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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正:二战后日本成功的经验探讨
(博讯2005年5月04日)
    

    在中共政权即将崩溃之前,我想探讨一些日本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发展新的政治文明与经济建设。

     一、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可参考日本二战后的成功经验 (博讯 boxun.com)

    21世纪初期,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他们的经验,值得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认为,学习成功者的经验,远比采行自我摸索的方式,要更具有成功的效能。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要有效发展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有必要参考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验。日本二战后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有三大原因,兹列于下,供参考:

    1、日本采行美国的宪法:二战后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日本开始各种政治与经济的重建工作,例如,日本采行美国的宪法,其中仅改变美国宪法中的两个条款,即“人民不可以拥有枪械”与“国家不可以拥有军队”。由于日本采行美国式的宪法,因此民主宪政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成绩。在这部充分体现人权与自由的宪法之下,日本的国会运作方式与美国相同,奠定了未来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

    2、日本学会了西方国际资本运作(SWAP)的方法:二战后,日本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与生产力,他们非常认真地学习国际资本运作的知识与操作技巧,由于他们是充分保障人权与自由的国家,也由于他们高水平的管理能力,他们成为富国俱乐部(G7)的国家。透过国际资本运作,他们从国际金融市场里,取得了无限的资金,成为典型运用国际金融资金,而成功地建设国家经济的国家。

    3、日本人认真地学习美国品管之父戴明博士的品管知识:二战后,日本由于引进了戴明博士(W. Edwards Deming)的“品管”观念,使日本的商业文明迈向了,追求高质量的理念。这种理念,使日本的商业与产业文明,逐渐走向了“世界性优良品牌”的方向,造成了日本商品文明的大复兴。如今,日本的商业已逐步跨越世界各国的竞争者,成为人类优秀商品文明的典范;如欲充分了解日本商品文明的精髓,必须从研究戴明博士的品管观念开始。如此才能充分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使企业未来能走向世界优质商品文明的可能性。

    二、戴明博士的品管理论

    所谓全质量管理,是以将管理对象做到零缺点、零故障、零后修、零后遗症、零抱怨的境界为目标。所谓的“品管”,是以下列四种方式,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获利。

    1、增加售价:由于产品质量优良,因此售价可以提高。2、增加销售量:由于产品精良,购买的人多,市场占有率增加。3、降低检修与重复生产的开支:由于一次便做好了最高质量的产品。因此产品不用再回厂修理或重作,降低了成本。4、减少故障品库存开支及资金积压风险:由于产品不用再回厂修理,或成为报废品库存在工厂,因此没有资金积压、额外仓库租用与额外管理开销,相对地降低了成本。

    前两种方法是“直接增加利润”;后两种方法是降低成本,是“间接增加利润”。所谓的间接增加利润,实际上也达到了企业增加利润的目的。这就是日本产品,战后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原因。

    现代品管的理念,以戴明博士品管的理论,为最著名。有关于戴明管理理论的精髓,需先参考戴明管理十四要点,兹摘录其内容资料如下:(本资料引述自戴明的著作:Out of the Crisis)

    这十四要点,是美国工业发展与转型的基石。这十四要点,可以帮助管理者,有效提高经营的成功绩效,也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以便争取市场上成功的机会。这十四要点,也是1950年以来,日本高阶管理者努力实践的课题。

    这十四要点随处可用,不论公司大小,服务业或制造业均可使用;它们亦可适合应用在公司的任何部门。1、改善产品与服务,要有持续不变的目的。此目的即是:要具有竞争力、持续经营,以及提供就业机会。2、采用新观念:创新。我们处在一个新经济时代,管理者必须迎接世界的挑战,了解自己的责任,并领导转型。3、停止靠检验来达成质量控制。第一次就把产品作好,不要再依赖大量及额外的检验。如果要靠严格的检验制度来改善或控制质量,等于是原本就计划生产不良品,承认制成没有能力达到规格的要求。经由检验来改善质量,往往太迟、无效,而且浪费金钱。质量并非由检验而来,而是由改善生产制程获得。检验、报废、降级及重加工,都不是制程上的正确措施。重新加工会增加成本,而且也没有人喜欢作修理的工作。放在一旁等待重作的东西不但会愈积愈多,造成成本浪费,而且在下游制程急需零件的状况下,往往会来不及修好就会被使用。应培养工人的荣誉心,一次便把产品做到最高的品质。4、废除以最低价竞标的制度。以降低总成本的方法来取代,每项物料以单一供货商为原则,建立彼此之间忠实与信赖的长期关系。切勿在单一项目(原料)上压低价格,而取得质量差或货源不稳定的原料,使得生产质量下降、效率降低、重复修补或有事补救成本的产生,造成整个生产总成本不当地提高。5、不断地改善生产与服务系统,以改善质量与生产力,如此成本也会不断降低。6、建立在职训练制度。训练必须了解业务真正的需要。管理阶层必须接受训练,从进料到客户都要彻底了解。管理者必须了解哪些问题造成了员工无法在工作上获得满足,并采取行动予以解决。日本管理阶层先天就比美国管理阶层占优势。日本管理者在公司里通常都得待上四至十二年,从现场工作开始,然后从事公司的其它职务。他熟知生产方面的问题,也做过采购、会计、分配与销售等工作,因此管理的绩效较佳。7、建立领导体系。管理的目的不是监督,而是领导、帮助员工,让他表现得更好,更有效率地使用机器设备。管理者的管理也需要重新检修,就像员工一样。8、扫除恐惧,使人人都能有效地为公司工作。9、破除部门与部门间的藩篱。研发、设计、销售与生产人员必须团结合作,并事先发觉产品及服务所可能碰到的潜在问题。10、消除那些要求员工做到零缺点及高生产力水平的口号、训示,及目标。这些东西只会造成反效果,因为造成低质量生产力的许多原因是“系统”的问题,而非工人所能控制。11、废除工作现场的工作标准量,代之以领导。废除目标管理、数字管理法及数值目标,代之以领导。12、排除那些不能让工人以技术为荣的障碍。管理者的职责,必须由仅重视数量改为重视质量;亦不可以为了管理指标,而让属下虚报资料或纵容属下提供满足上级规定的假统计资料。排除那些不能让管理人员及工程师以技术为荣的障碍。这也就是说年度考绩制度及目标管理必须停用。许多工人常会报怨说:他们作过的每项工作,都有印成厚厚的书面指示与规定,但却没人读完。因为每个人读了一半,就已一头雾水,再读下去恐怕只会更胡涂。*如果检验出了问题,让检验员不能确定合格与否。如果检验员也不能确定仪器、规板是否正常,领班又不顾质量地催促产量时,如此的生产结构,如何能让工人以工作为荣呢?*当工人要花时间修理或隐藏前项作业的不良品,或隐藏毁损品时,叫他如何以工作为荣?*当工人每天要生产一定数量(工作标准)的产品(不管好的、坏的、废品,统统都算在内)时,他又如何以工作为荣呢?*机器故障而又没有人来修理时,他如何能以工作为荣呢?*当他因不良品而停机修理时,领班命令他“开机”,要他“制造”不良品,他又如何以工作为荣呢?13、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教育与自我改善机制。好的人才并不缺乏,一般企业所缺少的是较高层次的知识。每个人都有责任成功,都需要再教育,管理者也一样。14、让公司每个人都致力于转型。这种转型是每一个人的工作。采取行动达成转型:为了达成组织的转型,我们应采取以下行动计划。(1)、负责的管理当局应针对上述十三要点、致命恶疾、各种障碍等,奋斗不懈。他们应深切体认上述新观念的意义与执行方向,并且切实实行这个新哲学。(2)、管理当局必须采用新哲学、以负起新责任为荣。他们必须勇于突破传统,即使遭同僚排挤亦在所不惜。(3)、管理当局必须以研讨会或其它方式,向公司内“重用的多数”解释为何要改变,而人人都将参与。公司里必须有够多人了解这十四要点,否则管理者将会势单力孤。

    三、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商品与自由经济市场化的问题

    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大陆地区的人民,有必要针对人类商品与市场发展的自然规律,来探讨如何建立新的商品与市场发展机制。我认为,商品与市场的发展,也必须符合自由经济市场的原则,让市场走向充分的自由化与国际化,使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民,也能够充分享有类似西方自由市场的理想发展环境。

    21世纪的商业文明,是以消费者需求为主体的商业形态,为了符合消费者主体的需求,所有的企业与生产机制,必须提供一种符合消费者需求与满意的产品。

    此外,所有的商品,也必须符合人文关怀的立场,基于商品是为人服务的目的,因此所有的产品,也必须符合良好质量与高质量服务的特质,如此才能使企业与商品,建立永续发展的可能性。

    虽然,21世纪是商业产品与消费者充分互动的时代,两者的供需与回馈关系,决定了商业形体的性质与机制。但是,我认为人类商业产品与消费者的关系,还必须建立在充分关怀人类、关怀大自然生态系统、关怀地球有限资源、关怀地球环境与地球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之上;否则人类的商品经济,将成为危害人类道德、大自然生态与地球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例如,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的人民,也必须面对过去中国大型企业所有的问题,如:如何作经营目标定位、如何创机制、如何调整产权结构、如何引进现代管理机制、如何提高经营绩效、如何规划经营策略、如何掌握市场营销、如何提高品管质量、如何使用现代化人力资源等问题,如果上述问题改革进程缓慢或调整效度不彰,则中国的国企将有可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处于弱势与被动的位置。

    在专制体制的国家,那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大抵存在有“服从”与“服务”机制的冲突现象。国有企业属于国家经营的项目,因此企业伦理着重于“服从上级的规划与意志”,至于企业的盈亏属于国家承担的范畴,企业的管理者与属下不用真正承担责任与风险,因此对企业所属的员工而言,是零风险的经营项目,既然属于零风险,员工只要管好个人分内的工作与固定领薪外, 不用太担心企业的效绩与盈亏。

    在自由经济市场的国家,一般民营企业属于股份或个人经营的项目,因此企业伦理着重于“服务”消费者,消费者满意后,企业才有盈利与永续经营的可能,因为民营企业属于民间自负盈亏的项目,所有企业的风险由经营者承担,是高风险项目,经营者为了避免负债户或破产,势必要求员工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如此企业才能满足消费者及站稳市场,企业才有活力与生存的机会。

    因此,上述国营企业的员工,是以“服从”为经营的主体诉求,属于反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上述民营企业的员工,是以“服务”为经营的主体诉求,属于市场导向的经营机制。

    所有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充分关怀人文、保护生态系统与维护地球环境的三种立场上,如此才可以使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能够获得追求真正幸福与快乐价值的权利。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为了有效建立自由化的商品经济,应该尽量学习西方自由市场营销的概念,如此将有助于商品建立自由流通与发展的有利条件。例如,在自由化市场营销方面,必须重视上述三种关怀的立场,也必须提供良好的商品服务价值,例如,可以参考下列市场营销中产品三个绝对与生命周期的概念,以便建立对人的合理服务概念。

    1、绝对的产品:一个产品,如果拥有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将成为市场最绝对与强势的产品,甚至在市场上能争取到接近100%无竞争对象的产品。企业如何将现有的产品,额外创造出三个独一无二的特点,这关系到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绝对比率性的竞争力。

    2、绝对的市场占有率:一个产品要成为市场上绝对的占有率,应该尽量具备有下列条件:(1)、该产品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质量必须是世界第一名)(2)、该产品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服务(售后服务必须是世界第一名)(3)、该产品提供最多的附加价值(产品价值必须物超所值十倍或二十倍以上,必须争取成为世界第一名)

    3、绝对的利润:一个产品要产生绝对高的利润,应该尽量具备有下列三个条件:(1)、增加更多的购买客户(必须比世界销售第一名还要多的客户)(2)、增加客户重复回来购买该产品的次数(必须创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户重复率)(3)、增加客户每次消费最多的可能(必须创造世界第一名的客户消费数量)

    4、产品的生命周期:任何商品均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其发展程序有如生命的基本规律,如出生、生长、成熟、衰退四期,当商品在市场上开始进入衰退时,必须想办法延长生命周期,否则便会迈入商品死亡期。延长的方式在于将商品做适度的“转型”,重新塑造商品新的独特点,成为市场上新形态优势的商品,从而重新进入另一个阶段四期的发展程序。

    对于产品的生命周期,有一个通俗概念非常好,可供参考:即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变,人变我升。商品必须求精、求新、求变,以便永远在市场上领先,否则便会成为市场自然竞争中的淘汰对象,因此增加产品的优势,才能增加产品永续性的生命周期。

    任何一种产品的发展规律与生命周期逻辑,实际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与生命周期逻辑相似。人类文明会因应不同时代与环境的需求,作各种求精、求新、求变之创造,如此文明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扩张性,任何一种文明产品又何尝不是。

    四、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可以请美日专家,协助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为了尽快恢复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可以聘请美国或日本著名的金融与经济专家,来帮助他们进行各种经济重建的工作。

    例如,鼓励民间建立银行、制定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建立亚洲区域物流的机制、学习国际资本运作(SWAP)的方法、促进贸易自由化、有限度工业化政策、建设绿色国家计划、保护生态系统、保护地球资源与环境等。

    过去的中国人,喜欢从事闭门造车的文明改造工作,这种做法非常危险。在一个官方完全不重视教育的国家,让这些人民,用闭门造车的方式,来建设国家,这无疑是玩火自焚的行为。为什么我说中国的官方,完全不重视教育?因为中国对教育的投资,GDP教育人均比只占约2%,属于世界为开发国家的水平,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够期望任何文化进步、经济发展与科学创造?

    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我主张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应该抛弃狭隘的国家意识,大量高新聘用外国专家与学者,来担任国家的政务官与高级顾问。治理国家,就像管理企业一样,如果不聘用第一流的人才,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有利的发展机会了。

    例如,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如果能够聘用,类似于如美国格林斯潘、克林顿、墨西哥塞狄奥(Evnesto Zedillo,1951年生,1994年起担任墨西哥总统)、甘乃迪(John Kennedy,1917-1963年,1961--1963年担任美国总统)等人,来担任国家高级领导人或顾问,那么国家岂有不进步发展的理由?

    塞狄奥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墨西哥著名的经济与教育改革家,十分成功地改造了墨西哥的文明,并增强了该国的经济实力。像这样的人,他能够将墨西哥从一个贫穷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改造成为一个经济与文化进步的国家,他所拥有的治国能力,绝对是值得认真学习与探讨的对象。

    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必须站在世界文明的最高点,然后寻找出有利的文明经验,来帮助国家建设,并且应该充分保障人们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快乐价值的权利。

    五、以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建立东亚永久幸福与和平的文明价值

    中国1百多年来苦难的历史,说明了一群缺乏自由与民主核心价值的人民,绝对无法建立人民追求幸福与和平的文明价值。

    事实上,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已经在人类的历史,具有两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例如,美国就是一个具有充分自由与民主核心价值的国家,也是人类自由与民主文明成功的典范。在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没有必要再像过去的孙中山一样,重新设计什么新宪法或建国大纲,只要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成功经验,就可以了。

    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十分简单。他们学习第一流的世界文明,因此分别成为世界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文明,例如,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德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后共产时代东亚地区人民,如果要在经济上建设成功,那么就应该聪明地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

    所谓学习二战后日本与德国成功的经验,并不是只是学习他们文明的表面形式,而是学习他们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中国1百年来的历史,都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太过于短视与急功近利了,他们为了快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只想学习进步国家的船坚炮利技术,或者学习进步国家的治国制度与政策,完全忽略了进步国家的文明理念与核心价值,这种部分改革式的文明学习方式,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什么是美国、日本与德国等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我认为,在理念上,那就是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这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法治、民主、人权、幸福与快乐的价值。当人类有了这种文明的内在核心价值之后,人类才有资格谈所谓的文明制度与政策建设的工作。

    基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人类自然可以逐步设计出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也可以逐步制定出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政策。所谓符合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例如,建立以人权立国的理念,然后推行各种民主宪政的制度与政策,如依照民主程序,制定宪法、实行多党政治、开放言论自由、尊重宗教与信仰的自由、推行民主宪政、采行三权分立、尊重人权、废除死刑、开放全民普选、要求军队国家化、成立联邦政府、建立绿色国家等。

    为什么一定要先有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然后才能真正建立民主的制度与制定民主的政策?这个道理十分简单,所谓民主的制度与制定民主的政策,完全是建立在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如果这个基础不稳固,那么一切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文明结构,将很快就崩溃了。

    六、中国百年来民主宪政的误区

    人类民主宪政的发展,必须按民主宪政的规律,也就是人民应该先建立“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与理念。然后依据这个信仰与理念,发展出民主的制度与政策。

    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为例,孙中山考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他想要设计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想政治制度。然而,他却没有真正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也没有真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因此他所设计出来的制度,便会抵触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这就是这套五权宪法,无法在中国实行成功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1911年民国成立时,革命同盟会的女会员,非常愤怒地反对宋教仁与黄兴等人的政策,他们不允许妇女有投票权。这些女会员,找到了孙中山,孙中山以中国女子普遍缺乏文化条件,而说服这些女会员,放弃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决议。孙中山根本没有所谓人人平等、主权在民与基本人权的理念,否则他就不会跟着反对妇女投票权了。

    为什么我认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注定要迈向失败的命运?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它完全违反了现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凡是违反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制度,都不是属于民主宪政的文明结构。现代自由与民主的理念,非常重视保障人权与建立合理的法治机制,因此在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基本上采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这套体制,可以充分维护人权,也可以保护自由与民主的核心价值。

    五权宪法,表面上比三权分立,还多出两权;但是事实上,它是一党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工具,也是完全否定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所谓五权宪法,就是设五个院,即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与监察院,这五院的院长,由总统直接任命,不必经过国会的同意,如此这五个院,岂不是成为总统的直属行政单位?如果总统要打击反对党,那么他就可以公然透过司法的系统,来迫害所有的反对者。

    1911年至2005年的今天,中国依然是一党执政,依然是党权凌驾于国权,依然是由执政党直接任命司法最高领导职务,司法机构居然成为一个行政的部门,那么就无所谓的司法独立的概念,也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这些不合民主政治的体制,都是由孙中山实行五权宪法,所造成的后遗症。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部大量抄袭西方政治制度与概念的著作,这部著作,有许多地方不符合逻辑与错误,也有许多地方违反了自由与民主的理念。这部著作,成为国民党当年一党专制的权力神主牌;最后这套权力神主牌,居然还被台湾沿用到今天,真是台湾人民莫大的不幸。

    如果台湾能够在1949年,便按美国的宪法模式,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今天台湾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落后的局面。同理可证,如果1911年民国成立时,中国能够按美国的宪法模式,实行民主宪政,那么今天中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也绝对不是现在这种落后的局面。

    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的民主宪政,必须记取上述中国近代的历史教训。换言之,人民应该先建立“自由与民主”的信仰与理念,然后学习美国、德国或日本的政治经验,以举行公民直选的方式,建立各地的政府与国家。在尊重人民的选择权利前提条件下,探讨未来亚洲地区邦联或联邦的组织方案。

    六、参考日本成功的法则,建立未来人类幸福的文明

    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介绍了西方的人文理念、制度与科技的知识,由于日本过于短视与急功近利,他们只追求富国强兵之道,而忽略了西方人文理念中人文关怀、人道正义与人权的思想,最后虽然国力增强了,但是却成为新的帝国主义。

    日本这种功利主义的改造文明思想,最后在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们走向失败的命运。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协助,使日本又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成为G7中重要的会员国家。

    从日本近代发展的历史模式,非常有助于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文明的建设。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绝对不能够再犯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错误,而应该学习二战后日本成功的经验。我所指的日本的成功的经验,仅限于日本正面文明成功的经验,也就是日本学习美国经验的部分,例如,上述的学习美国的宪政、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的能力、良好的管理与商誉等。

    此外,日本也有许多值得人类学习的文化,例如,高度重视道德与伦理的国家、高度的文学与艺术成就、重视环保、废水处理技术、重视生态保育工作、严谨的治学态度、进步的科技创新与研发、农业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进步的医学技术、重视宗教信仰、重视商业诚信、重视普及教育、重视文化建设、重视思考人性的问题、优秀的国民教养与素质,高度关怀人文等。

    如果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能够认真地学习国际资本运作、以人权立国、建立商业诚信的社会、学习现代管理的知识、充分地自由与民主化,那么基于这五点客观的条件,那么也有可能可以加入G7的国际组织。加入G7的国际组织,有助于提高国家的经济力。目前G7国家的国民,平均年收入都在3万美元的收入之上,这就是熟悉国际资本运作的经济发展优势。如果没有成熟的自由、民主、人权、诚信、国际资本运作知识与管理能力,绝对不可能成为G7的成员国;即使是加入了,也会像现在的俄国一样,不能得到G7国家真正经济上的帮助。

    当然日本也有些缺点,例如,有一部分的人,仍然有军国主义的思想,也有领土扩张的欲望;有一部分日本商人,在中国南方开设对人体有危害的制造工厂等。但是这并不代表全体日本的国民。有些中国人,并不知道日本国民对中国所做的工作,例如,贷款给中国、大量地捐款与修建中国佛寺与古迹等。

    简单的说,学习日本成功的经验,就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将日本变成第二个美国,这就是日本文明成功的模式。千万不要像过去的中国人一样,喜欢从事愚公移山、土法炼钢、摸着石头过河、搞大跃进、闭门造车、四个现代化、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强调阶段论、喜欢搞莫名其妙的政治创新方案(如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等;这些做法,不仅误国误民,而且耽误了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的根本大问题。

    换言之,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一开始时,千万不要随便从事各种文明创新的工作,例如,对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农业、环保、交通、城市规划、金融资本运作、银行管理与宪政的创新;只要认真地学习美国人的治国方法与民主宪政,就可以了。等学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自然可以有各种优秀的文明创新能力与机会了。

    后共产时代东亚人民,可以参考日本的成功的法则,认真学习美国的经验,将国家变成第二个美国,并且用心建立未来人类幸福的文明。

    2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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