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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敬回朱健国一二三(全版)
(博讯2005年2月24日)
    
    
     (博讯 boxun.com)

    一
    
    
    
    老朱对我的点评我以为略失风度,不仅偶见文理不顺,错别字也较多。可见写作时心气不是太静。对此就不必展开叙述了。
    
    简单声明几点:
    
    1,我不是所谓“知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引号的也不是。谢谢老朱加冕,但请老朱不要过高估计我的所谓“误导力量”。
    
    2,传讯有其事,但以此推论“洗脑”则令人发笑。
    
    3,至于我理解的公民写作,你的引述很不完整。在此我给你转一下:
    
    
    朱健国先生抨击鄢烈山的第二个理由,是鄢烈山主张公民写作。这点我跟朱健国先生当面讨论过,我不认为这个主张有什么错。是的,中国离公民时代还太远,但因此就不能有公民写作吗?所谓公民写作,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以主子的姿态来写作。你可以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一个公民,事实上不承认天下有我的一份,事实上不承认我是主子你是仆人。但自然法和人间法都赋予了我公民的地位,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是的,你可以限制甚至彻底抹杀,但我可以依据自然法和人间法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从来都是自己争来的而不是恩赐得来的,不可能统治者把我当公民我才把自己当公民,统治者不把我当公民我就不把自己当公民。恰恰相反,统治者愈是不把我当公民,我愈要把我当公民。这就跟民间通常说的,人家愈是不把你当人,你愈要把自己当人,是一个道理。这正体现出强烈的尊严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不让我关心,我偏要关心,你不让我参与,我偏要参与,你不让我评说,我偏要评说,你要我放弃,我偏不放弃,你说天下只是你的,我偏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每个人都有份。即便为此付出代价。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公民写作,就是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捍卫公民权利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驯服公权为主题的写作,就是以呼唤公民时代为主题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难道不是当下中国最紧要因而最有价值的写作吗?
    
    
    我认为老鄢主张的公民写作,与我以上所述并无区别。因此我无法理解,老鄢主张的公民写作,怎么竟然成了“与官府保持一致的”、“以‘公民写作’的新瓶重装 ‘讲话’和‘新基调’精神”的“老调新弹”?这恐怕只能归结为妖魔化吧?毫不理会人家解释的“公民写作”的本意,非要说只有你解释的那种“公民写作”才叫 “公民写作”,天下独此一家绝无分店。然后按照你解释的“公民写作”断言“公民写作”今日之不可实现,贬斥别人主张“公民写作”为“别有用心”。此种文法,恐怕谈不上公道和厚道,而应该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警惕的。
    
    
    4,关于鲁迅与胡适,可以有两种判断。一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老鄢偏爱胡适,自有他的道理。你偏爱鲁迅,也有你的道理。至于究竟谁高谁低,吵是吵不出来结果的,各自拿社会实践说话,亦即各自拿作品出来说话,看谁的作品对中国的文明和进步的客观推动作用更显著。这是消极之说。二是积极之说,有个现象颇堪玩味:偏爱鲁迅的,在今天多是作家诗人;偏爱胡适的,在今天多是历史学者。可能因为历史学出身,我也更多地偏爱胡适。虽然我也认为胡适有太多不足,但与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相比较,胡适一派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后来中国的历史悲剧所负的罪责要轻一些。在我看来,后来中国的历史悲剧,仅仅追责某个政治组织那是太轻飘了,掌握了话语权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其实也该负责任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尤其要在良心上负责任。这不是为了指责那一代知识分子,而主要是为了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这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不再重复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错误,不再为人火中取粟,不再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激情和浪漫当然是人生所需,但那更适合艺术创作而不适合政治,政治是一门科学,它需要的只是严格的理性。所以,鲁迅固然仍有价值,但鲁迅决不应该是今天的至尊。今天还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把鲁迅奉为至尊,而不容许稍有非议,这只能意味着今天的知识分子对历史反思的深度太有限。这话说来太长,值得写篇大文章,姑且就此打住。
    
    
    5,关于督战队问题,我是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督战队的。如果实在有人偏好督战,我仍然要以俗人的身份说句俗话:那你先争得督战的资格再说,自己先上火线拼杀,自己先牺牲先奋斗,然后拿你斩获的人头和你身上的伤疤跟人家比比再说。不要只在知识界一味内斗。只在知识界一味内斗不是好汉,以这样的身份出来督战是不可能服人的。
    
    
    6,老鄢告别杂文我理解。我不认为这是坏事。一位著名青年作家多年前对我说过,对杂文家要小心点,因为杂文家太好斗,杂文家太刻薄,杂文家太专断——包括对自己的同道,杂文家太长于破坏而少建设。我不认为杂文家都如此,事实上很多著名的杂文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我认为他们为人都很和善。但的确,那个著名青年作家说的话,是能够在极个别的杂文家身上得到验证的。老鄢要告别杂文,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不写杂文不等于不从事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事实上今天中国所有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中,影响最大、对社会进步推动最大的似乎并不产自杂文领域。以此责备老鄢,似乎告别杂文就等于投降,恐怕也有妖魔化之嫌吧?
    
    
    7,关于所谓体制内体制外。再看了一遍,老朱的雄文确实不是针对老鄢的体制内身份,而是批老鄢为所谓“焦大”,批老鄢所谓“体制内思维”。这一点老朱辩驳有理,是我过于敏感。谨此向老朱认错。但批老鄢为所谓 “焦大”,批老鄢所谓“体制内思维”,我仍归为荒诞。似乎当今之世,要么就赞成老朱的鲁迅风,要么就是所谓“焦大”,就是所谓“体制内思维”;只有这样两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决无它路可走。这种绝对化、简单化思维,不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水平,不可取。可见老朱老矣,要跟老鄢在同等层次上对话,还需要熬很多夜,更需要心态上的平淡从容和开放包容。
    
    
    我也是打工吃饭的人,没有太多时间在网上论战。此文算是介入鄢朱纠葛的最后一文。以后若有叫战,恕我只能免战。抱歉。
    
    
    二
    
    
    
    此次争论,我最大的感慨,应该是两点。一是写杂文重要,做人更重要,怎样避免职业病,怎样做到为人的平淡从容开放包容公道厚道,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否则容易把杂文的尖酸刻薄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会动不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敌人,制造敌人。也就是怎样与人为善,这是需要大讲究的。二是写杂文重要,向知识界向社会学习更重要。要知道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实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要知道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实际心理的变化情况,要知道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
    
    老鄢之长,在于这两点。其为人之长者之风,是众所周知的。老鄢学习上之谦虚之勤奋,也是让人感叹的。坦白地说,我也常常觉得老鄢老了,但他毕竟有这个自知之明,因此在努力追赶,因此在我看来,杂文界除了刘洪波童大焕等一批新锐能基本保持跟思想界前沿同步而外,比较老的一批人中,老鄢算是跟思想界前沿距离最小的。当然老鄢也还仍有距离,当然老鄢也追得很辛苦。但老鄢起码知道自己的不足,愿意追赶。而不像他的某些同行,自以为已经掌握人世间全部真理,所以他们的任务只是裁判别人,裁判一切。
    
    我之所以不愿意再继续论战下去,因为很明显,这已经蜕变为意气之争了,这种意气从老朱讽刺我被传讯洗脑而受伤未复,从老朱把老鄢通过答记者问向读者表白心迹的谈话曲解为单向度的“向当局暗告有人反对公民写作”,从老朱刻意把老鄢纵向比较意义上的“人权巨大进步”曲解为“人权盛世”,从某些人指斥老鄢的作品为
    
    “一堆文字垃圾”,老鄢的为人为“两头讨好不阴不阳”,在在表现出来。论战到这一步,让我见识了各色人等,知道了中国某些杂文家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够了。
    
    总之,在我看来,此次争论,无外两个原因,一是二桃杀三士的效应;二是思想上跟不上趟,思想上至少落后了十五年,因此根本就无法理解老鄢,无法跟老鄢在一个层次上对话。
    
    中国向来文人多学者少。因此知识界激情过剩,自负过剩,专横过剩,尖刻过剩,内耗过剩,而最重要的元素即理性一直不足。此番论战,亦可证明这一点。文人本来就有职业病,再不学会做人,再不掌握新思想新知识,则更容易流于文痞。但愿以后中国如秦晖如何家栋如朱学勤那样的真正的学者越来越多,而只会抒情只会骂人的文人越来越少。这才是中国之幸。
    
    三
    
    
    有时看了中国当代纳粹即那些极左派杀气腾腾的言论,觉得真恐怖真绝望,有这帮人折腾,中国的苦难不知伊于胡底。但近来看了某些自由知识分子的言论,同样觉得恐怖和绝望,其狭隘其偏执其极端,似不在极左派之下。比如对老鄢,我也认为老鄢的答记者问并不是毫无瑕疵,老鄢的作品我也不认为篇篇珠玑。但老鄢为文为人的总体倾向我认为绝无问题。但就有人不仅拿老鄢答记者问的个别言辞做文章,甚至因为自己填了表送了书而仍未获奖就断言所有获奖者都有幕后操作,老鄢获奖肯定是谄媚巴结的结果。还有人一方面斥责老鄢被收买,一方面把老鄢的文品贬到余杰之下——虽然我也是余杰的朋友,也欣赏余杰的文字,但窃以为余杰要与老鄢等量齐观,还需多年历练。他们差不多是要全盘否定老鄢:就文字论,“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就人品论,不过是“两头谄媚,阴不阴阳不阳的”,甚至“自动成为了掩盖的帮凶”。这完全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典型的人身攻击,令人不寒而栗。看起来只有置老鄢于死地,某些人才会快意。问题在于,杀一老鄢,他们又能得到多少好处呢?难道杀了老鄢,中国杂文界领军人物的冠冕,就真的自动落到了他们的头上吗?毫无与人为善之心,惟见刁钻刻薄阴险恶毒,这种人如果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文坛,谁说不会是周扬呢?这种人如果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政坛,谁说不会是康生呢?如果这种人配称自由派,我看我还是不做自由派的好。
    
    邪恶不止存在于庙堂,邪恶同样存在于江湖,邪恶就在自己的心中。看不到自己心中的邪恶,端以充当督战队炮轰自己阵营的同志为乐,这更是邪恶中的邪恶。
    
    
    四
    
    
    简复萧夏林
    
    
    “可见老朱老矣,要跟老鄢在同等层次上对话,还需要熬很多夜,更需要心态上的平淡从容和开放包容。”这种绝对凭空侮辱人格的语言笑蜀也说得出口。
    
    那是做诤友才说的诤言,怎么就成“绝对凭空侮辱人格”了?上纲上线太急了一点哥们。你可以认为老朱思想上的层次比老鄢高,我可以认为老鄢思想上的层次比老朱高,不过见仁见智,完全无关人格。往侮辱人格上扯,用心是不是不太好?
    
    “笑蜀本也是一高人,何以突然这般‘俗人的眼光’?是因为刚刚‘传讯’而洗脑受伤未康复,还是什么其它不便明示的原因?”
    
    我不指望你们对传讯之事有点同情之心,但至少不要这样冷嘲热讽。而这种冷嘲热讽倒不是侮辱人格,你反而不提了。这是不是选择性地失明?
    
    我的判断,不是我太切是你太切,不过哥们意气而已而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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