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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性、兴人性:启中国执政党之蒙/冯崇义,丘岳首
(博讯200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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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五四运动八十六周年纪念日,青年时代就投身共产党的的几位老人沉痛地写道:“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五四运动’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见《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第十九期)这是几位饱经风霜的智者向国人特别是党国领导发出的泣血忠告,绝不可等闲视之。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有太多令人心酸心痛的往事。五四启蒙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年连手创建中国共产党,自以为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大好事,自以为是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万应灵丹。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模仿苏俄来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本身会转化成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铸成一个历史性的大缪误。而且,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他们选错了路,开错了药方,贻害的不只是他们自己,而是几代人,其后遗症令今日之中国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迄今改革的任务还极为沉重。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的国度培养出象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缺乏基本人性和道德修养的迫害狂式领袖,绝非偶然。共产党那种以领袖优先、组织优先和党权优先为基本特征的“党性”,造就了驯服的党徒以及使广大党徒和整个社会都深受其害的迫害狂式领袖,危害至大。现在国人总是埋怨官场中人太老于世故奴性太深,特别是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青干部虽能明辨是非却偏偏知正用反、知白守黑。须知,这种种病态的孽根正在于奴役个体独立心志的“党性”,就象中国古代几千年王朝政治中“上有申韩,下必有黄老”一样。不彻底消除这种“党性”,中国共产党便无法实现向现代正常政党的转型,就不会获得新生而将被历史淘汰。 (博讯 boxun.com)

     一、“党性”的危害

    国人喜欢强调民族“特色”,常常弄巧成拙,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外来的美好事物弄得面目全非,中国的政党便是这样的物件。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本是制定政纲并推选候选人竞争政权的政治组织。它象现代的诸多事物一样,也是起源于西方。吾国民国初年,也伴随着共和制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的政党,如当时的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等。中国共产党虽非土特产,却别有谱系,自始就不同于西方正常的政党。(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同事们组党的时候,并没有将党定位为秘密团体或暴力集团。巴黎公社有多党竞争和分享政权,后来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都与其它政党一样在在议会中竞争政权。)中国共产党所模仿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党,而是列宁主义的党,沿着秘密团体暴力集团的路径发展。促使这种早就不合时宜的中国共产党实现彻底转型,使之转变为正常的现代文明政党,历史地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艰巨任务。

    当然,也不能完全责怪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因为到了延安时期“党性”才正式载入党的文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维系和约束党徒的关键。逾淮之桔变为橘,结出难堪的酸果,也有一个过程。中共草创的最初几年,尽管受到俄共(联共)的摆布,仍基本上是体现着民主、公平、正义等等美好的理想精神。在1924-1927年间以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公开合法地活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相比之下理想色彩更为鲜明。当时“五四”民主大潮的余韵犹在,中共党内同仁之间的平等论争仍然司空见惯。1927年李大钊为军阀张作霖所杀,陈独秀则被斯大林拉来作为中共在国共党争中的惨败负责的替罪羊撤职查办。自此,中共领袖团队的素质急转直下。中共的主力惊慌失措之中在毛泽东等边缘小知识分子领袖的带领下迅速走上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起义军“落草为寇”的老路,并使党及党军迅速农民化。(参阅冯崇义《农民意识与中国》,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版)领导上山落草的事业,绝非文弱拘谨的文人书生可以胜任。因此,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等人被推上领导地位力不从心地“犬耕”(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嘲)了几年,最高领导权终于转到毛泽东这一合格的山大王手中。

    中共的“党性”正是在毛泽东争权固位的过程中逐步成型。在这种“党性” 成型的过程中,健康的党内争论让位于暴力强制和违心说谎,成千上万中共党员惨遭杀害而成为冤魂野鬼,更有千百万中共党员魂飞魄散而成为党及领袖的“驯服工具”。毛泽东第一次迫害群僚滥杀无辜是1930-1931年间依靠刘士奇、李韶九等亲信在中央苏区大规模捕杀“AB(Anti-Bolshevik)团”。当时在苏区流传的国民党“AB团”渗透破坏案,并没有真凭实据。即使真有国民党奸细渗透到共产党中去,也是极为个别。时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没有理由相信大批红军将佐是“国民党AB团”的成员。但是,他却借“肃反”之机一举肃清根据地党内军内所有公开和潜在的反对派,特别是赣西南地区与他时有介蒂的军政干部,以巩固并扩大自己作为中央苏区一方诸侯最高领导人的权势。毛泽东终其一生对这种权术乐此不疲,柄政中国之后更是冤狱遍于国中。

    “AB团”本属子虚乌有,成千上万的“AB团成员”则完全是严刑逼供制造出来。让当时那些红军将佐违心承认强加于他们的罪名,当然是很难的事。当时根据地“肃清AB团”的文件称,“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646页)在严刑逼供过程中,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连烧阴户、割奶房之类的酷刑也用来对付昔日的战友。(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05页)中央苏区被定为“AB团成员”镇压的红军将佐达五千人以上,包括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常委段良弼、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周冕等人。明明是采用严刑逼供制造冤案,毛泽东则于此时发明一种奇论:“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1985年版,第634页)拒不认罪被视为“奸诈强硬”继续遭受惨绝人寰之酷刑;屈打成招则又被作为确有其罪的确凿证据。倘若当年毛泽东被不幸地“请君入瓮”,不知此公会何以自处。受了委屈也不能采取任何自作主张的行动,而是要忠贞不渝地等待上级发善心来“平反冤假错案”,作为一代枭雄的毛泽东就是这样来要求部属的绝对忠诚。被自己的党内同志残杀,而且于残杀之前被施用酷型逼认冤狱,人间世事之惨烈,莫过于此。

    然而,不足十年,毛泽东又变换花招,重演故伎,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延安整风”,特别是其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动机和“丰功伟绩”,“延安整风运动”其实是毛泽东整人立威、在中共党内一统江湖确立最高权威的一场政治运动。为达到“定于一尊”的目的,毛泽东不惜明知故犯重演故伎大规模迫害党内同志及无数毁家纾难投奔抗日根据地的爱国青年。特别是那些叛逆富裕家庭而投奔中共的人们,因为“出身不好”这一“原罪”,在“审干”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首当其冲。说也奇怪,“革命”越是冤枉这些革命青年,一些青年“失足者”就越发觉得“革命”更为宝贵不是普通人可侧身其中,从而更加死心塌地献身“革命”。

    高华依据大量档案及其它第一手材料,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毛泽东起用奸人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过程中大搞逼供信和冤假错案,在延安及其它根据地找出成群结队的国民党“特务”和“奸细”,仅延安边区就达一万五千人,从全国各地投奔“革命圣地”的“革命青年”人人自危。毛泽东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定下“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两条原则,很受中共史家推崇。(很多受尽冤枉的人士都曾为毛泽东的“不杀之恩”感激涕零。)既是特务奸细,十恶不赦,为何不杀不抓?不是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吗?不是说“对阶级敌人要象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吗?原来,毛泽东明知这些人并不是特务奸细,只不过是借题发挥整人立威而已。历史的真相是,当时国民党特务机构根本就没有向延安派遣任何特工人员,延安那些被定为罪犯的“特务”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特务活动,所有证据只不过是康生等人不择手段收集到的认罪口供和相互指控。实际上,那些没有被指控为“特务”和“奸细” 的干部们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延安整风运动”中除了毛泽东、康生、李富春和毛的几位及时奉承邀功的亲信如刘少奇、任弼时等人外,其他资深党政军领导都得接受审查人人过关。正如高华所说:“他(毛泽东)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暴力震慑全党,造成党内的肃杀气氛,以彻底根绝一切个性化的独立思想,使全党完全臣服于唯一的、至高无上无上的权威之下——毛泽东的威权之下”。(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页)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开始了党政军高级干部对党的最高领袖的歌功颂德,毛泽东在组织上被确定为党政军不容争议的的最高领导,“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党的历史被改写成毛泽东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最高领导核心即毛泽东本人的崇拜和服从成为“党性”首要指标。从那时起,挑战毛泽东就可能殃及中共全党,因而大家只好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顾全大局”。直到毛泽东离开人世30年之后,党国仍然为了“党的利益”而不敢将毛泽东的罪错如实公诸于世、不敢象联共否定斯大林那样否定毛泽东还历史以公道。

    政党讲求的是志同道合,合情合理的组织纪律也不伤大雅,但万万不可在此之上再加一层役人心志的“党性”。不幸的是,刘少奇在中共延安时期能够平步青云成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人物,恰恰在于他助纣为虐,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在理论上阐发毛泽东所需要的“党性”。刘少奇当年妙语连珠:“党员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在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能够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129-131页)后来,毛泽东文革中果然为了“党的利益”按照“党性”将刘少奇“牺牲”了,那是后话。

    总而言之,经过“延安整风”,独立思考、平等争论等五四遗风在中共党内荡然无存。按照延安时期所确立的“党性”的要求,参加中共意味着完全取消独立的自我而将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党。从思想的角度说, 这种“党性”的关键,是灭人赤诚之心、独立之志和浩然之气,使之不再是独立的人而只是建立于这种“党性”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当然有利于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只可惜由于内德不修,一场伟大的革命最终只落得个“以暴易暴”,专制的国民党党国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共产党更为专制的极权主义党国,而不是许诺给世人的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

     二、人性的觉醒

    在中共党内的独立思想相当微弱的延安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先驱王实味对毛氏党文化的挑战最为引人注目。他身为享受“中灶”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1942年在当时延安的报刊和壁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等传诵一时的文章,对延安“首长”们“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特权表示忧虑,对延安“首长”们不顾前线将士的浴血奋战而通宵达旦地“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表示愤慨,而且不惜触犯逆鳞放言直谏毛泽东等人不要“间接助长黑暗”或者“直接制造黑暗”而使党内道德风尚每况愈下。王实味进而站在社会民主主义人道关怀的立场上,要求真正使尊严、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人人皆知自觉遵守的原则。(参阅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然而,就因犯颜直谏,王实味被捕入狱并随后被枪杀而献出了年青的生命。

    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回归人类文明正道的漫漫旅途都从人性的复苏开始。苏联东欧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修正主义”,几乎与人道主义是同义词。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打破极权主义一统江湖的“思想解放运动”也不约而同地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旗帜。揭露“异化”现象呼唤人道主义的王若水顿成思想明星;戴厚英剖析文革时期的人性异化呼唤人性回归的意识流小说《人啊,人》一时洛阳纸贵。中共老报人胡绩伟强调“人民性”高于“党性”、批评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弘扬“党性”而危害“人民性”,并为此与胡乔木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耐人寻味。(参阅胡绩伟《我与胡乔木的十年论战》,自印本,2002年版)那种违背人性的“党性”深深地扭曲了国人的心性和思维,在诸多问题上完全悖离常理和常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人才开始告别“假大空”而恢复独立思考和正常的心性和思维。从全面围剿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以人为本”口号定为基本国策,党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也已走了很长的路。但愿国人能够尽早达成人道主义的共识,以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等人类基本普世价值来认识世界、处理世事。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名言已家喻户晓,但他还说过很多不太“出名”的名言,比如他曾说过,既仰合人类善良愿望又迎合他们邪恶目的的虚假学说,最能吸引大众采取共同行动。(阿克顿《自由与权力》,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1页)当年中共不断地吸引广大热血青年的,固然有高悬的理想光环,但更为“煽情”的是“阶级仇、民族恨”的幡旗。当年鼓舞人们赴汤蹈火的,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平等诉求本身,不如是这种诉求所激发和掩盖的嫉妒及复仇的灰暗动机。党国长期美化“阶级论”和“民族性”而闭口不谈人性,以此自欺欺人并积非成是,造就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毛泽东”,造就了相当部分中共党人及国人极为狭隘冷酷的心灵。今天,这些人回复平常心的心路还很长很难。

    日久月长累积而成的“党性”,现已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紧箍咒”。中共一念“党性”经,就能将几乎所有的党徒“套牢”,将他们念成个个“成方圆,不逾距”的“套中人”。吾国之古训是“君子有所不为”,宣扬为了“党的利益”就可以无所不为,实际上是宣扬“为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斯大林所说的“特殊材料”,庶几成了被“党性”彻底改造了的冷酷政治动物。人们普遍对现今党国官员的腐化堕落愤愤不平痛心疾首,但须知官场中那些金钱美人刀枪不入,有野心而没良心,有心机而没情义,一门子心思保官升官的“小毛泽东”和官迷们,什么无人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因而比起那些贪图金钱美人但多少还是性情中人的官员来,更加可怕得多。

    在爬升官场阶梯的漫长旅程中,党国官员权谋术数个个都越来越高深老到,但安邦治国的智慧和魄力却反向下滑。中国民主转型的条件早于烂熟,党国领导人则依旧热衷于依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整风学习之类的老方术套路来维持旧秩序。这种可怕的政治懒性将无数志士仁人连同他们的智慧和热情一起沤烂,实在可叹可悲。

    人性的觉醒意味着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的重新确立。人的生命至尊,在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及人的基本自由权利的底线上没有商量余地,“党性”、“军令”之类都要统统让路。当代发达国家的士兵可以服从军令去冲锋陷阵,但通常不会残杀无辜的平民百姓,即使违抗如山军令也在所不辞。

    国人对国内目前的普遍道德败坏忧心忡忡。但国人同时也应看到,那种要求所有人都“大公无私”的假道德本来就没有普遍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时下道德败坏的根本理由是权力垄断社会不公。一旦基本实现自由主义的法律正义(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自由竞争、公平交易,重建合乎人性的道德绝非难事。在国人正怒力构搭自由主义宪政平台,重建诚信自重、讲情讲义等道德底线的时候,一些浅薄的“御用”文人大叫“自由主义必须让路”,实是愚蠢不智。

    青年马克思早期以“异化”视角关注劳动和人性的异化,尚充满人情味,热衷于“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共根本无法与之神交,却腰斩半身,独锺情于后期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老时醒,醒时老”的李锐等老先生,当年做梦都想不到他们想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放中国人,却反而使中国人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束缚囚禁。面对这一最惨痛可悲的“异化”,怎不叫已醒悟过来的当年革命先行者欲哭无泪?觉今是而昨非、识迷途而知返,正佛家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结语

    在2003年1月中共十六大上,时年85岁高龄的李锐前辈就在一定范围内咨询了资深同仁之后以上书言事的方式向党国领导大声疾呼:中国的最大隐患是民主滞后、法治难张、专制腐败之风盛行;中国未来的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为此,李锐前辈还对“党的民主化”和“国家民主化”提出了十条切实可行的具体建议。(李锐《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极为遗憾的是,宝贵的两年又过去了,党国领导对李锐、李慎之、任仲夷等前辈披肝沥胆的肺腑之言依旧无动于衷,甚至于作出一些开历史倒车的举动。李锐等前辈是历尽劫波硕果仅存的国宝级人物,他们倡导的新启蒙,至关重要。于今他们以老迈之躯如杜鹃啼血呼吁“新启蒙”,其意在启党主之蒙乎?

    不知党国领导是否已深刻认识由“党性”所造就的病患之深。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之现状是“民智初开,官智未启”,启蒙的主要任务是启中国执政党之蒙。中国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既不是中国民众的民主觉悟不高,也不是中国民众不懂得实践民主,而是中国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阻止中国民众享受正常的自由民主权利。只有以自由民主思想启执政党及党国官员之蒙,这样的启蒙才是对症下药。否则,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弘扬奴役人类心智的马列主义(更确切的解读是“斯大林主义”或“毛泽东主义”)歪理,便会象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越“启”越“蒙”。任何垄断都会导致退化,平等竞争才能带来健康发展。不允许任何竞争对手的合法生存,为执政党的利益而灭掉其它政党,这样的“党性”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力保这样的“党性”绝非“与时俱进”之举。

    

    2005-5-18

    《真话文论周刊》www.zhenhuanet.com第二十期评论员文章

    

    附录:

    发扬 “ 五四 ” 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李锐、杜光、李普、胡绩伟、张定 “ 五四运动 ” 到现在已经 86 年了。当我们回顾当年的历史,缅怀民主革命先辈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便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应当怎样继承 “ 五四运动 ” 的传统,发扬 “ 五四运动 ” 的精神?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 五四运动 ” 提出的科学民主两大诉求,开辟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民主革命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完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利用这个良好条件,继续推进民主革命,主要包括:发展市场经济,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肃清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化,发扬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念;促进社会主体化,构建健全的公民社会。只有在持续完成这些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以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

    遗憾的是,我们在建国不久便偏离了这一条历史必由之路。以 “ 一化三改造 ” 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本家、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铲除了市场经济赖以生长的土壤;接着开展的 “ 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 ,剥夺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切断了在社会上传播自由民主的管道。在斯大林主义指导下的这两个 “ 剥夺 ” ,扼杀了民主革命的继续发展,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繁孳,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环境,使它得以在 “ 社会主义 ” 的旗号下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导致社会倒退。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几十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广泛的民主要求,冲击着封建专制制度,从 1957 年的 “ 右派言论 ” , 60 年代的 “ 三自一包 ” ,到 1979 年的西单墙,以至 1989 年的学生运动,却都遭到严酷的镇压。即使是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为形式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因而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一旦触动了专制制度的根基,便受到特权势力的压制,以致半途而废。建国以来的历史,贯串着继续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维护封建专制体制这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文化大革命以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而宣告结束,民主革命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广大农民挣脱了号称人民公社、实为农奴制庄园的束缚,实现了初步的经济自由;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经济一步一步地跨越了观念和体制的障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民有经济蓬勃成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重大胜利。

    但是,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经济的进步。在这些领域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不但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成长,而且阻碍了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远未完成的社会现实。因此,继续推进民主革命,就成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最重要的时代性任务。

    民主革命在政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改革政治体制,肃清专制主义,建立民主、法治、分权制衡、具有健全的监督机制的政治制度。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在第三次、第四次全会上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从方法到目标,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社会发展路线。但是, 1989 年后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使这一路线很难畅通贯彻。而腐败现象主要来源于党政官吏的滥用政治特权,来源于政治体制的固有弊病。因此,要推进政治领域的民主革命,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革除现行政治体制的专制极权因素,加强民主法治和监督机制,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两岸统一、中国和平崛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8 年前,中共十三大曾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思路。它可以有效地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必不可少的过程,也应当成为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

    民主革命在经济领域的任务是继续完善市场经济,特别是要实现农业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逐步取消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为民有经济提供创业发展和自由竞争的良好环境;在加强宏观指导和监督的同时,禁绝党政机关对企业活动的干预,堵塞权钱交易、产生权贵资产阶级的渠道;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企业的经验,提倡职工持股并参与企业的管理和监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民主革命在文化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实现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取消舆论一律的指导思想,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解除报禁;切实贯彻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的方针,在全社会提倡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以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的普遍繁荣;克服学校的机关化、官僚化,在高等学校实行民主治校、教授治校,鼓励兼收并蓄、兼容并包,使学校成为培养人才和传承、发展文化与科学的自由园地。

    民主革命在社会领域的任务是培育公民社会,发挥它对于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此,就必须落实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提倡解放个性,消除奴性;创造条件,使每个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能有评论时政得失的良好机会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宽松环境;切实赋予公民以建立和参加任何非政府组织、并开展各项社会活动的自由权利,取消社会团体的挂靠制度。现有的工青妇商文等各界群众团体,都应当与党政机关脱钩,把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的权利还给他们。近期最需要的是扶持处于弱势的群体,帮助他们建立能够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群众组织,如农会、进城打工的劳动者协会、拆迁户维权组织等。为了普遍提高民众的公民意识,使每个公民都能行使自己的权利,恪尽自己的义务,除了广泛进行公民教育外,还应在中小学设置公民课,从儿童开始培养合格的公民。

    完成民主革命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历史阶段,它不需要采取暴力的形式,但这有赖于政治家和广大民众的观念更新。目前人们对民主革命普遍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两个与民主革命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一是已经积累两千余年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一是几十年来在斯大林主义的教谕薰陶下形成的错误的社会主义观。因此,要推进民主革命,首先需要人们在观念形态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了凝聚全民的力量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有必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开展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既要启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之蒙,清除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也要启马克思主义之蒙,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党政干部,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牢笼里解放出来。在这个新的启蒙运动中,每个具有独立见解的公民,都应当有尽情弛骋的广阔天地。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志在复兴儒学的思想家,都应当有足够的机会,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理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在全面的充分的宣传和辩论中,探索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熔铸完成民主革命的利器。中华民族只有经历一次比 “ 五四运动 ” 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思想启蒙运动,为完成民主革命准备雄厚的丰富的思想资源,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在青年时代都曾投身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一个 “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 ” 而奋斗。建国以后,经过五十多年的曲折道路,在我们白发苍苍的垂暮之年,才遗憾无穷地发现,我们仍然面临着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使我们感到痛心,也感到沉重的责任。我们希望,一百多年来追求宪政中华的志士仁人的愿望不致落空, “ 五四运动 ” 以来为民主革命英勇牺牲的先驱者的热血不会白流。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需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热切地希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能认请这个历史趋势,顺应历史的召唤,为推进新启蒙运动,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作出自己的贡献。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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