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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正明:安徒生的皇帝和孩子
(博讯2005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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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丹麦著名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之际,回味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极大愉悦的安徒生童话,感到无论就其思想性、想像力和趣味性而言,首推《皇帝的新衣》。这是一种片言明百意、滴水见宇宙的讽喻艺术,它所蕴含的深刻意味,可以从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安徒生为十九世纪的专制社会勾勒了一幅绝妙的象征性图画。那个可爱的孩子,出乎本真自然而然地道出真相,拥有 “四两拨千斤 ”的伟大的道义力量,使得皇帝与臣民的喜剧性冲突急转直下,使得荒诞的招摇过市一哄而散。安徒生是卡夫卡之前极权主义的伟大预言家,是以笑声解构暴力化解恐惧的幽默大师,是超越时代的人类灵魂的解剖大师,是以美抗恶的人文主义者。今天读来,《皇帝的新衣》仍然是现代极权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绝妙折射。
    
    前苏联作家库兹纳斯托夫(AnatolyKuznetsov)在考察苏联作家是否够得上伟大的标准时,衡量的标准是他们对 “皇帝的新衣 ”的态度,即他们在暴君斯大林面前,是否算得上安徒生的孩子。库兹纳斯托夫把红色恐怖下的沉默看作一种犯罪。他指出:在苏联,甚至伟大如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至少也曾以沉默来进行自我检查。有些作家只写所谓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对他们周围的奥威尔式的恐怖不置一词。他指出,“ 也许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有各种权利为他的作品而骄傲,但我们能说,这是毫无保留的吗?作为反斯大林主义的喉舌,他揭露了有关苏维埃政权的令人惊异的细节,但他并未触及到这个政权的本质―― 没穿衣服的皇帝本身……” 。
    
    与苏联作家相比,中国作家今天仍然面对令人尴尬的 “皇帝的新衣”,而安徒生的孩子在哪里?论者常说,我们缺乏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或索尔仁尼琴。中国历史和文学史料的新发现,也许能多少矫正一点我们的看法。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林昭是第一位揭穿 “皇帝什么也没穿 ”的赤子诗人,不愧为安徒生的孩子。林昭读毛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反其意而用之”的《血诗题衣》,留下了的彪炳史册的铿锵诗句,吟诵“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这样字字血泪的联语,使得我们在这个说真话的孩子面前不胜羞愧。除了比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更为残酷的暴君之外,中国人对她的死难负有集体的责任。后来的中国诗人,也许唯有黄翔写于毛泽东死日的《倒下的偶像》,使他无愧于那个年代,开启了思想界和文学界对红色中国进行制度性反省的先声。中国因此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安徒生诞辰两百年之际的中国文坛,早已从思想活跃的八十年代全面撤退,乃至全面堕落。安徒生的孩子难觅,李贽倡导的作家的 “童心”,也早已失却。举国混浊,贵犬儒而贱叛逆,重粗鄙而轻道义。不愿随大流的李锐,在《和X兄谈张炜》一文中指出,张炜在《精神的背景》中“只批市场不批专制”,不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金钱和权力双重专制的时代”。中国作家的的这种蒙昧 “不知”、或佯装“不知”,或知而不言的状态,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更有甚者,就是为 “皇帝的新衣 ”存在的真实性进行辩护,甚至在安徒生的孩子道出真相之后,这种辩护也照常进行。因此,安徒生永恒的求真的文学精神,与中国当代时髦的文学精神,实在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丹麦却选择了中国作为安徒生诞辰庆典的主要舞台。诚然,中国人民对安徒生怀有深厚感情,但丹麦官方却无法认识到中国文坛的现状。即使他们对中国政坛略有所知,也难以摆脱这样一种尴尬:安徒生的诞辰庆典在中国有可能沦为一种市场化的文化炒作。可以用来为自己贴金的中国的达官贵人,当然会知道如何炫耀“盛世”的庆典。在一个充斥谎言的世界,我们期待的,仍然是那个告诉我们真相的安徒生的孩子。
    
    2005年4月2日
    
    原载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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