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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珍爱理性,远离极端--论“郭飞熊揭批焦国标”的思想意义
(博讯2005年4月13日)
    [冼岩投稿]

    郭飞熊《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底线》一文激起了轩然大波,自由主义阵营内的一些人视其为反戈一击,要求他“收回”言论。其实,郭飞熊立论的主旨很明确,那就是:“同对待极左势力一样,对待极右势力,不能过于绅士,要即时予以揭露;对于那些鼓吹和宣扬违背天理人伦的谬论的家伙,要步步追打,不到他们放弃,绝不停止。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发生在当年俄罗斯民主派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将同样发生在中国这一代人身上。对于正在成长中的民间社会而言,现在不是团结的前夜,而可能是分裂的前夜。在纯粹思想意义上,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应该和那些极右思维主动分裂”--当然,郭飞熊这种良苦用心,不易为当前国内大多数自由民主人士所理解和认同。

     不认同毫不奇怪,因为当下中国思想界的现状就是党同伐异,相互攻伐。对于自己阵营之内的,言论再出格,顶多只是表示“不怎么欣赏”;对于不同阵营的,才会“步步追打,不到他们放弃,绝不停止”。这种以派系决定态度的思维方式,使思想界一直泾渭分明,社会思想越来越趋于紧张和激进,所谓“共同底线”只能是一句空话。 (博讯 boxun.com)

    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能够传承久远、并赢得一定的社会支持,必定有它的合理内核;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潮流如果走到极端,又都会演变成歪理邪说。任何思想学说的合理内核,只会存身在温和言说之内;任何理论的歪理邪说部分,必然存在于极端表述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思想内部的温和与极端的距离,大于不同学说的温和部分之间的距离;可以对一种思想造成最大伤害的,不是与其对立的思想,而是它自己的极端表述。温和向温和的靠拢,才会有建立“共同底线”、改良思想土壤的可能,但前提是对各自的极端势力“不能过于绅士,要即时予以揭露”。

    由此才能理解“郭飞熊揭批焦国标”的意义。对左派造成最大伤害、使其形象受损、令民心疑惧的,绝非自由主义或其它思想,而恰恰就是极左派自己;上世纪末社会主义在制度竞争中受挫,同样可以归结为它自己走到了极端--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借鉴了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社会却不能借鉴资本主义思想。同理,可以对自由民主思想造成最大伤害的,也不是它的批评者、反对者,而只会是它内部的极端表述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虽被视为权威主义者,但对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何新,批判起来不遗余力。

    珍爱理性,远离极端,这本来是自由主义的主张。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当社会主义大潮汹涌时,自由主义曾呼唤温和理性来对抗社会主义运动的激流涌进;但是,在自由主义已成为民间思想主流的今天,自由主义本身却表现得越来越狂躁激进--这或许是一切思想运动的轨迹:距离顶点越近,就距离合理内核越远。

    现在许多自由民主人士拒绝批判极右,他们的理由是“当手无寸铁的小孩在反抗全副武装的强盗时,只能指责强盗,协助孩子”--在这种表述中,正义与邪恶被固定在两个方向上,一方走得再远,也是正义的,只能同情;另一方再怎么靠近,也只是邪恶,只能鄙视。黑白二分法仍然在感情上、潜意识上左右着许多人的世界观,决定着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

    这种黑白二分法正是滋生和助长极端势力的温床,无疑,它必然更多地存在于自认为真理在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人群。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会由半个多世纪前的温和趋于今天的激进,为什么历来以开放性见称的自由主义阵营现在却最少听到自我批判极端的声音。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极端不在海外,恰在国内;不在老成,恰在新进。海外的异议人士可以联名致信安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国内的自由主义精英却高谈阔论什么对中国“维持武器禁运,不仅具有保持地区性力量平衡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宣扬要在列强环伺下解除中国的武装,以方便“自由国家可以利用强大的武力”,“推翻暴政”。当老资格的自由民主人士打出“民族民主主义”旗号,强化民族认同时,新涌现的“言论英雄”却公开扬言“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了[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并宣布“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一分钱就把她卖给美国作他的第五十一个州”。极右势力可以一边大声为伊拉克战争喝彩,一边却竭力反对《反分裂法》立法--这种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正是根源于他们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分插在两个固定的方向上。

    “郭飞熊揭批焦国标”的意义在于,它是当代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发出的第一声自我批判的声音,它宣示了部分“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愿意与“那些极右思维主动分裂”。自由主义内部温和与极端的分裂,是不同思想派系之间温和与温和“团结的前夜”。自由主义只有自我清除极端,才能成为构筑“共同底线”的中坚;中国思想界只有告别极端,才能走向温和理性的共识;中国社会只有远离极端思潮,社会结构才能趋于良性和弹性,才能拓展出改革试错的更大空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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