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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彪:真相是如何可能的?
(博讯2005年2月25日)
    
    
     (一) (博讯 boxun.com)

    
    二十世纪对人类生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的、且相互联系的事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的兴起与衰亡。在纷飞的战火中诞生了右翼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极权主义——共产主义,给人类历史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在某些地区这种灾难仍在持续,在那些已经或将要摆脱极权统治的地方,极权主义的精神文化遗产还要持续更久。
    
    自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在1925年出现以来,对极权的研究也涌现了相当数量的文献。在中文思想界里,波普尔、哈耶克、阿伦特、魏特夫、萨托利、塔尔蒙、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也渐渐产生了影响。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曾把极权主义的特征概括为:(1)有一个全面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2)只有一个信奉这个理念和通常由一人领导的政党;(3)充分发展的秘密警察;以及对三种工具的垄断:(1)大众传播;(2)军队;(3)全部的组织,包括经济组织。而阿伦特(Hannah Arendt)强调了恐怖在极权制度中的作用,她把极权主义界定为“一种政府形态,它的本质是恐怖,它的行动原则是理念思考的逻辑。”这样,意识形态神话和弥散的暴力就成为极权制度的重要基础。林彪讲得更形象些,他在文革之初说过:“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管这种建立在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共产政权叫做“两杆子政权”。政权(“江山”)乃是暴力所获得的“血酬”(用吴思的说法),为了维持“革命胜利的果实”,必须靠暴力和谎言的两手。
    
    毛时代运用暴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风、土改、镇压反革命、反右、文化大革命,每次运动中,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杀人指标,极权制度的执法者疯狂地举起了屠刀。暴力、血腥和恐怖弥散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多数有自由思想、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或人头落地、或身陷囹圄。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那些有可能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做出贡献的同胞被杀、自杀者不计其数:在这个意义上,毛氏恐怖主义统治极大地阻碍了人类的精神事业,并破坏了人类自身的尊严。
    
    但恐怖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在使用的过程中成为一种目的;或者说从一开始,恐怖就是自身的目的。它要想起作用就必须持久地维持恐怖的气氛、不断地运用暴力来展现自身的存在。希特勒则道出了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暴力假使不是其源自坚实的精神基础,必然摇摆不定而失去确定性与稳定性,稳定性只能依靠对事物盲目的展望。”意识形态狂热激起政治谎言,政治谎言导向暴力的运用并且需要暴力来维持。恐怖和意识形态是摧毁真相的双生子。阿伦特论述到:“正如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和现实的一切联系。当人们与同伴们失去接触,也和周围的世界失去接触时,极权恐怖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因为在失去这些接触的同时,人们也失去了经验和思想的能力。”极权不但使人成为恐惧的孤岛,而且使人失去对自我的认识能力。
    
    因此极权时代必然是一个谎言的时代。笔杆子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体现出来:造神(即其反面:造妖)与愚民。需要谎言来神化统治集团的历史功绩、宏伟目标和首要分子,需要谎言在制造狂热、仇恨与愚忠。存在一个非私人的、全民动员的政治目标,这是极权体制区别于“苏丹型”专制政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共产极权同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体制。为了维持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神话,需要实行愚民教育。消除公民的主体意识、贬低公民的独立人格、阻止公民了解历史真相,这是全部极权教育隐秘的核心目标。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到:“极权政体的弊害之一,是使被统治的人民民智日趋低愚……即使丰衣足食,极权政治下的人民,充其量是一批脑满肠肥的白痴与驯顺听命的木偶而已!”“他们不相信自己的是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位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人们失去了区别真理与谬误、虚构与现实的能力。成批的奴才从极权主义生产线上走出来;也只有靠这些缺乏主体性的、被洗脑的“螺丝钉”,极权主义才能够正常运转。
    
    因为极权制度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目的,所以真相不是在永不停息的生活中有待认识的事物,而是从一开始就被政治目标收入囊中的东西:所有的社会都遵循着马克思指出的发展道路;所有的历史事件只能得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结论;所有的未来发展都符合共产党提前作出的计划或预言;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先锋队和领袖的英明领导;而所有的罪恶和错误都是偏离了党的领导造成的。这种历史规律性、“系统一致性”使个人思考成为多余的东西;也把一切不同意见变成必须加以消灭的异端邪说。在绝对真理的驱动之下,暴力就更加肆无忌惮了:阿隆(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写到,“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在绝对规律、人民意志的名义之下,“可能性”被取消了,真相也同时被取消了。
    
    为了维持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神话,必须实行言论的管制。控制国内的全部舆论机器、封锁与国外的信息联系、通过党组织的毛细血管监视和控制学校和文艺机构、通过思想警察控制私人聚会中的言论与思想动向、严格管制民间结社、大兴文字狱以惩罚那些敢于说出“皇帝光着身子”的孩子。“凡在恐怖统治达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营里,宣传就完全消失了。”(阿伦特)这样,宣传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极权统治者没有能力把全部领土变成集中营。为了统一思想,不惜耗费巨大资源;为了阻止真相,整个社会被动员起来了:从思想改造运动(胡平用“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 来比喻之)、学习班、思想汇报、思想政治工作、媒体审查、作协体制、公共政治课程、大量的秘密警察,一直到对付互联网的金盾工程。对说真话者的惩罚也会指向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比如1959年庐山会议时,敢提意见的彭德怀遭到毛的整肃,一批说实话的干部被迫害,到大饥荒发生时人人噤若寒蝉,几乎全都为了自保而掩盖大面积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还以“粮食多得吃不了”为借口拒绝了陕西的主动支援。而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直到现在还成为难以揭示的真相。
    
    同时,通过体制内的种种好处来奖励那些编造、传播和默许谎言的人。在媒体上发言和露面的机会、体制内的奖励和经费、“歌德派”的大红大紫,常人所需的一切好处——职称、荣誉、稳固的收入、升迁的机会、安定的生活——都和谎言挂起钩来了。你不能忍心让父母孩子跟着受罪吧?那好,容忍那些谎言吧。你想得到更多?那好,传播那些谎言吧。还想得到再多一些?那好,编造一些谎言吧。谎言是衡量忠诚的标尺。正反两方面的残酷现实,使得人们从苛刻的言论审查走向更为苛刻的自我审查。就像福科(Michel Foucault)所分析的“边沁式监狱”:由于监视被认为是无时不在的,被监视者在极为精巧的权力装置之下变成了自我监视者。更进一步,极权主义通过扭曲语言的含义、任意地制造语言,使人无法通过语言来倾听世界、感知事物并通过语言来发现自己。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极权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神话,必须运用一定的技巧,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人为地强化语言的巫术功能,使语言沦为激发情感、政治宣传、控制思想的工具。这样,极权主义言论体制的效果就是,审查成为习惯、说谎成为无意识、甚至思考成为不可能的东西。在恐惧、从众与自我合理化的心理机制作用之下,谎言被言说者当成了真理。而且由于垄断了信息的来源,没有任何机会听到反对的声音,由于提出异议的代价太大,谎言在听者那里也成了真理。在这种体制之下,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我是最广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真相”一词,社会的真相、历史的真谛、知识上的真理、自我存在的真实。)
    
    在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于“真理部”:他的工作就是消除并伪造历史纪录。我们就生活在类似“大洋国”的体制下(那里有“新话”、“双重思想”以及恐怖的“101房间”),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我们所接受的哲学、我们所信仰的主义、甚至我们的心智结构和人格结构,都是极权体制一手精心打造出来的。那些自认为没有被洗脑的人也很可能刻下了愚民教育的种种烙印;有的人一脸真诚地说出来的东西、有的人死心塌地地相信的东西,在局外人眼里可能是荒谬可笑的呓语。大科学家从科学上论证亩产万斤是完全可能的、英明领袖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史权威把一场饿死三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那还有什么是不能够相信的?——这等于说,还有什么是能够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相是如何可能的?
    
    
    (二)
    
    一旦卡里斯玛型的领袖变成例行化、制度化的专制统治,原来的极权主义体制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统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称谓,凯索夫(AllenKassof)称为“行政的社会”、“无恐怖的极权”,布热津斯基(Z.K.Brezinski)称为“员吏政权”,杜克尔(RobertTucker)和林兹(JuanLinz)等人称为“后极权”,黎比(T.H.Rigby)称为“组织的社会”,柯克斯(PaulCocks)称为“民粹型的极权社会”。哈维尔(VaclavHavel)在他最重要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1978年)中写到:“我充分意识到它(‘后极权制度’)不是一个精确的表达,但是我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用前缀词‘后’,并不是说这个制度不再独裁,正相反,是指现在的独裁运用一种与古典专制根本不同的方式,它大大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理解的。”
    
    我也认为,用“后极权体制”称呼中国当前的体制比较恰当。这种体制不是极权体制结束后的状态,而是变了种的、更精巧也更成熟的极权体制。赤裸裸的暴力、全民动员和狂热的理念,不再是最明显的特征。统治依靠的是专制结构的惯性、驯服的人性、相互间的监视、弥散化的恐惧和麻木不仁。由于它修正了原来的极端意识形态并重新寻找新型话语(“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来重建政治合法性,由于它在经济政策上出现松动并获得了繁荣的表象,所以具有较大的迷惑性。但在本质上它仍然具有极权体制的核心特点:一党垄断、政治腐败、言论管制、阶层分裂、践踏人权、人性异化;它在本质上仍是以暴力作后盾的谎言政权。哈维尔这样描述后极权制度的虚伪:“官僚统治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劳动阶级在劳动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假。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从后极权社会的一些细微的权力技术中,可以窥见其权力运作的某些秘密。平时慷慨激昂、有独立见解的党支书同学,一旦出现在党小组会上,立即拉下脸来大讲社会主义优越性或“三个代表”,要认真地来一次“民主生活会”或者思想政治讨论会;并且他希望人们相信他是真诚的。没有人提出抗议,大家都在认真地演习。维持一个假相、接受一个谎言似乎是不费力气的;而提出异议则会带来无法预料的恐怖后果。这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弥散在每一个成员之中:更准确地说,占上风的也许并不是恐惧,而是一种常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一种使日常生活得以可能的人际交往技术。谁要是在这里一本正经地分析和批判“三讲”、“三个代表”,谁就是破坏规矩、大煞风景,谁就是不尊重整个群体所默认的仪式。戈夫曼(Erving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分析了这种圆通技术。它实际上植根于人的本能,这种普遍具有的能力实际上是使社会交往成为可能的必要手段。但是正是这种后极权体制压力下的自我保护本能,使得谎言能够顺利地流行,并且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获得了类似真理的地位。这种强制或默契的反应类似宗教仪式,它甚至嵌入人们的潜意识,并成为一种身体上的习惯。每个人既是被强制者又是一个自觉者;而每个人对这种仪式的屈从或表态,又对其他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至少在正式的场合,没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掏心窝子说话。“人这种动物承受真相的能力很有限。遁入虚幻之境是他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机制之一。”(艾略特)“每个人都有些向往混入没有个性的人群之中,舒服地顺流而下进入伪生活之河流。”(哈维尔)——这实际上是后极权体制得以正常运行的个体/群体的心理动力学。
    
    因此,绝不仅是一小撮掌权者、既得利益者在竭力维持后极权制度。后极权体制具有巨大的惯性和自我复制能力。领导报告中的套话和政治表态;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腔调、党报社论的文体、党小组会的气氛、官僚间的人事关系、党员的思想汇报、政治口号、选举的暗箱操作、开会的习惯、听从新闻官命令的习惯、写作者自我审查的习惯、普通人对“政治正确”的认同——这些看不见的力量随时在强化和复制原有的极权结构,并且能够在受到威胁时、受到打击后迅速恢复极权结构。这种“仪式化”具有巨大的力量,卡西尔曾论述到,在极权国家里,“人类的整个生活突然间被新仪式的高潮淹没了。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不表演一种仪式,谁都不敢上街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更能消蚀我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我们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了。”文革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红宝书虽然不在,但是这种仪式化力量却以新的变体继续统治我们。违背这种程式的具体影响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并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典礼的规模、领导人出场的先后、正式报告不念报告而脱稿演讲、诙谐或反讽地使用某些词汇(比如“核心”、比如“与时俱进”)、党报党刊的版式风格、一个镜头或一篇文章的增删等等,似乎无关大局,但在这些细节上溢出常轨是后极权体制不能容忍的。经过审查的会议报告提供的是安全感、可操控性、服从与效忠的再生产,而脱稿演讲造成的是“不可控制”的事实;即使演讲人并没有说出任何出格的东西,他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也偏离了常态、违背了仪式化的要求,并对极权制度的总体构成威胁。极权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组织形式,而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类型。
    
    这种心理动力学在维系后极权体制的同时还有另一种效果:那就是使人们习惯于演戏、习惯于撒谎、习惯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习惯于狂热地盲从权威。鲁迅用“做戏的虚无党、文字的游戏国”来剖析国民性——做事是玩玩而已、讲话是说说而已、文章是写写而已,自己不当真,也希望别人别当真。极权权力造成了国民人格的伪善、精神的萎缩以及人性的堕落。在嘻嘻哈哈中整人、在嘻嘻哈哈中杀人,在嘻嘻哈哈中被整、在嘻嘻哈哈中被杀。在我们周围难以见到真言语、真文章、真性情。到处是假数字、假报告、假新闻、假选举、假庭审、假道学、伪君子、空口号、面子工程、献礼影片、政治戏子,这就是谎言政治的风景线。极权主义毒瘤——恐惧、暴力、仇恨、冷漠、屈从、怯懦、作秀、躲避崇高、嘲笑真诚、逃避责任、缺少宽容——在社会中系统地蔓延,企图渗透在每一个个体的细胞里。
    
    后极权体制同样依赖每一个人的参与和默许而运转。每一次庆典、每一次审判、每一次立法、每一次选举、每一次开会、每一次讲课、每一篇文章,都需要大量的群众演员、需要在瞒和骗中把光腚皇帝的游行进行下去。那些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的同学,一旦做了党团工作之后,立即成为监视“活跃”学生的工具;那些接受了法治教育的学生,一旦分配到安全部或者宣传部工作,立刻成为扼杀人权的行家里手。市场上有了人们求之不得的“禁书”,往往有志愿者去举报。我在课堂上讲了一些“出格”的话,往往有学生去领导那里去汇报。有一次,一个姓辜的北大教授花了一晚上时间大讲中国技术与文明的先进性,我问他,三权分立、言论自由、政党竞争这些人类智慧的成果为什么不吸取?他辩不过我,说了一句:“我拿共产党的工资,不替它说话替谁说话?”——谎言政治的维持,实在需要社会众多成员消灭和隐瞒真相的具体行动。刘晓波讲,“如果在六四大屠杀过后的大清查和效忠表态运动中,不必有90%,而只需50%甚至30%的人不参与说谎,不出卖良心,不写交代和检查,不做效忠表态,暴政就不可能支撑到今天,更不可能还显得那么成绩卓著。”
    
    谎言的基础是暴力,但不是所有的谎言都出于对暴力的恐惧。人们传播和接受谎言除了出自习惯之外,更多的出自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极权体制的运转极大地增加了说出真相的成本,并极大地减少了维持谎言的成本。
    那么,真相是如何可能的?或者——为什么还有人说出真相?
    
    (三)
    
    我在北京一所大学作讲座的时候,也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如果说出真相意味着付出巨大的代价,谁还愿意“生活在真实之中”?每个人都是对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的机会主义者,都倾向于搭便车:让别人去作出牺牲吧,我来享受制度变迁的好处。谁愿意去做“出头鸟”呢?如果说出真相意味着失去工作、失去正常的生活、失去自由甚至生命,谁有权利要求别人放弃这一切?
    
    我承认经济学的利害计算,并尊重每一个人的现实选择。但经济学的解释与有人拒绝谎言、说出真相的事实并不冲突。这要看一个人所理解的成本到底是什么。
    
    的确,在中国,“生活在真实之中”要冒一定的风险。说出真话者往往遭到歧视和封锁,遭到停职、停课、开除,遭到监视、骚扰、审讯,遭到御用文人的污蔑和被煽动起来的匿名暴民的谩骂,更有人因此饱受牢狱之灾,全家受到牵连。在极端邪恶的年代,王实味、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等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真实与安全或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谁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作出牺牲。
    
    但是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认识到极权体制的荒谬,他们珍视自己的人性并为普遍的非人性感到痛心,他们意识到与谎言生活在一起将违背自己内心的尊严或良知:他们要做一个有责任的公民而不是一味盲从的奴才,他们开始告别极权体制强加的屈辱并准备听从灵魂深处的启示。他们开始尝试面对自我,他们开始追求自由,他们开始说出真相。如果一个人对人格尊严的丧失、人性的异化、自由的被剥夺更加敏感,并把这些作为自己生活在谎言政治之下的成本,那么收益计算的公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从林昭到张志新,从储安平到顾准,从方励之到李慎之,从巴金到吴祖光,从魏京生到杜导斌,从蒋彦永到丁子霖,从刘晓波到任不寐,从高耀洁到茅于轼,从王力雄到廖亦武,从王怡到余杰……不同的人们——作家、教师、医生、工人、记者、学者、公务员——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走到了同一条道路上:拒绝谎言并开始生活在真实之中。也许他们不是为了牺牲或体验苦难,不是为了醒世或拯救众人。他们只是想做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他们只是想按照人性的真实要求而生活,他们只是想找回失去的自由和尊严。一句话,他们要成为自己。他们别无选择。人类有逃避自由、顺从虚伪的倾向,而向往尊严、追求超越和自我实现也同样深植于人性之中。正是这种力量,使丁子霖投身于天安门母亲运动,使蒋彦永公开了SARS的真相并发表了要求政府纠正六四错误的公开信,使李慎之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使焦国标写下了《讨伐中宣部》,使卢跃刚发表了致赵勇的公开信,使王力雄发表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使廖亦武写下了《中国底层采访录》和《证词》,使高勤荣揭露了运城的政治形象工程,使包遵信、江棋生、陈小平、郑恩宠、罗永忠、黄金高、叶国柱、余世存、贺卫方、师涛、王光泽等等,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真实声音。也是这种力量,使更多的普通人去寻找被屏蔽的网站、去阅读被封杀的书籍、去收听被干扰的广播、去参加呼吁书的签名、去帮助良心犯和他们的亲属、去写没有稿费的文章、去代理没有金钱只有风险的案件。
    庸俗的利害计算、短视的功利主义、一时的冲动、胆子更大一些、积累政治资本,所有这些都无法理解这些行动。王力雄在《退出中国作家协会的声明》中说:“我不禁想,究竟是中国的作家天生就是僵尸,还是中国的‘作家协会’想把并且正在把中国的作家变成僵尸?……我感觉已经超过了能够容忍下去的界限。那远远不再是无奈,而是抵押掉了所有人格、良知与气节向权力的摇尾献媚。继续成为这样一个‘作家协会’的成员,已经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只能是一个作家的耻辱。”他不能容忍的不仅仅是那些恶心的词汇,而是那些词汇所代表的扭曲人格。对词汇的抵制有时候就是对整个体制的拒绝:因为这些词汇的唯一作用就是宣誓效忠。卢跃刚在《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开头说:“我们必须进行一次直言不讳的谈话”;在结尾说:“忍无可忍,遂有洋洋万言。”我们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和自己的内心进行的交流。当报人的理想主义遇到无耻官僚的恐吓时,他的内心难以平静。我们每个人几乎都经历过这样的会议、报告或者仪式,多少次人们感到羞耻、感到抗议的冲动,又有多少次人们选择了沉默或者忍耐。谎言政治就是这样一点点地、悄无声息地侵蚀个体的尊严,嘲笑并打击人性存在的原则。但是总有一天,不愿意被极权体制完全异化的人们会选择生命的真实。
    
    在艾滋病泛滥的时候,这个体制选择了掩盖真实、禁止报道、阻挠和迫害艾滋病活动家;在成千上万的人惨死于中共血站的同时,更多的人因为失去了解真相的机会而感染艾滋病。当SARS刚刚出现的时候,这个体制选择了沉默;当SARS已经吞噬了很多人的生命的时候,这个体制选择了公然向世界说谎。蒋彦永大夫挑战黑幕、揭穿谎言,拯救生命,而成为中国良心的象征。他追求真相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全世界说出了六四开枪使用国际公法禁用的开花弹的事实、说出了亲眼看到的伤亡群众的惨状、说出了人们要求为六四正名的呼声。他在结尾处写到:“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有必要写此信给各位领导。当然我也考虑到写此信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后果,但我还是决定要如实地把我的看法告诉各位。”他一定思考过、犹豫过、痛苦过,无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鲜血让他不能释怀、命运多舛的民主进程使他暗自流泪: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安慰受伤的心灵,那就是公开真相。作为一个医生,他向世界公开萨斯真相和公开六四真相的行动,挽救了国民的生命、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为人性赢得了尊严,也为民族点燃了希望。蒋彦永医生获得2004年度瑞蒙·马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奖;这个被称作亚洲的诺贝尔奖的组织者说,“一点真理有时会改天换地,尤其是在那些说实话不是正常现象的社会。”
    
    开除、封锁、诬蔑、监禁,考虑到所有这些后果(事后证明,这些后果全都现实地发生了),仍然要说出真相。到底为什么?理解这些行为的基础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极权体制(后极权体制)的本质和真实的生活冲突,和人的存在本身相冲突。
    
    
    (四)
    
    哈维尔是洞察极权-后极权社会最深刻透彻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极权制度的目标和生活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的深渊:生活,其本质上是朝向多元化、多样化、独立自治和自我组织,简言之,向着它自身的自由实现运动,而后极权制度则要求一致、标准化和纪律。”符合人性的生活要求自由,而极权体制则实行压制。生活要求自主、自我选择,而极权体制则要求无条件的服从。人性要求真实,而极权体制则建立在无所不在的谎言基础之上。人性要求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而极权制度则要求人们公然撒谎、公然违背自己的良心、公然接受违背现实的理论,也就是,它要求自我否定和自我分裂。生活是开放的、创造性的,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在各个方向上发展自己,从而未来是丰富多彩和无法预料的;同时因为法治规则和人类自身的心灵秩序,一个开放的社会又不会陷于混乱之中,生命个体和人类社会也因此获得意义。而极权制度是自我重复的,它惧怕创新、惧怕竞争、惧怕新生事物和新思想,它在使生活整齐划一的同时取消了时间感。(1949年胡风心潮澎湃地写下长诗《时间开始了》;但就确立极权制度而言,更准确地应该说,“时间停止了”)。生活是敞开的、面向未来的,它要求制度时时刻刻与之进行对话;而极权制度是封闭的、面向过去的,它没有能力而且粗暴地拒绝了与生活的交流。极权制度使厌倦、麻木、残酷以及肤浅的快感成为日常的心理状态,它使建立在某种虚幻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成为人们的宗教,它扼杀独立的人格、鲜活的个性和真正的信仰。由于后极权的政治资源是垄断的,它拒绝竞争从而失去变革自身的机会;由于后极权的司法制度无法给人们提供正义并且源源不断地产生非正义,它使社会生活陷入怨恨、冲突和危机之中;它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粗鲁的谎言和野蛮的暴力。它惩罚异端、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打击上访者;它缺少沟通渠道,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控制媒体和舆论,阻止公民社团的成长,并继续实行造神工程和愚民教育。总之,极权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与人性的要求背道而驰。
    
    一个敏感的、博爱的人,只要有过在极权制度之下的生活经验,就会感到它无所不在的贬低人性的力量。当你看到官僚在操纵选举的时候,当你看到“公仆”花着纳税人的公款吃喝嫖赌的时候,当你看到赈灾物资被贪污而灾民受冻挨饿的时候,当你看到警察滥用私刑的时候,当你知道数千人因为中共封锁消息而感染或死于SARS的时候,当你知道农民因为负担过重而服毒自杀的时候,当你知道一个无辜青年被打死在收容所的时候,当你知道一个小女孩因为警察的冷血而饿死在家中的时候,当你看到文物古迹被官商勾结所拆掉的时候,当你知道中国偷渡客的悲惨遭遇的时候,当你看到每晚的新闻联播在用上帝的口吻重复套话和假话的时候,当你想到独裁者的尸体在首都中心接受膜拜的时候,当你听到“走进新时代”这种酸词媚曲的时候,当你看到上访者被驱赶和关押的时候,当你想参加竞选而受到重重阻挠的时候,当你辛辛苦苦采写的新闻稿件被枪毙的时候,当你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孩子所读的历史教材是谎话的时候,当你听到政治老师一本正经的胡言乱语的时候,当你所厌恶的政治教条成为必考科目的时候,当你想到一个诗人因为表达思想、一个记者因为公布真相而被判长期徒刑的时候,当你在参与了一个签名而被找去谈话的时候,当你搜索一篇文章而被互联网过滤掉的时候,当你仅仅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而遭到警告、监视和审讯或关押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被当作一个需要主人的奴隶、一个需要看管的婴儿、一只随时被宰割的羊羔、一块不知尊严为何物的石头;你会感到一个异己的存在在挑战一个存在的真我。
    
    而一个健康的人想要自由地思考、表达和行动,想要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想要寻求生命的意义,并期待着和人类的其他分子、世界的其他部分发生联系。他不可避免地与极权体制发生冲突。一个谎言需要一万个谎言来维持,谎言体制造成了生活的种种荒谬,造成了思想的种种混乱,它的概念体系无法解释现实。而人是一种需要解释、追寻意义的动物。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不会长久地相信和生活现实发生冲突的理论体系。人们开始说出真相。
    
    由于后极权制度“建立在谎言之上,它只有在人们愿意和谎言生活在一起时才能运作”,所以说出真相本身—— 即使是纯粹的言论——也对统治构成了威胁,因此极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由于体制和人性自身相冲突,那些想追寻存在之意义的个体已经决定与谎言分道扬镳。“说出真相总有意义”——我以为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一个意义是,说出真相是对社会、对历史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另一个意义是,说出真相是一种自我救赎,它源于对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
    
    
    (五)
    
    稍微值得庆幸的事,我们并没有彻底生活在一个奥维尔式的极权体制下。我没有勇气去思考那样的体制之下“真相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现实的极权体制即使像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氏父子统治下的社会里,也不是密不透风的。随着第一代独裁者在肉体上消失、人造卡里斯马的减弱,新领导人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找合法性。为了避免整个政权在经济上破产,就必须实行经济政策的某种调整。邪教式的造神运动无法维续,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某种松动。赤裸裸的暴力让位于思想警察的监视与威胁,新的意识形态也宣称要建设法治。“革命的总发条松动了”,后极权体制不可避免地到来。
    
    就中国当下而言,情况复杂多了:开放国门、市场经济、加入世贸、互联网、“人权入宪”,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命名的难度,需要认真分析并继续观察其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有两点可以肯定:一个是,目前的体制仍实行一党专政、言论管制、旧的极权体制的惯性仍旧在发挥作用、变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被固守,因此仍旧属于极权体制的后期阶段;另一个是,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技术等种种因素的变化,使人们获得了新的行动空间。在后极权体制的缝隙之中,真相的力量开始成长。
    
    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受到政治权利的极大扭曲、财富分配体系极度不公正,但是市场毕竟增加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和活动内容,带来了利益的多元化。尽管互联网的发展受到思想警察的干扰,但是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新的信息、新的理论、新的人际交流模式迅速发展起来了。市场的压力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也给传统传媒带来了巨大挑战:要想让人们掏自己的腰包买报纸杂志,就不能用党报社论式的腔调来教训人、来撒谎、来歌功颂德。要想与互联网竞争读者,就的迅捷地做社会生活做出反应;中宣部禁令成为新闻从业者切齿痛恨的紧箍咒。“说真话”成为报人的理想。即使在作为权力机关喉舌的党报内,也开始涌动真实的血液。传统媒体面临双重的压力——市场(群众要求真实的新闻)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和既得利益者要求掩埋真相),而真实逐渐获得了与强权明争暗斗的权力:卢跃刚在公开信中说,“这是妥协的底线,即中国青年报可以为团中央设置垃圾桶,但是决不能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个垃圾报。”
    
    法制的话语开始兴起。尽管打击异议者、限制集会游行示威、没收财产和圈地运动也打着法治的旗号,但是在法治话语之下,民告官、民间维权运动发展起来;司法改革启动、律师队伍扩大,法庭上的艰难较量也已经开始;学者也利用法治人权话语的正当性来主张违宪审查、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借助互联网和国际舆论,网络签名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跨国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民间社团、网络虚拟社团、网友聚会开始壮大起来。民间的交流规模与交流质量迅速增强。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够培育民主的精神和技术;而且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够接近真相。
    
    因为更多的人们已经觉醒,已经决定生活在真实之中;因为后极权体制提供了有限度交流的可能性,一件重要的事情必然出现而且已经出现——那就是一部分人开始了与极权生活相平行的生活,不仅仅物质的、社会的,而且是精神的和灵魂的。那些面对真实的人们开始重建公民社会,创造“独立的社会生活”、“平行的文化”,这种创造性的生活形式或精神立场因为人性的需要而吸纳了自觉的人群。我在《大学生社团的使命》一文中写到,“在一个贬低公民人格的社会里做一个负责任的现代公民,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宽容精神,在一个缺乏民主的体制下开始我们的民主实践,在一个限制自由的体制下探索自由的可能性。”真实的生活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起来。
    
    一个人只要开始反省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在历史中的责任以及准备对自己的心灵负责,他/她就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投入到真实的生活中去。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开始拒绝伪生活,这甚至和政治“无关”。一个农民不再逆来顺受,而是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力;一个教师不再害怕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一个网民想办法突破网络封锁去阅读官方禁止的作品;一个母亲告诉孩子六四的真相;一个作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写文章;一个导演拍摄真实的电影;一个学者组织自己的读书小组;一个乐队私下演出自己的曲目;一个选民投出自己真实的一票;一个记者在互联网上曝光被毙掉的稿子;一个社团绕过官方的批准程序而举办讲座;一个摄影师拍下民间真实的镜头;一个警察拒绝参与刑讯逼供;一个法官拒绝按照上面的意图作出一个违背自己良心的判决;一个历史的亲历者说出自己知道的那一部分真相;一个公民公开地表达对非法暴力的抗议。——仅仅因为他们想对自己负责,谎言政治链条一节节中断了,而恐惧感渐渐地克服,孤立感渐渐地消除,真实之网开始艰难地交织。恰恰是后极权体制对日常效忠仪式的需求和对谎言的依赖,使得这种制度相当脆弱。与会者的一次举手反对、演讲人的一次脱稿演讲、一本地下读物的流传、一封公开信或一份退党声明,都有可能威胁极权制度的总体、击中它的要害或引起多米诺效应。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它意味着对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的双重胜利:用真相取代谎言,用非暴力面对暴力。
    
    一个流行的伪善观点:等一个自由的制度到来的时候,再决定生活在真实之中。因为在等待中谎言和恐惧已经在侵蚀和异化我们的人性;因为我们如果持续地拒绝真实,就将失去在真实之中生活的能力;因为一个自由的制度唯有通过不自由的制度之下人们追求自由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自由不是一个礼物,而是一个任务。——“只有奋战不懈的人,才配拥有生命及自由!”(歌德)我们无法抛弃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来理解我们自身、来实现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只能通过他自己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种存在。”(哈维尔)命运选择了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极权制度之中,也选择了同样的人们为自由和真实做出贡献。
    
    加谬说,没有对生活之绝望就没有对生活之热爱。那些不再恐惧、探索自由,不再厌倦、热爱生命,不再说谎、追求真实的人,是那些深深体验了极权之黑暗与生活之苦难的人。我们能否实现自由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对极权制度、对历史真相的了解和思考;而我们抵达真相的过程,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生活的本质及我们存在的意义。
    
    2004-8-13初稿
    2004-12-27完稿,北京
    (感谢作者同意新世纪刊发,并感谢张耀杰先生的推荐)
    
    转自新世纪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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