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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焦国标、王怡与独立知识分子
(博讯200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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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独立的写作精神,一直是汉语知识分子的普遍局限。无论是御用(或欲用)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都是不同程度的附皮之毛。对于前者来说,这个皮是政权,而政权代表着资源分配的各种可能性。在这种粘附状态中,奏折和反讽性的杂文代表了两个方向上的交易精神。对于后者,这个皮是公共或公众,落井下石和趋炎附势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这里的“势”不再是政治权势,而是话语权势和群众力量。在中国的实际状况中,甚至“公共”也是“伪公共”或“半吊子公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相对来说,不怕政治权力的人也怕群众权力,因此汉语写作无法把真理本身视为最高价值并建立相应的评价体系。这种机会主义状况构成了汉语写作的精神顶点。在如何有选择地批判和有选择地谄媚方面,中国知识分子表现了足够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可以在缺乏基本学术教养和道德约束的情况下通过言必称“道德”而为所欲为。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杂文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杂文的国度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国度——儒释道的作者们基本都是杂文写手,而全部是“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以为中国思想的真正出路在于独立知识分子,一个不以权力为唯一对话对象(即使是否定),更不以讨好或迎合大众和各类宗派为目的知识群体。这一群体在希腊时代是那些哲学家,而在希伯来时代被称为先知。他们不仅是权力的敌人,更是人民的敌人。甚至其中大多数人不是死于政治权力而是死于人民的审判。苏格拉底和作为“真人”的耶稣,代表了这一悲剧历史的两个顶点;而希特勒通过“民主”而不是“自由”成为“人民领袖”代表着这一悲剧的另外方面。独立知识分子成为可能不仅需要信仰(我们可以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力量,也需要经济自由的支持。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在 “两希”历史上,独立写作如何在这种经济自由的支持下断续的发展,并因地缘政治的特点,自由可以在异国他乡得以保存并能够在合适时候重返家园。但是,仅仅依靠经济自由无法解释真理的超验价值和完全的独立写作状态,因为逃离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约束的人,也完全可能沦为资本权力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就成为支撑独立写作的最后精神磐石。
    
    我关于“独立知识分子”的意见渗透了我大部分文章中,并在《灾民文化中的独立写作》一文中有具体的阐述。那篇文章原是应东海一枭先生之约为之撰写的书评。我觉得在当下精彩纷呈的网络作家中,在网络百家争鸣的新诸子时代,独立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涌现,尽管这种独立总是带着对某种对传统写作姿态的流连忘返。
    
    焦国标使我感动的就是因为他表达了这样一种写作精神,一种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偏激”和“固执”。但我深深地明白他所要坚持的那种东西是什么,那种无论如何也不能妥协的的东西是什么。这种内在持守在面对围攻的时候,将变得更为坚定和“极端”,这不仅仅是一种自卫,更是对独立精神本身的捍卫。焦国标的这种精神状态的价值超过了他那些引起轰动的文章的价值。我赞成焦国标对自己的评价,即《讨伐中宣部》一文不如《致美国兵》一文更值得重视。坦率地说,我从来不喜欢《讨伐中宣部》这类杂文,无论在思想和文风上,它都不能说是好文章,它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不在它的思想价值而在于他的政治意义,并因“北大”、“中宣部”这些具有新闻价值的概念及“新闻舆论”本身的运作局限性而被放大了。值得欣慰的是,焦国标在最近的网络论战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是焦国标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最难得可贵的品质。焦国标严格来说并不是真正的政论家,他具有诗人的气质并从事诗性写作。因此评价他的文章不能从真正政论的角度吹毛求疵,诗人使用自己的语言符号,因此往往并不求助于严谨的学术逻辑。有趣的是,他引起批评的重视往往不是因为他的逻辑,而是因为他的名气——这不是焦国标的局限,而是汉语批评那种机会主义习性的局限。不过也许我们同样可以盼望,对于诗人写作的局限性,焦国标必能有同样清醒的意识。焦国标如今被北大推出校门,我在支持他抗议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同时,也想祝福他赢得了“独立战争”最后的胜利。事实上,北大和中宣部是两座不同的文化监狱而已,前者拘禁了无数御用(欲用)文人,后者豢养并制造着各类“公共知识分子”。
    
    对诗人的评价方式不能完全用于另一位作者王怡身上,因为王怡是一位学者,尽管他文字也带有某种程度的诗人气质,因此造成了逻辑与感情互相照耀同时互相拥挤的写作风格。因此我对王怡的评论是相对比较苛刻的,我会使用“非此即彼,但不是非黑即白”这种逻辑思维与之商榷“伊战”的是非问题。在我看来,政论作家至少应该拥有必要的法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装备,这样才能更充分地进行政治评论。文学政论目前是中国网络政论最大的文化局限,这种局限先表现为五四精神的裂变,后表现为文革大批判和网络上语言垃圾的泛滥成灾。王怡比一些文学政论家更拥有一种“法的精神”,这种优势却可能遭致来自法学领域及其他学术领域的百般挑剔。如何把专业知识与政论揉和起来,这种应用存在更大的困难。
    
    然而事实上,焦国标那种写作状态在王怡身上更为深刻。王怡的文字几乎全部包含了一种内在的倔强,这种状态也一直遭遇来自低一层次的网络批评。如果说焦国标用匕首和投枪表达这种倔强,而王怡把自己的固执或独立放在温文尔雅的文风之下。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王怡和公共知识分子事件连在一起是一件很奇怪的戏剧,一个最不可能谄媚“公共”的作者却成为极力为“公共”辩护的人,这在多大程度上是被迫卷入的,在多大程度上是哲学正义对政治正义的妥协,在多大程度上是因内在固执在批评中被激发出来而为批评而批评,是值得进一步区别论证的。但是显然,公共知识分子事件以来王怡的内在独立意识被进一步坚固了,一个被公共意见或网络喧哗那种俗不可耐的吹捧所烘托出的王怡,进一步体会到公共舆论“善于吹捧的必然善于诽谤”这一人性的黑暗。然而我以为,这种孤独感是极为珍贵的。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须经历一个从反政治权力的文化英雄到对群众意见和人民习气彻底绝望的过程。这种内在的绝望并不仅仅是后加的,独立写作精神一直蕴涵在王怡过去的文字中。这种精神可以散见于他被恩准发表于官方杂志上那些“半公共”的文章,那些勉为其难的文字从某种程度上并没有焕发出“能够公共”的洋洋得意,而总透露出一种勉为其难之下对真相的寸土必争。这种心态在国内那些公共知识分子中间是比较罕见的。
    
    焦国标和王怡等作者所坚守或逐渐开始坚守的那种独立精神,代表着对各种形式的“余秋雨”现象的告别,也可能意味着网络自由进行自身反省的一个新阶段。此前,对网络自由的兴奋和赞誉几乎是一边倒的,在坚持这一基本判断的同时,警惕网络自由和石头自由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必要的。近期我在“新华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疯狂“殴打”和辱骂焦国标的时候,我看到了“狗在网络里叫也是一种进步”这一论断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混合着机会主义的精明和无可救药的文化愚蠢,这些愚蠢通过道德符号和大义名份武装起来。而这一武装过程,从几千年前圣人教育到现在愚民政策,一直在为魔鬼培养臣民。由于灾民社会的生存战争,这一可悲的历史经验确实在每个人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这些石头很少的时候是用来殴打权力的(革命是个别现象),更多的时候是用来殴打先知和妓女的(杀人是普遍现象),尽管所有的凶手都缺乏先知的恩赐,却全部远远比妓女更阴暗和无耻。
    
    这种超级绝望应该是一些知识分子面对“批评”沉默不语的主要原因,因为对愚蠢唯一的反应只能是怜悯。愚蠢不是智力的上缺陷,而是道德上的缺陷。如果你试图说服他,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为你遇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那些价值符号和隐藏在其后深刻的嫉妒、仇恨和投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必须意识到这种成长的艰难,国家和人民在互相杀害的同时也可能联合起来毁灭任何独立精神,而国家越来越精明地意识到如何利用这种“言论自由”。在这种极端黑暗中,知识分子的独立运动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而我本人,愿意在对政论文章百般挑剔的同时,对所有独立写作的精神表达深深的敬意。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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