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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梦里依稀慈母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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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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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9月29日夜,我忽然惊醒,浑身不舒服,焦躁不安。一看手表,才一点多钟。转辗反侧,直到天明。我有预感,可能母亲不好了。7月,医院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多次验证,发现:凡是母亲有病,我就不舒服;凡是我有病,母亲就不舒服。据说,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叫做人体生物信息相通。但我问过别人,他们就没有这种体验。我和母亲之间发生人体生物信息相通,总是有原因的。
     果然,早上打开电脑,儿子发来电子邮件,说:“奶奶走了,是今天中午饭后走的。”他们的30日中午正是我子夜焦躁不安时。儿子问:“爸,您能不能回来?我们等您。”我虽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任何时候,想起母亲,自己永远是小孩。我失态放声大哭。已有几十年没有哭过了。
     我急于回国奔丧,但无有效护照不能成行,不得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提出申请。本国公民回国要提出申请已不免荒唐,更为荒唐的还在后面。
     7月,母亲病危时,我已申请过一次。一位姓彭的领事说:“还是那句话,你要写个东西。”为什么说“还是那句话”?因为那句话几年前早已说过。1997年,我申请护照延期时,这位彭领事就要我“写个东西”。我写了一个“东西”,是为了反对“写个东西”。首先就说“写个东西”的要求不合理,没有法律根据。我责问:“现在不是说依法治国吗?你们依的什么法?”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符合要求。我问:“什么样的‘东西’才符合要求?请告诉我,我可以按你们的标准来提高认识。”他们就是不说要写个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意会。实际上他们要的“东西”是“悔过书”、“保证书”之类,否则,无论怎么写总是不符合要求。因为我不可能写出符合要求的“东西”,护照就不能延期。没有有效护照,又不能回国探亲。母亲病危,忧心如焚。但面临“还是那句话”,反倒冷静下来。我要是 “写个西”去见母亲,不是她所希望的,我也无脸见她。
     母亲去世了,我抱有回国的希望。我与领事馆联系,那位彭领事又一次说要“写个东西”。我说,有几位被拒绝护照延期的人不是回国奔丧了吗?他说:“他们都是写了东西的。”我不愿屈服于这种趁人之危的政治勒索,宁可忍受与高堂老母生离死别的哀痛,绝不辱没为人的尊严。
     我打电话给宾雁,感慨系之:“我的母亲把她的儿子献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却不许她的儿子为她送葬。”伤心之处,呜咽抽泣。宾雁劝我不要难过。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据说他有通天之路,请他想想办法,看上面能否通融。”这位朋友答应帮忙。过了几天,他回话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必须按领事馆的要求办。”那就是说,“写个东西”和不写“东西”的僵持还要继续下去。
     母亲的遗体已经停留多日。我打电话回去说:“不要等我了,赶快让妈妈入土为安。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乡,去她老人家的坟前叩头。”
     太平洋西岸的那一片土地,时时勾引起我的乡愁。我在那一片土地上,曾遭受长期的迫害和凌辱,为什么渴望归去?还不是因为那里安息着我的母亲以及生活着和我母亲一样善良的人们!
     独坐窗前,仰望苍天。在那蓝色的天幕上,白云游移,变幻无常。时而象妈妈在山上砍柴,时而象妈妈在河边洗衣,……零乱的画面,总与妈妈有关。我想理出个头绪来,就象录像带倒带那样,找到第一个画面。
     是五岁的时候,秋天,中午,忽听得几声轰隆巨响。大人们喊:“东洋人掼炸弹了!”在飞机的呼啸声中,看到街上慌乱的人们东奔西跑。不一回儿,又看到有人抬着受伤的人,有的满脸血污,有的缺胳膊断腿,匆匆而过。这场面可怕极了,吓得我大哭,钻到桌子底下。
     母亲一把将我拉了出来,紧紧地搂在怀里,说:“勿怕,勿怕。”
     这就是母亲给我的第一印象。她抱着我躲进一个防空洞。洞里已经有人蹲在那里。洞顶是用树枝和泥巴糊的,不高,大人们都直不起腰。长大了才知道,如果真的炸弹掉下来,这种防空洞根本不顶事。洞里的人,有的也吓得瑟瑟抖。老太太在念“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叫我“阿囡,快念”。我跟着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可是,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词儿,怎么也忘不了。
     轰炸停了,街上更乱了。大人们又喊:“逃难,逃难,快点逃难!”爸爸雇了一条船,打发全家逃难。他把家里所有的点心、零食放在一个小篮子里,叫我拎着,还说:“大人饿肚皮没关系,不能让老小(小孩)饿着。”这又是爸爸给我的第一印象。
     接着,走上逃难的艰苦历程……。
     这就是录像带的开端,人生最初的记忆。这一天是1937年阴历九月初三,日本皇军轰炸无锡。在这以前,懵懵懂懂,一无所知;在这以后,茫茫世事,历历在目。一部人生长篇的开头,竟是刻骨铭心的强烈刺激。
     我出生在国难临头的"九·一八"事变之次年,生于忧患,长于乱世。我的人生经验始于战争、流血、逃难。我最早的心理体验是恐惧;克服恐惧的体验是,只有妈妈的怀抱最安全、最温暖、最宽广。
     童年,生活在贫困之中。爸爸常常不在家,按他的说法叫做“出去弄饭吃”。母亲是一家的顶梁柱。教我知识的是学校老师,教我做人的是自家姆妈。母亲没有文化,一字不识。她的教育方法不是空讲大道理,而是就事论事,还能讲出一些格言来。我们兄弟被人欺负,她就说:"只要记,勿要气。"她激励我们长志气,不要斗一时之狠。有时邻居家吃好的,小孩眼馋,如果我们兄弟有谁盯着看,妈妈就把他叫回来,说:“人家吃什么、穿什么,不要眼热。人穷志不短。”她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件上经常重复“人穷志不短”,我从小受到母亲的气节教育。
     母亲看到有的人待人凶狠,就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要将心比心呀。”家门口有一个皮匠摊。一天中午,那皮匠向我们“讨一碗水喝”。母亲说:“他今天没有生意,饭钱都弄不到。一碗水能管饱吗?你去送一碗饭给他。”母亲教我要同情别人的苦难。
     母亲做事总是有条有理,就因为她的思想有条理。我在学校听到或看到什么有趣的事,回家向她报告,越是心情激动,越是语无伦次。她说:“老小,讲话勿要颠三倒四。这件事情嘛,应当这样说……”她叫我重说一遍。我按她的指点重说一遍,自己都觉得变聪明了。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反思”,以自己的思考为对象,对思考进行再思考。现在的人们将“反思”当作“回顾”、“总结”、“反省”来用,根本没有掌握“反思”的方法。我后来虽然成了哲学教授,最初的逻辑思维的训练却是得益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我指导研究生的时候,也采用了母亲传授的反思方法。当他们报告学习心得或论文提纲后,我指出其中的漏洞,让他们反思,重说一遍。
     母亲的记忆力特别好,这方面她没有教我,不知是怎么练出来的。她能讲出,九月初三东洋人掼炸弹的那天,我们中午吃的什么菜。我听了也没能记住。弟弟说,她到了80多岁还讲过一次。
     母亲和我之所以生物信息相通,恐怕是她对我长年的疼爱和焦虑的结果。
     1948年冬天,我因为地下工作紧张,累得吐血。我不让人家知道,怕剥夺我的工作。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母亲。有一天,她对我说:
     “你咳嗽的声音不对头啊。”
     我说:“没有什么不对头。”
     我咳出来的血不能随便乱吐,总是捂着嘴吐在手帕里,然后悄悄地洗掉。一次疏忽,换洗衣服时没有把口袋里那带血的手帕掏出来,母亲发现了。
     她对我说:“你这是痨病呀。”痨病就是肺结核。那时认为,痨病必死无疑。
     她又说:“你不要上学了,回家休养吧。”
     我说:“我不上学也不能休养,我有重要的事情。”我看守一个地下工作的据点,不住在家,只有中午回家吃饭。
     母亲说:“这两年你变了,从前是愁眉苦脸的,现在劲头十足。我也不问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做重要的事情还得有个好身体呀。”
     “你不是说我劲头十足吗?”
     母亲知道劝不动我,只提一个要求:以后每天晚上也回家吃饭。我答应了。
     她听说,用红枣、红豆、血糯米加冰糖熬成粥,喝了能补血,每天晚上给我熬一碗。味道真不错,但在我们家是奢侈品。我喝了两天不喝了,说:“弟弟们看着我,实在喝不下。”
     她说:“叫他们走开,他们又不吐血。”
     1948年后,一连三年,冬天吐血。1949年吐得很多。那时我们每个干部有一个白瓷茶缸,吃饭、喝水都用它。我吐了三分之一茶缸。好在条件不同了,可以治病了,我被送到苏南军区干部保健医院。机关里的几位女同志站在我的床前抹眼泪。我的职务比她们高,平时都叫她们“小陆”、“小李”什么的,实际上她们的年龄比我大。
     这时我放下架子了,说:“喂,大姐们,怎么回事啊?”
     一位大姐想说什么,旁边的那位大姐扯她的衣角。她一挥手,终于开口了:“医生说,你能活到25岁就算不错了。……以后你、你、你不要拼命干了。”
     我说:“原来是这么回事。活到25岁还有七八年,是多少天来着?嗯,两千多个日日夜夜,那可以干多少事!”
     大姐们看我若无其事,把我母亲找来了。母亲来的时候带来一大锅红枣、红豆、冰糖血糯米粥,断言:“去年就是这东西吃好的!”
     母亲对我说:“你躺在床上不要想工作,出院以后不要开夜车……”可能大姐们对她讲了什么,他一连说好几个“不要”。我总是说“好,好,好”,“是,是,是”。
     去这家医院必须经过我家门口。我去的时候母亲不知道。以后她就提高警惕了,凡是有抬担架的经过,必定走上前去,掀开被子看看,嘴里直嘀咕:“是不是我的儿子?”有一次,担架上的人还答理:“大娘,我就是你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在《红旗飘飘》中看到回忆陈毅的文章。在江西打游击时,一位老妈妈到游击队里找儿子,她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了。陈毅跪在她面前说:“老人家,我就是你的儿子呀!”这都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感情。现在共产党里还有这样的 “儿子”吗?
     在我工作的机关里,我和母亲的母子情是有名的。母亲有一双粗糙的大手,那是勤劳的象征。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去抚摸她的手。走在街上,我们不但肩并肩、而且手拉手,一位女同志见了说:“我们做女儿的对妈妈也没有你那么亲呀!”
     后来我离开无锡,到了北京,到了南京。母亲常常对弟弟们说:“不知你们大哥哥是不是又瘦了?”无论我到哪里,总有一条无形的线,连着我和母亲。远方的游子,时时牵动慈母心。
     母亲虽无文化,却是深明大义。
     1949年4月24日,无锡解放。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追赶国民党的败兵去了,没有停留,接管城市的部队还没有到。地下党立即站出来,维持秩序,并且组织全市大游行。游行队伍打的横幅是“迎接解放,走向光明”。人们心情激动,欢欣鼓舞。我和几位学生领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偏偏又经过我们家的门口。一位邻居后来告诉我,他对母亲说:“你们的阿大在领头游行,危险得,快点去把他拉出来。”那时国民党的飞机还在头上盘旋,确有危险。但母亲说:“勿可以的。那么多人在游行,个个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人家不危险啊?”
    母亲根据她不多的知识,断定共产党、解放军是为穷人闹翻身的。特别是得知我是共产党,她认为儿子是没有错的,共产党肯定是好样的。
     解放了,我高中没有毕业就离开学校干革命了。我还把我的二弟动员出来参加革命。解放前,家里只有二弟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还帮我通风报信、收藏文件。他早就想跟我出去干革命了。
     当时家里经济上很困难。五个儿子,我是老大。父亲要我高中毕业后找个工作,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对我的期望是当个账房先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会计。母亲说,还是当小学老师好。这些就是我的父母的最高眼界。参加革命,非但没有经济来源,在当时人看来差不多是去送死。我和家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夏天,我回家叫弟弟跟我走。父亲不许,他说:“我已经把大儿子献给共产党了,还要我献二儿子吗?”现在想起来真是锥心之言。那时,我们一班狂热的革命青年认为,社会革命的第一步是家庭革命,总是和家里闹翻。不管是剥削阶级还是劳动人民,凡是妨碍我革命的就是老顽固,就是家庭革命的对象。我和父亲吵了起来。母亲不声不响地卷起一条凉席,包了几件衣服,塞给弟弟,说:“你们走吧,我来劝劝爹爹。”她送我们上路,对弟弟说:
     “在外面要听大哥哥的话。”弟弟不无兴奋地说:“晓得了!”此时,他才十四岁。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
     那个年代,常常见到的场面是:年轻人参加革命开拔了,母亲们哭哭啼啼地把她们的子女从队伍里拉出来。象我们这样通情达理的母亲是少有的。
     现在,父亲、母亲先后去世了,二弟也跟着他们去了。我这个对不起他们的人却还留在人间。
    
     我在人间受着无尽的煎熬。当年的理想和热情翻作痛苦和悲哀,满腔忧愤向谁诉?
     1955年,我进北京大学。
     母亲说:“到北京去上学,太远了,在南京多好。”谁知20多年后,果然到了南京。
     1982年,我被邓小平贬出京城,发配南京。
     到南京大学报到前,回无锡省亲。母亲又是另一番说法了:
     “你在北京蛮好的,怎么到南京来了?是不是犯错误了?”
     这是任何普通的中国人都会发出的疑问,调出北京一定是“有问题”了。只有美国人的死脑筋想不通。我在美国不止一次地被问到:“离开首都怎么是惩罚?”不少人说:“我就不喜欢华盛顿,绝对不愿住在那里。”
     我确实是被认为犯了错误,而且是大错误,据说,破坏了北京的“安定团结”,所以非要赶出京城不可。给我戴的帽子是“自由化冒尖人物”。但什么是“自由化”,我的言论和行动何以构成“自由化”,怎么还是“冒尖人物”,这一切我对母亲说不清楚;即使我说清楚了,她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干脆不提了,我愤愤地说:
     “我没有犯错误,是邓小平犯错误了。”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觉得太突然,母亲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不料她爆出一句惊人之语: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犯错误,现在轮到邓小平犯错误了。啥辰光歇搁?”“歇搁”是无锡土话,意为结束。母亲的判断常常是凭直觉。但她的简单的直觉比一些人复杂的论证更接近真理。共产党的错误非但没有“歇搁”,反而越犯越大。
     母亲又把话说回来了:“到南京来也好,离无锡近了,可以常来看看。”
     我在南京的时候,回无锡的机会多了。母亲发现我心情不好,以为我是留恋北京,安慰我说:“北京有啥好,冬天老是大白菜。”她在北京待过一个冬天,所以深有体会。
     录像带的最后一幕是1992年我出国前向母亲告别。
     她问我:“你去几年?”
     我说:“三年。”
     那时,母亲已是82岁,身体很好。她说:“三年没有问题,我等得及。”
     谁料得,第二年中国政府就把我列入“黑名单”,不准回国。
     母亲一直在苦苦地等待我回国,倚门远望,望眼欲穿。后来,只能躺在床上等待了。我给她寄了几张照片,眼睛看不见了;我想给她打电话,耳朵听不见了。脑子依然清楚,在黑暗中无声地回忆往事。等待我回国的信念支撑到最后,元气耗尽,机能衰竭,无疾而终。她的名字是胡宝珍,度过了九十年漫长的人生。母亲和父亲合葬在一起。他们的儿孙三代共33人,在墓碑上写道:"他们是世上平凡的人,在我们儿孙心中却最伟大。"
     这一天,我从5岁长到68岁。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一言不发,两滴清泪。四年来,一再重现这个梦境。有一次,我在梦中对她说:“妈妈,你讲话呀!”还是一言不发,两滴清泪。
    
    2004年9月29日
    于哈佛大学
    载《不死的流亡者》,INK印刻出版公司,台北,2005年2月。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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