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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行依赖于利益和力量格局的双重变化/冼岩
(博讯2005年4月27日)
     [冼岩投稿]

    理性争论是有益的,我与统计局兄从彼此观点的南辕北辙到相互不断了解、不断接近,这充分说明,思想者只要不受缚于先验观念和利益立场,面对同一镜像,观察不可能相去太远;分歧可以通过讨论弥合,最终能够走向共识。

     李宪源兄对我的批评,似乎更多是从观念出发。为什么我说权钱双方必然经历“由合到分”?因为获取“超经济利润”的空间将逐渐减小,官员又握有“合法伤害权”,此时他不以之针对资本来牟利,还能有其它选择吗?以李兄的推断能力,不该见不及此。当然,权钱之分并非博弈之均衡,一个社会的两大最有势力的阶层如果保持对立与对抗,社会不可能维持稳定。因此,权钱将会在新的格局下由分变合,所谓新,是新在由权力主导变成由资本主导,具体形式即可能如统计局兄所说的宪政。只有权钱结合,社会才能稳定;只有由资本而非由权力主导的结合,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有了用武之地--李兄不必担心我的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新毛主义的颠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关于资本主导的阶级社会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统计局兄所说“政权-社会”二元结构的理论,后者更适于使用吴思与统计局兄的理论。 (博讯 boxun.com)

    我认为我与统计局兄达成共识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已接近一致。统计局兄文中所指的我的“问题”,其实主要只是论述角度的不同。从统计局兄的论述出发,完全可以导出我的结论。

    问题一:“[等级民主制]也不是有人为了什么而刻意去设计的,之所以出现等级化,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下层阶级没有能力出现在政治层面,他们没有(作为自身利益代表的组织)去和专制者斗争,也没有参加权力博弈,宪政中当然就没有他们的身影”--统计局兄将我从行为主义角度所作的分析,进行了后行为主义的规范,使它看起来更象一个自然过程。但是,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因素始终在起作用。任何一个历史过程,都同时表现为社会演变与人的主动行为。排斥任何一方面都会出现缺陷,它们正是币之两面。

    不妨设想一下,下层阶级被排除在宪政安排之外,这是如何实现的?纵然下层阶级没有实现自我组织化,其它有力量的阶层为什么不能代言其利益?宪政设计除了服从利益博弈外,还要接受理念的指导,而平等、自由、民主,正是近代以来的理念潮流;更何况,“和专制者斗争”,无一不曾借助于下层阶级的力量,那么权力安排为什么要将其排斥在外呢?

    唯一的解释当然是利益。正如专制损害了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所有除专制集团成员外的社会成员之利益一样,在近代西方贫富悬殊、劳资利益高度对立的背景下,下层阶级进入宪政权力框架必然损害所有有产阶层的利益,首先就可能威胁其财产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宪政框架内“有力量”的集团才会达成共识,将下层阶级排斥在权力框架之外,限制其选举权--这里面难道没有人刻意为之吗?

    人的动机始终是重要因素。由于利益立场的驱使,有产阶层始终有动力将无产者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这甚至可以明文见之于美国的联邦党人文集以及十九世纪西方对选举权限制的辩护。但是,有动机不意味着即能实现,最后结局仍取决于力量对比;但力量对比同样不能抹杀动机,有力量,没有动机,结局同样不会发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下层阶级“经济上的弱势”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政治博弈能力也随之增强,此时,就象专制一样,资产阶层将下层阶级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政治安排也成了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原因;换言之,由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已无力在排除下层阶级的情况下保持政治稳定,它已经有心无力,于是民主权利的扩展才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西方的成功经验”及制度演变并非不可以人的“目的”(动机)来解释,它恰恰可以以主导着社会进程的强势集团的利益动机来解释,这也是经济学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反之,“政治博弈”虽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它掩盖了历史演变的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在导致下层阶级“经济上的弱势”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导致了他们在利益立场上向有产阶级靠拢,其具体形式就是中产阶级增多。下层阶级这种利益立场的变化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利益立场的相应变化:对立再没有原来那么尖锐,利益也再非不能调和。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的双重变化,是西方社会由宪政走向全民民主的动力和基础。

    可见,经济发展是这种利益格局和力量格局双重变化的前提;然后,是中产阶级壮大,下层阶级摆脱“经济上的弱势”。统计局兄自己也说了,“不是宪政限制了无产阶级,是经济上的弱势限制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要摆脱“经济上的弱势”,只能迈向中产阶级;只有在此基础上,下层阶级的“沟通和组织化”的能力才会有质的提高,他们的“自发组织”能力和政治博弈能力也才会相应提高,成为资产阶级所无法压制的力量。

    问题二:“宪政和民主不是同步的,宪政是民主的前提”--统计局兄描述的,正是“西方的成功经验”,它是西方社会的演变轨迹,但在今天,它已难以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复制。

    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技术的进步使社会信息化程度提高,只要取消“对公共领域的控制,对沟通和组织化渠道的控制”,下层阶级的自发组织已经相对容易;二是观念的力量,即“软权力对硬权力的塑造”。

    在现代观念背景下,“先宪政后民主”已成为不可能,除非要的只是那种没有“社会中存在多种政治势力,它们相互形成制约”格局的假宪政。只要社会中存在“多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政治博弈”,就意味着专制已经解体。在上述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各种“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必然争相拉拢下层阶级,此时“全民民主”势将成为一面竞相争夺的旗帜。民主不但不会后于宪政、而且有极大可能先于宪政产生。

    这正是在外部力量催生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普遍现象。由于利益格局未实现调整,贫富对立还极其严重;由于力量格局未充分变化,以资本为核心的强势集团仍然掌控着大多数社会资源,他们有能力也有动机扭曲制度:既然在明制度层面已经无法排斥下层阶级的进入,那么就只能扭曲制度,让潜规则成为主导性规则。

    所以,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中产阶级壮大,不足以完成利益和力量双重格局的调整,拉美化、形民主实威权的制度扭曲似乎是一种必然,这是我着眼于新的政治发展模式探讨的触点。纵然“宪政是一种远超任何专制政治的制度形态”,纵然它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任何群体的利益,成为了真正的制度平台”,但“这种政治形态的稳定运行依赖一定的条件”。从西方经验看,这种条件只是“社会中存在多种政治势力,它们相互形成制约”;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西方那种“先宪政后民主”、或“先等级民主后全民民主”的路径已经不可复制,因此,“这种政治形态的稳定运行”所依赖的条件就变成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产阶级壮大、直至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的双重变化。

    由于宪政制度在当代已与民主不可分,由于它的“稳定运行”需要如此苛刻的条件,因此,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转型中必然面临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双重难题。正因为如此,它已经不是中国社会应对当前现实难题的最佳选择。它当然还可以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远期目标之一,但已经没有必要将其视为未来的唯一方向。

    我觉得,统计局兄的思维受到了自己“模型化”思路的局限。从系统理论看社会,可以拥有对许多问题的独特视角,发人所未发;但如果过于执着,又反而成为一种限制了。

    所以,我自己力求做到思想多元、思维开放。这样做,确实难以建构起理论模型,不易成就其高,但易贴近于真实。真而非美,这正是我的努力方向。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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