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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清明节祭赵紫阳
(博讯2005年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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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来稿

     鲁迅名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华盖集续集》) (博讯 boxun.com)

     中共十三大和八大有很多地方相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八大时是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路线,十三大时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反对斯大林路线。从国内政治路线上看,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正确的,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接着开展反右斗争,全国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十三大的政治报告写的也很好,提出了政治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协商对话、加强法制等。但十三大的正确路线也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治理整顿运动,阻碍政治改革的进行。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5月27日,元老钦定江泽民的会议上说“新的领导班子一定要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这应该我们对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张良著《六四真相》)但中共制造六四惨案后,召开的十四大、十五大,在政治改革上并没有执行十三大方针、政策、路线,而是倒退了,又一次表现了封建专制政权的人亡政息的特性。

     中共八大和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只所以没有贯彻执行,是由于中共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一套民主程序来更迭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只能以否定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为代价。中共的政治改革可以说从八大时毛泽东就着手进行了,毛泽东说“依我看来,有件事十七年来一直没有妥善解决。起初,为了国家安全并且鉴于苏联在斯大林的继承人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提出了第一线和第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其他同志在第一线。”又说“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想在斯大林没死之前树立他的威信,没想到走向反面。”还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为什么说我对领导层分一、二线有责任呢?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思想万岁》)设立政治局常委和有更多职权的书记处,都是从八大开始的,都是八大新党章规定的调整组织工作的一部分。毛泽东把常委分成一、二线,同设立书记处联系起来谈,说明二者是有联系的,一个有较大权力的书记处的设立,会使党更好地自立。八大期间毛泽东着手准备退居二线,这就是八大新党章里关于名誉主席的规定,唯一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毛泽东,这是不言而喻的。退到这个位置上,它会使继承人得以接过中国共产党主席位置,又不至正式彻底的削夺毛泽东在中共最高位置。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是在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和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理由是使毛泽东的以集中精力通盘考虑政策和理论问题。毛泽东打算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从党的主席退任名誉主席。结果,按照1956年修改的党章规定,应该于1961年召开九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举行。中共理论家陈泊达说“1963年,一线二线的问题提出来,主席退到二线。这是一项组织措施,可是,邓小平以为现在他有了全部权力。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然而,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利用毛主席休养之机,在下层推行错误路线。”(1967年1月12日《革命工人报》)

     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表现之后,毛泽东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不那么热情了。1962年秋中共十中全会后,总书记邓小平的事也做不了多少了。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65年《二十二条》的发表…….”(《西行漫>》)在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合法的清除刘少奇毛泽东没有一定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可见在封建专制下,毛泽东设一线二线的初衷尽管是为了防止苏联事件发生,但没有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框框,名誉主席也只不过是“太上皇”而已,不可能真正退下来。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也仿八大而设一、二线和书记处,他也搞个半退,不当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任,只留任军委主席,准备在十四大时全退下来。和毛泽东引退计划一样,邓小平地位下降后,中央高层形成两个权力中心,高层权力斗争日趋激烈。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跟我说,要在北京实行戒严,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样局面?我看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政治局常委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的混乱局面。李鹏、依林同志和我说过,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他一直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一直认为这不是动乱,这样两个司令部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再不在北京戒严,我们都要被管制了。”(张良著《六四真相》)李先念反复强调有两个司令部,这是实话,这说明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多么旗帜鲜明。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后,邓小平开始对赵紫阳接班问题不那么热心了,这次会议显示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线搁置了。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当年以上海为政治基地一样,1988年底到上海后,一住就是几个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外宾,邓小平在上海会见外宾,这时《人民日报》也连续刊登上海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成果,只字不提十三大的政治改革,只是到了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华访问时,邓小平才回到北京。赵紫阳像刘少奇当年坚持八大正确路线一样,坚持十三大的正确路线,全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进行。邓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是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要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作为保障。邓小平想从组织上合法清除赵紫阳也不可能,也只有利用群众运动这条路了。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以被严家其等一批知识分子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为了推动政治改革,为了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开展了和保守派的论战。中共保守派针对1987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改革,于1988年至1989年春提出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根本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权威政治体制。”邓小平也为这种思潮摇旗呐喊,他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7页)中共改革派的主要观点有1988年11月21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只能通过议会和平地更换政府,政府也只能通过立法和执法途径约束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对抗,在国内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大显身手和平改革,和平建设,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有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政治现代化》一文,他认为“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1989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谢云的《也谈专制与自由的调情》一文说“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摈弃了民主和法制的个人权威,不论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或者功勋上的,或者迷信上的,或者其它什么之上的,正一个个从权力顶峰上跌下来,或者摇摇欲坠。”这次论战是八九民运的前奏,是民主与专制的再一次交锋。

    

     八九民运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放纵运动,然后采取镇压行动,把责任推给赵紫阳,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打倒,成功的完成一次非程序权力更迭。事实证明了几位民主派理论家预测的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迭。赵紫阳没有坐以待毙,采取了和刘少奇相反的方式,主动出击支持学运,企图像毛泽东一样,利用学生运动搬倒邓小平和保守派们选的接班人李鹏。结果赵紫阳被摆官软禁,比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体面的多了。这也是专制的一种失败,在民主力量壮大条件下,邓小平不能像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957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了对中共八大路线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出现,1989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对中共十三大路线的否定,以讲政治运动的路线出现。历史的外表形式是那么的相似,但内容已发生了很多质的变化,八九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孕育着新的民主政体的许多要素。

     赵紫阳对中共政治改革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戈尔巴乔夫。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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