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海壁:公有制下的政治改革是一条死胡同
(博讯2005年3月22日)
     海壁:公有制下的政治改革是一条死胡同——再与王鹏令先生商榷
    
     (博讯 boxun.com)

    日前根据王鹏令先生的文章《光荣失败了的伟大改革家》(BBC的学者点评专页),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比较赵紫阳与邓小平——与王鹏令博士商榷》(2005 年1月30日发,见多维观点,新世纪网站),认为在公有制下的政治改革是没有前途的。今天又看见王鹏令先生以前的大作《论赵紫阳与邓小平的改革战略分歧 ──兼论赵紫阳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贡献》(2004年12月26日作,见多维观点,2005年3月20日),笔者觉得有些话还没有完全讲清楚,想再写一篇文章补充自己的观点。
    
    王鹏令先生认为:赵紫阳先生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于三条:
    
    “第一,提出了‘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口号。他在1987年7月讨论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时说,‘官僚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问题,决定了不能很快现代化,同时要解决。实际上政治体制有现代化问题。’这不仅使政治改革在目标选择上突破了原有的狭隘界限,即为经济改革服务和避免文革式动乱重演;而且明确指出:在中国改革的近期和长远目标中,应当包括‘政治体制现代化’。
    
    “第二,确立了政治改革的主题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原先那种带有浓重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治体制,使中国的政治运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正如鲍彤所说,‘革命体制最明显的特点是群众运动、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两大法宝,现行体制仍然是这个色彩,没有大的改变。从革命年代,经过建国后一个一个的政治运动,推到了极端,都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和武装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种全能的无所不包的体制应该改变了,要转变到正常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社会秩序,使社会的每个细胞都发挥它的功能,而不能光使中枢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要转变到‘建设体制’,即‘各种社会细胞按照其本来性质在一定规范上运行’的体制。
    
    “第三,设计了一个触及旧体制根本弊病、且比较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旧的政治体制至少有三大弊病:其一是权力过份集中,即在党政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党,在中央地方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中央,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权力过份集中于政府。其二是人治色彩相当严重,集中地表现在家长制、私人依附和政治运作上的非程序、非规范、非制度化等方面。其三是政治运作和政治信息的封闭性。针对旧体制的这些弊病,当年赵紫阳主持制订的‘政治改革总体设想’和他在 ‘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确定了政治改革的下述原则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政策和措施:
    
    “首先,实行党政分开,对过份集中于党的权力进行相对分割,并使党、政之间的职能相对分化。主要具体措施是撤销国家机关的党组,取消各省市党委中与同级政府中对应平行的部门,取消地方党委中不担负政府工作、却分管政府工作的副书记和常委职务、在企业中推行经理厂长负责制。其次,进一步下放权力,凡适于地方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再次,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重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以便在干部任用上克服人治、反对腐败,为建设稳定高效的国家工作人员队伍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经人民讨论,以逐步实现赵紫阳所倡导的‘政治开放’。”
    
    笔者认为,事实上从苏共廿大起,前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就已经一一试行过了上述的政治改革意向中所列举的每一条,但都不成功,不但在“九评”中成为中国的原教旨马列主义者批判“苏修”的笑柄,而且事实上也不能解决问题,不但未能挽救,反而加速了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崩溃;在客观上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从前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看,这些政治改革措施之所以失败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
    积累和消费是任何一个制度在经济上最基本的矛盾,积累是发展的基础,而消费是发展的动力。在公有制国家内,大家都是国家的雇员,大家都代表消费一方,没有人代表积累一方。在“革命体制”下,用高压专制和欺骗性宣传,使一些人从心底里相信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正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下痛苦呻吟,他们必须要勒紧裤带,努力工作,增加积累,减少消费,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把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弟兄早日从受资本家剥削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如前苏联的斯巴汉诺夫,中国的雷锋、焦裕禄就是这样的人。积累是靠这些人来维持的。转变为“建设体制”之后,“克格勃”或“群众专政”的高压专制难以为继。私有制社会发展得比公有制社会更快的消息不径而行。代表积累的人都变成了受人嘲弄的大傻瓜,根本就坚持不下去。没有人代表积累,大家都要增加消费。这样的生产就非破产不可了。在公有制下,任何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都可能会归结为社会问题,把不满直接指向各级政府机关。对少数异议分子可以使用专政的方式,对多数人,对制度化的问题,法不制众,“建设体制”根本应付不了。前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为了缓解人民群众的不满,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福利层层加码,最后沉重不堪的社会福利开支(面向全体公民普遍的养老金、免费的医疗与教育、免费的住房等等)不但压垮了前苏联本身,也是今天的独联体各国税收过重,无法吸引内外投资,难以扩大再生产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想改变所有制,就只能像北朝鲜那样一步步地加强法西斯专制,为全社会最后彻底的大崩溃铺平道路。
    
    二、
    在社会分工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并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反杜林论)。私有制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构筑了各自的庇护所。无论统治者在政坛上怎么风云变换,被统治者还可以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政治家无涉。在现代的私有制社会里,执政的政治家不但不一定是最富有的人,个人收入甚至排不进国内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五居民之中。这就决定了政治斗争可以用文明的方式进行,也可以像布什总统所指出,把人民的领导者用民主制度的笼子关起来,使他们不能凭个人好恶来伤害人民。在公有制社会里,取得了政权就取得了一切,失去了政权就失去了一切,甚至会丧失人身自由。这就使得政治斗争不能不以血腥的方式进行。也使被统治者毫无可能保护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发生过在和平时期导致许多居民非正常死亡的事变,充分说明公有制不能保护它的人民。
    
    三、
    在公有制下,政府控制了一切舆论工具,只报道政府想知道的消息。公有制还培养出一班阿谀奉承,颠倒黑白的高手。他们最嬗长于从社会中找出实例证明领导是正确的,不符合领导的意见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列宁说过,社会如此复杂多变,如果不采用统计的手段,是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性的。由于独裁者只能看见自己脑袋中的幻觉,而看不见客观事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最后以大失败收场就变成了必然结果。不改变自上而下选拔干部的方式,公有制下的干部就不可能不受到下级干部的新闻封锁,就永远也听不见来自人民的、反对自己的呼声。这使得政策或者过于僵化,或者左右急剧变化,不能稳定地正常发展。
    
    四、
    在公有制下,即使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允许自由结社,开放舆论工具(大字报),由于群众都是政府的雇员,都只代表了消费一方,没有人代表积累一方,“无恒产者无恒心”。陈翰圣先生指出:“共产党社会‘民主运动’的领袖,往往是运动的产物,而非运动的缔造者。他们无法指导运动,只能跟着运动随波逐流。他们要靠激进来维持运动,又要靠不间断的运动来维持自己的威望。因此,他们和政府间难以达成协议,进行的是零和游戏”(陈翰圣:《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及邓小平在一九七六》,新世纪网站,2005年3月17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十几万,几十万个‘造反派’团体,‘夺权’之后没有任何一派能组织好最起码的生产,非要被他们所打倒的老干部参加组织生产不可。这些‘造反派’哪个也不够‘民主政党’的资格”。连毛泽东也不得不对“在公有制下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民主丧失信心,公开地认了输。”(见拙作:《私有制是民主制度的灵魂》,多维观点网站或新世纪网站)。他们和私有制民主社会中政党的最大区别是,在私有制下,这些政党受到富人,在社会中专职从事积累的人们的资助,“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当然要为从事积累的一方说话。在公有制社会里,群众团体只要代表消费的人民的支持,而且游戏规则就是胜则全胜,败则全败。他们只会用蛊惑人心的口号来煽动群众,打倒执政者,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组织生产,进行积累。在苏东波内,开放舆论和允许自由结社的直接结果就是共产党政权垮台,从来就没有过在公有制下开放舆论,允许自由结社,而且还能维持公有制生产的正面历史经验。
    
    五、
    在公有制的“革命体制”下,如果像斯大林那样用克格勃、集中营,毛泽东那样用“群众运动”,“群众专政”,维持高压专制,还有可能维持政权的统一。一旦转入 “建设体制”,“凡适于地方办的事情,都应由下面决定和执行”。地方干部就会用手中的权力,欺上瞒下,搞独立王国。最后危及到共和国的统一。前南斯拉夫,前苏联的瓦解,原有的民族矛盾确实是原因之一,地方干部出于私利进行挑拨,制造矛盾不可否认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俄罗斯联邦还有继续分裂的趋势,就更只能归结为地方干部利用手中的特权,搞独立王国的结果。在私有制的工业化社会里,全国性大型企业的老板们要求有统一的市场,反对地方割据,就支持全国性的,要求统一的政党,走议会民主的道路。他们是在民主体制中压制地方割据势力的重要力量。在公有制下,越是大型企业,越没有人关心它的赢利,能苟延残喘地生存下来就很不错了,根本不是地方割据势力的对手。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王鹏令先生所鼓吹的在公有制下政治改革之路是走不通的。用它作为一种口号来欺骗群众,加速搞私有化,倒还说得过去(即邓小平的方针)。像王鹏令先生这样,拿着鸡毛当令箭,当真要搞公有制下的政治改革,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胡同。王鹏令先生认为这就是赵紫阳先生的执政方针,鉴于事实上还有异议(如前引述陈翰圣先生的文章),笔者掌握的证据不足,还不能认定这些意见是否真的就是赵紫阳的政策或者只不过是赵紫阳政策的外套而非政策本身。
    
    有人看见大陆目前百分之七、八十的劳动者不为公有企业所雇用,百分之七、八十的产品来自民营企业,就认为中国的私有化已经大体完成了。笔者不这样看,中国的股市中民营公司还很少,绝大多数资本都还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和国有股本占优势的企业一旦停产,整个社会就会瘫痪。只有当50%以上的上市企业股本都归民众个人拥有时,私有化才能说占了优势。这时政府的垮台才不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瘫痪。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仍然是继续搞私有化。
    
    笔者不认为公有制可以通过政治改革寻找出路,并不等于不支持在公有制社会里的人民群众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群众的呼声和压力有利于加速私有化的进行,也有利于防止在私有化的过程中激化社会矛盾,从而炸毁整个社会。而且私有化在逐步进行,政治改革也可以相应地逐步开放。但群众的呼声和执政者的政策并不是一回事。就像虽然我们并不支持台湾立即独立,但我们支持要求台湾独立的呼声,认为这种呼声有利于逼使大陆当局者加速台湾海峡和平的进程,尽快达成双赢的协议一样,我们支持群众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并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明天一早就会解除舆论封锁,就会允许自由结社。更不意味着当局的执政者就必须这样去做。
    
    本文中的观点可能不同于许多网友的看法,恭请大家尽情批判,笔者在此洗耳恭听,谨此事先致谢了。 (博讯 boxun.com)
博讯相关报道(最近20条,更多请利用搜索功能):
  • 黑眼睛:中国美国谁是公有制?
  • 金建敏:彻底瓦解经济公有制,中国自然走向政治民主
  • 温家宝称中国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经济制度
  • 温家宝: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保护私有财产
  • 厉以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亟待解决四大问题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