主义,正是在无原则这一点上,它与实用主义分道扬镳。实用主义盛行于美国,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又称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尊重每个人确获保障的私域,尊重民主宪政等文明法则,不会要求专断的权力。所以,当我们听到胡锦涛们嘴里念叨“务实”时,千万别以为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我们的政治局常委们可不喜欢自由主义,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将自由民主视作敌人。他们的务实并不说明是中国现在有实用主义,不是的,中国现在占主导的,是兵法主义,一种伪实用主义,近似于所谓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这就是他们不宽容异见,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但为了保有权力,却又拒不服从民众要求民主这一最高国家利益,并且时刻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的根本原因。
    
    四是装出一副犬儒主义样子。兵法主义盛行,是理想国乌托邦幻灭后的结果。胡平先生曾将这种伴随理想垮塌而生发的社会思潮归结为犬儒主义。确实,今日中国正如胡平先生所言,“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不难想象,基於这种无可无不可的立场,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一方面对世俗观念做出满不在乎的姿态,另一方面又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於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就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的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别充假正经)。”(胡平:《对犬儒主义的一点说明》)然而,考察十六年来体制内精英的表现,不难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在价值层面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冷漠和完全不相信,另一方面是在实利层面对政治权力和地位的热切追求。这些追求者却并无犬儒主义者惯常具有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讥诮嘲讽”的态度,他们在“毫无顾忌地去获取他想要获取的任何世俗的东西”时,是严肃的,也是认真的。共产党主义远大理想也并未在他们头脑中幻灭,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相信过,现在也仍然处于似信似不信因而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状态,他们的远大理想,从来就是获得俗世中的利益,就是垄断并永远垄断不受限制的国政和资源支配权。为了获得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储备有种种生存智慧和权术谋略。
    
    十六年来兵法主义在中国被发扬光大,固然与理想垮塌不无关系,但根本上来说,则是邓小平不择手段保持统治地位并获得成功的示范效应的结果。违背人类文明基本伦理规范屠杀学生者能保住终身荣华富贵,坚守原则运用非暴力文明途径表达合理诉求的人们反而蒙冤于阴曹地府,反伦理的事实教会了人们以悖反伦理为合理。兵法主义在十六年中俏销中国,可以从许多极其怪异的现象中一窥端倪。造假横行和骗术泛滥是怪现象之一。统治者率先垂范,说的不做,做的不说。宪法原则只是一张纸,用来糊弄百姓,人权入宪,却又不断地侵犯人权,人权入宪之后,侵犯人权的规模和频率,甚至甚于人权入宪之前。中宣部、《人民日报》、CCTV,新华社以下,每天连篇累赎重复假大空,自己讲的自己都不相信,却梦想“谎言重复一千遍成真理”。统计造假举世闻名,李德水介绍,2001年至2003年,全国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60%。据此李德水局长坦称,统计造假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官场病'和'社会病'“。(《中国统计局长坦言统计造假普遍性》「大纪元5月23日讯」)官员为了地方经济业绩,牺牲环境在所不惜。执政者如此,被统治者也不例外。人们为了钻营一官半职,什么丑事都做,企业为了生存和利润,任何假冒伪劣产品都可以生产和营销。十六年来,无论官方民间,无论政治商业工业服务业,造假售假无不泛滥成灾,欺诈成为一种社会伦理,伴随歌功颂德之声在主流媒体那儿获取了合法身份。官场和民俗由容忍欺诈,到默认欺诈,最后,欺诈受到赞扬。能诈骗的,被视为有能耐,有智慧,官职上可以不断升迁,财富会滚滚而至,媒体上可以频频露面;不能诈骗的,被视为愚蠢,迂腐,只能在悔恨中自我认栽。民间以民谣的方式对这种现象予以追认,“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欺诈是强制的一种。兵法专用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对立情景,当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互相以假相见,互施强制,实际上,社会成员之间就处于分裂对立状态,也就是所谓原子式的个人,或者称作桶装沙子。
    
    基本的是非观颠倒,社会价值观严重扭曲是兵法主义盛行的表征之二。佘祥林案见诸媒体后,最高法院某副院长居然说,这正是司法公正的表现,因为一旦发现错误,就立即予以纠正。有论者就此反驳道:难道当佘妻出现之后,还能维持原判不成?为什么最高法院的副院长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贪天之功为己有?因为他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严重扭曲。无独有偶,当太原警察纠集黑社会人员打死北京警察一案发生后,太原警方发言人出语让世界为之瞪目,他说这是“一个好警察打死另一个好警察”!类似的事例这些年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太多,当国家领导人都把说一套做一套当作治国安邦的国策,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年代有正常的社会伦理?
    
    三、毛主义的回光返照
    
    回到毛主义的老路上去,1990年代初的江泽民曾经流露过这个愿望,他没有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多久,因为邓小平不同意。邓小平充分看清楚了毛主义的荒谬。缺乏像邓小平那样反复多次被毛泽东打倒的痛苦经历的江泽民和胡锦涛,阴差阳错,成了中南海的主子,却总是对毛泽东式的威权羡慕不已。正是客观上树立权威的需求,主观上对当下文明发展流向缺乏清醒的认知和理性不足,也许还有多年团干部履历造就的威权思维范式,与当前因不满于贫富日益悬殊而孽生的反改革暗流合成一股,拖曳着胡锦涛,促使他试图回到毛主义的死路上去寻找出路。江泽民在1990年代想做而未敢倒行的,接班人胡锦涛想接着逆施下去。
    
    在胡锦涛重走西柏破之路的同时,在社会的另一冀,社会的底部,留恋毛泽东时代者也不乏其人。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网络上打悠,新冷不丁就会发现又冒出一个毛泽东的粉丝。笔者最近就与一个崇拜毛泽东的网民发生过一次对撞。这位希望帮助底层主张利益的人在一篇题为《因为对手相逼,毛泽东才成为了毛泽东》的帖子中说道:“毛泽东虽死,却仍然如一座不可仰视无法撼动高山,那些剥削阶级及其走狗们的一切攻击无不碰得头破血流,无功而返。”他用纯粹毛式语言毛式思维“坚定不移地捍卫毛泽东”。怀念毛泽东远不是一件两件孤立的故事,而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现象。知名作家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就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拙劣的短文认作美文放在2005年5月号的头条位置。在大陆坐车,坐公交车或出租车,都有可能听到司机播放他所喜爱的纪念毛泽东歌唱专辑。退伍军人下岗工人上访,诘难当局的主要武器,就是抬出毛泽东来,以共产党的老祖宗驳斥现在党政接待人员的各种说辞。去年,河南省曾经有退休人员散发传单,鼓吹毛泽东思想——当局给予他们以进监狱作为回应。今天,许多反感现实的人明里不敢反对共产党,就以毛泽东说事,暗讥当局背叛信仰。在二十一世纪初页的中国,怀念毛泽东,上面有意愿,下面有呼声,毛泽东的幽灵杀个回马枪,“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真的再成气候,在三十年后走出水晶棺,从中国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余杰语)中走回天安门城墙,再作伟人状向我们挥手呢?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首先,农民不会答应。邓小平的农业政策只是顺应农民的需求,8亿农民中想回到人民公社,在集体经济中忍饥挨饿的傻瓜大概难找一个。其次,工人也不会答应,工人虽然在毛泽东年代生活在“九天之上”(梁漱溟语),但如果真的面临再回到那物资匮乏工资低廉什么都凭票供应的时代,相信没有谁愿意。第三,知识精英们不会答应。享受着知识经济带来的尊荣的知识分子们难道还有谁乐意重住牛棚再当臭老九?有谁会喜欢一言不慎就性命堪忧时刻提心吊胆的生活?第四,贪官污吏们不会答应,他们深知,如果像毛泽东那样发动群众斗干部,劣迹斑斑的党政官员们固然全都只有死路一条,即使稍好一些的,在过惯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之后,谁还愿意安于清心寡欲?第五,经济基础和经济精英们都不会答应。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优势如今已经为资本优势所取代,私营经济一头越来越大的总趋势再难逆转,经济精英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获利者,要他们丢下万贯家私,无异于对他们施以谋财害命。所以,今天怀念毛泽东的人虽然有一些,看起来好象是一种颇有些影响的思潮,其实并不占多数,也难占主导,特别是在知识精英中,留恋毛泽东的人非常有限。鉴于中国现在关于毛泽东的话题仍是官方划定的禁区,找不到一个比较客观公允的调查结果,笔者且引征著名的[世纪中国。世纪学堂]网曾作过一个关于毛泽东的调查,借以帮助说明今天的知识精英对毛主义的态度:
    
    投票标题:你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什么作用 (单选)
    
    [参与投票的会员](网址:省略)
    
    推进作用 33 (22·15%)
    
    倒退作用 115 (77·18%)
    
    没起作用 1 (0·67%)
    
    论者认为,这个结果“它大抵反映了世纪学堂里左右网友的比例,反映了怎样的声音是该论坛的主流,而世纪中国实在是21世纪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一个缩影,它也大抵反映了怎样的立场,怎样的声音是今天中国的主流!”(见杨群《世纪学堂关于毛的调查很有意思》,载于[递进民主]网)
    
    毛泽东如果真的回来,他会发现,昔日任凭他呼风唤雨的好时代已经不再,自由度越来越大,独立思考能力和经济自立能力越来越强的国人,再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俯伏在他的淫威之下忍气吞声。
    
    认真反思怀念毛泽东现象,不难发现怀念者们的动机并不相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高层和底层人士怀念的原因严重分裂。底层怀念毛泽东,主要是对现状不满,人们出于反感贪官污吏横行贫富悬殊世风日下,希望回到毛泽东的“均贫”时代以解决现存的种种社会痼疾。底层怀念毛泽东,深层动机是想颠覆现行体制。高层怀念毛泽东,主要是想整饬思想,重塑权威,获取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威权,是想维护现行体制。同是怀念毛泽东的人们之间,粗看起来好象是官民一条心,深刻分析起来,却是彼此仇视敌对的一对冤家。可以这么说,底层愈是赞颂毛泽东的人,愈是对当局苦大仇深。
    
    不过,尽管两者有如此之深的分歧,但在一点上,他们是相通的,这就是认为毛泽东思想了不起。关于毛泽东思想,笔者过去曾做过非常深入的研究,打算系统地批判,彻底的清算,可惜积数年努力积攒的笔记因故丢失。要重起炉灶,一是时间上来不及,二是友人刘晓波刘军宁两位博士都反对将精力放在研究毛泽东思想上,认为不值得,浪费时间。确实,毛泽东思想在某些思想未开放的人士眼中金光万道,在一个有宪政胸怀的政治哲学学者眼中,却是一堆毫无科学价值可言的志大才疏者的胡乱臆语。最好也只能评为“小聪明”级的学问。
    
    按中国共产党政治学教科书的“权威”说法,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成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如果认为这个评价是成立的,毛泽东思想在政治哲学史上就已失去原创地位。毛泽东思想最高也只是“拿来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思想的“二道贩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销售商分包商,并不享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知识产权。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希望谈哲学,意在暗讥对方不懂哲学。那么,毛泽东到底又懂得多少哲学呢?毛泽东思想是不是哲学呢?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传人自居,写过《矛盾论》、《实践论》两篇阅读“马列著作”的读书笔记。通观《毛泽东文集》,也只有这两篇与哲学沾点亲带点故。且认为毛泽东是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尽管到底懂得多少还无佐证,斯大林不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传人自居大谈哲学吗?但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却表达了不同看法,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的独裁者的大脑只具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复杂学问简单化处理的智力。假定毛泽东是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马克思哲学只是哲学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这座孤岛现在在它的国家已经被人遗弃,满目荒凉。懂得一点马克思哲学的毛泽东,以为自己看问题能全面客观。但实际上他有没有全面客观地看准问题呢?如果看到了,就不会有“大跃进”、“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等偏执行径。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分析过毛泽东根本不懂逻辑,只会下断语。主观臆断既是毛泽东行为和决策的主要特色,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色,是毛泽东终生突不过去的瓶颈。“大跃进”死人遍野,举国上下包括共产党内都一片反对之声,从不罪己的毛泽东在“八大”上却称成绩与错误的比例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上千万人饥饿而死,竟然比不上他那点所谓的功劳,既无人性,也无逻辑。荒唐透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有让国人富裕起来的大好机会,日本韩国等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毛泽东思想却断定阶级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该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哲学成为科学,离不开逻辑。没有严密的逻辑推演,没有坚实的学术根底作基础,思想就不可能成为科学体系,最多只能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而有所发见的“小智慧”或曰“小聪明”。毛泽东不懂逻辑,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没有科学性可言。哲学是思辩,是观念,毛泽东创造了什么新观念呢?大概只有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毛泽东从无界说。毛泽东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他的邓小平也称自己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了江泽民,把马克思列宁信奉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丢光了,对毛泽东当初搞的一套反其道而行之,还是坚称自己所搞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没有逻辑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实质正是“兵法主义”,“权术至上”,“策略至上”,无论是《论联合政府》,还是《论持久战》,这些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经典”的,都是策论。毛泽东实质是策士,战国时纵横家的衣钵传人。毛泽东思想的内核,遵循着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范式,在战争这种非此即彼的特定时空中,如鱼得水,一旦离开战争,一旦面临复杂的环境,就不可用,勉强应用,只会结出畸形的果实,把矛盾尖锐化,把事情搞砸,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借助于蛮横无理的暴力解决。正是因为这个道理,为了在内斗中不致落败,他就不得不人为的制造非此即彼的斗争环境,以使自己的能力获得用武之地,把对手拉回他占优势的战场来战而胜之,这就是他偏执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深层动因。
    
    毛泽东所享有的至高无上权威,后来让刘少奇头疼不已,但这种权威正是刘少奇等人吹捧出来的。刘少奇等从造神利党自己间接得利的私利出发,从“七大”开始,让媒体开足马力造神,在一干盲流中推崇盲目崇拜。当然,毛泽东的威望,还有部分来源于共产党内诛杀知识精英和异己分子的残酷斗争传统,共产党内的思想管制,压制批评与不同意见,和强行灌输的体制是造神的良好土壤。试想,一个人站着,其余全都被摁下去,跪在地上,那个人将会显得多么高大。帮毛泽东打下江山的军队以农民为主体的特定构成,也让毛泽东得益良多。如果是在知识精英成堆的今天,谁还会将一个师范毕业生奉若神明?
    
    今天怀念毛泽东的人中,有一部分是冲毛泽东独立自主,不靠别人的“骨气”。殊不知,这种“骨气”作为个人性格特征也许让人尊敬,起码无可厚非,但作为国家领导人,在后冷战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果坚守“骨气”,却只会陷国家于孤立和敌对的困境。毛泽东的“骨气”是残酷斗争哲学的产儿,冷战年代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在经济全球化年代里,只会有害无益。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前提是双赢,要双赢就必须学会妥协,没有妥协,只会斗争,在国际上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思想恰恰没有妥协的位置。
    
    毛主义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在世纪初页,胡锦涛重走毛泽东的西柏坡之路,想把偌大中国拉回毛时代,永远只能是一厢情愿。经济他是拉不回去的,中国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逆转。日益多元化的思想他是统一不了的,了解或亲身见识过开放社会里民主自由益处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降低到政治辅导员的水平。毛泽东的政治遗产中,可供胡锦涛继承的,也许只有包藏在平均主义后面的平等观念。不过,这一点胡锦涛也继承不来。政治上平等,意味着胡锦涛应予反对派以平等政治地位,他肯定不敢干也不会干。经济上平等如何呢?更不可能,江泽民扔给他的,是经济严重不平等的现实,积重难返,转弯太急,他要担心翻车,转弯太缓,愤怒的底层不会给他太多时间,再说,中国经济不平等的根源在政治不平等,财政政策和种种立法长期增进当权者机会,压缩底层机会,民意代表不能代表民意,不能参与政治博弈,是造成不平等的最主要原因,不解决民意表达管道阻塞问题,勉强追求经济平等,必定按下东边浮起西边,精力全用来给前面的权宜性政策救弊都不够用,哪还有能力治本?在建立清廉政府方面,胡锦涛也借不到毛泽东的东风,毛泽东时代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却登峰造极,执政党不仅拥有专横的权力,而且还独占专横地使用这些权力的一切机会,中国当代的腐败问题,关键是权力寻租和权贵资本合谋,执政党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来源于毛泽东体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腐败问题单个来看是经济问题,整体来看还是政治问题,万流归宗,形成中国今日种种混乱现象的根本乱源,都溯及权力。政治改革一步棋不走,其它一切都是演戏,都是治标不治本。
    
    从胡锦涛还是储君时候起,国内外就盼望中国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戈尔巴乔夫没等到,却盼来了个勃列日涅夫。这位今日中国的勃列日涅夫也有一副类似毛泽东式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大喊有外国“敌对势力”正企图改变中国,号召我们学习古巴朝鲜,说什么“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也许他梦想过牺牲经济之卒以保政治权力之车,权力稍微巩固,就露出一付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恢复毛泽东昔日的威风,强化专制,把国家向警察国家方向导引,疯狂逮捕异议人士,试图以此挽救梁断木朽的大厦最终不可避免的倾覆命运,。他能如愿吗?现在虽然还不能下定论,但看看历史,有哪一位无视民意一意孤行倒行逆施者有好下场?再问问国人,哪一个不希望均富而留恋“均贫”?多少人不喜欢民主而偏爱“官主”?不必等到下回分解,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后事如何。
    
    四、中国未来属于自由主义
    
    19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发生过一场自由派与左派的大论战,论战结果,据说是以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领衔的自由派获胜。笔者没有能够赶上那次论战,但对自由派胜出深信不疑。什么原因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西方在对阵苏联领军的东方左派集团中大获全胜。
    
    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思潮,极为有力地推动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普及。这些年中,有许多令人鼓舞的现象: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张五常成为中南海贵宾;宪政成为显学,宪政学者广受尊敬;自由主义书籍销路大增,能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短波收音机销量持续走红;网络言论基本为自由主义所主导,有人惊呼,像[强国论坛]这样前两年还是左派主导的论坛,如今已为“右派”所主导;海外中文自由网站访问量逐渐攀升;连战宋楚瑜在大陆演讲自由民主赢得热烈掌声;而左派人物,无论是国际上的还是国内的,应和者都是廖若晨星。虽然官方加强了压制,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由主义在中国,正以其顽强和坚韧的精神,不断地、稳步地扩展地盘,抬升人气。
    
    自由的获胜,说到底是人获胜。在这场人对人的造物——共产主义观念的冷战中,前者必胜无疑。如此立论,也许有论者会质疑说,自由岂不也是观念?自由是观念,但自由的观念不是观念本位,而是人本位,自由观念不像共产主义学说那样,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人为建构的乌托邦。自由观念对人类未来的预测是承认人类未来由自发演进决定,而非人之所能建构,这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五阶段规律论”。自由观念的核心在个人,是人本主义,主张保障每个人都有运用自己的知识追求自身目标的权利,自由的目的是有助益于平等地增进每个人的机会,个人利益是根本,优先于集体利益,不承认离开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本主义集体观;马克思主义是先集体后个人,个人之于集体处于从属地位。以平等而言,自由主义不像共产主义那样,片面地强调经济平等,而是主张人人不仅有平等的经济机会,还在政治、文化、宗教各方面,都是平权的。东欧与西欧五十年的不同经历用事实证明了,共产主义并非无产阶级的天堂,集体财产是无姓财产,谁有支配权谁就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共产主义是有权者的天堂;自由民主社会也并非像中国官方舆论误导的那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自由民主社会是奋斗者的天堂和失去奋斗能力者也有权生存并得以保障其后代有再奋斗机会的均富社会。官方误导国人的无耻从下面一点可以证明,按官方舆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全是剥削阶级的走狗,总统等高官只有巨富之室才能获得,要竞选总统,除非拥有像布什那样的数亿美元竞选资金,否则不可能;事实是,出身于贫穷伐木工人的林肯能当选总统,布什的数亿美元巨款并非是私人财富,而是来源于纳税人的小额捐赠,出了两代总统的布什家庭不是美国最富有的,《竞选法》给予穷汉依靠政治捐款获取胜选的机会,又通过限制捐款上限来分散捐款来源,从而保障当选官员不至于沦为少数富人的代言人。
    
    要在这篇以阐述个人对中国政治思潮观感的短文中深入地论证自由民主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本文的重点放在当前如何在中国推进自由民主上。中国宪政转型的路径,现在是热门话题,是公众普遍关心的话题。说不清数量的人们正翘首以待,眼巴巴地盼望当代中国再出一个毛泽东式大救星,“把自由民主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引领人们走出专制苦海,奔向自由民主的坦途。正如上文所述,这种兵法主义式的思维笔者深知其非。因此,不会谋求提供一个指导中国天鹅绒革命战略的文本。然而,策略总是必需的。与兵法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反兵法主义者与兵法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否定策略,而在于前者不会把策略拔高到超越价值原则的高度。反兵法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策略可能有误,需要经过辩论、试错,以纠偏、补漏,然后方才臻于合理。因此之故,他不会把自己当作革命预言家,不会把自己视为天才,不会把自己神化成指导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战略家和大救星。他的目的仅限于提出建议,并在提出建议时声明,建议者和这些建议本身,不具有对他人行动上的约束力,不是你非按我说的做不可,而是采纳我的的建议也可,不采纳,别样也行。
    
    中国民主化的根本路径,不得逾越非暴力原则,因此不可能是像共产党起家时那样依靠农民起义加工人暴动。除开暴力革命,根据世界各国的业已提供的经验推论,中国宪政转型可供选择的路径并不很多,大致说来不外乎四种:
    
    第一种,底层主导。以街头政治为主,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予执政党以强大的压力,并造成事实上的权力瘫痪。街头政治进一步发展,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各派势力争执不断,无法达成妥协和解,矛盾激化酝酿成暴力对抗,其二是执政当局迫于压力,在继续执政不现实的前提下,于可能面临暴力革命陷入混乱与和平谈判移交权力之间理智地选择后面一条道路。在避免国家陷入混乱失控这一点上,反对派与当局意见一致。只有第二条道路,是最为理想的道路,是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已经走出的道路,是多方共赢的道路,也是真正值得争取的道路。这条道路要走通走畅,必须以团聚民间力量为前提要件。没有强大的民间组织,没有民间组织统一的有协调的行动,波兰天鹅绒革命不可能胜利,中国未来的天鹅绒革命也不可能到来。
    
    第二种,高层主导。也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执政党内发生主动的政治改革,重修宪法,删除一党领导条款,在现行体制下和平地实现自由选举,这是台湾模式,不能完全排除,也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这种可能性上。至少,中共中央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和这样的人物。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必定是出现特定情势,执政党不得不然,如果出于自觉,也将有一半是出于压力。其二是高层出现严重分裂,重演叶利钦和平夺权一幕。由于现行体制实行九常委各自占地为王,相当于“九君共治”,各自之间权力交叉的情况很少,发生直接而尖锐的权力冲突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减小,因此,由高层分裂导致民主化的可能性也相应地变小。
    
    第三种,军队主导。军人抗命不服领导,演化成军人政变。在党军两个一把手的双头体制下,军队发生这种可能需要当事人之间高度机密高度默契,难度极大。难度越大的事,发生的概率就越小。
    
    第四种,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或其它不可预见的危机,为社会不满的总爆发提供契机。这些年来,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工人失去工作,司法不公导致大量的冤案冤民,农民和农民工遭到歧视的现象频繁发生,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社会矛盾在不断积累,如果真的某一天发生大范围的严重的危机,如银行系统累积的呆帐问题因为某个不可预见因素急性发作,股市发生急剧动荡等,形成社会不满总爆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合上述四种可能,第四种不可预期,可能与不可能各占一半,等待危机爆发也许它就一直隐而不发,预计一直不发,可能又在某一天突然发作,因此不足为用。第二第三种都是非民间主导,如果坐等,等于是什么都不做。只有第一种,是民间应该争取也有可能争取得到的。因此,下面论述的重点,放在这个方面。
    
    体制内不产生戈尔巴乔夫,体制外就产生瓦文萨。瓦文萨要呼风唤雨,离不开团结工会。如上所述,要实现第一条道路,必须以团聚民间力量为前提。那么,如何团聚民间力量呢?如何行动以实现力量的团聚壮大呢?笔者在此提出行动层面的四条原则(非价值层面的原则),以供有志者参考:
    
    1、所有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权公约,最好合乎中国宪法。我们不是谋夺谁的江山,只是要索回失去的权利。尽可能利用现行法律体制,以行使基本的结社权利。主动选择非暴力,摒弃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这是成本最小代价最小的路径。自由主义以人为本,不主张也不鼓励个人为了实现某个组织目标“赴汤蹈火”,行动合乎文明法则,就避免了给当局的打压以师出有名的机会,既可以保障个人安全,也有利于赢得国际国内支持和同情,同时,对这种行动的任何镇压因其违宪,打压者既有法律上的后顾之忧,也有政治上的得不偿失等顾虑。如果遭到违宪的野蛮的打压,可以采取地下组织的行为规则,保护自身。保存力量,特别是保存住精英力量,是组织初生时经历挫折不致半途而废的必要条件。在具体办法上,可以选择结成团队保举一两个人参选人大代表、维护团体权利,在区域或行业内建构起行动自主的团队等与现行法制不会发生激烈冲突的路径,政治上不授人以“颠覆”口实的路径。
    
    2、一切行动都围绕有利于增进自发社会力量这个目标。团体行动在开始时不一定要求全国性或区域性的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可多点自发。尽量限制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数量,避开镇压。对个体、团体自发行为则不设限,不限定时间地点,不限制频率、烈度。每个点的行动均以有利于增进自发社会力量或有利于限制、束缚政府权力为原则。行动方式方法不拘泥于一种模式。迄今为止任何一场社会变革,无不是思想先行,由知识精英发动,先是分散的、单个的抗议行为,然后联合成数厂联动,数县联动,数省联动,直到全国联动。社会变革通常先由精英中的少数,如一个数个群体的自觉,带动底层一部分自觉。不要奢望底层全体自觉,底层中形成自觉的精英阶层才是关键。在精英自觉之后,工作的重点是培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众精英,所谓群众精英,就是群众中的精英,不需要有很高水平,但需要在群众中有人缘,有威望,有影响力。自由民主制度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民主化进程需要整批的群众领袖。在此,笔者特别要对那些有志于在未来政界成就事业的人们、那些看好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人们进一言,如果有志于“以青春赌明天”,就应该从现在起爱惜羽毛,不犯损害形象名声的低级错误,在私域检点自己,在个人品行上中规中矩,严格要求自己,同时在公众行动中,表现出足够胆识和勇气,用自己的良言善行赢得公众爱戴与认可,并且要加强自身自由民主理论修养,不能主张民主,却满身独夫作派,崇尚自由,却不知道尊重他人自由。民主化如果利用好现行体制,让社会成员普遍起来自觉自愿地说话做事,一起行动,就会形成社会大、政府小的局面。这种局面一旦成了气候,专制政权就会控制不了。民主自由说到底是一场权利对权力的斗争,权利行动起来了,权力就黯然失色。尽量降低共产党人士的恐惧感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能够争取共产党人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来,对民主进程非常重要。共产党员现在总数达到近7000万人,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能够争取到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参与民主运动,当然最好。即使他们不参与,也要争取他们对民主运动抱同情态度,即使不同情,也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不反对民主,即使反对,也不激烈。能争取到这样,都是功劳。尽可能多的体制内成员参与民主进程,能够减少阻力。同时,有志于民主事业者,要敢于与最顽固者打交道,阻力越大,克服了,成就越大,还要有经历各种挫折的精神准备,包括亲友们不理解,社会歧视,权力打压,国保骚扰,坐牢,都要有所准备。
    
    3、尊重别人的行动权。对别人或与己不相干团体的行动,可以不配合不予实际支持,但不可孤立打击行动者,任何直接或间接反对他人或不涉己团体行动的行为,等同于与政府合谋。如对法轮功,对《九评》和“退党”,不同意,也不可盲目非议。特别是不能打击激进的一冀,不鄙视他们。靠暴力夺权和靠暴力维护权力的体制的特点是只对暴力敏感,对理性不敏感(美国战后驻苏代办乔治·凯南语,原话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见《世界通史·当代卷》P26,徐天新、梁志明编,人民出版社会1997年版)。须知,没有压力就没有妥协,没有激进,温和就被视为激进。没有面临齐奥塞斯库式的最坏结果的可能,强权就不会主动选择比较不那么坏的妥协,而会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路径。
    
    任不寐先生的原意是要我写篇书评和纪念六四的文章,本文却写成了专论。但我想,与任先生著书的主旨却是殊途同归——清理这十六年同时悼念六四死难者。正是因为在这个想法,才敢于将这篇散论见诸公众。由于任先生给予我的时间只有两周,要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一篇严肃的论文,不可想像。很多地方由于来不及仔细酎酌,甚至来不及考订引征的文本出处,就苍促交稿,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识者批评指正。
    
    兹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六周年!向死难者致哀!
    
    2005年5月26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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