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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清明时节的金陵漫谈
(博讯2005年5月24日)
    
    
     2005年4月3日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同时也是中国人用来祭祖慰灵的清明时节。在北国的首都北京早已是草木皆兵,八宝山周边的道路,甚至公开宣布实行戒严。与此同时,远在南国的故都金陵,一场祥和自由的漫谈会,正在进行之中。 (博讯 boxun.com)

    
    漫谈会的地点是乌衣巷街口、白鹭州公园一侧的九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画廊茶室。出面作东的是诗人徐明明先生和夫人,以及九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建华先生。与会人士中留下姓名的分别是:重庆南开中学老校友刘鹤守和尉天纵老师,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先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应克复先生,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家邵建先生,江苏省行政学院基础学部教授罗建女士。
    
    很偶然的机缘,笔者有幸成为参与漫谈的一分子。鉴于所涉及到的话题,大都是值得记录在案的历史文献,现根据零碎记录和事后追忆整理成文。由于没有征得当事人的核准,不当之处由笔者文责自负。
    
    南京大学的趣闻逸事
    
    漫谈会一开始,笔者与罗建女士之间就发生了一场小小的争论。
    
    罗建说,她曾经私下和别人讨论过,国徽、国旗、国歌中值得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国歌。
    
    笔者当场表态说:连国歌也不可以留下来的。
    
    罗建说:我说的是应该用血肉保护民族,而不是保护国家。
    
    笔者说:民族也不能够用血肉来保护。这个民族应该保护每一个个人,而不是由每一个个人来保护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不能够保护本民族的一个个活人,偏偏要用一个个活人的血肉筑起什么长城,这个民族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连个人的人权和生命都不能够保全的民族,有什么价值存在下去呢?!我坚持认为,田汉所写的《义勇进行曲》是一个很典型的野蛮歌曲。以这样的野蛮歌曲充当国歌的民族,肯定是一个前文明时代的野蛮民族。
    
    尉天纵老师补充说:现在有一个说法,说是国旗中的四个星已经变了,变成了歌星、影星、球星、主持人星,共产党就是由这四个星来拥护的,……
    
    在中国文化人的聚会中,1989年的政治事件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话题,而学识渊博的董健老师和高华教授,很快就成了漫谈的中心。
    
    董健介绍说:1989年1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开会时,我提议把学校大门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8个字敲掉,把“严瑾求实、勤奋创新”的校训写上去。我的理由是延安时期的抗大精神,与我们的时代已经不一致了。校务委员会投票的结果是6比1,4月份胡耀邦去世后,这个事情被搁置下来。到了2002年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对新任校长说,敲掉那8个字是上一届校务委员的集体决议,现在应该执行了。校长说没有问题,我来办这件事。谁知道他对新一届班子估计不足,拿到会上讨论时,反对票比赞成票多出了3张。这是个已经有决议的事情,完全没有必要再次投票,你把它敲掉也就敲掉了。这样一来,就很难再敲掉了。由此也可以看出,南京大学的领导班子比89年以前有了多么大的倒退。
    
    高华补充说:78、79年时候,有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热潮,大量的毛像都被搞掉了。当时没有来得及搞掉的,现在就拿不掉了。所以有很多学校的校园里,到现在还有毛像站在那里,……
    
    董健接着说:我当副校长的时候,上面下达了政治任务,特别是用来整人的任务,我都要先放一放再说。上面的政治任务到我这里只有减法,没有加法,不像有的地方给层层加码。89年之后教育部来人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学校编写一套政治思想教育方面的教材,我告诉他们不要急着写,等一等再说。等了两年又转向了,这个教材就再没有人提了。北方有几所大学编写了大量的教材,最后都给废掉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高华说:李慎之到南京大学作报告,就是董老师邀请的,董老师请李慎之当南京大学中美研究所的顾问。
    
    董健说:南京大学不敢让李慎之作大报告,只在小范围内讲了一次。李慎之到东南大学是在大礼堂里作报告的。我把高华的《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送了一本给李慎之。李慎之后来告诉我,书他还没有看,就给一位老同志拿走了,拿去之后就不还了。这个老同志说,党内还有更坏的东西高华不知道。
    
    高华说:这个老同志就是何方,他是张闻天的秘书。他最近有一篇《“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写得非常好。……
    
    董健说:后来吴敬琏来南京,我把《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也送给他一本。
    
    高华说:吴敬琏家里有两个亲戚去了延安,其中一个不明不白地消逝了。司马璐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其中写到延安整风时,周恩来跪下来向毛泽东承认错误。我觉得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司马璐是在整风前离开延安的。1940年的时候,投奔延安的人还是可以自由离开延安的。到了42年以后就走不掉了。肖雪慧的父亲是老地下党,他说当年我们反国民党时候,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抓人,我们跑到县里、乡里就没有事了。他对肖雪慧说,你们现在写文章做事情可没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自由空间。陈云不允许言论自由的重要理由,就是国民党是被言论自由给打败了。
    
    笔者提供了自己的一个见闻:我听说邱会作留下来一本回忆录,谈到他在井冈山撤离时被指派去埋藏印刷钞票的机器,他听到埋藏机器的人是要被活埋灭口的,就托人去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邱会作还是个小孩子,就放了他吧。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派邱会作去新四军给刘少奇捎口信,意思是要打倒周恩来和王明。刘少奇听了邱会作的口述就同意了,他也向邱会作口述了回信。邱会作回到延安之后,毛泽东派出重兵把刘少奇接回延安,等到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以后,才通知周恩来回延安开会。周恩来一下飞机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以后再也不敢和毛泽东抗争了。从另一方面说,司马璐虽然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他身边还有一个经过延安整风的戈扬,完全可以从戈扬那里了解情况。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两类人
    
    谈到海外的历史研究,高华介绍说:谢幼田是谢持的孙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他是87年出去的。他的《谢持年谱》写得最好。他在外面还写过一本《中共壮大之谜》。最近他们对袁伟时老师开火,措辞非常严厉,还给袁伟时加了一个中共文人的头衔,因为袁伟时批评了孙中山。他们这些人认为国民党是正的,共产党是邪的,孙中山是国父,谁都不能批评他。国外有一批人是和谢幼田一样的。写《谁是新中国》的辛灏年真名叫高尔品,南京人,武汉大学毕业。广州的王希哲也是这样的人。
    
    谈到当下的文化人,董健说:上海作家中唯有沙叶新还有理想。沙叶新和李慎之也有关系。几年前沙叶新托我请李慎之给他的书房题字,说是叫“善作剧楼”,与通常所说的“恶作剧”相对,意思是他写戏和写文章都是要劝人从善的。李慎之说我的字很难看,我请李锐给他题字吧。沙叶新的书房现在还挂着李锐题的这几个字。沙叶新写了一系列的关于“党文化”的文章,想出一本书,一直出不来。其中有一篇“告密文化”,没有地方给他发表。
    
    高华说:“党文化”是马雅科夫斯基正面提出的,他说我们的文化就是“党文化”。沙叶新最近还有一篇好文章,标题是《从不罪己的毛泽东》。里面谈到毛泽东总是对人不对己,是“喜欢让人写检讨”。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董健说:沙叶新和余秋雨是两个类型的人。他们两个以前关系很好,现在早就绝交了。中宣部去年规定不能对余秋雨和金庸做反面报道,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偏要批一批金庸。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我请他吃饭,老头看起来也是和蔼可亲的。我在媒体上批评金庸,不少报纸跟着造势。后来浙江大学了解到金庸确实不会带研究生,就劝他辞职了。金庸在香港见到王蒙,说董健我也没有得罪他,他怎么一直搞我呢?我是要批评现行秩序的,金庸和余秋雨对现行秩序是表示拥护的。
    
    大学校园的职业学生
    
    漫谈之中笔者问道:董老师,据我所知,北京的大学里面有很多职业学生。这些学生有好多是从农村来的穷孩子,他们借着勤工俭学的名义专门给有关部门写报告,哪个老师讲课有什么问题,哪个学生说了什么话,有关部门都是很清楚的。您当副校长时是专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是不是经手安排过这样的学生?
    
    董健回答说:安全部门一直是绕过我安排特务学生的。有一个物理系的学生要到美国去留学,他们找这个学生谈话,希望他到美国以后帮助收集一些情报。这个学生很单纯,回家后就给他父亲说了。他父亲也是我们南大的一个教授,听了儿子的话就在家里拍桌子:你怎么能去当特务呢?然后就打电话给我。我去找安全局的那个人,我说你们安排这些事情怎么能绕过我呢,我也是党委常委啊。你要是通过我安排这个事情,也就不会产生这么坏的影响了。别人事后对我说:董老师,你连人家安排来监视你的是谁都不知道,你还想让人家告诉你这些事情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人家监视的。
    
    罗建说:我在南大读书时,班上的一个同学就是职业学生,“六四”时这个人回到南大上窜下跳。我们几个朋友就警告他说,你也是南大毕业的人,你小子小心一点,要不然我们就废了你。这样他才老实一些了。后来这个人又到了电视台。
    
    董健说:“六四”的时候我在学校里值班,办公室给我配了三个助手。有一天我为了表示关心下属,找到一个值班的年轻人,说你们挺幸苦的,我代表学校表示慰问。这个小伙子很惊奇,他说,“董老师,你连我是安全部门的人都不知道啊?”还有一天,保卫处给我打电话,说“董老师,我们在校园里抓到一个闹事的人,打了他一顿,他就拿出一个证件,说是安全局的。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我去看了看,让他们把这个人放掉了。
    
    美国之行的几点感想
    
    漫谈中董健老师点名让笔者介绍一下美国之行,说是和笔者一同到美国去的王光泽,被《21世纪经济导报》开除了,焦国标最近又被北京大学开除了。
    
    笔者说:我们到美国是参加三一学院举办的学术会议,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会没有开完丁东老师就带着我离开了,这样就躲开了记者的采访。我当面劝过焦国标,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一个人把该说的话全部说完,剩下的话应该由别人来说,剩下的责任也应该由更多的人分担。他似乎更愿意当他的阳光男孩儿。我在美国只接受了一家电台的采访,我说政治上的事情我不敢多说,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点是信用问题。现代文明是市场经济的结晶,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以诚信和信用为根本点的。在美国社会里,肯定会有说假话的人,但是假话被揭穿以后这个人就失去了信用。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了假话都要向国民道歉。而说真话的人,在美国是不会构成犯罪的。在中国恰恰相反,我的朋友中有不少人是因为说真话而被抓起来的。在中国,说真话就是犯罪,说假话的人是很光荣的。一个这么大的民族只能说假话而不可以说真话,只能说这是一个前文明时代的民族,或者干脆说是一个野蛮民族。第二点是环境问题。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以后几代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出了村子随便挖一个土坑,就会有泉水涌出来,当场就可以喝,不会生病的。现在要打几十丈的深井才能见到水,而且是污染严重的脏水。这么大一个民族,连水都没有了,以后几代人还怎么生存呢?所以说现在的经济发展,其实就是在犯罪,是对全人类的犯罪。在美国,公共林地里的小树枝,不经过社区的正式授权,也是不可以随便拿掉的,拿掉了就会构成犯罪。从美国回来,我给儿子说了三句话:第一要学习英语。第二要学习数理化和理工科,第三长大了不要当中国人。“哀莫大于心死”,我感到绝望了,我不当你中国人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呢?爱国和爱民族是感情问题,任何情感都是自然产生的,容不得任何人来包办和代表。一盆鲜花我当然要爱它,一盆臭狗屎,难道我也必须去热爱它吗?!
    
    话题延伸开来,还谈到网络作家郭飞熊对于焦国标的恶语斥骂,由于没有留下现场记录,此处从略。
    
    董健说:谈到环境问题,我想到高级干部的特供问题。哪一级干部吃哪个地方的特供大米、特供水果,都是有规定的。有个人大代表曾经提出过一个提案,说是中央领导不应该再吃特供了。如果继续吃特供,就不会了解除中国的环境污染。第二年就不让这个人大代表去开会了。
    
    高华说:中国的特供是有传统的。在延安时候,专门有一个养牛场,给中央领导和他们的孩子供应牛奶。
    
    不知道是应克复还是尉天纵补充说:文化大革命时批斗王光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罪名,就是她在桃园搞四清运动时,喝的是专门从北京送来的特供水。有人说中国的动物的心跳都要比外国的动物快得多。在美国,到处可以见到松鼠追着人跑,这在中国是见不到的。
    
    尉天纵老师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对于专门致力于抹杀历史记忆的现政权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危险。20世纪50年代强调教学质量时,他一度得到嘉奖连升三级工资,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却被定为监控对象。据尉老师讲,他一共有弟兄三人,二弟是台湾的著名教授尉天璁。书法家尉天池是他的堂弟。改革开放之初恢复通信自由之后,三弟给台湾的家人写信,用的是简体字和政治口号,尉天纵写信时采用的是繁体字和平常心。等到家人从台湾回来省亲时告诉他:大哥的信我们能够看明白是说些什么事情,三弟的信我们就看不明白了。
    
    谈到当下的贪污腐败,大家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政者应该明白,把事情推到极端就会天下大乱。笔者就此事补充说:从美国回来后看到毛泽东评点陈伯达的8个字,叫做“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我觉得毛泽东的政治权术和话语天才确实是登峰造极的。现在的当政者已经不再害怕天下大乱了,他们早已把家产搬到了国外,看一看洛杉矶和纽约长岛大片大片的华人豪宅,就知道当政者早就不相信自己的执政能力了。如果发生暴力革命,遭受灭门之灾的只能是没有能力跑掉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县、乡、村的低级官员。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买上一张飞机票就可以去当外国人。
    
    在整个漫谈过程中,赵建华董事长和他的几名手下,几乎没有插话发言。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品味很高的倾听者,希望下次到南京时,能够再次到九竹海阔天空地自由漫谈。
    
    
    本文已经以《文人茶叙南京城》发表于《争鸣》五月号,此为原始文本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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