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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人性——重读王实味
(博讯2005年5月08日)
     傅国涌

    王实味是四十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翻译家、作家。连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壁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1945年“七大”时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1962年,王实味死了十几年了,已经成为全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王实味只活了41岁,1947年被他信仰的党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这些帽子那一顶都足以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在他死后四十四年开始,三顶帽子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了,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否定了“反党五人集团”的存在,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486”说关于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公安部对“托派问题”的结论予以纠正,宣布平反昭雪。前后经历了近十年。现在王实味文集也出版了,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获得平反,以“野百合花”命名的书、丛书也洛阳纸贵、随处可见。但不少书对王实味的介绍却错误百出,如199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野百合花》收有王实味的四篇文章和温济泽的《王实味的冤案》一文,在仅仅一百多字的作者介绍中至少就有五处错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有关王实味的介绍也有至少两处错误。 (博讯 boxun.com)

    人性论

    王实味到底是何许人?他在1942年的延安——当时中国的革命圣地说了些什么?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原名叔翰,1930年以后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5年他考上北大,和胡风是同班同学。1926年20岁时加入共产党,那时北京还在军阀统治下的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李大钊就是1927年被杀害的。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学生时代他已开始发表小说,30年代初在上海出版过小说集,还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学作品(如都德、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1937年奔赴延安前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算得上是个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正儿八经的党内知识分子。

    导致他被杀的不过是他1942年写的几篇短文,也就因为这几篇小小的杂文,他的名字留在20世纪的历史上甩也甩不掉,他的案子、他的死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最高领袖都要一再提起他的名字。

    其实他一直是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向这一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他不过是追求普通的人性,在他的短文里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这些恐怕和他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和他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有关。他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放弃最基本的对人性的内在追求。这是他1942年闯祸、1943年被捕、1947年被杀的根本原因。

    和他十分熟悉的文艺理论家雪苇揭发他——特别执着于“人性”,深信“不论一般政治也好,或特殊的革命政治也好,人性都起着很大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太强调客观、太看重物质,以为改变了客观的物质条件,人性就能够变好”,他以为未必。他认为“改变人性这项工作是独立的,如果说它不比改变社会的物质环境更重要,至少是同样重要。”他举例说,革命之后,“得胜的新朝权贵们露出来的‘人性’,竟比老北洋军阀的更丑更恶,这使他悲愤;更使他痛心疾首的,则因他眼见不少的‘老朋友们’,一见气候转变,立即改辕易辙,甚至认贼做父,卖友求荣。”

    雪苇那时在窑洞里写中国新文学史,张闻天说可以和王实味交换意见。他们肯定讨论过有关文学、人性等问题,他的揭发因而是可信的,和王实味自己的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也一致。

    即使在王实味遭到批判后,他还经常和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苏联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成了多少罪恶”?“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

    王文元回忆他们当年在上海每次见面谈论的主题也并不是革命,不是主义,“我们每见必谈、每谈必争的一个问题是他后来因之出名的‘人性论’”。

    所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就是批判王实味“主张艺术是为抽象的人类服务,是表现抽象的人性的”。可见王实味对人性的理解是一贯的(当然,四十多年后周扬也发表文章说“人的根本就是人自身”,肯定他批判了一辈子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些王实味都不知道了)。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起因是他有两个托派朋友。他在北大时的同乡、他的入党介绍人、他所敬爱的老大哥陈清晨(其昌),他的同学王文元(凡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托派。30年代初他们在上海曾有过交往,替他们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还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小说,同意他们的一些观点。但他并不赞同他们另起炉灶,也从未参加过托派。

    直到1942年王实味已大祸临头还对他们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性’是好的”。尤其是对陈清晨,“即使面对着声色俱厉的批判与前景险恶的审讯,他也不肯否认那温暖地保存在他心中的老大哥‘好的人性’”。王实味愚蠢之处就在于这里,——既然不是我们自己人,怎么可能“‘人性’是好的”呢?衡量人性的标准是什么?人性那时侯在党性、立场、觉悟这些大义凛然的概念面前,真的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这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王实味至死恐怕也不会明白。

    他不能因为政治观点的分歧就否定他的老大哥、他的同学的人性。1930年,他的妻子小产,家中一无所有,是陈清晨默默地把自己家里能当的东西全部当了,硬塞给他三十元钱(这一些王实味并不知道,他也不知道陈清晨最后惨死于日本宪兵之手);王实味要翻译哈代的《还乡记》,穷得买不起原著,就是王文元替他买的。这种人性的温暖一辈子都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可以为此而死。

    野百合花

    王实味最出名的是他1942年3月分两次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的一组杂文《野百合花》,在“前记”中他对这个题目作了解释: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他深情地回忆起他在北大时“那圣洁的影子”——李芬,一个在北大入党的女共产党员,1928年春天她在故乡湖南被自己的亲舅父缚送给当地驻军,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的衬衣裤从容赴死。王实味一生都忘不了这个“圣洁的女殉道者”,并从她的影子里汲取生活、战斗的力量,促使他写下这些文字的也是这一力量,他由李芬想起了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评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

    这篇文章共四个小标题,分别为“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他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多少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为了寻求“美丽与温暖”,所以对“丑恶与冷淡”“忍不住”要“发牢骚”。他说“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所以他反对以“必然性”、“天塌不下来”、“小事情”为借口推卸每个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责任,认为那是“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当时他是特别研究员,穿着和领袖一样,津贴比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和王若飞一样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无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现象,并提出语无遮拦的批评,他的立足点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人性的,因此他倡导的是爱、温暖,他之所以参加革命说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说青年们来延安是为了“美丽与温暖”,无疑是他自己真实的内心写照。

    政治家·艺术家

    在《野百合花》后半部分发表的同时,他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也在《谷雨》上发表。他强调政治家与艺术家不同,实际上尖锐地指出了艺术家可以独立于政治家,艺术独立于政治之外,有它自身的规律这样一些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政治家的任务是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改造人的灵魂。“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社会制度底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政治家“善于进行实际斗争去消除肮脏和黑暗,实现光明与纯洁”,艺术家“善于揭破肮脏和黑暗,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对事更看重”,“艺术家对人更求全”,因为“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过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政治家的优越性是“怎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怎样进行实际的斗争”,艺术家“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改造它”;政治家和艺术家各有各的弱点,政治家熟悉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猫的利爪可以捕老鼠也可以用来攫鸡雏,这是要防止的;艺术家骄傲、偏狭、孤僻,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

    他说“旧中国是一个包脓裹血的,充满着肮脏与黑暗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长的中国人,必然要沾染上它们,连我们自己——创造新中国的革命战士,也不能例外。这是残酷的真理,只有勇敢地正视它,才能了解在改造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同时更严肃更深入地做改造灵魂的工作,以加速前者底成功,并作它成功底保证。”

    他充满敬意地提起了伟大的鲁迅。他认为“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

    他向艺术家发出呼吁:“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决定革命成功底迟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他的文章,我不禁想起了鲁迅“文艺和政治的歧途”。王实味的血管里流淌着和鲁迅一样鲜红的血液,他的个性十分强烈,他是性情中人,他不会、也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作家、艺术家不应依附于政治而要发挥独立的作用。

    软骨头与硬骨头

    在上述这些文章发表时,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也创刊了,王实味一个人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短文《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真名实姓,指名道姓,矛头直接指向他的顶头上司。

    《零感两则》的第一则是《辨正邪》,居然“危言耸听”地说:“党内的正气必须发挥起来,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因为有些邪气家伙正在那里打着反邪气的旗帜,企图打击中伤比他们正气得多的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第二则《硬骨头与软骨头》指出:“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反之,你是不是对‘小人物’很善于深文罗织?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也有人在壁报上反驳王实味,他则发表《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予以回击。再次重申“王实味充分自信,他的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象赶庙会一样多。”(这是罗迈即李维汉的话)一时轰动延安,三十六岁的书生王实味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去看壁报,甚至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

    王实味的观点说穿了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他无非说出了别人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一些心里话而已。他二十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在严酷的战争环境还能够坚持独立思考,真正体现了北大精神的精髓。因此他就要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全部生命的代价。王实味死了,他留下的有关人性的讨论并没有结束,也永远不可能结束。

    这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他以生命的满腔热情主动投奔的“革命圣地”呼吁民主、平等,要求政治中的人性,希望正在进行中的革命事业更加完美,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事。但是当他遭到批判、斗争以后,其他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参与到批判的行列,萧军恐怕是唯一一个为他说过话的知识分子,为此他还和丁玲、周扬、刘白羽等党内知识分子,艾青等党外知识分子展开过激烈辩论。而他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从无来往。在那耻辱的一页中,萧军的出现象是一个异类。当然这些人以后的经历比起王实味实在也是好不了多少,只是活了下来而已。中国的知识分子常常不懂得生命的意义有时候不在于是否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王实味从来就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因为他对人性的真挚追求,他的身上永远都闪烁着人性不灭的光芒。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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