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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长、高级讲师姚国祥:再谈我国的教育(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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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3月09日)
    (2005年3月)

    抚顺市艺术幼师第一任校长、高级讲师

     辽宁省学前教育研究会顾问组组长 姚国祥 (博讯 boxun.com)

    关于我国的教育,我已经写了几十篇意见、建议、文章了。“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不少好心的同志,也劝我不要再写了。现在是“太平盛世”(请看今年的春节晚会就称为“盛世大联欢”--尽管有的领导同志曾经嘱咐我们“要实事求是”、“要有忧患意识”),总体上实现了“小康社会”,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你说的这些事情,煞风景,招人烦,何必惹自己烦恼,增纸篓麻烦!“旧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图个清静吧!

    但是,“不平则鸣”。“要为人民鼓与呼”。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的高大形象,永远激励着我们。

    腐败现象严重;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学费太高,“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 ;等等,已经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党的威信大大下降。……

    现在不是正在进行党的先进性的教育吗?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在我看来,党的先进性应当表现在: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是党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是党的根本宗旨和实践标准。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离开了对人民群众“俯首甘为孺子牛”,就谈不上党的先进性。何况党的章程早就明确规定,经常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建议,……既是党员的权利,又是党员的义务。至于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是不是按照党章规定,对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认真对待、调查处理、负责答复,……则是他们自己对党负责、作出交代的事情了。党的章程,决不是只给一般党员制定的!领导不能以身作则,又怎么要求党员如何如何!

    书归正传。还是回到我国的教育这个话题上来。一段时间以来,我浏览报刊、网站,随手就记下了几篇有关教育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报纸是不会刊登的。他们是:“上天奏好事,下界报平安”,一番“太平盛世”的景色!

    下面就是这些文章或报导的题目。应当说明,我的所见所闻,有很大的局限性,肯定有很多疏漏的地方。

    (1)2004年1月21日,江苏省赣榆县厉庄中学网站:《原来这就是“教育产业化”!》。

    (2)2004年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专家评析当前中国面临的两大矛盾和六大问题》。

    (3)2004年5月24日,新华网:《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放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4)2004年10月,《新闻周刊》。谢泳:《学费猛于虎》。

    (5)2004年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深析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教育级差》。

    (6)2004年12月2日,《南方日报》鄢烈山:《取消重点中学,实现教育资源等等》。

    (7)2004年12月2日,《东南西北》:《贫困生自白:那天我成了一个乞丐》。

    (8)2005年1月11日,新华网:《……贫困大学生钱从何来》。

    (9)2005年1月12日,武汉晚报:《大学贫困女生检剩镘头充饥,一年伙食费8.35元》。

    (10)2005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学费上涨,贫困地区三个劳动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

    (11)2005年1月23日,郑州晚报:《河南副省长贾连朝含泪为新疆寒门学子送路费》。

    (12)2005年1月25日,国际先驱导报:《义务教育辍学率造假现象调查,辍学率为何反弹》

    (13)2005年2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五位教育界资深人士联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

    (14)2005年2月13日,新华网:《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乡之间教育差距逐渐拉大》。

    (15)2005年2月13日,新华网:《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16)2005年2月21日,新华网:《高校“高就业率”有水份》。

    (17)2005年2月25日,新京报:《城乡教育不公;大学高门槛阻挡农村学生》。

    (18)2005年2月25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讨伐中国教育制度》。

    (19)2005年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孩子教育成本惊人,由国家负担转向家庭承担》。

    (20)2005年3月1日,新华网:《代表委员热议教育公平;教育不公呼唤公平教育》。

    (21)余杰:《中国教育成为死亡机器》(原载《博讯》)

    (22)《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友书》(原载《锐思评论》)。


(一) 主要内容摘录:

    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在《讨伐中国教育制度》中指出:“中国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发达国家在5%甚至7%以上,而中国2001年为3.19%,2002年为3.41%,均未达到国家制定的在2000年达到的4 %的目标。再看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就更惨,瑞典为2000美元以上,美、日、德、法等在 1000-1500美元,中国仅为9.4美元(据《南方周末》2003年新年特刊)。中国的教育经费占世界1%,却要教育世界25%的学生。钱少尚不足惜,可叹的是这一点钱还没有用在政府理应承担责任的义务教育上,而是大多用在了本应依赖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上,中国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之比为1:1:23,而美国为1 :3:2。(据《发展经济学》刘伟、魏杰主编,中国发展出版社)”

    “中国义务教育的惨状则是各级政府失职的典型。《南方周末》报道:中国义务教育经费的75%以上是由农民负担的!只要你到中国的许许多多的乡村学校去看看,你心中就会有‘惨不忍睹’ 的感觉:教师衣服脏旧,学生蓬头垢面,桌椅板凳破破烂烂,校舍大多属于旧房破房危房。现在,由于农村中小学合并,连这点可怜的教育资源也越来越远离农村,许多边境学生纷纷到学费相对便宜、条件更好的缅甸、越南求学(《南方周末》),另外一些学生则失学。而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各地却普遍虚报、高报,据《法制晚报》:福建某地教育局官员称当地义务教育入学率100%,但记者调查发现大量的少年儿童不上学”“教育不公平也是中国的突出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人为地制造教育鸿沟。巨额投资重点学校、重点中学,甚至打造星级学校,使之成为权贵、富人之子女入学的场所,成为政府财政的来源。而上了好中学,往往就可以上好大学,中国的重点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主要是为强势群体服务的。

    据杨东平教授领导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北大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98年的18.5%下降到1999年的16.3%,清华从1998年的 20.7%下降到2000年的17.6%。对于热门专业,管理干部、技术阶层的子弟占57.3 %,工人、农民、下岗人员的子弟仅占25.4%。2003年北京某高校高考录取分数线农民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8.8分,下岗人员子弟平均高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弟35分。现在,弱势群体的子女多进入非重点院校和无人愿意学的冷门专业学习。中国教育起到了分离器的作用--以政府财力打造重点小学、中学、大学,供强势群体的子女进入学习,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大多无缘其中,社会分化将越来越严重。”“因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而自杀的事件在中国也是层出不穷。

    2000年3月,开学仅10天江苏金坛市便有3名中学生自杀;2000年3月成都一初中生上吊自杀;2000年7月东莞一女初中生自杀;2001年9月武汉一小学生自杀;2001年11月呼和浩特一学生自缢自亡;2002年9月银川一女中学生自杀;2003年5月重庆一女中学生跳楼身亡;2003年11月安微一中学生喝农药自杀;2003年11月云南两小学生自杀;2003年甘肃双城镇6名中小学生先后自杀;2004年3月11日,重庆两名女高中生跳楼身亡;2004年6月湖北一小学生自杀;2004年 9月,南京一小学生自杀;2004年7月银川两小学生自杀;2004年11月湖南一女初中生自杀;2005年2月9日,海口一中学生自杀”……

    2005年2月,《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湖南省教委原党组书记朱尚同和冯象钦、湖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刘欣森、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彭干梓、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戴海“五位教育界资深人士”联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称:“近年来中国教育人文质量有所下降,教育价值有所失衡,教育行为有所失范,特别是教育公共投资不足,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已成为普遍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到世纪末应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锏焦?。较少的投入在配置上也不合理,尤其是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五位中国教育专家在公开信中列举统计数字说明中国教育现状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符的事实。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不仅教育投资不足,而且分配也非常不合理,以2002 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

    彭干梓以农大为例,讲述了近年来农村学生比例逐年下降的趋势:“大学收费很高了,农业大学学农的学生有一点优惠,但是学农的学生已经越来越少了。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了30000多名学生中,真正学农的只占到30%以下。原来真正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过去比例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的比例是逐年下降。”他们指出,“造成这一情况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大学收费越来越高,尤其给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带来了很大困难。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收入仅仅为2千元人民币。但是,如果经过高考进入农业大学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平均来说要交的学费大概是每年5000元人民币,还不包括生活费,而生活费每个月最低也需要300-400元钱,这一部分学生生活非常困难,比如说现在要过春节了,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很难找来”。

    朱尚同表示,教育原来是帮助穷人脱贫和提高社会公正的一种途径,但是现在大多数农村学生却得不到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不仅涉及到高等教育,甚至影响到了国家政策所保障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多年来由于教育经费不足,解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去进行所谓的“搞活”和“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除高昂的学费之外,师资力量不足和学校设施落后也是面临的严重问题。五名教育的老专家在公开信中呼吁再适当地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其中首先是要增加义务教育的投资。他们建议在国家预算法中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能低于4%,而且在若干年内随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逐步增加至5%-6%,并严格规定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恰当比例。

    《新闻周刊》谢泳的文章《学费猛于虎》强调指出:“当今学费之高已使得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看起来这是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文章说:“近年来,学费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穷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上不起,已司空见惯,为孩子上学,父母给富人下跪求情的事经常发生;还有父亲为儿女学费发愁跳楼自杀的事,也见诸报端。据官方统计,十年教育乱收费已高达2000 亿元人民币。”

    “说现在是学费猛于虎,一点也不为过。这里的学费还不光是指大学的学费,而是包括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费,数额之高令人瞠目结舌: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著名小学的择校费去年已涨到7万元。”

    “从政府方面来说,对于学费的狂涨也不是不管,……新任教育部长周济也放言:‘那个学校出现乱收费,要撤校长的职务!’但说归说,学费猛于虎的局面一时怕改变不了,原因何在?首先,是我们的教育基本被国家垄断,民间很难进入。……其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说的所谓‘义务教育’,现在人们早已不把它当一回事,因为没有人会感到这个 ‘义务教育’对自己有好处。……

    据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一个统计,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相对较高,后来一直在2.3%至2.7%之间徘徊,这几年略有增长,从2000年到2002年,分别达到2.79%、3.19%和3.3%,但仍远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不少地方政府甚至只给政策不给钱,教师的政策性补贴也有相当比例需要学校自筹;……教育经费缺口很大,不少学校连维持日常运转都困难,甚至靠借贷度日。第三,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平等。中国的教育资金有限,而乡村从政府得到的教育经费更加有限。……在城市。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表现在学校之间的地位悬殊。即使在同一地域内,学校与学校之间在师资队伍、办学条件等方面差别极大。这种教育资源的差异是学生择校的主要原因。……第四,教育产业化的思路使学校挣钱成为风气。……国家为了转移自己向教育投资的压力,一度提倡教育产业化,使教育挣钱成为中国学校的普遍风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风气,造成学习即为挣钱的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中国的社会传统本来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再穷再苦也想让孩子上学。……加上现在城市中基本独生子女化,家长们把子女的未来看得重于一切,导致学费再涨也要承受的畸形心理。……”

    新华网3月1日报导:“贫困生上学难,薄弱学校更薄弱、好学校集中了更多家境好的孩子……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并且积极向农村和西部倾斜,然而‘两会’前夕,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理象,仍然在陆续抵京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代表、委员纷纷呼吁,……教育公平已‘凸显’为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必需采取‘突破性行动’。择校风愈演愈烈,教育部门杀一儆百效果并不显著。柴宝成委员说,“要想孩子上重点,先交几万元赞助款”、“择校费,择校费,含着家长多少眼泪”……这些社会新谚语道出了家长们内心的酸楚。资料显示,有的地方择校费“1分值千金”,为了孩子的未来,家长愿意 “购买”更好的教育。正如一位家长所说:“过去孩子有书读就行了,可现在,上不好小学就上不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一项最新调查凸显了教育领域种种新的不公平现象:越来越多家庭背景好的孩子集中在优质学校;在重点大学的校园里,相对城市学生而言,农家子弟的身影越来越少……高考录取中的种种不公平、愈演愈烈的择校费……一系列新闻事件和街坊邻里的事情,让政协委员和社会公众切身感受到了教育的种种不公平。

    而教育到底有多不公平?谁也无法准确回答!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负责人杨东平在报告中指出,这是由于信息披露极不健全,测量教育公平状况的指标极少,且残缺不全。段雄委员表示,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不仅是宪法、法律所体现的一种价值观念,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种基本指导思想。为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强化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行为。

    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高等学校年年扩招,又挤占了基础教育的经费,这就造成了“义务教育辍学率”的“反弹”现象。2005年1月25日《国际先驱导报》报导:“在近日中央党校经济部为决策部门做的九个当前改革难点的报告中,义务教育辍学率反弹的事实放在了台面上”。中央党校经济部潘云良教授在做义务教育调查前,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在2000年,有关部门宣布我国如期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2002年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分别达到 98.6%和90%。

    全国有2598个县实现了“两基”目标,占总县数的90%。然而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十六个省市的奔波,潘云良失望了。他对记者说:“如今我们调查的结果并不乐观,农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教育状况,……说不上繁荣,反倒可用 ‘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一点都不耸人听闻。”根据这次调查,各地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数字造假的现象非常普遍。不仅经济比较困难的地区造假,就是在一些经济尚可的地方,“两基”的造假严重程度同样不轻。

    据潘云良的调查,以黑龙江省某县为例,该县地处黑龙江省中部,其经济发展在该省也处于中游。全县共有中学35 所,小学160所,县城中学的辍学率能控制在2%左右,但各乡镇的辍学率则远不是上报的数字。以该县某中学为例,实际上报的只有2%,而其真实辍学率则在8%以上。再以河南省商丘市某县为例,该县上报辍学率2%,但实际辍学率9%以上。吉林省东丰县一位当过6年班主任的老师,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所在的学校初一入学人数有110人左右,到了初二上学期,还能有100人,而初二结束时,就剩60人左右了;中考前,只剩30 人。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6省14县的17所农村初级中学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学生平均辍学率超过40%。

    “有的县,为了降低统计报表中的辍学率,将升学有望的学生单独组成班级,其余的组成职业技术班,其实是让学生放任自流,但可以拿到毕业证。”参与调查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而在这些地区,学生们不上学的原因除了经济的原因外,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厌学。一位教育专家告诉记者,应试教育是造成学生逐年减少的一个原因。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要是到了初二成绩还不好,那就肯定考不上高中,还不如回家干点农活或者出外打工。除上以外,各地政府不堪重负,资金短缺,也造成了义务教育辍学率的反弹。2003年度国家审计署审计调查的50个县,2001年底的基础教育负债为23.84亿元,2002年底上升为31亿元,增长30%;到2003年6月底,仅半年时间又增长了25.7%,达38.98亿元。负债总额相当于这些地方一?瓴普杖氲?80%。

    2005年2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报导:《中国孩子教育成本惊人,由国家负担转向家庭负担》。报导说:上海社科院徐安琪研究员受上海市徐汇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委托,作了一项抽样调查。调查显示,“除了不在读的外,不同阶段的孩子费用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重在39%到52%,其中初中阶段子女为46%,高中阶段的为51%,大学阶段的为52%。其中四分之一家庭的子女经济成本占夫妻总收入50%以上”。徐安琪认为:“尽管找不到其他经济水平相当的国家作为比较,但这个比重肯定是过高了。把家庭总支出的百分之四五十都花在了孩子身上,这说明父母省吃俭用,在子女身上花了血本”。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叶文振教授1998年也对“厦门地区孩子成本”作了调查。叶文振教授说:“调查结果很明显地表明,随着近年来教育收费制度的建立,孩子的教育成本,正在由国家负担转向家庭承担”。

    在以上的调查中,孩子经济成本的构成都有一个相同的趋势,即食品费用所占比例大幅下降,增长最快的是教育支出,但是子女教育支出在家庭消费结构中占多大比例才算合理,则没有一定的说法。“一般来说,占到15%到20%就差不多了”,叶文振认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朱道根等人在《上海实现人均GDP3000美元后对消费结构的影晌及对策研究》中认为,“上海由小康迈进富裕门槛期间家庭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增速与总消费比重,均远远高于其它国家与地区相同阶段的水平,呈现出较大偏差”。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培林在《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指出:“连续数年,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与住房,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文中进一步指出,全国城乡居民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近几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其中增长最多的就是教育费用。而世界多数国家在人均GDP由 1000美元上升到3000美元时,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比重反而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是教育的费用有所下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朱应芳也指出:国家对教育经费投入过低,造成了乱收费现象。据悉,近10年来,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一名大学生的学杂费,从1989年的200元已涨到了1万元,上涨幅度达到了50倍。

    教育学家杨东平认为,“教育成本是否过高,除了与同等阶段国家比较之外,还可以看消费者的主观感受”。杨东平负责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在2004抽样调查了10个地区的40所高中,总体有72%的学生认为目前高校的学费太高,感到难以承受的占25%,与当前高校贫困生的统计数字20%-25%相近。“肯定是过高了”,杨东平说。杨东平和徐安琪都认为,政府应该增加教育投入,不应将教育成本过多转移给家庭,同时还须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俭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制度,以保证贫困学生与其他家庭的子女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否则经济拮据的家庭只好无奈放弃孩子的升学期盼。

    新华网的《贫困大学生钱从何来》,中国青年报的《学费上涨贫困地区三个劳动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东南西北的《贫困生自白:那天我成了一个乞丐》,武汉晚报的《大学贫困女生捡剩馒头充饥,一年伙食费8.35元》,新京报的《高校收费令贫困生激增,三成为省钱过年不回家》,……这些报导,则反映了过高的学费使得贫困家庭、贫困学生苦不堪言。

    “在正在召开的青海省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提交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会发言。提案根据高校收费连年不断攀涨和就业形势严峻的现状,指出西部贫困地区孩子上大学难、就业更难,呼吁高校收费不能再高了!”

    “提案说,2000年各地高校收费猛涨,普遍提高了15%左右,有的地区提高了20%。西部各省区地方院校的收费标准也上涨不少。而随着物价指数的提高,大学生在校的各种消费有增无减”。

    “以青海师范大学为例,由于扩招,导致贫困生绝对数不断增加。2004年青海师范大学在校生总人数6841名,贫困生人数4167 名,占60%,贫困生中的特困生人数2908名。每个学生每年支出费用最低在7000元以上,包括学费3000元,最低生活费3000元,公寓费800元,书费400元”。

    王绚委员指出, 1992年国家公布的592个贫困县中,西部为307个,占贫困县总数的82.3%。2002年西部12个省区农村人口近2.8亿,人均年收入1771元。其中,属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人均收入仍在800元以下。青海师大一个学生每年最低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1万元-1.5万元,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

    “提案指出,尽管国家与学校都采取措施给贫困生以补助,实施助学贷款,但并没有解除大多数贫困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有的家庭为供养一个大学生,不惜变卖牛、羊、房屋等生活生产资料。四处举债。对有的家庭来说,供养一个孩子上大学意味着家庭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青海省海东地区2003年在校的2.5万多名大中专学生中,约两万人是农村生源,年花费近两亿多元,以全区每个农民平均负担150元计算,则占了全区农民人均收入的10%还多,严重影响了全区的脱贫致富。另外,扩招后,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就业岗位十分有限。大量农村生源毕业生无业可就,无力偿还助学贷款,家庭付出的巨额投资得不到合理补偿。大学生越多的地方,贫困家庭越多,脱贫致富成了一句空话。”

    “青海海东地方2000年到2003年 4年中,回海东报到的大中专毕业生有6524人,除少量到企业就业和事业单位临时聘用外,尚有4194人未就业。已经就业的收入都很低,与上学期间的支出不成比例。花高价上学,毕业即失业的现状已成为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社会问题。不少农民认为供养子女上学得不偿失,破费巨额资金上大学,毕业后回家种地,还不如早早辍学,干活儿打工挣钱实在。”王绚委员指出,近年来,我国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初中辍学率增大,高中和小学教育呈萎缩状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学费和低就业率,使一些学生家长对供孩子读书失去了希望。(中国青年报)

    “近几年,我国的高校收费迅速增长,上大学难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今,家庭富裕的孩子考上大学后欢天喜地,而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则悲喜交加。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家庭付出多少的代价,人们不禁在心里都打上了一个问号。”

    “记者近日在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调查发现,当地农家子女考上大学后,一家人便为交出巨额学费四处借债,有的变卖家产,有的甚至背上民间高利贷,生活处境凄惨”。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短岔村一组村民马宗保有4个孩子,其中3个上大学,1个上小学。目前,这个在当地曾经富裕的农户因供养孩子上学,已欠债5万多元,并外借民间高利贷1.5万元,仅利息已累加到9000多元,还被人起诉到法院。为此,他卖掉家里的两间住房,仍然还不清外债。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算了一笔供孩子上大学的账:"我大儿子马一凡考上西北二民院经济管理系保险专业,学费一年2700元,住宿费一年1000元;二儿子马一舟考上宁夏广播电视大学计算机专业,学费一年2900元,住宿费一年800元;三女儿马彩霞考上宁夏建筑工程学院,学费一年2800元,住宿费一年600元。这三个孩子加上生活费一年至少要花15000元。咱庄稼人收入少,孩子上大学 全家遭苦难。"马宗保家位于西吉县城郊,过去经商家底较殷实,现在在当地屠宰市场打工,一天挣10块钱维持生计,家有一亩八分山坡地,吃粮困难。他提起供子女上大学的艰辛时,欲哭无泪。

    在寒风中,记者迎着漫天雪花来到固原市泾源县六盘山镇贫困农民柳国仓家中,柳国仓今年72岁,老伴武开莲64岁,他们的女儿柳武妹上中学后,老俩口便走上了拣破烂的生活。老俩口缩在土炕上,房里没有火炉,家徒四壁,冰冷如窖。柳国仓说:"现在娃儿上大学花销大,家里没钱买煤。"走进厨房,地下放着4袋粮食,其中两袋还是种子。偏房里放着一个装有100多个塑料瓶的袋子和几捆破纸箱。柳国仓老汉说:"这些破烂可以卖30多块钱。"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一个墙角堆着一些干木柴,这是柳国仓老汉拣来取暖过冬的。

    据了解,柳国仓自他女儿考上中学后,老俩口经常利用农闲时间到六盘山旅游点拣破烂、挖药材,一年收入500多元供孩子上学。柳国仓说:"这点钱娃儿上中学时都不够花,上大学就差得太多了,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钱供娃儿上大学。"据了解,柳国仓女儿上大学带的7000多元学费和生活费都是由固原军分区干部、战士,以及当地职工共计49 人捐助的。

    在海原县兴仁镇王团村,46岁的牛兴霞8年间靠补鞋供养孩子上学的事远近闻名。但当大儿子尚立伟去年考上北京交通大学桥梁设计专业、二女儿尚立红今年考上合肥工业大学生物技术专业后,她与老伴尚述武便走上苦难的生活历程。仅为大儿子凑足当年5800元学费,老俩口四处奔波,找亲戚朋友借钱,总算让儿子进了大学校门。今年,她的二女儿尚立红又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通知书上写着交学费5500元,原本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却把老俩口愁坏了。牛兴霞说:"娃娃上学年年要花钱,我先后到兴仁镇信用社,海原县人民银行、农行办贷款,根本没门,一分钱贷不上。"如今,老俩口变卖家产后来到县城打工度日。牛兴霞说:"我在街头补鞋一个小补丁才挣了3角钱,还要讨价还价。一天挣三五块钱,只够交房租费和水电费。"她的老伴尚述武在海原中学打扫卫生,每月挣300元钱,还供着小儿子读初中。牛兴霞说:"咱庄稼人供娃娃上大学太难心,有苦水就往自己肚子里咽。"

    据调查,包括西海固贫困地区的宁夏农村,以及城市低收入家庭,供养大学生普遍艰难。宁夏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哈斯介绍说,贫困生群体是1998年高等院校招生交钱上学而出现的。这个群体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中专院校中占比例较高。如宁夏大学现有1.7万多名学生,贫困生有4700多人,占学生总数的28%,其中特困生占10%。目前,全校贫困生累计欠款达700多万元。哈斯副处长说, “大学贫困生主要来源有:一是贫困山区农家子女。那些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农村,农家孩子较多,一旦上学后导致家庭经济负担过重。而在山区农村,当地农户最好年景年纯收入可达3000元左右,而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各种费用至少在6000元以上,收支差距太大,更何况家里还要维持一年的生计;二是城市下岗困难职工子女上大学,其家庭困难更多。对于贫困生问题宁夏大学历来高度重视,比如,学校认真发放国家对贫困生的各类经费补贴;建立奖学金制度,并成立勤工助学办公室,联系贫困生打零工,以减轻贫困生家庭的经济压力。但因贫困生人数多,花费太高,仅靠以上办法解决贫困生问题,只是杯水车薪。

    目前,只有各级政府及银行把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落到实处,才是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宁夏大学贫困生办理助学贷款难上加难,从2000年到 2004年11月,宁夏大学只有46个贫困生办理了共计13万元的助学货款。”面对上述情况,人们心焦如焚。彭阳县古城中学党支部书记张生贵说,大学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公益性事业,国家不应让学生家庭承担全部学费。大学生培养出来是社会人才,而不属于一个家庭,让学生家庭承担全部学费的现象合理吗?国家在困难时期培养大学生都免费,而现在改革开放了,反而收费更高了。(新华网)


(二) 我国的教育怎么的了?

    读了上面这些摘录,不由得感慨万千。

    不知道国家教育部的前任部长、现任部长平时读不读书?看不看报?

    如果说读书的话,还读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读不读毛泽东同志的书。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告诉我们:“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如果说看报的话,看到上面那些报导了吗?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是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还是视若无睹、装聋作哑?

    我们的教育怎么的了?是什么环节上出了问题?……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指导思想端正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已经喊了多年了。“三个代表的理论”,也一直是以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自居的。关键是要看做得怎样。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并不重视教育。有些领导干部更是从“教育也是生财之道”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国家却规定了过高的学费(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学费),学费在居民实际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好几倍!“教育产业化”鼓噪一时,更是把教育当作是可以唯利是图的市场。某些领导,把转嫁教育费用、增加学生家长负担,当作是刺激消费、改变通货紧缩的手段。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不仅没有促进消费,反面增加了家长为子女上学未雨绸缪的储蓄。

    国家教育投入如何?国家早就提出,到上世纪末,国家教育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例,要提高到4%。实际上,我国的教育投入,长期在2.7%左右徘徊,最近几年,才达到百分之三点几,也没有达到4%。国家多次提出,教育经费要实现“两个增长”、甚至 “三个增长”。这个承诺,也只是说说而已。前年两会期间,一些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就大声疾呼,应当将教育投入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之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这样的呼吁,并没有得到重视和实现。有些领导同志,舍得拿出27个亿建国家大剧院(据告实际需30亿),化十多亿买豪华座机,却舍不得给教育更多投入。

    不仅如此,有些领导干部,更把教育看作是“生财之道”。他们要从学生、从家长、从教育“榨取”更多的收入。抚顺市,上面下令义务教育阶段不准收取择校费,于是各区都很快建起了新办的官办“民办学校”。这些官办的“民办学校”,可以多收学费、赞助费。这些学费、赞助费,同过去的择校费一样,是直接归之于县区的。有的区甚至扣发教师工资(这些区都盖起了新办公大楼,添置了新轿车)。2004年9月--11月,东洲区教师三个月领不到工资,集体到省上访,区里到11月末才补发工资,但十二月工资仍然是照欠不误。国家几次提高工资、补贴,一些区只给政策,不给兑现。有的区的教师,不能发给的工资、补贴,累计每人已达万元以上。有些好心人士提出多办民办教育,让民办教育介入中国教育。我对于这个意见,也有着深深的忧虑。因为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下,不少民办教育(包括幼儿园、中小学),也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一些民办教育的兴起(所谓“豪华”幼儿园、“贵族”学校等),实际上是为有钱人子女服务的教育的又一种补充。象陈嘉庚先生那样热心捐资兴学的,已经不多见了。

    治理“教育乱收费”的情况如何?中国新闻网2005年3月4日报导:《了望》刊文指出,“因为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教育部关于去年教育乱收费得到有效遏制的结论难以被民众接受”。文章介绍,2004年末,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教育部监察局局长刘金平宣布,经过对北京、云南等12个省、直辖市的督察,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4.75亿元。

    2004年初,教育部公布的2003年治理结果是,共查处教育违规收费8.35亿元。同时,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办公室8--11月共受理民众举报电话1857个,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了36%。因此,刘金平认为“教育乱收费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老百性却认为现在教育乱收费仍然问题多多,民众难以接受官方结论。文章分析说,一方面,在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仍不足以维持教育运行的那么多地方,不搞违规收费几乎是天方夜谭;另一方面,十分有限的基础教育经费得不到合理配置也是一个“顽疾”,城乡之间的中小学、城镇与边远地区之间的中小学、重点与一般中小学之间的经费差距甚大。此外,许多地方重点校超越政策底线招收择校生的“寻租”行为持续数年,于今为烈。

    一些地方重点校收取的高昂择校费被纳入当地政府的一大财源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重点校竞相乱收费得到政府的鼓励,这种现象在中央督察的百余所学校之外普遍存在, “有效遏制”不过是一种自说自话罢了。文章举例说,重点校的教师收入一般是普通校教师的一倍左右,高出的部分不会是财政拨付的,肯定来自收费所得,而按现行的“三限”政策收取的费用,不可能维持教师那样水平的收入,结论自然是重点校无一不是在超“三限”收费。

    2005年初面世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研究报告中指出,近10年教育乱收费高达2000亿元。报告认为,连续多年在多项关于城乡居民储蓄目的调查中,子女教育费用均被排在第一位,这并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凡此种种,民众的感受是:他们对政府“治乱”的效果评价不佳。

    其实,教育乱收费,主要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太少。不少中小学,连工资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正常的必要的经费开支。喝水,用电,供暖,订报,文销用品、教学费用……等等,钱从那里来?新宾县一所农村小学的老师诉苦说:每月的工资分两部分,县财政给的,基本上能保证,乡里给的,就难说了:除了工资,什么钱都没有了,学生每年每生交60元杂费,一年收六千多元,学校日常开支,就全仗这些钱了,实在没办法,象供暖,只好让学生送点柴火来。城市的一般中小学,也是大同小异,只不过费用更高,有时不得不“另外收点费用”。和几位校长交谈,他们无不摇头,叹息。

    教育乱收费,国家教育部难辞其咎。国家教育部带头乱收费。在国家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不顾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高校连年扩招,大幅度地提高学费,挤占基础教育经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过高的学费,不断增长的教育费用,使得学生不堪重负,家长不堪重负,“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一些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出现了贫困学生的群体。这个群体有多大?国家教育部承认有20%,实际上已达到40%左右,有的学校竞达50%左右。国家教育部宣称已经采取了救助措施,如助学贷款、减免学费等等。但是,这些救助措施,并不能解决“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的根本问题。比如国家教育部竭力推崇的助学贷款,姑且不说某些地区存在的“贷款难”、 “还款难”等现象,这种助学贷款,已经造成了“穷人的孩子”在学习期间就背上了巨额债务。当前的就业十分困难,受贷学生毕业后不能立即就业、还清贷款。助学贷款,成了他们沉重的思想负担和债务负担。

    基础教育的经费被挤占,关系全体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被削弱。高等学校连年扩招,并没有改变“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 的状况。只不过是这种状况已经被新的更大规模的“争过独木桥”所代替--“上不好小学就上不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高考仍然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学生课业负担很重,睡眠休息得不到保证,体质连年下降(2004年有关方面声称已连续八年下降),近视率却连年上升。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明道德教育得不到重视。考试频繁,不少学校不仅有期中、期末考试,甚至有月考、周考,考试成绩往往排成大榜,对于“后进”学生,往往抱着放弃的态度,甚至要求他们提前离校。家长为孩子煞费苦心。担惊受怕。城市学校学生“补课”、 “上特长班”……等成了普遍现象,有时“补课”成了主要课堂。这种中国教育的怪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有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吗?“人非圣贤,孰得无过”。我看就是“圣贤”,也难免不犯错误。关键是要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所谓“君子闻过则喜”,就是这个道理。而国家教育部恰好相反。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群众有意见。一般群众的意见,国家教育部不加理采;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等的意见,国家教育部也听不进去,仍然坚持错误做法,我行我素。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教育部的前任、现任部长和其他领导同志,不关心群众疾苦,不体贴群众冷暖。如此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低保户、贫困农民,如此大量的贫困学生,不少家长为孩子上学、学费犯愁,节衣缩食,到处借债,叩头、下跪、……,甚至卖身、自杀,……,有的大学生捡剩馒头度日,或吃咸菜下饭,……,国家教育部的领导同志们!你们高高在上,坐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还能心安理得吗?国家规定的问责制,是适用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还必须指出,现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在国家教育部和其他一些单位,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单位,把群众上访,反映意见、要求,看作是洪水猛兽。有的信访部门,有的领导,就找过我,要求我少写材料,少提意见,不要再给增加“麻烦”。我也到过包括国家教育部在内的几个单位的信访接待部门,那里所缺少的,正是雷锋同志所说的“春天般的温暖”。

    不仅基础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也遭遇了一次浩劫。在“资产重组”的名义下,国家教育部大砍师范教育,全国一些知名的、历史悠久的师范学校被撤消,师资队伍的培养提高受到很大损失。幼儿教育更是得不到重视,许多公办幼儿园停办,一些应运而起的民办幼儿园,不能规模化办园,幼儿教育的质量大大下降。这两年,国务院几个部委联合下文,要求各地重视、解决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但不少地方置之不理。如抚顺市,公办幼儿园仅剩下市幼儿园等几所,其中有的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市妇联主办的唯一一所妇联幼儿园(示范园),成立以来,许多正常经费开支就得不到保证。近几年来,教师工资只能按60%--50%开支。而口口声声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自居的市妇联,竟听之任之,推托不管,让幼儿园“自生自灭”。同样也是示范园的顺城区幼儿园,也被迫从标准化的园舍“动迁”到一所小学去“苟延残喘”。“幼儿教育是未来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某些领导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


(三) 几点建议:

    我是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的。1957年,从中央机关抽调到抚顺市从事教育工作,到现在已近四十八年了。我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几经风浪,几经波折,1990年又从原市艺术幼师退了下来,创办学前教育高教自考辅导学校,但是,我对学生、对教师、对教育工作,有着深厚的感情。也可以算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我希望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同志,能够充分认识教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采取“突破性的行动”,消除前任教育部长所造成的恶果,使教育真正成为立国之本。我建议:

    第一,这次人大、政协会议之后,由国家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牵头,召开几次座谈会,邀请各方面的人士参加,特别是邀请下岗职工、贫困农民、贫困学生的代表参加,商谈如何扭转局面,解决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

    第二,请党中央,国务院实现承诺,立即将教育经费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真正做到“两个增长 ”,逐步实现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增加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之于基础教育、农村教育,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全部免费上学。

    第三,安排好教育资产的合理分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薄弱学校,全面改善城市、农村所有学校的办学条件,逐步取消重点高中、重点学校的设置,全面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质量、办学效益。

    第四,邀请有关方面的人士,包括老教育工作者,教育科研工作者……等,调查研究,重点实验,提出如何改进目前中小学的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实施方案,提交大家讨论,集思广益,进一步推动中小学教育改革。总的思路是:中小学教育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品质教育必须加强,学生的课业负担应当减轻,为考试、为高考而学习的被动局面必须扭转,代之以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学习风气,学生体质下降的状况应当及时遏制,……总之,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让我们的青少年都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第五,大幅度地降低高校学费。高校招生,必须同经济发展水平、群众生活水平和承受能力相适应。高校扩招,决不应当挤占基础教育经费。高等学校必须精简行政机构,大力节约开支,讲究质量,讲究效益。某些高等学校在现阶段就要实行高工资、高福利,是不可取的。国家应当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适当增加高等学校的经费,特别是解决大幅度降低学费后的不足部分的经费。对于过去发放的助学贷款,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处理。凡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或参加工作后能勤奋工作、作出贡献的,应当准于减免归还贷款。要“焚卷之半”(见《东周列国志》:齐国丞相孟尝君,派曾经弹剑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的冯欢,到薛地去收债。“薛民万户,多有贷者,闻薛公(孟尝君)使上客来征息,时输纳甚众,计之得钱息十万。冯欢将钱多市牛酒,预出示:‘凡负孟尝君息钱者,勿论能偿不能偿,来日悉令府中验卷’百姓闻有牛酒之牛告 ,皆如期而来。冯欢一一劳以酒食,劝使酣饱。因而旁观,审其中贫富之状,尽得其实。食毕,乃出卷以合之,度其力饶,虽一时不能,后可相偿者,与之要约,载于卷上;其贫不能偿者,皆罗拜哀乞宽期。冯欢命左右取火,将贫卷一筒,悉火中烧之。”早有人将此事报之孟尝君,孟尝君大怒,使人催召冯欢,责问情由……。冯欢作出解释:“不但为君收债,且为君收德!”孟尝君“心中殊不以为然,然已焚卷,无可奈何。”……后来,齐缗王罢了孟尝君的官,“遂收孟尝君相印,黜归于薛。宾客闻孟尝君罢相,纷纷散去,唯冯欢在侧,为孟尝君御车。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携幼相迎,争献酒食,问起居。”)。今后,应当将助学贷款改为助学金、奖学金。

    第六,国家教育部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都应当经常深入群众,深入下岗职工、贫苦农民、贫困学生,调查研究,访贫问苦,体贴民心,关心疾苦。重大问题,不是国家教育部所能决定的,应当积极反映,据理力争,坚持真理,为民请命。要转变思想,切实改革信访制度,热情接待上访群众,热心帮助困难群众。国家教育部的领导同志,应当向曾经是党的领导人的胡耀邦同志学习,向同样是教育部长的周荣鑫同志学习,……也向天津市的公安局长和公安干警学习。2005年3月7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关于天津市公安局“构建和谐社会”的介绍,是多么感人啊!以公安局长为首,四级公安,一心为民,热情接待上访群众,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 ,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结果怎样呢?上访减下来了,工作却上去了。天津市公安局能够做到,国家教育部为什么做不到呢?

    注:为了便于有关领导同志掌握情况,了解民情,我将前面所说的22份资料,复印成三份:一份送呈温家宝总理,一份送呈周济部长,一份送呈辽宁省领导。由于力量所限,不能随文章普遍印发,请原谅。(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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