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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论“公民”与“战士”的分别
(博讯2005年3月10日)
     ——告别“翻身”观

    拙稿《一个公民的杂文写作》在《杂文选刊》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争论。对于非学术的批判我实不愿理会;对于“公民写作”的概念,我也不愿再多加申述,只想重新确认一下:“公民”是一个宪政框架下自我定位的概念,若以“世界公民”之类广而言之,则与“人”是等价的,所谓公民权即为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人权;“公民写作”应该是一切非职务写作的共识,它的内核是独立的人格,是“循名责实”的“依法维权”;它强调的“我手写我心”本身就是一种个人化写作立场,若涉及公共事务领域、就以社会批评为己任的杂文而言,它又是一种公共性写作;“公民写作”与“平民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并不是对立的,只是相比较而言,它不带民粹主义或精英主义色彩,不像后者有互相贬低和排斥的意味。

     这篇拙稿一不小心卷入了持续多年的鲁迅与胡适的高下之争,而我明显带有先胡后鲁倾向,这是需要进一步阐释的,也是本文写作的直接动因。至于搬用鲁迅当年嘲骂胡适的“焦大”形象来批评我,我倒愧不敢当。首先,我从未曾“英雄”过,所以不存在“到老变焦大”的问题;其次,焦大酒后吐真言,把贾府上上下下骂尽,则我岂有这分豪情和胆量,更无这样的光辉实绩。 (博讯 boxun.com)

    问题出在我说:“与‘公民’相对立的有四种人:一是奴才与驯服工具,在古代为奉旨骂人的阉奴与为帝王解闷的优伶,在当代为‘梁效’、‘罗思鼎’之流;二是蛊惑人心的阴谋家和只因发泄仇恨的暴民;三是自以为高明的‘王者师’与‘传教士’,以教诲人为职掌;四是不甘心做奴隶的反抗者;鲁迅就是第四种人……”我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有过犹豫,即把这些人“相提并论”是否合适?如果单独地评价这些人,他们有极大的差别:太监本身有好坏;优伶里面有正直的智者;自以为是的“王者师”往往人品极高,只是有些迂阔;至于传教士,更没得说,是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从语感上讲,将这些人一勺烩,且将鲁迅搅和在里头,有大不敬之嫌。但是,冷静地辨析体察,用现代宪政理念来审视,这些人确有一个共同点:不可能有或没有现代公民的自我定位。对于“晚年”或者说思想定型期的鲁迅来说,他的自我定位就是精神界、文化界、思想界的“战士”,如拙稿所述,他“意识到自己被压迫者的地位,用‘奴隶的语言’来抗击压迫者,所以他自比为‘战士’,要打‘堑壕战’,用杂文作‘投枪’、‘匕首’,进行韧性的战斗。”

    为什么说“他的自我定位是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使然呢”?上世纪2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陷入世界性危机,外人看到的苏联的景象却是“欣欣向荣”,知识分子向左转是全球性潮流,一向关心被压迫者与被压迫民族的鲁迅不免为时代潮流所裹挟,相信只有像苏联那样通过阶级斗争,实行劳农阶级的专政,人类社会才有光明的前途。左翼作家奉他为精神领袖并未看错人。至于,中华人民共和成立后,鲁迅会是什么样,这是一个永无答案的千古之谜。刘亚洲在甲申(2004)年所作的《沫若祭》一文中写道:“鲁迅没有生活在领袖的阳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会变成什么样,难说。人人都说,倘若鲁迅还活着,必然会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鲁迅却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难道这全是偶然?”我们可以补充说,到了“文革”,鲁迅被捧到仅次于毛泽东的精神偶象地位,难道事出无因吗?这个“因”便是鲁迅信从了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理论,这与他以“战士”自我定位有内在的联系。

    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理论,用“文革”中我们常念的口号讲,即两个“决裂”、彻底砸烂旧制度旧文化;而最形象的表述是“翻身”一词。“闹革命”就是为了“翻身”得解放。什么叫“翻身”?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打架吗?一个男孩把另一个男孩压在身下;搏斗,忽上忽下,被压在下面的猛然反过来,将对手压在地上,这就叫“翻身”!奴隶的反抗,被压迫者的反抗,叫“革命” 也罢,叫“翻身做主人”也罢,叫“专政”也罢,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也不宽恕,痛打落水狗,决不让对手站起来享受平等的权利,就是这么一回事。这种奴隶的反抗,“战士”的反抗,与主张平等的权利,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者,只有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诉求,思路差距岂可以道理计!

    早年的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鲁迅,曾对暴民式的反抗、奴隶式的发自本能的反抗,有过辛辣的嘲讽。你看——“阿Q的耳朵里,本来早听到过革命党这一句话,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阿Q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这阿Q的反抗与“革命”,不过是要“翻身”做赵老太爷,让全未庄的人像自己从前敬畏赵老太爷一样敬畏他阿Q,让他自己过“革命”前赵老太爷那种“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日子。从对以暴易暴、改朝换代阿Q式“革命”理想的嘲讽,到倾向于这种“革命”理论,鲁迅的思想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其中包括被苏联的“革命成功”假象所蒙蔽的因素。

    可惜的是,鲁迅其实没有晚年与思想成熟期,而不幸病逝于50多岁的盛年。假如他经历了“洗澡”、“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思想文化专制的洗礼,假如他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经历了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幻灭,我宁愿相信胡适的判断,以他的独立人格与倔强个性是不会屈服的,更不会充当御用文人,而宁肯坐牢、杀头。

    逝于30年代的鲁迅的思想局限是勿庸讳言的。同时,我仍然相信鲁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犀利、深刻、独到的,功不可没,迄今无人可及。我理解这种批判有过激的一面,有心理“阴暗”(即鲁迅自己说的“鬼气”)的成分,鲁迅的性格本身也确有多疑的一面(程度略轻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被迫害妄想症),为人处世不如胡适的光风霁月,但我不大能认同当下那些鼓吹文化保守主义、清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朋友,对鲁迅价值的过多否定,而相信胡适对鲁迅的感觉与“预言”。

    邵建在《公民与公民写作》一文中,对这两个概念有相当到位的表述。他认为鲁迅与胡适“尽管都是抗争,抗争与抗争却不一样。”我认为,胡鲁二人的大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追求民主自由,都渴望提升“人”的价值与尊严,但选择的路径不一样,对现实的基本立场因此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写作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写作”,即对现实虽持批判态度,却不认同“翻身”闹革命,而持改良、改革、改造现实的立场。在军阀混战的1926年,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宣布“四不”方针时,提出“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大公报》1948年1月8日在表明立场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一文中,宣称大公报同仁“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他们服膺的“自由主义”,可以换称为“民主社会主义”,断言“任何革命(国共两党都标榜‘革命’ 鄢)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于事。”大公报人的立场是否完全正确可以讨论,但他们关于“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否则一定无济与事”的体认,今天证明是多么富有先见之明!

    我是尊敬鲁迅的。我曾在鲁迅逝世60周年时,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专栏文章《鲁迅,伟大的爱国者》; 1998年9月11日又在《南方周末》写过一篇《乌烟瘴气X作家》(惊诧于一位当代著名中年诗人,居然不理解鲁迅关于“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的激愤言辞,骂鲁迅是误人子弟的鸟导师)。迄今,我仍然认为鲁迅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富于启迪意义的,他的风骨当永为后世的楷模。但是,任何思想、主义乃至风格流派都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都可以创造性地加以批判发展。为什么21世纪的我们要对鲁迅搞“凡是”呢?

    其实,我是不愿卷入胡鲁之争的。就是“公民写作”、“平民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之类,也不过是一种观点,一种说法,不妨并存;我并未想拉杆子,扯旗号,招兵买马一统江湖。我自然不属于“下半身写作”派,但我特别欣赏“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作之一,女诗人伊丽川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

    “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

    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

    ……

    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

    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

    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

    怎么舒服怎么写,“我手写我心”,这就是最高的写作境界!

    2005/03/07

    附言:我说告别“翻身”观,但不等于说“告别革命”。去年我曾作〈从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说起〉一文,谈到“革命”作为反抗暴政的最后选择,属于基本人权,云云。(3/9/2005 2:28)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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