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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水:大运河边我倍感惭愧
(博讯200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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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更多道友 (博讯 boxun.com)

    
    
    
    被“带回”故乡五天了。这是天气寒冷的五天,也是政治寒冷的五天。除了亲友、道友的问候关心之外,一起都是冷冰冰的,在北京竟然到了国民自动悼念赵紫阳先生,想最后看他一眼,也会受到阻拦。
    
    刚才接到安徽蚌埠张林即张楚英的太太方草的电话,说楚英兄已经遭到行政拘留,警察通知了。她已经送去了被子、钱物等等。目前她正赶往警察指定的地方,去接受法律意义上的告知。
    
    李国涛、戴学武等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天了。他们多半也遭到了同样的政治迫害。
    
    我们都是经历过牢房生活的人,深知那样的生活,非常损害人的身心。牵挂而无奈,只得经常步出亲戚家门,南向五十米,便是大运河泗阳县城段的北岸。到处是萧条景色,满眼是滔滔水流。那不是水流,那是弱势群体的眼泪。
    
    看着,不由得反思近来的遭遇,想起一个月刑事拘留期间,海内外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记得鲁北先生,在水良先生主办的《网路文摘》上,将主要的支持团体、媒体作了罗列。这才让我有机会了解到更全面些的声援。正因为如此多的朋友们共同而真诚的努力,我才侥幸获得自由,尽管释放之后,又被套上“取保候审”的枷锁,但是这不是朋友们的错,而是我自己当时缺少无畏的坚决,即仅仅因为看到前来作保的姐夫身体情绪都很糟糕就走出了让步,当然根本原因是警方早已策划了这样的圈套。
    
    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遥远的声援支持,在寒冷的大运河边,至今温暖人心。
    
    惭愧的是我根本没有做出什么大有益处的事情,他们却给予了那样多的关注、呼吁、支持。其实他们才是做了很多成效显著的工作,同时我必须真诚感谢他们。
    
    他们是美国之音、亚洲自由之声、希望之声、魏京生基金会、民主中国阵线、大纪元、议报、民联、民主论坛、中国独立作家笔会、黄花岗、中国人权组织、关注中国中心、空房子诗报,同时还有很多个人,海外的,有《开放》的蔡咏梅女士、辛灏年、郑义、草庵居士、胡平、曾铮、费良勇、王策、黄河清、伍凡、王雍罡、王希哲、郭罗基、孙丰、刘国凯、陈央潮、熬博、安言(安魂曲)、徐文立、王有才、周育田、戴平山,以及其他很多朋友;国内的有卢勇祥李任科等为代表的贵州全体民运战士、吉筱林、顾万久、任畹町、李海、许万平、车宏年、姜福祯、赵达功、杨银波、鲁北、曾仁全、田晓明、冷万宝、王文江、郭庆海、井蛙等等,以及一群品德高尚的穆斯林朋友:云南的马志雄、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马驭方、马永任、薛波、哈静等等。
    
    以上提到的几家电台,是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大功臣,它们的声音,每天都在穿越专制的铁幕,向专制制度下的国民传播真实的信息和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它们驱散了多少人心上的迷雾!
    
    魏京生基金会在著名的魏先生的主持下,以及黄慈萍小姐的具体操作下,不断传扬民运的声誉,将很多大陆上的民运情况翻译成外文,由此而扩大民运的影响。
    
    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费良勇先生,以及全德学联主席彭小明先生,民阵德国部成员潘永忠先生等,都给予了很多坚定有力的支持,他们不但大声疾呼,而且还为我积极募捐到了律师的诉讼费用。
    
    我曾经向费先生和彭先生讨教,他们每信必复。费先生于2003年冬季,曾经一再来函,说明大陆本土民运必须以合法范围内的运作为主要形式。在这点上,我们见解颇为一致。另外他对专制主义的憎恨,对真善忍的肯定,都是非常热烈的,体现了他的道义精神。
    
    彭先生的邮件,经常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德国,为祖国的自由民主而作出的不懈努力,以及外国人对这种事业的关注状况。
    
    大纪元的历史功劳,和其它人权、民权的组织,以及这个阵营的媒体一样,必将永垂史册,这里无须多言了。
    
    议报,在张伟国先生的主持下,为国内不同政见的声音,同样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平台,不但让大家有很多公开见解的机会,也为大家提供一定的经济报酬。我看到了签名声援网点设立在议报那里,看到了自由民主的坚实的舆论基地。由于忙碌,到现在还没有给伟国先生等发送邮件,内心感到无比的惭愧,自己竟然是这样的缺少效率啊!
    
    民联是有历史年头的民运组织了,它的人员很多,而且很多是通晓外文的留学生,这使得它很容易将我们的信息传播给海外的它国居民。虽然和这个组织的朋友们,没有很多直接的联系,但是感激之情是毫无二致的。
    
    民主论坛,是我接触到的海外中国民运媒体最早的一家,它在洪哲胜先生的麾下,和议报一样,具有真正的民主风格,包容百家,传播了大量的宣扬自由民主的文章,并为作者提供稿酬。洪先生和我有过很多通信,我也索要过他的照片,通过电子邮件,我看到的是一位精神饱满、看上去就学养深厚的绅士学者。真的很希望他有机会来到这里的大运河边,请他为我们这里的乡亲,讲授真正的民主精神。当然我们知道,只要大陆一天不实现民主宪政,就一天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专制制度总是要有意识造成人民的隔绝状态,以便统治阶层垄断讲坛,传播他们的“专制有理、民主不宜”的说教。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这次大力呼吁,使得营救之声浪此伏彼起。一月二十四日晚九点,我到了故乡苏北泗阳县四姐的家里,前几个拨出的电话,就包括这个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先生,他是我的校友,是中国任何一个赞成、支持自由民主的人,都很敬佩的作家、学者。多年来,我试图向他邮件请教,可是,就象发送给余杰教授、刘纲先生等很多人的邮件一样,对方总是接受不到。后来我有过少量的电话问候请教,但是或许是北京的政治气候极端地恶劣,平时文章中潇潇洒洒的晓波博士,却是非常持重的。今天在网络上,看到他昔日的一张照片,才知道他五官堂正,一脸心地无私的坦然神态。
    
    另外独立笔会的蔡楚先生,以及其他很多笔会朋友,都为救援我们,操劳了很多。我多么想请他们来到运河岸边,一起深入到民间,和这里憨厚质朴的村民,一道饮酒畅谈,交流各自对自由民主的观点。
    
    黄花岗,是一家品位很高的杂志。它的主编是著名的思想家、学者辛灏年先生,他的签名留言,慷慨激昂,显示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也看到了这个杂志的编辑部的孙云先生等,作出的正义支持。从前,我曾经发送过邮件,企图和孙先生建立沟通交流。
    
    中国人权组织,一直支持我们坚持于困境之中。近年来,虽然我们联系没有以前多了,但是刘青先生、焦柏固先生等,仍然是我经常思念的朋友。本来很想经常给《华夏电子报》撰写文章,或提供新闻信息。但是由于生存的压力,使得这样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
    
    自从我开始《漫游中华见闻记》的写作之后,和关注中国中心的徐文立先生,就有了沟通交流。这个中心的网站,经常刊登我的文章,并于此次声援中,给与了支持,于此表示感谢。
    空房子诗报的主办人是诗人杨春光,他生活在辽宁锦州,以前我们有过电话、邮件的交往,交谈十分融洽。以前在这个网站上发表过诗歌,这次这个网站发出呼吁释放我的声音,让人感激之余,认识到无论国内如何政治高压,正义呼声总是连绵不断。在云南的时候,于网络上看到他生病,朋友们发起募捐。我本来理所应该尽点力量的,无奈有点剩余时,就忙碌得如同救火一般,因此没有空暇,而有空暇时间的时候,通常就是寸步难行的时候。现在一想到我至今还没有帮助过春光兄和颜均等受难朋友,自己就异常地惭愧内疚。
    
    说到个人,我只将谈谈看到的一些朋友。比如说蔡咏梅女士,她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编辑,1990年春天,她在《香港时报》任记者,我在香港铜罗湾的京士顿小客栈居住,电话邀请这个报社的记者前来交流,她就来了。我们谈了很多,一是六四以后内地民心民情,包括市场价格的变化问题,二是大陆的民运阻力在那里,记得当时我还特别说了共特到处都有,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阻力。
    
    那个时候,蔡女士还很年轻,一别就是十五年。2000年5月底,我出狱之后,曾经发送过很过邮件给她和《开放》的主编金钟先生、黄琉先生,结果都没有收到回复。我想一定是网警私下设置了“阻止发件人”一类的名堂,不然我们如何会失去沟通交流的渠道呢?
    辛灏年、郑义、草庵居士、胡平、曾铮、费良勇、王策、黄河清、伍凡、王雍罡、王希哲、郭罗基、孙丰、刘国凯、陈央潮、熬博、安言(安魂曲)、徐文立、王有才、周育田、戴平山的等等,多数是我有过沟通交流的朋友、师长。
    
    郑义先生,是个著名的作家,其作品内容丰富,热情洋溢,有强烈的正义感,尤其是他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上的弊病造成的生态失衡,对无序的经济发展的严厉的批评,经常启迪人心,开拓人的视野。
    
    草庵居士,是个理性的、经济学方面非常专业化的、逻辑非常清晰明了的朋友。他出生于中共高层,但是思想上完全反叛了这个群体,走进了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航道,在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未来的继续奋斗中,他一定会有更多的建树。
    
    王雍罡先生,流亡于遥远的北欧。我们经常通信交流,他的见解立场明晰,无丝毫的妥协性,他猛烈地抨击共产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彻底的败坏性,而且特别强调团队精神。
    
    只知道熬博是个才华横溢的作词家,他的诗歌词曲,张林楚英兄,曾经向我介绍过他,看了之后,感到其中震撼人心的力度,超过枪炮的声音,而且形式优美。我觉得他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新诗诗人,无人能够与之并肩。
    
    戴平山先生,是台湾人。我们网络上,通过即时聊天,沟通交流了很多。尤其是关于“爱国文化衫运动”,他的理念非常理性,他的思路是:民主需要民众的精神基础,所以需要通过各种现实的手段,熏陶民众自由民主的意识,久而久之,民主的力量就能够战胜专制的力量。因为我们的交流,我被南京市国安部门,在没有开出传唤证书的情况下,传唤了十几个小时。
    现在正是晚上六点正,大运河边黑暗降临了。于是我更加思念生活在大陆政治黑暗中的,仍然支持我的仁人志士。上面我曾经提到过他们。
    
    卢勇祥李任科等为代表的贵州全体民运战士,在我遭到刑事拘留之后,立即作出反应,他们怀抱强烈的救世热情,发出怒吼,要求当局释放我等遭到侵权的民主劳工。黑暗中,我深知我离他们的赞誉,还很遥远。我明白他们赞誉我等的言辞,只是他们热情的一种显示,他们需要以热情洋溢的言辞,借用赞誉我等的机会,来赞誉自由民主的运动。因此他们也同样遭到了传唤。
    
    顾万久先生,特地在签名网站上留下姓名,他的留言让我感动:重庆李家沱国税二所宿舍楼公务员、诗人、作家,观点网站被查封了,西北风网站被查封了,呼吁释放师涛的网站被查封了,我的知情权被剥夺了许多,也不能发更多的电子邮件,我被封杀近千首(篇)诗歌和文章,而且其中多部份是宏扬主旋律的。我真不可思议,为什么要抓写文章的人呢?为什么要抓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呢?为什么要抓将人权的人呢?请胡锦涛主席责令有关部门立即放人!拜讬!我留真的姓名地址,是为了方便国安人员轻易立功!
    
    李海、许万平、车宏年等道友,均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记得去年12月10日以前,当时我还是临时居住在杭州北郊,曾经邀请李海兄前往杭州聚会,一则他才出狱半年,想让他来风景胜地杭州修养一段时间,二则张林兄全家也在杭州小住,我们可以一起聚会,分享人类亲情和友谊。结果,邮件发出后,为了寻找赚钱机会,我就离开杭州,到苏州、合肥等地,待12月20日,我急忙赶往杭州的路上,接到张林兄的电话,说是李海已经乘车前往南京方向了。我和小陶兄弟不得不在南京中途下车,到火车站附近等候他的到来。
    
    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1982年,还是满头青丝的我,大学一毕业,就来到这里。这里有我的血缘亲人,就是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女儿。还有她的外祖父外祖母,也是我从前法律意义上的岳父岳母,他们都很忠厚善良,已经很老迈了,十五年来,因为我受到的政治迫害,他们受到了很多的惊吓,我很想看望他们二位老人。
    
    我是多么想去看看女儿,她才十五岁,初中三年级,是个美丽聪慧的小女孩。目前正是她需要父爱的年龄,痛心的是在她八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至今也无法和她经常聚首,自2003年底到2004年6月的七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见到她一次。整个2004年,我只探望她几次,总共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要么我有时间,而她却被摧残学生的应试制度害得深夜还在做作业,要么她有时间的时候,而我却在忙于应付基本的生存压力。我们住在一个城市,竟然无法实现父亲和女儿间的天伦之情,这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女孩而言,是多么的残酷。偶尔她和我一起漫步街头的时候,还会看看后面说:“爸爸,有没有人跟踪。”这个时候,我一般回答她说:“和你见面,通常情况下,不会有人跟踪。”这种由于专制制度造成的普遍的恐惧感,对于幼年而言,同样是残酷的伤害。一想到这些,我倍感惭愧。
    
    我没有时间去看望自己的女儿,和她的外公外婆。只能和小陶兄弟,在火车站附近,安排接待李海的事务。这个时候,天黑了,李海从上海打来电话说:“正在和国涛、学武漫步街头,后面有几位‘保镖’,大约凌晨两点多到南京。”可是后来火车晚点,知道凌晨三点多,我们才接到李海。迅速上了出租车后,到了火车站西面一公里多点的中央门的白宫大九店。因为这里的洗浴中心有个熟人,可以免费洗个澡,然后在大厅里休息。
    
    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到了白宫大酒店的正门附近,国安的车子也到了。他们有两个人跟了过来,我让小陶兄弟带李海先走,自己则迎头朝那两个便衣走过去,擦肩而过的时候,便衣有些犹豫、不自然,但是他们还是跟踪李海和小陶去了。我继续往相反的方向,结果他们的车子掉头跟了过来,见状我又掉头南向行走,前往白宫大酒店的西门。在城市的大道了,车子掉头,必须遵守规则,尽管国安的车子可以不守规则,也得要等待机会。幸好是晚上,他们迅速掉头,跟到我的身边,我又掉头,向北行走,心想带国安们散散步吧。结果他们再次掉头,向北跟了过来,我猛地转身,迎了上去。那个车子停下了,离我只有几米,我干脆走近,看他们如何反应,结果那个司机挪动一下身子,就无法看清里面了。于是我直接走上白宫大酒店。
    
    说起来,白宫大酒店是个三星级的酒店,事实上管理极端落后,脏乱差是这家酒店的主要特征。实际上他是南京社会的普遍的管理落后的一个缩影。这家酒店的洗浴中心在四楼,到处的凌乱和肮脏,叫人失望。
    
    我找到李海和小陶兄弟之后,这个时候才发现李海兄仍然是象从前那样质朴无华,安徽蚌埠的张林说得好:“中国民运人士群体中,有两个最质朴的清教徒,他们是李海和李国涛。”迅速洗个澡,然后就到大厅一个角落,作了短暂交流后,我发现李海兄的思想还是那样的稳健和理性,他仍然坚持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并且关注民主的文化层面的建设。我们都太疲劳了,不一会就进入梦想。
    
    许万平兄,性格刚烈,于千难万苦之中,一直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十余年的牢狱,没有使他屈服,他是川渝两地众多的仁人志士的一个典型。由于他刚正不阿,也由于重庆警方的蛮横粗暴,在运河边的黑夜里,我担心他的安危。
    
    车宏年先生,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同时具备较为系统化的批判能力,他的很多文章说理透彻,思路清晰,天水读后,深受惠益。2004年新年前后,他路过南京,我们见面畅谈很多。转眼一年过去,中国社会自上而下的政改前景,暗淡了下来,而远方朋友们的安危不能得知,他是否因为积极前往北京参加悼念赵紫阳而也受到拘禁呢?眼下想来,不免万般焦虑。
    
    赵达功先生,是我加入中国独立笔会的介绍人,在我剥权期间(2000年5月31日到2005年5月30日),和他有过很多通信,他的正义感和文章的感染力,是相当强烈的,在宣讲自由民主的舆论潮流中,有他很多的汗马功劳。
    
    杨银波少年而老成,看他的文章深度和广度,你难以相信他那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所受到的学历教育不过初中,但是他的丰富、深刻、新颖、即时、真挚等等,都是一般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只是自我去年八月去云南以来,各自很忙,联系少了。
    
    鲁北、曾仁全、田晓明、冷万宝、王文江、郭庆海、井蛙等等,除井蛙外,都没有见过面。但是我们多数有过邮件交流。我们的心灵,一起走在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道路上,因此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起面对邪恶的压力,而无所畏惧。良知和良知联合一起,就会产生震撼性的力量。
    
    云南的那群品德高尚的穆斯林朋友马志雄、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马驭方、马永任、薛波等等,我们都有过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生活非常简朴节制,没有人抽烟喝酒,没有人奢华浪费,追求的是一种竭力遵守教规的生活。马永任、薛波两位是优秀的穆斯林农民,三十多岁,干净整洁,懂得自由民主思想的价值,并一直追求这样的生活方式。而马迎昌、王秋平、马玉田三人,本身就是清真寺里的阿语学校的教师,通晓伊斯兰经典,信仰自由民主主义。在通海的纳家营我拜访过王秋平老师,在玉溪的大营清真寺,我拜访过马玉田老师,在昆明我和马迎昌老师聚首,他们都非常善于表达,他们也都很敬佩刘晓波和余杰。
    
    马迎昌老师和我同龄,从前是昭通毛货街清真寺的呵语学校的副校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通海纳家营伊斯兰学院的骨干教师,据说现在又被昭通原来的学校要回去了。有深厚的贯通的关于自由民主的思想和学识。并且认为,民主一定要从信仰的层面建设起来,大意是强调国民的精神信仰层面的民主意识,才是民主的最重要的根基,仅仅谈制度的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建立普遍的宗教信仰,以此做为民主制度的精神铺垫,民主制度才不至于沦为虚假的闹哄哄的暴民政治的幌子。他说过: “总之,仅仅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追求民主,追求的只是虚浮的民主,必须从信仰的层面,才能建立民主的真正根基。”
    
    王秋平三十多岁,是通海纳家营伊斯兰学院的教师,原来留学于沙特,是个通晓阿拉伯语的学者,思想稳健,平和。
    
    马玉田老师,三十多岁,原来是大营清真寺的老师,谈起伊斯兰教义,口若悬河,热情高涨,引经据典,十分准确,当然这也是他们很多人的一个共同特点。
    
    马志雄,也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以前做过教师,目前在昆明谋生,原籍昭通,2004年5月,是我经过朋友的介绍,结识到的一个好朋友。我当时到了云南,主要依靠他的帮助,才得以熟悉其他朋友。他也同样熟悉古兰和圣训,和马迎昌老师、马驭方等,都一样认为,这个世界,惟有欧美才实现了伊斯兰教义中政治层面的教导,就是说伊斯兰教义中政治层面的追求,就是自由民主主义。志雄忠厚诚信,有古道热肠,为人慷慨,善与人交,而且表达能力是相当优秀的。
    
    马驭方是贵州人,以前也在清真寺教过书,目前在云南一家公司打工,今年大约有三十五岁了,一样地朴实无华,一样地热忱地追求自由民主民生,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因为领导家乡的乡民维权而遭到追捕。他有很好的思想能力,批判专制腐败,深刻而有力。为人一样正直、真诚,富有爱心。
    
    夜越来越暗,透过窗户,看到大运河上空一派黑色,不禁更加思念以上这些仍然生活在黑暗中的朋友们。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2005年1月30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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