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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庸:胡耀邦遭遇“杀威棒”
(博讯2005年3月08日)
    
    
     胡耀邦总书记被迫下野,其中是非曲直相当复杂。被夺权后,胡将过去七八年写过、讲过的,花三个月时间看了一遍,他的结论是“没有什么错误”,“问心无愧”。(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卸任后,他与李锐先生推心置腹长谈两次,第二次长谈离去世只10天,这些长谈实际上把他的愤懑遗言留下:“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这样继续伤害知识分子(指将不合己意的“眼中钉”,不实事求是,随意开除党籍),如何求得安定团结?学生总是比较激进的,从学生闹事的看法与处理方针的问题。这三件事其实是未了的。从历史责任,应当提出来,必须提倡实事求是,这是根本之根本。”(同上)胡先生三条遗言是中肯和深刻的,从中不难看出他的开明胸怀与治政根本。不过,在胡与李所谈高层十大分歧中,独缺1985年记者陆铿对胡耀邦采访引起的风波,这篇访问记成为保守派打向胡的“杀威棒”。 (博讯 boxun.com)

    
    1987 年3月16日中共中央8号文件指出:胡耀邦“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剖析一下这份判决:(1)说总书记接见境外记者访问未同政治局“商量” 是“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此项指责没有任何法规依据。如果这是一条“规距”,那么,1986年9月6日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为什么不经过政治局“商量”?可见,是双重标准,对邓是绿灯:畅通无阻,对胡是红灯:禁止通行。不同政治局“商量”实际是一根大棒,打向不驯顺者。(2)所谓“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包括胡在回答对台动武问题时坦然承认,暂时没有能力封锁台湾,等七八年上十年,经济国防现代化后可以考虑对台采取强制措施。胡的回答不过是陈述了明摆的事实,连台湾也清楚的事实,这样的事实由于现代侦察卫星的运作而成为无法掩饰的存在,但在判决中却成为“泄露了国家的机密”。“国家的机密”也是一根大棒,打向说老实话者。(3)至于说胡“听任陆铿肆意攻击”胡乔木与邓力群,我们从下面节录的有关对话就会知道:陆的提问并非“攻击 ”,而是质疑,是请求被访者破解的话题,这是记者的天职。只有囿于“党的喉舌”的观念,视记者为“党的传声筒”者,才会把陆的提问看作“攻击”。其实,胡并未“听任”陆之所言,而是根据事实作了相当温和的反应,既未回避所涉及的事实,也未有损中共形像。判决说胡“听任”陆“肆意攻击”也是一根大棒,打向维护中共理智的人。上述3点表明:上世纪80年代,反胡耀邦的保守势力,借陆铿对胡采访进行了一次打击党内开明力量的反扑。保守势力是强大的,他们依靠手中大棒,封杀一切与中共正统稍有不合的言行,依据封闭的意识、愚昧的观念将胡击倒。判决是蛮横的,惩罚是严酷的。
    
    访问记遭指责的部分涉及当时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现将有关内容照录如下:
    
    陆:他(指胡乔木)发表过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国内没有一张报纸,也没有一篇文章,敢于对他那篇东西说个不字。没有啊!连讨论的机会也都没有。过去,周扬被称为“文艺沙皇”,看起来现在这顶“沙皇”的帽子已转移到胡乔木头上去了。
    胡:这也同实际有很大的出入。
    陆:有出入?啊?
    胡:他读的书比我多,比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读得多。写文章,一些概念的东西,他是比较准确的;我有许多东西,在最后发表时,还要经过他看看呢!
    陆:你千万不要迷信他,他的教条框框比你多得多啦!
    胡:那不至于。他现在年纪不小啦,七十二、三了吧,身体有点不大好。如果说他还有缺点的话,那就是他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下去的时间不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了解得也不够,我自己也是很不够的啊!
    陆:是的,他是有些脱离了群众。另外还有一点,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表现也不很好,特别是批邓运动中表现得很不好啊!
    胡: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
    陆:不可以嘛!你既然是有水平、有学问的人,怎么可以呢?像你胡耀邦,当时就是坚持你的立场、你的观点啊!所以大家佩服就是佩服你这一点啊!
    胡:我不也检讨了……
    陆:但是你并没有批邓嘛!这跟他就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所录原文看,胡的回答很有分寸,巧妙地回避了他与胡乔木的原则分歧。事实上,这些分歧连续不断: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讨论,胡乔木断言“其要害在于‘分裂党中央’ ”。(郑仲兵:《胡耀邦与胡乔木》)胡耀邦主持理论工作务虚会,党内高层大胆直言,西单民主墙异常活跃,党的政要认为这是民主生活的实践,胡乔木却说: “现在的情况,很多和五七年初相似。”(同上)胡耀邦主持生产目的大讨论,宣传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不应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胡乔木反对讨论,扇动华国锋迫使讨论半途而废。(胡绩伟:《动后承重任因对主义诚》)胡耀邦组织人民是主人的讨论,宣传人本思想,胡乔木针锋相对,公开反对“人民是上帝”的说法。(同上)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批判《苦恋》,指责它反党反社会主义,胡乔木一再下令要人民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在胡耀邦支持下以该文是“文革”式打棍子作法而予以拒绝。(同上)继而,周扬、王若水鼓吹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提倡重视人的价值和防止中共蜕化,胡乔木认为是“自由化”理论,强迫周扬公开检讨。由此引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大有“文革”再来之势,但在胡耀邦周旋下,只闹腾28天即无疾而终。不难看出,胡乔木在新时期总是站在维护中共旧传统、旧观念方面,阻止新思想、新事物诞生。他处处干扰、破坏胡耀邦在党的意识形态方面锐意进取,成为倒行逆施的意识形态代表。
    
    访问记还涉及人称“左王”的邓力群,有关原文是:
    
    陆:象邓力群这样保守的人,你们已经打算要换他了。
    胡:这不是事实。第一,他年纪的确不小了,比我还大一岁,是一九一四年的。这个人是很有才华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也是很好的。其次,我们整个思想工作,有一个缺陷,也不是他个人的问题。现在把一条战线上,某一方面工作的缺点、错误,都归罪于一个人,是不公道的。思想工作上的缺点,就是从实际出发不够,其他战线也一样。…… 要把我们的思想工作,渗透到经济工作里去。那么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要说只有他一个人有,其他人都是一干二净,这个不公道。
    
    上述记录证明,胡耀邦同样回避了与邓力群的原则分歧,且对邓极力推销毛氏的“舆论一律”有所开脱,应该说是很仁义的。两人一直存在的根本分歧是:胡耀邦主张面对新时代,解决马克思未曾预见的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力群相反,他固执地坚持毛氏理念,对抗一切务新之举。作为中宣部长,他严密监视意识形态,扑杀一切松动迹象。“清污”、“反自由化”都是他伙同胡乔木鼓动邓小平搞起来的,由此才产生 1980年代改革与倒退、开放与保守的势不两立的较量。
    
    陆铿评论胡耀邦是:“开明开放,非常豁达;有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这种开朗性格是不可多得的优点,但在实施严格思想管制、人人谨言慎行的环境,“口无遮拦”却有一定危险性,特别是处于权力较量的高层。此次接受采访,谈及王震,就有放言无忌之嫌:
    
    陆:王震先生三月间到美国走了一趟,他是你的浏阳老乡是吧?
    胡:是的,不过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
    陆:啊,那是南北呼应。
    胡: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
    
    “南辕北辙”让自称“粗人”的王震听到,其效果可想而知。胡耀邦辞去中央党校职务后,这位“粗人”被陈云提名为该校校长。他告诉党校听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脑袋。什么巴金、方励之,都是民族败类!”(《胡耀邦与王震的是是非非》)看来,他很懂自己所处地位和所演角色:周仓而已,手执大刀,保护邓老爷子。他虽曰“粗”,心地却“细”,善于看准时机出击。《河殇》播放,他居然嗅出“仰邓扬赵”味道,在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就放了一炮:谁敢反对邓小平?谁反对邓小平,我就要他的狗头!(吴稼祥:《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这类“粗人”是保守势力马前卒,冲锋陷阵,在所不计。他们类似市井泼皮,软的不吃,硬的不怕,确实难缠。
    
    胡耀邦这些谈话招致党内“沙皇”、“左王”、“粗人”不满是必然的。从正常人观点看,没有说什么侵害这些人利益的话却遭谴责,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深入到这个封闭性团体内部,了解它特有的运转规则和严格的结构关系,就不难发现那些“不满”和 “谴责”的谜底。它的封闭性要求掩盖内部一切矛盾,而向外界呈现结构坚强、实力强大的假像。这是一项铁的规则。从这种封闭性观点出发,自然会把陆铿提出的若干事实(比如胡乔木的霸道行径以及他的不光彩的政治活动)看作“挑衅”、“包藏祸心”,而胡耀邦的回答,尽管是如实分析(如说目前没有实力封锁台湾)却被看作“泄漏国家的机密”,他对胡乔木等人的褒扬会被被看作“卖弄”或远离本人应有的价值。这样,对记者的回答就变成未能显示内部“钢铁般团结”、对记者提问未能“愤怒痛斥”的违背党内潜规的丧失“气节”的行为。这是专制结构主流意识必然的反应。高层特有的结构关系规定台湾问题是邓小平掌控,具体事务杨尚昆负责,总书记无权过问。这样的权力结构当然是不合理的,却是现实的,正如垂帘听政不合理却是现实存在一样。胡接见记者时谈及台海关系,只能重复邓已确定的对台原则而不能尽情发挥。胡关于没有实力封锁台湾的谈话,虽然讲了事实,却僭越了已设定的权限,自然会遭握有实权者的忌恨。潜台词是:这话我说可以,你说不行。专制结构的运转规则是上百年间磨合出来的,一般不形诸文字,只靠运行中彼此意会,实际传递。运转规则的核心是权力的链接秩序。胡耀邦答问时放言国事,正是触动了权力的链接,特别是触动了邓小平的最高权力,引起他暴怒。真的是暴怒――他得知这篇访问记内容后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他对胡的态度降至零点。兹将有关原文节录如下:
    
    (陆问到大陆十大军区司令换了九个,为什么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换不了。胡答,不存在换不动问题,“我们现在军队的干部,要拥兵自卫啊是绝不可能的。”陆又说:邓一旦见马克思,可能有些军头要坐大,总书记不一定指挥灵便。胡答,这话不可靠。有两条:一是小平智慧经验毕竟比我们多一些,二是恢复了党内正常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
    
    陆:外面有一种想法,现在让邓大人做军委主席,很明显的,是因为他的权威比较高,就如你所说:他的智慧是高的,他的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对他都是心悦诚服的。那为什么不乘他健康的时候,就干脆把军委的工作让你接过来,由你做军委主席,不是更好吗,局面不就更稳定了吗?我不是要干涉你们的内政……
    胡:我不会有这个误会的。
    陆:对对,我是从整个局面考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敢领教的。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大陆和台湾都不要发生动乱。看,这不是更稳定了吗,你们看胡耀邦做了军委主席了,邓大人又健在,他也仍在上面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万一发生了他提前去见马克思,政局仍然是非常稳定的。为什么一定要到他去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你阁下才来做呢?
    胡:我们倒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们想的是小平同志的健康。
    陆:大陆的老百姓普遍希望他长寿。
    胡:是啊,我们考虑的重点,也许就是他替我们考虑的。一个胡耀邦,一个赵紫阳,现在忙于党内问题,忙于经济问题。至于军内的事,历来都有论资排辈的习惯,由小平同志掌握,他一句话就行了,我们要说五句话;我们五句话也灵,不是不灵,但他只要一句。又不需要花他太大的时间和精力,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目前国内的政局,具体的事情,几位老人家已经不管了,具体事情都是我们书记处和国务院做。
    陆:是的,我知道,你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连见客都让他们少见。我们了解这个情况。
    胡: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兼任了。既好办事,又不花很大的精力,又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忙于当务之急。
    陆:噢,噢,把你们手上的事情都清理好了,再来考虑第二步的事。
    
    为什么不强调军委工作的重要性、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艰巨性、邓为军委主席的无可替代性、邓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无比崇高性,却扯什么军队的“论资排辈”、军事工作不需要花很大时间和精力、“也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笑话!你以为邓某人就是如此无足轻重吗?你眼里还有“邓权”吗?尽管你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要求你说的不是事实而是最高权威的荣耀和你自身的卑微。耀邦啊耀邦,你在组织内摸爬滚打数十年,怎么连这么点灵性也没学到?你这么“贬低”军委,套用叶群那句“把林彪往哪放”,你把老爷子往哪放?对最高权力的轻忽,对这一权力的放肆议论,比你对自由化、对学潮的宽容态度要严重得多啊!你有准备、有能力迎接这一后果吗?
    
    专制,或独裁,说到底就是只准最高权力发出声音,不许异议。高层人士皆熟谙此道。 1957年刘伯承掌军事学院,部下建议他写书,刘说:唉!你们年轻人不懂事啊!有毛著在,你还想再写什么?(杨菁、张作光:《往事》)这些话蕴含丰富的党内生活经验。胡耀邦似乎没有这样的体会。1982年前他曾构思“联美反苏”战略,为此“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这样的战略思想只应出自最高权力,胡竟然僭越底线,乃至赵紫阳惊讶地找他,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这一劝告未能使胡警觉,他又在接见东德昂纳克时请他带口信到苏联。果然引发上边震怒,传下一句相当严厉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像。(同上)毫无疑问,在专制体制下,任何被认为“独树一帜”的意图和行为都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他被罢黜就是毁灭性打击的结局。
    
    胡耀邦为人耿直,不慕权势,对人坦荡,无所顾忌,是一位胸无城府,不知设防的人。老实说,这样的优点并不适合权力场上游弋。权力博弈只承认力的大小,不考虑性的善恶,恐怕胡从未思及此点。因此,当他权位显赫、惹人注目时,由于其性格特点,或者陷入罗网而不自知,或者应当转圜而不回旋。这使他落入悲剧中。1981年批思想理论战线软弱,然后是反精神污染,接着是反自由化,都是针对胡主持的工作。邓托胡启立、乔石、赵紫阳分别捎话要胡注意。赵紫阳督促他“给小平要有个交待”,他同意了却去了新疆,以后赵又问他:“老爷子打过几次招呼,你不表态,怎么想的?”他未回答。(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这里又涉及一项党的潜规:老爷子发话,必须回应,亲自登门,恭请上谕。这是专制礼法,即最高权威的礼制化,不容蔑视。胡恰恰无视于此,未去请罪。不要小看这一“失误”,它引致的后果是胡不曾想到的。此时,在意识形态方面,胡邓分歧已很明显:胡反对镇压思想,设法抵制“清污”,耿直地拒绝屈从。这就是邓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内涵。邓要求“去天安门,有多少抓多少” ,胡主张疏导,反对镇压。这也是邓感到胡“翅膀硬了”的内涵。此时,邓已由不满而疏远胡,打招呼而无回应成为压倒骆驼的一根稻草,因而决定换马。
    
    赵紫阳说:“1986年2月,耀邦到我家对我说,小平同他谈了话,十三大他要退出常委,退出顾问委员会主任(没讲退军委主席),由耀邦干。耀邦下一届不当总书记。小平说,我们俩这样一做,可以把一大批老同志带动退下来。”(同上)。胡傻呵呵欣然同意自己退,也赞成邓退。但,邓之“退”乃虚晃一枪,怎能当真呢?据说邓后来问过万里:为什么赞成让我下?万里说:也许是失言。邓说不是,是要取而代之。(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这虽是邓的妄断,却反映了在专制体制内,关于权力的警惕是时刻存在的。由此,总书记职权以到届为由的和平让渡立刻升级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强迫罢黜。这年12月30日邓同胡、赵、万里等谈话,指名批胡,并将讲话立即传达,发出废胡信号。中央七人小组奉命搜集对胡的意见。一场斗胡会议开始。中顾委的老人开头炮,“最激烈者说:‘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上)1987年1月政治局生活会上,攻胡者慷慨激昂,邓力群发言长达五六小时。胡在所谓 “生活会”上作《我的检讨》和《我的表态》。“检讨中自己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但他对所揭发的,很多并不认同,认为是一种羞辱。他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所以,离开会场即失声痛哭。(同上)胡尝到来自四面八方、无从躲闪的“杀威棒”的厉害。他是否由此领悟到在专制架构内,敢于挑战最高权力威严、无视专制体系严格规则必然遭遇严厉惩罚?没有材料向我们展示这方面情况。只知道他的“大包大揽、上纲上线”的检讨、表态,使他获得保留政治局常委称号,他的孩子可以步入权力上层。这同赵紫阳与最高权力决裂后不检讨、敢申辩的结局恰成对照。从权力链接的秩序来说,也算是赏罚有度吧。
    
    1988年6月邓办打电话约胡去邓寓小坐,胡以身体不适娩辞。同年中秋节前一次高层活动,胡仍准备推辞,后赵紫阳打电话相约才勉强赴会。邓招呼他坐在身边,亲切问候,还对赵紫阳说:“耀邦的身体我看你们几位中央的负责同志还是要拿它当大事抓一下。 ”赵连连点头。邓说:“你把身体养好,以后还可以为党工作多年呢,你的经验和有些思想还是宝贵的财富呢。”陈云说:“耀邦的长处就是党务工作,抓党建是一把好手。 ”1989年初,邓对赵紫阳、胡启立等说:“可以告诉耀邦,一句话,团结起来向前看。 ”(《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评价》)好熟悉的声音呵!“团结起来向前看”,这不是邓小平先生面对迫害数千万人的冤假错案所发出的声音么?揩干净手上的血,拄着粗壮的“杀威棒”,面带慈善笑容,说:团结起来向前看吧。够了!不把那些冤假错案的是非分清,谁敢同你、谁能同你、谁愿同你“团结起来向前看” 呢?
    
    回顾胡耀邦的遭遇,我的最深切感受是:权力结构的极端化,它的不受任何制约的运转机制,以及对偏离这种运转机制的惩罚规则,已经僵化为巨大的社会堕性力量。这种极权结构,对外杜绝信息流入,对内实施严厉控制。耀邦先生的耿直与无邪触动其内部规则,以致在“杀威棒”下失声痛哭。这哭声会长留人间,它是响彻大地的警钟,一声声召告世人:这就是极权对改革的残酷镇压!它时刻呼唤人们对专制的警惕!不过,先生的遭遇也使我感到欣慰: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居然保持一颗善良的心,使他为人坦荡,无所顾忌,虽然由此违犯教规,却留下一片真诚,令人回味和羡慕。20世纪共产主义海啸席卷大地,摧残世间良知,使道德沦丧,人心堕落。它的毁灭性是可怖的,却是有限的。共产党领袖怀有善良心地虽属“异数”,却是共产主义毁灭人间良知的力量有限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人间的善良毕竟是无法摧毁的力量。
    
    (200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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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8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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