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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十年磨一剑——纪念张良《中国六四真相》发表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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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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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2001年1月23日开始从“自由亚洲电台”上面收听《中国六四真相》的,张良说“非常感谢自由亚洲电台连续选播《中国六四真相》,从广大国内听众给贵台的来电来信中,我欣喜地获悉,贵台的连播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此,谨向贵台全体同仁致敬。”(2001年6月2日《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为纪念十二周年而作》)当时,我也和许多关心“六四”的人们一样,感觉到《中国六四真相》书中有些历史资料已经在中外媒体披露,例如:1989年5月31日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赵紫阳在13届4中全会上的《自辩书》等等。但是,这不足为奇,在中共党政机关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中共是搞“文山会海”,“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两校)”,“天下文章一大抄,你抄我来我抄它”,至今封建遗风不改。当时,我看到《中国六四真相》核心部分“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八老会议”的纪要以后,十分震惊,认为这是真的中共文件,不是假的,是编造不出来的;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目前有关“六四”事件的最好历史书籍。陈一咨说“自己虽然没有机会详阅全书,但从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包括邓小平等‘八老’讲话的语言,‘与他们的身份相当符合,编是编不出来的’,也符合当时的情况。” (2001年1月9日〈佩服张良的勇气 否认张良是本人〉)黎安友说“作为一个学者,我把真实性和准确性放在政治影响之上”(2001年4月《六四鲜血染成的春秋》)当时,我就决定,把我写的,准备在“六四”事件十周年的时候发表的,但没有找到通路的30万字《论八九民运》书稿,以《中国六四真相》作为新的论据,再次进行修改。这样,《论八九民运》书稿又引用了《中国六四真相》书中的许多段落,一度改名为《诠释〈中国六四真相〉》,我所以引用那么多《中国六四真相》,就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它是真实的。特别是《论八九民运》一书,主要中心线索就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而《中国六四真相》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中共高层的决策过程,真是不谋而合。可见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认可和重视。当时,只能在“自由亚洲电台”和BBC上面听到一些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的赞扬信息,听到争论的消息就是有些人抱怨说有许多事情没有写进去。例如:严家其说“许多重要的事情书中没有记载。最重要的是6月3 日晚上的一些事情没有收进去,当时已经开枪了,文件反映的是国家安全部、北京市委,顾及不到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了。举个例子讲,当时天安门广场成立了‘民主大学’,这也是学生运动里面一项重要的事情。张柏笠让我主持这个成立大会,我就去了。实际在6月3日晚上,天安门开枪前一个小时,我还在天安门广场,书里面成立‘民主大学’的事情完全没有披露,我看到许多学生在回忆的时候都写到‘民主大学’”。(2001年6月3日‘自由亚洲电台’《‘六四’书中人物话真相》)吴稼祥说“比如说4月25日见到邓小平,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讲话与我听到的有些不一至的,还有赵紫阳到朝鲜访问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也不太一致,六中全会万里、陆定一提出取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反对,当时我记得邓小平说不怕流血、不怕骂娘、不怕自残,书中都没有。”(同上)我写的《论八九民运》书稿,想在1998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发表,找到韩东方、卢四卿等人,请他们帮助发表,他们给了积极的指导,但由于中共的封锁没有成功;11月份又找到徐文立,他不久入狱了,也没有成功;到中共16大时候,《论八九民运》书中的政治预言“江泽民在16大的时候会和邓小平在13大的时候一样,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已经变成了现实,我十分着急;因为,书中还有许多的政治预言,例如:“酝酿新的民主运动”、“中华共和国的构想”、“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中国民主运动的规律”等等;它们是书的生命,我必须让它们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去启蒙中国的民众。这样,在2004年初,在“六四”15周年的时候,先后在刊登“六四15周年纪念征文”的国外网站大纪元,以及博讯、六四档案、新世纪、看中国、轻舟、民主通讯、中国民主党、BBC、大参考、浴火凤凰、多维、CCC、保卫言论自由人权同盟等,发表了《论八九民运》节选和纪念“六四”的系列文章,大部分收集在“博讯新闻网”的《任诠文集》里面。同时,我看到了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两次争论的文章。当我看到2001年“六四”12周年的时候,《中国六四真相》刚刚发表后的第一次争论文章,代表的文章有“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中国六四真相》等;看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时候关于《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第二次争论文章,代表的文章有《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等;又看了《中国六四真相》网络版;我更加认识到:当时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真实性的正确判断,及在《论八九民运》书稿的书中大量引用《中国六四真相》的正确性。《中国六四真相》在研究“六四”上是独树一帜的,特别对于八九民运时的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引发“六四”惨案的直接原因,作了真实的证明。所以,在纪念八九民运和“六四”十六周年的时候,把我对《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等方面的认识和张良及读者商榷。一、《中国六四真相》是一本什么书?1、《中国六四真相》是一本历史书;是一本记述发生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历史书;是一本把与“六四事件”有关的中共印制的各种各样文件资料,经过整理汇编后,按时间顺序编写的历史书。说通俗些,《中国六四真相》就是用中共文件资料汇编成的《八九民运大事记》。正如张良说“为了忠于历史,我们采用编年史实录形式,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到6月24日中共13届4中全会闭幕,基于每一日都按:一、中央高层决策;二、全国各地动态;三、国内反映及媒体报道展示(《自序》)”。也如严家其说的“书出版非常有意义,是八九民运最完整的一个记录,都是官方的文件,把那么多材料汇集是非常不易的,文化大革命几十年,到现在没有人公布,25年后的天安门事件,到今天文件都没有公布出来,我们六个人只写了一本《四五运动记实》一书,1978年我们几位作者凭着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到北京市公安局去看文件。这本书是非常可贵的一本书,张良带着生命危险把这本书编出来的,这本书是无与伦比的(2001年6月4日《书中人物话真相》)”。我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该书是政治性的书,是以记录历史为主,不是学术研究性的书,既是历史书籍。有关八九民运的学术性的书也好多,例如:许家屯《香港六四回忆录》、卡玛《天安门》等等,我写的《八九民运中的赵紫阳》也是学术性的书。黎安友教授说“在我看来,《中国六四真相》这本书,披露的事件记录之全面,它的内容可能带来的爆炸性都是史无前例的。这本书誉录了1989年春天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震惊全世界的事件中,中国大陆最高层决策的详细过程的数百份文献的全部或部分。不仅因为六四事件是共产主义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且,整个世界和中国人民对中国任何一段历史的高层政治,都从末得到这么接近核心的表述。”(《前言〈中国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史景迁教授说“出版《中国六四真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首次通过共产党方面的详细资料来分析1989年4月到6月的事件。该书使用的原材料给人深刻的印象:来自中国安全系统各机构和新华社的报告;地方党委关于中国几十个城市的示威情况;有关部委的文件;高层会议的官方纪要;中央军委文件的复印件;电话纪录和紧急信息传真。书中还有共产党最高层的文件,有些是在6月23日至24日举行的13届4中全会上散发的文件;那次会议讨论镇压示威和政治谴责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决议。其它文件是重要的会议纪要,邓小平办公室提交中央书记处备案的文件;有些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扬尚昆与其他政治领导人的个别交谈。”(2001年3月《紫禁城内》)他们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中共文件的汇编。《中国六四真相》和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一样,是一本历史书。历史书籍,按时间顺序排列是:《世界通史》,包括《中国通史》,包括《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包括《八九民运史》,包括《中国六四真相》。虽然,《中国六四真相》写的是《八九民运史》中的一个事件,时间很短,但是,这次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上朔到《中国现代史》上,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六四”发生的短短十年后就写成,引起民运人士的普遍赞扬和中共的严厉打压,其影响巨大的。张良说“《中国六四真相》面世后,很多人关心此书出版的动机。有人说,这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产物,有人说,此书面世意在影响中共16大人事;还有人说,如果没有中共党内派系斗争,六四真相不可能向外泄露。说心里话,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直接产生影响,并不是此书的根本目的,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乃是编写本书的根本宗旨。”(2001年6月2日《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为纪念十二周年而作》)2、八九民运和“六四”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次重大的事件,必然引起重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民运人士、参加者的研究。16年来许多学者和民运人士在对八九民运和“六四”的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主要有赵紫阳的《自辩书》、吴稼祥的《赵紫阳回忆录》、唐柏桥的《湖南人权报告》、封丛德的《六四档案》、陈晓雅的《八九民运史》、王丹的《文集》、丁子霖的《六四死难者名单》、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卡玛的《天安门》等等。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短短16年,研究八九民运和“六四”,取得丰盛成果,他们的忘我劳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这些都是书写了八九民运和“六四”历史中的一章或一节、一段,都不是完整的《八九民运史》。尽管陈晓雅有了名为《八九民运史》,张良号称用全部“六四”文件写的《中国六四真相》等,都不是完整的《八九民运史》。真正的《八九民运史》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或者说中共倒台后,大量的历史文件、档案、资料暴露后才能面世。中国的近现代史,已经被中共篡改的不成样子了,那时,必然有一个像司马迁一样的伟大历史学家,写出《史记》一样的史书来,为中国的近现代史盖棺定论,其中包括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中国六四真相》写的不仅仅是“六四”,而且写了许多《八九民运史》的内容,它画的八九民运是龙,点睛的是“六四”。严家其说“在这一点上不是很准确,准确应该叫八九民运,或者八九学生运动,八九民主运动;另外是六四屠杀,没有叫六四运动,八九民运叫做六四运动。”(2001年6月《六四书中人物话真相》)当然,陈晓雅的研究八九民运的书名字叫《八九民运史》,是大了点,也不是完全的《八九民运史》,可以说和《中国六四真相》一样,是《八九民运史》的一个部分,丁子霖的《六四死难者名单》也是《八九民运史》的组成部分,还有许多研究八九民运史和“六四”的书刊也是一样。陈晓雅说“说实话,笔者到现在为止,仍然认为,在‘八九——六四’研究方面,我与丁子霖女士和张良先生等所做的工作各有侧重,互为表里。这个自然形成的历史分工,如同一个‘三足鼎立’,缺一不能勾画‘八九——六四’的全貌。因此,我十分尊重、并珍视同仁们为这一工作所做出的努力的。虽然,我们未必尽了《真相》,但‘石’可攻‘玉’——我们工作的结果,都无可置疑地在不同程度和层次上迫使人们面对历史,说出真相。”(2004年7月10日《对未来学术界感到悲哀》)陈晓雅这篇文章的名字是使人悲哀的,但她的话让人感到高兴,她认为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是“三足鼎立”的写出了六四真相,说出了她的“实话”,那么也暗示了有许多虚话,实话是她的心里话,虚话是她应付文人墨客的“文人相轻”(鲁讯)而已。陈晓雅的《八九民运史》和其它“六四”书籍相比,人们读起来很吃力,好像鲁讯先生的文章“生长在石头下面的小草,弯弯蜷曲的生长”(鲁讯),这也难怪,她是在牢狱般的北京写的,又是在八九民运发生后不久写出来的,学术方面的论述又很多。3、张良说“的确,从六四事件发生那天起,我就感到一份沉重的历史责任,这是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曾有过的情绪,只是我始终如一地将其因袭下来。面对亲身经历过的如此凶残的人间暴行,我自始至终认为,‘六四’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公布六四真相就是让更多的人找出这一悲剧的根源,从而避免中国再次重蹈历史覆辙。”(2001年6月2日《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为纪念十二周年而作》)似的,六四事件发生后,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反对中共的残酷镇压,八九民运启蒙了千百万人民,使他们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认清了中共的封建专制本质,特别是许多知识分子拿起笔作武器,反对中共一党专制,张良就是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将其因袭下来”(同上)。不难想像,这样一大批捷足先登者,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社会教育不同,所收集到的八九民运资料是不同的,张良在这方面占有天时、地力、人和,所以他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中国六四真相》一书。金钟说“以前安迪说张良30多岁,看来也差不多,约40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识分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有浙江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前途。写这本书完全出于道义的原因,以公开内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2004年7月4日《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张良当过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或中央军委的处级以上的干部是肯定的了,至于具体是那个部门的,当过“中办局级干部”、“首长秘书”、“机要保密干部”、组织部干部等,不好下结论。所以,他在国内能够十分熟悉中共的保密机制,采取安全的反间谍手段,躲过中共的检查,成功的保护了自己,收集到中共的大量“六四”文件;在国外也同样滴水不漏的运用笔名发表《中国六四真相》,自由的往返中美之间,这些都证明了他是一位资深的中共高层局级干部。丁子霖、陈晓雅等也是一大批这样的捷足先登的知识分子,她们的特殊条件,决定了写出不同侧面的《八九民运史》。我写《论八九民运》就是和张良有同样的思想,就是要“让更多的人找出这一悲剧的根源,从而避免中国再次重蹈历史覆辙”。但是,我所处的天时、地力、人和,不能和张良他们相比,尽管我有那样的雄心壮志,可是收集到的只是中共公开发表的书刊,听到是受到严重干扰的“自由亚洲电台”等海外广播;我们收集资料的起跑点不同,写出的书各有千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我们对于“六四”的研究,由于距离我们的时间太近,更由于中共没有下台,对有关“六四”文件的封锁,很多史实没有披露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六四”真相是扑朔迷离、隐隐约约的,没有看到真正的面目,这是正常的。但是,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的出版,其中的核心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是个突破性的进展,它向人们展示了中共镇压民主运动时候的全方位具体内容,在国内外骤然掀起轩然大波。许多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六四真相》,有褒有贬,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是好现象,说明该书在研究“六四”方面冒了尖,达到一定的高度;如果一本书问世,没有任何需要争论和考证的地方,反到不正常了。《红楼梦》的争论众多,形成学派,还是有许多迷底没有解开。有的学者对《中国六四真相》中的有些中共文件,找不到证明产生怀疑,这是正常的。例如:DSL说“金钟和羿箭以八老会议的纪录为证否认天安门文件就更让人糊涂了。金钟说,开放杂志报道过类似消息。但这说明什么?应该说明,这个会议确实存在,因此张良提供了会议记录,而开放杂志报道了消息。笔者猜想,金钟想说,张良剽窃开放杂志。但这真是昏了头。如果八老会议属实,那么张良完全可能掌握会议记录”(2004年8月《羿箭文章中的几个问题》。还有些学者硬说该书是什么“政治小说”、“演绎故事”,这就是牵强附会了。例如:羿箭说“《真相》、《朱熔基在1999》、《第四代》作者张良、宗海仁是同一作者,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大概是金钟告诉世人的一个相当新的消息。人们不妨再回头看一看这三本书的文字,它们几乎是一个摸子里出来的。在各种各样的材料铺陈之后,作者一会儿是八老会议上死无对证的纪录者张良,一会儿是朱熔基的贴身秘书,他几乎无所不在全方位的记录中南海的一举一动,把总理的一颦一笑都看到听到,演绎成笔墨春秋政治演义。试想,如果《真相》里没有了八老密谋的那些会议记录,这本书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新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姑且不论这些材料来源的真伪,张良的书是货真价实的政治小说笔法了”(2004年8月11日评金钟的《真相》)。羿箭的话太偏激,“八老会议上死无对证的纪录”是不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共产党的下台,完全是可以对证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中国六四真相》也是一样,它不能穷尽八九民运和“六四”的历史,不能穷尽八九民运和“六四”的中共文件资料,例如:《中国六四真相》就没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江泽民的秘密谈话;没有八九民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影响的国外文件;没有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扬尚昆、邓颖超等人之间的电话纪录等等。但是,这又说明了中共没有把这些文件在高层内部小范围传达的情况下,没有形成资料或文件的情况下,谁也看不到的,张良的地位能力也是拿不到的;邓小平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之所以被张良编入《中国六四真相》,之所以和《邓小平文选》如出一辙,就是中共内部形成文件,进行了传达;这又证明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没有编造,如果编造就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江泽民的秘密谈话都编出来吧,为什么还留一块空白那?那样不是更惊动世界吗?瑕不掩瑜。《中国六四真相》没有任何故事和小说的情节和要素,和“政治小说”、“演绎故事”有着本质的不同;出版四年来从各个方面都证明了,它是一部无可置疑的史书。二、《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为什么用笔名张良?田道远说“张良是编纂者的笔名。但他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他的目的是促进加快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的步伐。”(2001年2月《多维33期》)笔名张良,这里面有三层含义:一层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用笔名主要是为了保密。二层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用张良这个笔名主要是借喻历史的意义。三层是笔名张良是一个人。1、 古今中外许多的作家、学者都用笔名。例如: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周树人就在1918年5月第一次用鲁讯的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猛烈的抨击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中国已经是孙中山建立的民主制度,言论比中共现在开放的多了,鲁讯自己办《莽原》等刊物,公开发表《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现在大陆是中共封建专制,没有一家私人报刊,就是用笔名也不可能公开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只能在国外发表,叫“出口转内销”;你现在写一篇《纪念君》的文章能够公开发表吗?这就是例证。但是,那时也有个保密的问题,因为周树人思想倾向苏联,就还用了巴人、冥昭等笔名。周树人为了保住妻子、孩子、亲属、朋友的安全;更为了保住自己写作生命的延续,把更多更好的文章贡献给中华民族。所以,和杰出的政治人物一样,把安全保密放在首位的鲁讯,以高度的政治嗅觉,“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过了警察的一次又一次抓捕。张良在中共封建专制下,要比周树人时代危险的多,安全是第一性的,保密可以延续写作生命,事实证明张良后来又用宗海仁的笔名,陆续出版了《朱熔基在1999》、《第四代》等书刊,把更多更好的文章贡献给了中华民族。事实证明,在当今通讯十分发达的时代,在海内外民主运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保密是多么的重要;著名民运人士王炳章、扬建立、彭明等等,所以被中共逮捕,都是在保密上的失误造成的;也说明,他们在保密工作上,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 至于,有些学者对张良的笔名和保密行为提出种种质疑,也是正常的,他们大多数没有生活或没有长期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共的残暴本质认识模糊不清,只能是纸上谈兵,理解不了在这样的社会中保密的重要位置。 2、 周树人用鲁讯这个笔名是因为母亲姓鲁,讯字能表现自己的性格的缘故。《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用张良这个笔名主要是借喻历史意义的。张良说“至今为止,人们对‘张良’的身份一直怀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对‘张良’笔名的议论,已见诸多种中英文媒体。的确,用‘张良‘作笔名,含有相当的寓意。有报道已经指出,‘秦末张良结交刺客,在博浪沙椎杀秦始皇,虽仅中副车,始皇幸负,但此举掀起风起云涌的抗暴浪潮,而‘六四’或许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是的,二千年前的张良在博浪沙掀起抗暴浪潮,随之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但是,当张良认清了这个曾经患难与共的刘邦在建立汉朝的真面目后,他选择了一条众人不敢选择之路。张良是清醒者”(2001年6月《早日讨回天理公道》)。 汉朝开国皇帝刘邦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司马迁《史记》)从刘邦对三个人的评论来看,张良是政治家,萧何是经济家,韩信是军事家。确实,在汉代的开国元勋中,只有留侯张良一人能够做到智勇双全,抛功名富贵,飘然引退。也许正是张良的这种英雄气概吸引了《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他才“众里寻他千百度”用了张良这个名字。确实,《中国六四真相》作者的人格上,也有张良的影子,他的工作地位是很高的,‘六四’后满可以升官发财去;但是,他和张良一样,没有选择富贵荣华,而选择了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他说“的确,书写历史,公布真相,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完全超出人们的想像!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和做出的各方面的牺牲完全超出人们的想像!为此,多少次的踯躅、多少次的深思,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我的心为之哭泣。个中艰辛、个中滋味,常人难以体会。然而,责任,良知和正义始终占据着上风,因为我无愧于历史、人民和祖国。抒写历史就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在《中国六四真相》中,几乎割舍了全部的情感,绝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影响客观事实,自始至终一直以冷静、理智、客观、全面作为编写真相的最基本原则,让事实说话。” (2001年6月《早日讨回天理公道》)。我十分佩服张良的胆识和勇气,在‘六四’发生后的十年里,卧薪尝胆,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研究‘六四’事件的历史巨著《中国六四真相》,为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做出了里程碑的贡献!3、 笔名张良是一个人。从英文版《天安门文件》出版后,各种媒体报道张良几乎都是无影无踪,CNN华莱士的报道也是“驴皮影”。当时,我认为没有这个中国人,是外国学者制造的假人。从《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的文章中,我们才看到张良的面貌,“约40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识分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有浙江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前途。”(2004年7月4日《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金钟先生还说了他几次和张良通信的情况,以及还有几个人见过张良的情况,证明张良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 张良自己也说“ 很多人对张良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感兴趣,如果是一个人,这个人代表谁?如果是一群人,这群人包括多少人?有一种说法认为,黎安友、林培瑞教授见到的张良,只是个中间人,真正在张良背后的是一为有能力收集、阅读和抄录官方资料的人,张良其实并不知情;还有一种说法,张良的真实身份已被国家安全局掌握,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政治局层次人物,等等。在这里,鉴于一些复杂的因素,我还是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我必须无奈的告诉大家:安全部已经派出大量人员在国内、美国、香港等地收集有关张良的任何信息,凡是被怀疑张良的人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一些人的行踪被秘密监视、家中或办公室的电话被窃听,一些人被礼貌的问话,更有一些人的家或办公室被秘密搜查或抄家。在这里我负责的告诉大家,一些李鹏、罗干的追随者,包括极个别不久刚刚成为外国公民的海外学人已经向安全部告密,这极个别人士的作为已在一定程度上损坏了中国海外学人的信誉。非常感谢大家对张良的关心,张良代表着一种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张良的背后站着亿万个人民。”(2001年6月《早日讨回天理公道》)。这里又证明张良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在收集文件资料和写作上面就是张良一个人秘密做的,所以,张良才能安全的保密的把《中国六四真相》写完,并送出国外发表。结果连罗干成立的《中国六四真相》专案组也只好用笔名“萧何”反击张良,连张良的真实姓名也回答不出来。所以,张良说“书写历史,公布真相,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所付出的各种代价和做出的各方面的牺牲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实际在笔名张良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的问题上,用哲学的辩证法观点看,首先是有笔名张良这个人的存在,他收集了中共的“六四”文件资料,写出了《中国六四真相》;但是,张良的背后有支持者,这也是肯定的了,起码他的妻子、孩子、父母、亲友等人就是支持者;所以,张良说“背后站着亿万个人民”,又说“这本书初稿二百万子,是几个人写的,现在选出三十万字出书”(金钟《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金钟也说“他(张良)重申,出书不是为了赚钱,他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但没有十万本这个数,支持者也不好说话(同上)”。张良自己说支持者的存在,不然他不可能来美出入自由的,有这样的身份地位的。笔名张良肯定不是一群人,如果把他的支持者都算上,也可以说是一群人,所以,陈一咨说“这些会议记录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只有在中办工作的人才能拿到。我宁愿相信张良是一个集体笔名,因为要想把当时的文件全部收集起来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容易的。相信张良是基于历史使命感和个人的良知,希望公开历史真相,重评‘六四’,‘天下之悲,在于举朝无公义’,张良有这样的勇气,是很了不起的”(2001年1月9日《佩服张良的勇气 否认张良是本人》)三、为什么有《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争论?一方面是《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争论是有历史背景的。八九民运有许多和戊戌变法惊人的相似之处。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后来革命派不仅在理论上战胜改良派,而且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在实际中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八九民运失败后,改革派(改良派)和革命派进行了论战,海内外的许多改革派主张用温和的方式促进中共政治改革,王军涛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还有一些革命派主张用民主革命的手段推翻中共,王炳章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其实,围绕《天安门文件》的真伪论战,是改革派和革命派论战的组成部分。这两次论战,对于《中国六四真相》是真金不怕火炼,起到了促进中共的灭亡的历史作用,它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大陆进一步的传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是中共造成的:中共拒绝平反“六四”,镇压为“六四”正名的民运人士,《中国六四真相》的作者必须保密,以笔名张良的面貌出现;由于条件限制,许多历史事件没有收集进去;张良为了支持者和亲友的安全,还必须保密,不能公开文件的原始文本和复印件;出版中英文的时候,在法律版权上面的原因和没有注释造成的误会。“有人提出是那一天那一件事不同?我看这是文件考证的问题,官方的文件有它的偏见和局限性,‘六四学家’有许多的考证。有些事件和当时的情况有距离,这和照相一样,有人从那侧照,有人从那一面照,结果是有区别的(严家其《书中人物话六四》)”。1、争论的重头戏,其实是张良在《天安门文件》中发表的代表中共改革派的平反“六四”的个人看法。尽管张良一再声称“尽可能避免加上我们的主观评论,唯恐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自己的评判(2001年1月8日《自序》)”,“因此在《中国六四真相》中,几乎割舍了全部的情感,绝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影响客观事实,自始至终一直以冷静、理智、客观、全面作为编写真相的最基本原则,让事实说话。” (2001年6月《早日讨回天理公道》)。但他代表中共改革派(改良派)的观点是有目共睹的。他说“党内民主派是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力量,中共不是传统上的共产党,现在山头林立,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矛盾,比国共两党的对立还尖锐,这一点,中共和苏共很相似。今天形式上的铁板一块,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分裂。取代共产党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新生力量,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切将甚于任何党派,他们要求建立民主政体的愿望格外强烈,他们必将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在联合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同上)”。他这样肯定的说“在中国建立民主,必须靠中国的内部势力”,必然使许多海内外的民运人士把张良当成陌路人,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在共产党的内部;他们不赞成他说的,中共会平反“六四”观点,不相信中共会平反“六四”。这些人,很像八九民运时候的学生,把赵紫阳等知识分子改革派当成陌路人一样,不要朋友的支持,给中共保守派一个喘息的机会,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绞杀了民主运动。例如:陈晓雅批评说“在此,我也注意到,为什么张良对高层平反‘六四’的意愿一再做出超出常人的乐观估计?以他的聪明才干,大智大勇,不可能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如此严重的盲目,看上去也不像是为哄骗出版商所进行的即兴发挥(2004年7月《对未来中国学术界感到悲哀》)”。她认为张良、萧何都是中共高层为平反“六四”成立的写作班子成员,张良出版《中国六四真相》是为了改革派在平反“六四”后,争得一席高官,“当然,他也同情民运,替知识分子说话,抨击专制制度,但是,这些只是其重点的陪衬(同上)”。我认为张良是当时批判八九民运的写作班子成员是可能的,他借此机会才收集了大量的中共“六四”文件;但绝不是为“六四”平反而成立的写作班子成员,中共绝不会在现在成立这样的写作班子的。至于张良为什么对中共平反“六四”有那么大的把握,是基于他的政治素质,对中共的透彻了解。其实,中共的和平演变不但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老百姓、干部、民运人士也看到了。例如:许多从大陆到国外的民运人士,几乎口气都发生了变化,都谈中共的和平演变,这不是他们蹲了几年监狱,受到中共的压迫和利诱而赤化了,而是认识到,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要不然邓小平的“稳定压到一切”,为什么那么有市场。张良是正确的,所以陈晓雅下结论说“他的应对尽管不如人意,但瑕不掩瑜,他对于‘六四’的研究的贡献,已经确实摆在那里。而且在大关大节上,他毕竟是正确的(同上)”。谢选骏批评说“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应和广大公民一起来认识现代专制制度的落后、荒唐和有害,一起来探讨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道路和建设未来民主新中国的方法,从而兴起民主革命的大潮,变宫廷政治为大众政治,而不是靠虚假信息来煽动民众的情绪(2001年1月《质疑六四真相》)这是典型的改革派和民主革命派之争的语言。他批评张良的改良派观点,主张民主革命的观点十分明确。许良英在2003年5月,批评张良是歪曲历史事实,不损害邓小平的威望,有明显的改良派保皇思想,他说“凡是当年亲身在北京,并关心民族,关心青年学生命运的人,都知道‘六四’血案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北京之春》)”,又说“显然是明目张胆的掩盖真相,自欺欺人的愚弄天下人,可见这个张良大有问题”。《中国六四真相》确实没有明确是邓小平下令开枪屠杀学生、民众;这是由于《中国六四真相》是中共文件资料的汇编,文件没有记录下来的,书中自然就没有;邓小平说了,但秘书为了略去过份伤人的话,为了领导的面子,不记是常有的;张良是照原来记录抄下来的,所以没有这些话,这证明书是真实的。但是,从《中国六四真相》中,我们可以十分明白的从字里行间领会到,邓小平就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大多数人都看出来了;怎么,你们就看不出来吗?只好慢慢看吧。陈少文认为“六四”惨案的发生是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幻想在不否定毛泽东思想、不推翻中共的情况下进行政治改革发生的,学生的错误就是对中共保守派存在幻想,没有看到中共的屠杀本质,只有进行民主革命才能推翻中共,他说“特别是去年海内外出版的那本‘轰动’世界的所谓‘六四’真相的书籍,它竟然声称‘就六四总体而言,它又是一场自主的、自发的无序的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它成了人民对政府喧泄不满与愤慨的出气筒”(2004年6月《八九真英雄 湖南三壮士》)2、史景迁则认为“例如:5月13日,邓小平、赵紫阳和扬尚昆在学生绝食前的谈话,在我看来,这段话显得有些做作,然而编辑却认为是真实的。他们在注解中说,甚至在敌对势力都联合起来对付赵紫阳的时候,邓小平仍然相信他,仍然希望一切都能平静过去。这种解释与黎安有所阐述、张良所支持的目的相吻合:证明李鹏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他说明邓小平相信学生运动是极度危险的,这样就打击了赵紫阳,并最终导致了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张良希望《天安门文件》一书所披露的证据将导致中国现任政府或将来的政府直接为六四平反,而不损害邓小平的威望。‘六四’平反将重新启动中国内部关于政府民主化的讨论(《紫禁城内》)”。他认为这段对话不一定真实,显得有些做作,注解中也是个人主观意识太强。笔者在2001年3月的时候,看到“1989年5月13日赵紫阳和扬尚昆到邓小平家汇报工作”这一段后,就有些疑问,现在又重新看,还是有疑问。我的疑问和史景迁教授不同的是,我认为这段三人谈话记录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张良的评议是要商榷的。张良评论说“这次三人的谈话,没有太多的实质性内容,但至少说明邓小平对赵紫阳还是有信任的,并不存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所说,赵一开始就与邓小平意见相左。邓小平的谈话既没有提及四二六社论,也没有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只是希望赵紫阳尽快拿出办法,不管这是个什么办法,关键是能把学潮平息。这是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思想是一致的(《中国六四真相》)”。我认为应该这样写“邓小平听了赵紫阳汇报的学潮情况,对赵紫阳肯定学潮是大多数人的主流思想,用民主对话的方式解决学潮,及学潮不会影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判断很不满意;对赵紫阳的汇报一一进行了批评。虽然,邓小平没有直接提及四二六社论,但谈话还是和四二六社论一样的调子。最后,邓小平极不耐烦的打断赵紫阳喋喋不休的汇报,问‘现在的社会各界心态怎样?’说明他十分注重大众的反映,当听到赵紫阳、扬尚昆说工人、农民、军人照常上班,没有罢工后,更坚定了他用武力镇压的决心。当然,这时邓小平不能明确的告诉赵紫阳,准备动用军队镇压学潮的部署;因为,谈话证明了,赵紫阳和他观点明显不同,对赵紫阳不抱有任何信心。从邓小平对赵紫阳不冷不热的话语中,显露出邓小平用军队镇压学潮和让赵紫阳下台的杀机。”。书中还有一些例子,就不列举了。至于,有人说书中为扬尚昆开脱,我看未必,明显看到他在执行邓小平的开枪命令,扬尚昆的儿子扬绍明批评《中国六四真相》“大都捏造事实”(2004年8月10日);要说《中国六四真相》为赵紫阳平反可是真的。3、《天安门文件》真伪争论是改革派(改良派)和革命派论战的组成部分。其实,经过三年两轮关于《天安门文件》、《中国六四真相》的真伪论战,基本是张良占了上风,质疑的占了下风,什么“萧何”、中共等,都哑口无言了;就是金钟等基本都认为就剩下核心部分“政治局常委会议”、“八老会议”、“元老谈话”现在没法证明,其余的无可置疑。金钟提出的“如邓小平有关六四的三次谈话,全被切割式收入书中,(只说根据会议记录,但中共领袖正式发表文章与会议记录通常不可能一字不差)(《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看来金钟对中共的文件产生过程不是有很深的了解,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发表,不是原始的记录,是秘书记录后,再进行整理加工,再经过领导人修改后,反复多次后,以会议记录的文件公开发表的,当然要一个字也不能错了,《邓小平文选》也不另外,正因为《天安门文件》中的谈话和《邓小平文选》中的一字不差,才证明是真的,千篇一律是中共文件的一大特色。关于《中国六四真相》的真伪争论,是改革和革命论战的组成部分,不论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真的,还是认为《中国六四真相》是假的,“萧何”等例外,都是研究“六四”问题,弄清真相,以“六四”问题为突破口,促进中国的民主化。所以,自《中国六四真相》出版以来,国内外围绕《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掀起了两次高潮,许多著名的学者参加了讨论。相信,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争论还会继续进行下去的,一直会进行到“六四”正名后。正如张良说的“无疑地,我们还需要特别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国内外朋友,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提及。只要你想像一下这本书的出版历程,您也许会有更多的感悟。似的,历史已经记录了那些朋友们的时代印痕,总有一天他们会光荣地站到历史的前台(《中国六四真相》的《后记》)”。中共倒台后,会在北京召开纪念《中国六四真相》出版发行的大型研讨会;那时,收集文件资料和出版《中国六四真相》的所有幕后人,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公开所有的文件。 四、两次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争论?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争论大致有两次。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刚刚发表后的第一次争论,代表的文章有“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中国六四真相》等;到2004年“六四”15周年的时候,又有《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第二次争论,代表的文章有《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等。可以说,有关《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两次争论是有连续性的,第二次争论回答了第一次争论的许多问题,例如:“萧何”的观点,并且为第三次争论埋下了“萧何”观点的伏笔。1、2001年第一次争论,代表的文章有“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中国六四真相》等。(1)、“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我认为“萧何”是代表中共保守派反对平反“六四”的意见。2001年3月“星岛日报”披露“最近,内地一位化名‘萧何’的人士,主动与传媒接触,揭示张良所谓高层机密文件的真正来历,同时提出大量实例,揭开《中国六四真相》资料来源的另一版本。他投书本报指出,曾经是他好兄弟的张良,将他们几个朋友花费多年心血共同搜集整理的‘六四’事件资料,悉数据为己有,带去美国,冠以‘中共机密文件’,故弄玄虚,令他十分气愤。” 萧何是什么人?肯定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文章对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有很大的杀伤力,他以张良的朋友出现,揭发“他们当年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共同写一本书,记录‘六四’的过程,分析中国现代史上这一特色现象。书中的大量资料只是当时的内部新闻资料,并非中共高层密件,后来张良不辞而别,带走资料,编成《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在书中多处伪造资料来源,误导读者(2001年3月《多维》文章:《萧何指责张良伪造资料编〈真相〉》)。这样,许多人相信了萧何的话,纷纷批评张良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是伪造,以至成了争论《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焦点,一直延续下去。但是,萧何批判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造假的文章,说的都是传媒披露出来的,大量争论《中国六四真相》真伪的消息,例如谢选骏质疑《中国六四真相》的四点,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只不过用了共产党惯用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斯大林)”的手法,像特务一样打入《中国六四真相》的内部,让一些不了解中共的人士相信他,然后挑起“鹬蚌相争”。萧何是什么人?我认为和张良一样是笔名,你用汉朝的名将张良,我就用汉朝的名将萧何,来个“萧何月下追张良”。我相信张良说的“萧何是李鹏、罗干处理的追查张良的专案组的笔名”;可是他的死穴暴露的太明显了,张良只是让他说出张良的真实姓名,证明身份的“杀手锏”,轻轻的反击,就从此泥牛入海无消息了,证明萧何确是中共追查张良的专案组的笔名。李有才说的好“萧何之马,虽快如‘赤兔’,奈何自己和编辑合作‘无用功’,而南辕北辙。有才斗胆断言,韩信也好,张良也罢,这次你老是追不上了(2001年3月《多维》文章:《萧何月下追张良》)”。(2)、谢选骏的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伪。对电视政论片《河殇》的作者之一谢选骏的《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伪》的文章,我认为他代表了一部分民运人士的善意的分析,代表了民主革命派的不同意见。一些民运人士是“入兰芝之室,久闻不知其香(论语)”,接触关于六四的文章、文件和事情太多了,挑剔也随着增多。谢选骏参与编写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是我民主思想启蒙的来源之一,我在2004年6月写的《和谢选骏先生商榷——纪念《河殇》发表16周年》的文章,表现了我对他的崇敬。谢选骏在《天安门文件》的部分英文译稿在华文媒体转载之后的2001年1月6日,先后三次在网络上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比1月9日中共外交部对《天安门文件》的批驳声明还早两天。他批评的是英文版的《天安门文件》,这也反映出了他关照“六四”的积极态度;但他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幼儿时期看的种种弊端,就贸然断定“不久会灭亡”是一样的错误结论;过早说“极像当年的西特勒日记”的结论往往是事与愿违,我想现在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天安门文件》是真的,因为许多学者已经反复的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把这次争论历史说给人们: 谢选骏的主要观点是“通过鉴定文件的纸张、墨水等等硬体。这一点根据报道,《天安门文件》根本没有任何硬体证据予以支持,它只是记录在电脑磁片上的东西。因此更加无法证实文件内容确是80年代的产物。”你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金钟在《张良六四真相的故事》中就说从张良手中见到了真的中共“六四”文件;黎安有、林培瑞等人也说见到了真的文件。黎安有教授在《天安门文件》的《前言》中说“他仍然以中国人的标准坚持我对他所做的政治承诺,也就是不暴露帮助他把材料带到西方的人和过程。”他们为了张良及亲友的安全,尊重作者的意愿进行保密,这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是正常的,在美国也是正常的,因为中共的特务在国外是无孔不入的,事实证明,张良的自由可以使他做出更多的有益民主的事情。如果公开了就不会有《朱熔基在1999》、《第四代》这些大部头的政治著作了?至于说“‘文件’已经公布了,为什么还迟迟不能开放中文原件?”公布中文原件后张良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或者被中共抓捕,更重要的是许多帮助张良收集写作《中国六四真相》的亲友还在大陆,他们会被中共抓捕。和张良秘密写书一样,袁红冰教授为了写《落日》等书,答应了中共的许多条件,卧薪尝胆十多年,一切为了秘密写书,终于完成了巨著。公开和不公开都是根据民主事业的需要,而不能凭一时“真伪鉴定”的需要,搞不必要的牺牲。孔子曰:“与己不欲,勿施他人”,连你自己都在随时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难道就不能为别人的安全考虑一下吗?至于那些没有在大陆生活过的海外人士的见怪,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搞“硬体证据”是鉴定真伪的低级方法,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小儿科”的,非要人们从认识“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一样的愚弄人民,我们完全可以从文章的高层去分析发现鉴定真伪的。黎安有、林培瑞等人就是这么科学的研究了《中国六四真相》后得出正确的结论的。黎安有教授在《天安门文件》的《前言》中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我满意的得出结论,这本书的材料是真实的。一部分原因是,我通过研究材料本身,考证了不可能编造的细节。此外,我通过同编撰者在材料和出版过程中的合作,认识到材料的真实性”。在有,质疑《中国六四真相》最多的是没有原始文件的影印件。《中国六四真相》明确写着“根据政治局会议记录”,这就对了,政治局会议记录就是《记录本》,大多数记录不会形成文件的,用的时候只能用手抄录。张良带出国外的文件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录在电脑磁盘上面的《中国六四真相》的核心部分,如政治局常委会记录,有报道说张良放在照相机里带出来的,可信;一部分是许多有关“六四”的原始文件或复印件,金钟证明看到了,但为什么不把这些普通的文件展示一下呢?怕泄密,因为海内外的情况在现代化的情况下是非常复杂的,许多人不了解中共的安全保密程序,所以才大言不惭的说些怪话。以上两点,回答了张良为什么没有展示核心文件。据我所知,中共的地级以上常委会会议记录是先放在办公室(厅)的档案室的,这时只有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才能看到,但也不能带回家;一年以后交到同级档案馆保存,这时只有档案馆的人员才能看到,外人要看时,必须有领导批示,而且只能在档案馆里面的阅读室,有工作人员监视的情况下阅读,不能拿到室外,需要的文件可以抄录。张良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绝密文件,可能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手抄的,然后带回家输入电脑软盘;至于其它两千多份机密和秘密文件,可能是在办公室的时候把原件或复印件带回家;张良自己也披露在中办工作过,档案馆的保密制度是很难拿到这么大量的文件的;张良带到国外的原始文件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金钟抱怨说只看到三四份机密文件,所以国外有媒体说“张良是把电脑软盘放在照相机里带到美国的”。这样引起了许多国外,不了解中共人士的非议。黎安友说“这里有混淆的地方。那些文件不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正如我刚才告诉你的,但我编辑使用的是编纂者根据我的建议提供中文文本。当然,这次是电脑打印出来的”(1991年美国公共电视台专访黎安友)。不论张良带出国外的是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还是把文件的原件或复印件存入软盘带到国外,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件是不是真实的,目前经过四年的论证,《中国六四真相》是真实的。说明的是,《中国六四真相》是以中共文件资料写成的,中共文件资料如果有误或假,那么《中国六四真相》也会跟着传误传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共文件资料大多不是空穴来风,如公安部报告,学生绝食是方励之指使的原因和“六四”死亡200多人数,调查的文件就是这样写的。谢选骏又说“通过鉴定文件的语言和内容软体。《天安门文件》大量使用90年代语言一事表明,它不可能真实反映80年代的情况,尤其考虑到,决策老人们对新潮语言掌握的特大难度,就具有更大可能可以对其证伪了。”唐柏桥的文章给以很好的回答“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文件的措词有别于当事人的语言风格,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疏忽造成的误会。我们现在所见到中文文本,不是原版的中文,而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的。本人多年前亦遭到类似的质疑。当年我写了一本书,介绍‘六四’后湖南民运遭到全面镇压和当地政治犯受到迫害的实况,由美国人权观察出版。而根据他们的要求,该书的中文版只能从英文版翻译过来。因此,我们只能请人将英文版再译成中文。结果,有一位在书中被提到的朋友,在读完中文版初稿后,向我和人权观察提出了十余处修改意见,如建议将‘解雇’改成‘开除’,等等。(我的原始中文稿本来是‘开除’,经过中译英,再英译中,就变成了‘解雇’。原因是:我们聘请的翻译是海外资深新闻工作者与翻译。他使用的是海外流行的语言体系。当时,我也不理解出版机构为什么如此要求。不过在我们了解了西方的法律体系后,我完全理解他们的做法。这牵扯到诸多法律问题,他们只能严格照法律行事)(2001年1月12日《〈天安门文件〉的真伪——〈天安门文件〉出版之我见》)”。这是对谢选骏等人的有力批驳,谢选骏是衷心的提意见,但他不懂美国的法律,没有出版书的经历,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谢选骏又说“这个所谓《天安门文件》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新东西。它记录的所谓内部谈话,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发表的公开文件、民间传闻、当事人的回忆录等拼凑出来。” 史景迁教授回答的比较具体“显然,这本书的命运依赖于文件真实性的证实(在中国政府宣称那些文件都是编造和歪曲的之后,尤其如此)。使用笔名的编撰者是如何得到那些材料、如何提供给美国编辑的?绝对确定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在笔者看来,那些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常规的材料,这些看来是真的,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日常问题,是共产党官僚机构在跟踪并分析学运动态的过程中必当遇到的。总体来讲,这些材料比较简略,可以从其它来源得到证实,不包括什么意识形态内容。第二类材料则是极为惊人的,出自更秘密的场所。如果说共产党系统内的某人得到13届4中全会文件,这看来是可以做到的。但最高层重要会议的记录是否也能同样得到?那些文件的分发都受到严密监控的,尽管复印件可能被泄露,或被获得信任的秘书或顾问秘密得到。最难评估的就是扬尚昆的六次谈话记录。4月25日的谈话是邓小平和扬尚昆之间,这次谈话有两个来源佐证,可以当作准确的记录。但其它五次谈话,分别是扬尚昆同赵紫阳、邓小平或江泽民,仅仅说明是扬尚昆的朋友提供,但不能进一步说明此人是谁。”(2001年3月《紫禁城内》)封丛德也认为“总之,我的看法是:《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应该是许多材料的混合,也包括许多中共当时的内部文件高层秘书的记忆(特别是袁木的行径所不耻的人),也部分参考了后来当事人的文章。其中当时中共内部文件占了较大比例(很多人估计在七八层以上),但因为真伪混杂,引用时就难以当作严谨的史料看待。而比较新的材料如八老会议,因为是孤证,也难以完全采信,有待进一步材料印证,但至少是可以供参考的线索。陈晓雅的一句话最中肯: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任何材料,它只要能提供一点你的不曾获得的信息,就是有价值的。”(2003年3月20日《中国六四真相还非六四真相》)确实,《中国六四真相》面世后,马上就在海内外引起了真伪的争论,而且争论的核心问题几乎都集中在扬尚昆的六次谈话记录和八老会议记录上面。因为,这些记录,目前是孤证,在中共没有倒台,“六四”没有正名的情况下,是很难得到证明的。而且《中国六四真相》发表以后,中共修改了《刑法》,规定泄露国家机密文件,要判处死刑,这样要想证明这些谈话和会议记录就更加困难了,要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很爱惜自己生命的。但是,争论的八老会议记录等所谓核心问题也是表面文章,实质是改革派(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的争论。谢选骏还说“当事人不敢公开作证。这位比省部级还大的人物,其实只要排查一下就一目了然了,他怎么敢回国?整个故事,恐怕只是子虚乌有吧?”这个问题金钟在《张良六四真相的故事》中已经回答,证明张良确在1998年12月初从美国回大陆了。谢选骏用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思路,太简单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张良是笔名,又没有公布文件的硬件等证据,中共中央省部级的干部多如牛毛,怎么排查?在说中共吸取大鸣大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教训,不敢把事情扩大化,这样对中共反而不利,弄不好“拨出萝卜带出泥”,反把事情搞糟了,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芦笛说“谢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疑心,说到底还是《多维》那样中文媒体的错。他们急于炒作,竟然用台式国语推出粗制滥造的陋译”(2000年12月《用他们自己的话——看〈多维〉和“明镜”怎样拆黎安友的台》)但是,目前由于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发表,提供了许多张良的消息,如戚本禹是他亲自安排的等,也许能够排查到了。2、2004年第二次争论,代表的文章有《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等。其实,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发表后,争论就没有间断过,到“六四”15周年是个高峰而已。《开放》杂志在2004年7月4日七月号刊登了主编金钟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他说“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的时候,美国学术界发生一场争论,加拿大学者陈教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张良、黎安友主编的《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金钟为什么写《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我认为:(1)、首先是金钟回应陈教授(陈仲礼)ALFREDL.CHAN写给他的求救信陈教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张良、黎安友主编的《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后,受到张良连续六次发表文章反驳,陈教授在没有还手之力的情况下,只好向金钟等求救。张良确像古代的将军一样豪爽,他在2004年6月3日批驳陈教授说“是的,ALFREDL.CHAN太渺小,对其文章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抬举。因此,我的评语是,ALFREDL.CHAN的文章对《TAMP》不够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在这里,我们非常欣赏地说,至今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位真正称得上对手的令我们尊敬的挑战者。《TAMP》没有遇到任何实质性的挑战。我们多么渴望能有一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手来挑战!”(《〈中国六四真相〉的编者对挑战者的反驳1》)金钟在文章的开头也直言不讳的说“为此,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秦家聪来电访问,后来陈教授也和我通了电话,他们都问过我的意见”;就是回应张良上面说的“我们多么渴望能有一名真正值得尊敬的对手来挑战!” 黎安友一针见血的回应金钟说:金钟没有否定《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主要说了出版上的分歧而已“虽然金钟对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中文版语多批评,但我认为围绕张良唯一重要的争议,就是他在书中转载的资料是否真实。金钟在我的客厅阅读书稿时,告诉我他相信内容是真实的。金钟在文中也说了几乎相同的事——他当时和今天仍然相信大部分材料是真实的。”(2004年7月23日黎安友〈回应金钟的‘六四’故事〉)。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的编者对挑战者的反驳2》中说“ALFREDL.CHAN这一段内容与萧何在〈星岛日报〉的第一篇文章内容何其相似。其中心意思都是一样:《TAMP》并不是来自极重要的机密文件,更不具备中共高层的资讯,只是一些海外报告的拼凑而已,根本不具备权威性。其实,检验《TAMP》有没有权威性的最好证明就是看当局的反应。在《TAMP》出版的当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立即作出针对性的发言,并于一星期作了两次评论,英文版一个星期内,江泽民本人先后两次予以回应;两个星期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泄露国家机密者最高可判死刑;……我必须负责的说,正因为披露了最隐密的国家机密,才出现了江泽民、李鹏等对《TAMP》如临大敌的举动,这足以证明此书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许多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的。此前,海外出版了许多关于六四的书,但没有一部引起中共最高层的重视,原因正在于此”。张良的反驳正中要害,ALFREDL.CHAN攻击《天安门文件》的论据,无非是萧何文章的翻版;金钟在响应ALFREDL.CHAN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情,但没有说张良的有力反驳,让萧何指出张良的真实姓名后,萧何就消声灭迹了事实。DSL在《略论金钟对天安门文件的质疑》文章中说“萧何何许人?金钟没有明言,但从文中看,他相信萧何。我们不知道金钟是否认识萧何?凭什么相信萧何?但是,就金钟所引萧张之争看,金钟相信萧何简直不是不可理喻,就是荒唐不堪!萧说,他们与张良一道收罗信息,但张良独吞果实收入。张说,萧说谎,如果萧说的是事实,尽可告诉世人,张良姓谁名谁。至今萧何不说张为谁,已然证明萧何撒谎。至于萧何是否如张良所说的,是中共安全部或专案组官员,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可能的,因为,萧何显然是想消除天安门文件的影响,并且以此编造谎话。金钟连萧何如此硬伤都看不到,还搞什么事实分析和政治判断?”张良说“萧何也好,ALFREDL.CHAN也罢,其实,关于六四的书远远不止他们所提的那些。张良翻阅了ALFREDL.CHAN提及的全部书籍,几本关于六四决策中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共高层内部的确存在着严重分歧,所以才会透露出一些领导人的内部讲话。如扬尚昆在军委紧急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与李鹏在13届4中全会上的讲话,赵紫阳在13届4中全会上的辩解等。但是,翻阅这些书后,完全可以断定,没有任何一本书汇编的文件中有任何关于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元老会议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戒严部队在北京部署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过关于六四死亡人数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六四惨案后全国性逮捕行动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各大军区对参与北京戒严反应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有关于如此细致的各省区市对六四事件部署的记录!没有任何一本书如此清晰的反映世界主要国家对六四事件关注的记录!难道这些情节可以随便地在《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像小说一样演绎出来吗?《TAMP》、《中国六四真相》中所涉及的将近700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里任何一部关于六四的书没有的,这些被点名的人没有一个说涉及记录他们部分资料是假的,相反,他们全部肯定了涉及他们部分资料的真实性!而这些,是萧何、ALFREDL.CHAN之流所提及的上述任何一本书所不可能有的,这也是《TAMP》、《中国六四真相》的历史价值所在。”(2004年6月《张良对挑战者ALFREDL.CHAN的反驳》)他有理有据的一气呵成的驳斥让人叫绝,而萧何、陈仲礼等人的反驳显得苍白无力。(2)、其次,金钟是说自己对《中国六四真相》一书出版的贡献。金钟在2004年7月4日《开放》七月号发表《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的文章,对中国的民主事业,肯定是有积极的意义的,他对《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出版也是有贡献的。正如他在《为何公开见张良的经过》中说的“三年过去了,要出名的,出了,要赚的钱,也赚了。我的意见促成他们放弃先出版中文版的错误策略,而且,英文版出来又协助宣传,保密三年,而一无所求。这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不是叫‘仁至义尽’?还要我扮演什么角色?今天,当不少人对书的诚信度有质疑,涉及六四真相,事关重大,我作为一个侧面见证人,提供一份背景材料供参考,那以超越个人之间的承诺与否,是义不容辞的事(2004年8月2 日)金钟没有继续忍住心中的不快,三年之后说出了真话,也是好事,也是对的,让人看到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金钟。金钟为出版《中国六四真相》提供了许多好的观点,他的先出英文版再出中文版的策略,确实得到张良、黎安友的采纳,或者说不谋而合;英文版出来又协助宣传,保密三年,而一无所求;现在有为了涉及六四真相,公布了几点研究“六四”的有用消息。金钟在《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中证明了,确实有张良这个人的存在,描述了张良的模样、口音、经历,看到了张良带出了的中共文件、和华国锋的合影等;张良和宗海仁是同一个人;张良在美国呆了半年写《中国六四真相》;张良亲自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等。这是见到张良的人第一次详细的坦白,对于《中国六四真相》的真伪的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海内外几个学者又先后发表了评论文章,让我们看到的是更加真实的瑕不掩瑜的《中国六四真相》。相信,以萧何为代表的中共方面,根据《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提供的信息,还会发表批判张良文章的,随着有关“六四”文件信息的不断披露,促进正名“六四”是十分有利的。特别是张良亲自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消息,是揭开张良神秘面纱的最好证据,相信,这方面是研究《中国六四真相》的又一大贡献。至于,张良为什么没有在1998年“六四”十周年的时候出版《中国六四真相》,而推迟到2001年“六四”十二周年的时候出版,我认为是采纳了先出版英文版和考虑到张良回国后的安全,张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回国处理,特别还有一些文件资料没有带出来,需要继续收集有关资料,带出国外。黎安友教授说“事实上,金钟在文中主要关注的不是真伪性,而是他跟张良商谈出版合约失败的时。金钟自费到纽约阅读末完成的书稿,对于我们末能给予他出版的合约,我当时感到遗憾,到今天仍是。但他自己诉的商讨过程,正清楚的显示,为何我们不能让他出书。假如是一位认为书既无爆炸性,也不会畅销的出版人,任何作者当然不会让他去出版。(2004年7月23日《回应金钟的六四故事》)我也同意黎安友的看法,金钟没有出版《中国六四真相》是个遗憾,名利双收的事情,到口的肥肉溜了,可惜了,他在文章中已经不时的流露出来这种心情,金钟说“今天我仍相信,张良是带了不少‘中共内部文件’,成为写作《中国六四真相》的基础,但书中的核心部分,如元老会议记录等是否都来他带出的文件?那是需要另外需要研判的(《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试想,张良开始要先发表中文本,因为《中国六四真相》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主要想影响中国高层;当他和台湾出版商没有谈好以后,就找到《开放》主编金钟,商谈出版《中国六四真相》的中文本,发挥香港“反共基地”的作用;但金钟同样对书没有很大的信心,张良就采纳了金钟先出英文版后出中文版的建议,把书交“明镜出版社”,结果英文《天安门文件》的出版,一鸣惊人,证明张良坚持是对的。金钟当了一回王伦,黎安友当了一回宋江。如果,金钟当时果断的出版《中国六四真相》,那他对“六四”事件研究的贡献,会比现在敲给共产党的丧钟更响亮!

    总之,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发动军事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改良派和革命派开始了论战,主要围绕着要不要民主革命的问题?一直进行到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才把这一争论化上了句号。八九民运和戊戌变法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共残酷镇压八九民运后,改革的路堵死了,革命派和改革派的论战开始了,主要围绕着中共要不要下台的问题?其实,改革派和革命派是中国民主化的双轮,缺一不可,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之不过在时间和手段的不同而已,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反对中共一党专制,重新建立民主制度。关于《中国六四真相》的真伪争论,也要在新的辛亥革命发生、中共下台后,这一争论才能化上句号。张良提出的“取代共产党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新生力量,他们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切将甚于任何党派,他们要求建立民主政体的愿望格外强烈,他们必将团结海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在联合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自序》)”。“张良特别强调,推翻共产党是不可能,因为人才被网罗在党内,中共也在变化,中国平均二十人就有一个党员,所以,只有靠党内的人才能改变党,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国不同世界任何国家,不能乱,海外民运素质低,激烈的手段只对中共有利”(金钟《张良和他的六四故事》)。张良看到了中共的和平演变的结果是水到渠成的为“六四”平反。这是不可否认的、不可抗拒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和平演变规律,是符合中共灭亡的历史预言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鼻祖苏联倒台一样,必须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中共在黄泉路上还有一段要走;这就是张良在《中国六四真相》中,揭示的历史真谛!在以后中共灭亡的历史中会得到应验。文如其人。张良说“从六四事件发生那一天起,我就有了抒写六四历史的使命感”,用1989年到1998年十年时间,写成了《中国六四真相》。正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唐诗)”。从张良的文笔中,看到了他的壮怀激烈,豪情倚天,大有古代汉皇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大风歌》)”和宋将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满江红》)”以及鲁讯“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纪念刘和珍君》)” 的英雄气概!十年中“他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并在困难的时候表现出道德和明智的判断力(黎安友《前言》)”。在纪念《中国六四真相》发表四周年的时候,在纪念八九民运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要把张良在十年中磨出的利剑——《中国六四真相》,再次刺向当代的秦始皇!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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