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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工讲述他们的2004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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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5年2月24日)
    
听民工讲述他们的2004年

      编者按:他目光低怯,只有满面石灰的时候,那双眼睛才勇敢;他把那双真皮皮鞋擦得锃亮,一到工地就脱下来,偷放在东家还没启用的柜子里,走时换上,对着那纤尘未染的皮鞋笑得很乐;他刷墙的时候用报纸折个帽子扣在脑袋上,嫌碍事又弃之不用,头发、脸上、鼻孔与脖子全是粉尘,他冲着水龙头抹两下,倒更像个半成品的石膏人;他没坐过地铁,因为舍不得3块钱,但是公交车总令他不自在--只要有他在,以他为圆心,方圆一米之内往往没人;他对他的所有东家的态度都很冰冷,这样,他就不怕他们对他更冰冷;他觉得城里的女人真好看,可是越是好看的女人,看他的那眼神儿就越带着飕飕的小刀子;他攒了五个月的钱买了部二手手机,没用几天就没声没影儿了,他去找卖货的,人家把他打了一顿;他好几次因太晚赶不上公车而步行回住处,路上被盘查,他花了好几天的伙食费办了暂住证;他一年到头攒了3000块钱,存在一张卡里,他期待着回家时到提款机里把钱都取出来,就像城里人那样,"奔儿奔儿"按几下按钮,就可以"刷刷"地取钱;他还想去超市刷一回卡,他每次看到城里人刷,都觉得他们真牛;他把卡掖在裤腰里,隔一会儿就偷偷按一下,那里是他回家的全部理由......   他……,他就是他们。  在我们的城市里,日子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具体,因为那是他们用来计算工钱的计价单位;钱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像钱,因为5毛钱能在市场收摊的时候买回一堆菜叶;生存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简单,因为他们不敢有太多的要求;身体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强壮",因为他们不敢生病;亲情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温热,因为他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就是为了给爸治病、供弟读书、给家里添头猪;城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虚空,因为他们只"看"过抽水马桶,只住过初级阶段的高楼大厦的水泥地,只"听"过商场里的音乐;春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快乐,因为一年里终于可以有这么几天,他们能体面地、尊严地、享受地过  本期专题,我们听民工自述,这一年。  这一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关注;这一年,政府为他们撑腰;这一年,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  而生活对于他们,比对任何一个人都更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简单。  【“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陈敏  地点:北京南二环某住宅小区  时间:2005年1月9日下午2点  人物:陈力松,男,33岁,北京某装修公司瓦工  我17岁时进了家乡的工厂,后来被机器削掉半个手指,心有余悸,就跟人出来当瓦工。去过广州、上海,还有新疆。你问我喜欢哪个城市?反正都是高楼大厦,没有一片瓦属于我,我只关心工资高不高。2000年到了北京,挣钱多了点儿,就待下来了。  在外面打工,就怕辛苦换不来半两米。温总理替我们讨薪,听说过,但是黑心老板还是灭不了。我遇过一回。老板溜了,工人们都傻了,把玻璃砸碎,有个人站在楼顶嚷嚷半天,突然跳了下来,“120"来得晚,"呜呜"声叫得人真难受......   我还怕歧视民工的业主。别小看贴瓷砖,排砖弹线、哪里贴花砖,腰线多高,都要细琢磨,我把每面墙都当作自己的作品。有次干完活儿,业主验收,她的朋友都说好,她板着脸说,民工就这点本事呗,赶着往城里挤,搞得空气都脏了!那个眼神,跟那次“120"的呜呜声一样,捅到我心里!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16年里,我走了不少城市,带着同样的编织袋,塞满褥子和锅碗瓢盆。前年大街小巷都唱什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一听,我心里就泛酸,打工啊,真是苦。一年到头就是一床被褥,能补就补,都不换。冬天冷,同乡劝我再添一床,我舍不得。晚上,就在业主的新家找块水泥地,铺开褥子,和沙子、腻子、油漆、瓷砖睡在一块儿。还好,北京人家里都装有暖气,就碰上过一家没装的,那天下大雪,晚上被冻醒了三次。  醒了我就想想老家的春天,油菜花一开一大片,想想秋天,稻子那个香……多少年都没有见过、闻过了。真的,如果在家里一年能挣到1万元钱,我肯定不出来打工!  2004年11月,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让老婆孩子来北京玩儿一次。我在四环外找了间十来平米的房间,和房主讨价还价,压到月租220元。换掉工作服,我带她们母女爬长城,游故宫。她们在天安门看升旗,我就看着她们笑,有点儿做主人的感觉。逛王府井的时候,都是好吃好玩儿的,12岁的女儿很懂事,啥都不要。20多天下来,我们花掉了3000多块钱,照了足有10厘米厚的照片,很开心......   她们该回家了,我想把老婆留下来当帮手,就是和和水泥泡泡瓷砖,活儿不重。老婆犹豫着问女儿,女儿说:“妈妈留下吧,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  亏了女儿的体贴,生活好多了。以前自己洗衣做饭,拌个黄瓜要吃一天,头疼脑热也熬着,现在有伴儿了。昨天晚饭,老婆煎了两条鱼,我喝了点儿小酒,很香。老婆不嫌弃睡地上,就是不忘每周打个长途回家,叮嘱女儿好好读书,不要像她爸妈命苦。女儿笑着说,放心放心!听她奶奶说,开始她还背着人哭,现在好了。  要过年了,活儿排得更紧,每天从早干到晚,想给孩子挣个新书包,给爹妈买点儿北京特产。一睡下,才觉得浑身疼,但想到回家,我就好受了。一年一次啊!前天,有个人问我,到南京的硬卧车票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我都是坐着或站着20多个小时回家的,从不觉得累。  你问我幸福吗?很快就能看到家人,睡在自家暖和的床上,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幸福吧。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陈力松:一两万吧。我挺满意的。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去北京火车站接老婆孩子,第一眼看到她们母女的时候。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陈力松:女儿学费太高,尤其是建校费。在家种田根本供不了她读书,还得打几年工。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父母老了,农忙我还帮不上;城里过节,别人都团圆了,我只有一个人。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陈力松:希望能再多挣一点钱,一点点都行。  【“我想回家,却不敢回”】  采访-谢胜瑜  地点:广州天佑家具厂职工宿舍内  时间:2005年1月6日晚8点  人物:李一兵,男,27岁,电锯工  我2004年初来到东莞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家塑胶厂打包。这活儿贼苦,一天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更糟糕的是,厂子伙食太差,工友们狼吞虎咽,我就是咽不下。没熬到半个月,我就走了,可事先交的300元押金和身份证,怎么都要不回来。  没办法,我只有打电话让父母寄钱,又办了临时身份证,继续找工作。折腾了一周,我进了个私人办的小化工厂,负责搬运原材料,这活儿也不轻松。原材料里好像有硫酸,溅到衣服上就烧个洞,溅到手上疼得钻心,溅到眼睛里,那肯定成瞎子。我提心吊胆地干了三个月,又不习惯那股怪气味儿,还是走了。  农忙的时候,我双手空空回家了。邻居们都议论呢,谁家的谁带回多少稀罕东西、寄回多少钱,见到我,他们都不问。只有一回,爸妈叹着气说:“咋回事?你一个高中毕业生,打工还打不过村里小学初中都没念完的娃?背运啊。”  哥哥见我着急,说先学好一两门技术活儿再出去,学摩托修理、驾驶什么的,还说,愿意出钱让我读个民办大学。我觉得自己都二十六七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大笑话!临走时,我要了300元做路费。爸说,也不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明年车票能自个儿买就成。我的脸烧得慌。  要多挣钱,就得找份像样儿的工作。一挤下火车,我就买来报纸翻看招聘广告。公司文员、厂报编辑的工资一般都超过千元!读中学时我的作文都是范文,这活儿我能接下来吧?我到一家家职业介绍所排队领表、面试,那张高中文凭掏出掏进,弄得皱巴巴的。有回,我找到一家厂报编辑部。对方问,你发表过文章?我摇头。对方又问,你中文系毕业?我还是摇头。对方变脸了,你开什么玩笑!  接连碰壁,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每晚都睡不好,特恨自己:恨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恨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同乡劝我,你要真能写,弄张假文凭混进去再说!名牌大学的文凭在大街上就卖100块!又说,某某也是这么弄,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神气得很。  我宁愿失业,也不能作假。每天报纸登的好工作很多,可是不属于我。一个月后,我才找到这家家具厂,守机床。每天14小时的工作,车床轰隆隆地响,木屑粉末满天飞,堵得嗓子眼儿老要咳嗽,还常听说有工友被电锯伤到......除了周日下午,都得待在厂里。到月底数着那八九百块,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  国庆节的时候,家里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张罗了个对象。那女孩也在广州打工,也有高中文凭,还是主管。我不乐意,爸就说,那你今年过年带个回来!呛得我说不出话。我在家中最小,爸妈都快70了。按村里乡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得下地种田。我按他们的吩咐找过那女孩两次,没什么自信,渐渐死了心。  一晃又到年底。27岁,在我们老家已是大龄青年。回想这一年,觉得挺对不住爸妈:没挣到钱给他们养老,也没找到媳妇给他们添孙......想回家,不敢回。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李一兵:没算过,一年里三进三出,除去用的,我只给家里寄过1000块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李一兵:老板原来说要押两个月工资,昨天听说不押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李一兵:赚不到钱,成不了家。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李一兵:害怕过年回家,害怕爸妈每次打电话都说找媳妇的事。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李一兵:向电影里的傻根学习,能一次带上6万块回家。  【“期望是人家大学生的事儿”】  采访-王国华  地点:长春市重庆路某麻辣烫餐馆  时间:2005年1月7日上午9点30分  人物:刘翠莲,女,24岁,服务员  我老家在农安县三岗乡,离长春就100多里地,但很少有时间回家。打工两年了,每天刷碗、端盘子,太阳在窗外升了又降,忙忙乎乎的,天就黑了。你问我人生的意义?我从没有想过,就想着把手里的这个碗洗干净再说。  活儿挺琐屑,总没有时间溜达,也好,一年我能攒4000多块钱。给父母打电话,他们挺高兴,说比种地合适。不过,屯子里不收公粮了(注:从2004年开始吉林省作为全国的试点,取消一切农业税费),种地比原来合适了。  挺想念那个屯子的,偶尔也想想前男友大刚。当初,我老舅介绍他在一家洗浴中心当保安,他天天兴高采烈,一回来就讲,那里的小姐怎么漂亮,怎么开放,也不管我的脸色有多难看。后来他下了夜班,也不来接我,就在网吧混着。  去年夏天,大刚弄了回时髦的网恋,为一个面都没见过的女孩去了外地,打电话回来,让我别再等他,他有新相好了……那晚我没合眼,泪水把枕巾湿了大半。我和大刚一块儿长大,以前在大屯他是多么忠厚的人,才一年多,他就变心了。是不是这个城市教坏了他?  伤心的人最怕过节日。尤其是圣诞节,重庆路上的情侣一对一对,穿得漂漂亮亮,说着笑着,我想看又不敢看,怕心酸。那天晚上,客人一拨拨地来,我们都快跑断了腿。正忙着呢,老板招呼我,小莲,电话!那会儿,我真希望是大刚打来的,对我说,他想重归于好……  过去一接,是我妈的声音,叮嘱我过年回家时,别忘了给我爸带点药。你不知道,城里人把圣诞节折腾得这么热闹,真让人想家。我就对妈说:“妈,节日好!”“什么节啊?”“现在长春都过圣诞节呢!洋节!”我妈乐了:“祝我老闺女节日快乐!”我也乐了,本想还多说几句,看老板吊着眼睛,不得已放下电话。  是,每年回家我都得买药给我爸。我爸有哮喘,一到冬天嗓子呼噜呼噜的,喘不过气来,只能靠药维持。50刚出头,他的头发就白了多半,让人看着揪心。前年冬天,我哥打电话来,让我赶紧回家,说爸快不行了。我疯子一般赶到农安医院,我妈坐在抢救室外哭:"老头子,你等咱老闺女出了门再走也不迟啊!"我一下就哭了。还好,我爸命大,鬼门关不留他。  我赶回长春之前,妈妈说:找个婆家算了,就待家里。你看谁谁的娃都会背诗了!想想,24岁的姑娘,连对象都没有,有点寒碜。但我没同意。这个城市带走了我的爱情,也慢慢带走了我的时光,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城市生活的感觉,看着漂亮的情侣,走过重庆路。  过完年,我还是会回到这里,把每个碗都洗得干干净净,能照出每个人的笑脸。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刘翠莲:一个月能挣600块,只比大厨低,一年有7000多块呢。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刘翠莲:现在我每月都要省出几块钱买两次彩票,如果中了大奖,我就在长春买大房子,把我爸妈都接过来。想到这里,就特别开心。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刘翠莲: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不想端一辈子盘子,但我文化低,又能干什么?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刘翠莲:怕爸犯病,怕接到家里的电话,没准就是报丧的。我爸不容易,他还没享着福呢!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刘翠莲:期望是大学生的事情,我哪敢有什么期望?好好活下去吧。  【“这一年差点换来个魂飞魄散”】  采访-张敏敏  采访时间:2005年1月20日中午12点  采访地点:上海闵行区浦江镇丁连村  采访对象:朱俊兵,男,25岁,丁连村官锋制衣厂裁剪工  这一年真够悬的,出门打工最怕踩到的地雷,偏偏被我踩上了,差点儿就魂飞魄散。  不能说没有防,防不了。当初找工作,听说厂老板是安徽人,是老乡,我的心放下大半。进了厂,我们20个工人去找老板签用工合同,老板哈哈笑着说:"我在这儿开厂都七年了,还会赖账骗人吗?相信我,绝对没事!"他的眼神不能不让人相信,于是我们没带半张字据就走了。  打工的生活很艰苦,有时连续三个月加班,几宿不合眼,人累得都站不稳,可老板从不加工钱,每月只给200块,说剩下的工钱帮我们攒着,年底给清。在上海,200块就够喝稀饭的,一年多我瘦了好几斤。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相信老板。2005年1月13日,老板招呼人,把库存的3000套成衣装了满满四车要拉走。我们问怎么回事,老板拍着胸脯说:"赶去送货要货款,无论如何一定会在你们回家前把工钱结清!"哪有人大白天睁眼儿说瞎话呢?老板上车前,还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都去订16日的车票回家,15日我一准把工钱带来!"我们都点头说好。  1月14日一大早,我们去找老板,门敲烂了也没人应,窗帘把一切都遮得严严实实。没办法,我们冒险爬到天窗上,一看,差点儿从屋顶摔下来!老板家里空荡荡的,值钱的东西全搬走了,只留下几件破衣服!  抱着一线希望,我们赶到加工车间,原来的布料产品全部消失,只有一台台破旧的机器。打老板手机,已关机。大家又找到面料供应商的电话,那边说,你们老板跟我的账早就结清了!后来费劲找到老板老家的电话,但那边一无所知……  这下全完了,我的腿直发软,女工们都哭了。怎么办啊?难道白白辛苦一年?现在生活费都不够,拿什么回家过团圆年?我们都是拖家带口的,家里就指望着这点儿钱呢。  看来老板早预谋骗我们了。他也太黑了!大家一边咒骂老板,一边商量去退火车票。都没有心情吃饭,也没有钱买盒饭,又冷又饿地缩在小宿舍里,一筹莫展地叹气。后来有人提议找报社,帮帮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打工者。  报纸报道后,市里领导很重视,迅速责成相关部门解决问题。有些上海人还捐钱到报社,帮我们垫路费。1月18日,丁连村村长特地到厂里来看我们,掏出自己的钱,让我们买点儿好吃的。当天傍晚,丁连村给我们每位都垫付了工钱。这笔血汗钱失而复得,连我们这些男人都高兴得想哭。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  可是还有人回不了家。老乡老周来找我,哭丧着脸说,全完了!老周是做木门的,2004年就帮宁波路上的一家装潢公司做门,一共30多扇门,工钱9700元。送货上门时,对方说:先给你一个欠款条,过几天来拿,今后还有生意交给你。老周说好好好,拿着白条走了。再去,已经人去楼空......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朱俊兵:当裁剪工赚了1.1万块钱。  《中国青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朱俊兵:老板卷走了我们的工资,幸好遇上好心人,要不回家过年就是空想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朱俊兵:老板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啥时能够彻底解决啊?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朱俊兵:你信任一个人,却被他欺骗。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朱俊兵:还来上海打工,希望好心人还是这样多,坏东家越来越少。  【“期待明年的平板车”】  采访-王不了  地点:成都街头  时间:2005年1月17日下午2点  人物:赵德富,男,31岁,成都荷花池搬运工  2003年年底,我跟老乡来到荷花池。一下火车,就觉得大城市不一样,看那些站在高板凳上拍巴掌叫卖的人,都觉得新鲜好玩儿。第一天,我就当上了搬运工。没文化,只有下苦力的命。  不熟悉的老板喊我“扛包的”,知道我名字后就叫“老赵”。其实我才31岁,小孩儿还不会打酱油呢。都怪这活儿累,我晚上挨床就睡,早上睁眼就出门,胡子拉碴的,就变成"老赵"了。  刚来,我和老乡住在一间黑屋子里,睡大通铺,进门只能脱鞋上床。到七八月天气一热,屋子里汗味、脚臭味混在一块儿,我实在受不了,开始琢磨“新家”。有天晚上,我出去转,看到人民北路的屋檐下睡满了人,凉快自在。第二天,我就裹个麻布口袋,找了家眼镜专卖店,门口有大理石地面,睡着特凉爽。那晚是累了,倒地一觉睡到天亮。后来就发现麻烦了,睡马路总有汽车吵,喇叭“嘀嘀”的,特烦人。到了秋天,地上很冷,更睡不好,早起脚步都是虚的,背起东西也东倒西歪。想想,还是住房子吧,把身体糟践坏了,找不到活儿还不得饿死?我还是住回大通铺。有天晚上,经过眼镜店,已经寒冬腊月了,冷得牙齿直打架,还有几个兄弟蜷着身子睡在那里。他们真是好体格。是我太挑剔了?  想在荷花池挣钱不容易,现在的老板都精明得跟鬼似的,特抠门儿,大笔的钱吃喝玩乐,眼睛都不眨一下,轮到支付搬运费,就几块钱的事也斤斤计较,啧着舌头好像我占了多大便宜,吃了他们的血肉。  可也不能回去。小孩过年就该读书了,总不能让他不识字,今后跟他老爹一样卖力气吧。一说出来“混钱”,老婆就答应了,那晚上还给我打了荷包蛋。  出来人生地不熟,卖苦力又活活让人脱层皮,这些我都得担着。就怕遇到什么事,小人物经不起折腾。像上次,我狠个心买了辆二手单车,这样来回快点儿,可以多赚点儿钱。几天后,老板让我送点瓷器,在成大市场门口正转弯,另一辆单车迎头就扑过来,心想坏了!噼里啪啦,我的老天,瓷器全碎了!行人说,你的手在流血,我哪里顾得上,就是扯着那小伙子去见老板。小伙子才十七八岁,脸都吓白了,说自己也是打工的,刚出来几天。看来比我还穷还可怜,算了算了。那次,我磨破嘴皮,老板死不松口,还是赔了800多块,从小布包里数钱的时候,心像针扎一样疼。今天想起来,还是疼,大半年的血汗钱啊,本来是要寄回家买头母猪的,全泡汤了。  我的生活很单调。白天忙着背包,晚上睡下了,除了想老婆孩子,就是想着如何中500万的彩票,梦里都想。听人说,重庆就有人中了几千万的彩票,他的运气咋个这么好?哎,我要是中了彩票,龟儿子才出来搬东西!我现在在戒烟,省下烟钱买几注彩票。  回家过年是肯定的,不过可能要等到大年三十,赶在春运火车票提价之前。家里人都盼着我呢。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赵德富:将近3000块吧,刨开那次赔的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赵德富:买彩票中过10元钱。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赵德富:摔坏别人的瓷器,大半年白干了。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赵德富:哪天生病了,孩子老婆没人养。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赵德富:想买个平板车,这样好搬运物品。  【“我是一个拿着CCNA证的民工”】  采访-本刊记者李海波  地点:《中国青年》编辑部电话采访  时间:2005年1月14日下午3点  人物:高明伟,24岁,深圳某建筑公司网络布线工  我当年连考两年都没考上大学,我是家中老大,不想连累家里,最后决定不考了,都19岁了,凭这身力气一样能挣钱!  之后的半年里,我从陕西贩过花椒,去山西倒过焦炭,也曾在邻县的一个小煤窑下过一段时间井,还在一个修公路的工程队里拌“大料”,就是把沥青和石头混在一起的活儿。到春节算了算,挣了2000多块钱,刚好够弟弟妹妹下一年学费。可这样干下去,我自己没啥收获啊,除了比上学时更不怕苦不怕累,这样的生活让我看不到头在哪里。一起打工的堂哥给我作过一个"规划":出门打工三年,挣1万块钱存着,然后回家娶媳妇,我是高中毕业,肯定能"说个好的"。说实话,这曾对我有相当大的诱惑......   后来,在县城电信局工作的表哥要我跟他到兰州做一个工程,工作就是给网络布线,其实也就是负责在墙上打孔。一个月给500元。  布线几乎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我要做的只是从机柜里的交换机上引出一根网线到一楼,这根线拉到一楼必须要穿墙打洞,还要绕若干个圈子。  表哥自己做得一手好活儿,机柜里乱七八糟的网线他三下两下就可以理得整整齐齐,登高下低打洞穿管拉线更是不在话下。拿着冲气钻一阵狂轰后,接下来的拉线很快就完成了。那天打完了墙上的孔,表哥问我:“你将来想做什么?”我茫然地看着他,不知从何说起。眼前的繁华我知道距离自己无比遥远,可我甘心回到那个连水也没有的老家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吗?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我决心好好学习业务,既然是与网络有关,那我就该精通这方面的知识。此后三年,我一边布线一边学习,成了一个精通网络硬件知识的“土专家”。  2003年,我决定到深圳看看,哪怕摔个头破血流,也要看看自己能不能不再仅仅是一个布线的民工!  在深圳我被一家做系统集成的公司录用做业务员。对我来说,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每天出去漫无目的地去拉单子,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一个单子都没有拉到,可能是老板看我为人还算老实,也没有责怪我,反而是公司里有什么布线的项目也让我跟着去帮忙。  第一次让老板大吃一惊是在给一家台湾企业布线时,记得网线引入机柜时刚好赶上下班时间,因为急着回家,技术员在他们的机柜下面一阵狂拉,然后插到交换机的端口上就走人了。谁知第二天早上就接到了对方电话,一顿劈头臭骂,说我们搞断了他们的网络通讯,很多国外的分公司都访问不了他们的服务器……公司派了好几拨人过去,都找不到故障原因,这下可急坏了老板。  当时我就想:不至于吧,不就是一个布线的问题吗,怎么会影响和国外的通讯?一定另有原因。“让我去试试看吧。”老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同意我去。  我费了老大的劲儿,才找到毛病:施工的工人太着急,把路由器一个插头的针给弄断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跑业务了,老板安排我专门负责公司布线的技术问题。可是,除了工资高一些,还不是和我这几年所做的没什么区别吗?我不还是一个稍微高级一点儿的民工吗?  2004年5月,我离开了那家公司,决心学点儿知识。我能学什么呢?我想起了CCNA,我大概知道CCNA是关于网络基础知识和CISCO的操作软件知识,可是考试是全英文的......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大概也就只记得26个英文字母了,能去考吗?还有昂贵的培训和考试费用从哪里来?最终我还是东拼西凑买了台二手电脑,幸运的是,我发现了一张光盘上有网络基础知识和CCNA的中文教材。  我开始了自学,空闲时间还是帮别人做做网络布线的活儿。和我一块儿租房子的人是一个学校的研究生,因为要考托福,拉了根电话线上网,我搭了个顺路车,下载了很多新的模拟软件和模拟考题。  五个月后,考前第三天,我把模拟试题做了一遍,正确率基本上达到100%,2004年10月27日那天,我顺利通过考试,就这样,一个高中生把CCNA给过了......   可接下来我试着发出去的简历100%地没有回音,甚至在一个高级人才招聘会上,有一个人看到我是高中学历很委婉地暗示我说:"这里不是你来的地方。"我当时难过得真想哭,我还是忍住了,的确,在几个月前,我还只是一名民工,欠缺的东西不是一个证书能弥补的......   春节前我找到了一个和原来差不多的新工作,再次扛起沉甸甸的冲气钻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开始我的民工生活,但是我不后悔这五个月所付出的努力。我毕竟成功了,我毕竟取得了我在一年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成绩。而且我有了新的目标,以前我一直觉得做民工就是我的命,现在我却坚信我不会永远只是一名民工!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赚了多少钱?  高明伟:刚开始半年挣得多点儿,存了一万多元,后来断断续续活儿少了,租房子买东西,现在手头还过得去,还有四千左右。春节前应该能寄回家一些。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高明伟:最开心的是考CCNA通过,最伤心是妹妹没有考上大学,我希望她能复读,我不希望弟弟妹妹和我一样。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高明伟:没有安全感,不时地会有种恐惧的感觉,城市生活我无法完全融入,有时候,一些眼神能让人不开心很久,这是和我一样的民工最苦恼的事情。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牵挂和最害怕的还是家乡的消息,去年没有回家,父亲身体也不太好,我现在接电话,都怕是妈打来……担心。  《中国青年》:新的一年有什么期望?  高明伟:找一个能发挥网络技术特长的工作。  (摘自《中国青年》)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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