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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大清国皇帝的宗教信仰
(博讯200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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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点题外话。从2004年以来,中国大陆终于开始了正式启动规模浩大的纂修清史工程,2004年2月,第一期2500万财政拨款已经到位。清史编委会总预算高达6亿元人民币,预计2014年,清朝灭亡100年后的第二年完成。清史的主体部分计划分为92卷,总文字数量3000万字。总纂修工程约分解为170个项目,全部以公开竞投标的方式完成立项,每个项目平均经费约40万元。

     据有案可查的历史记载,不算这一次,近600年来,以国家的政权出面修史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在600年前,大明洪武皇帝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在300多年前,大清顺治皇帝福临下令修《明史》,前后历经四朝皇帝,近百年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在90年前,北洋政府建清史馆,历时14年,共完成536卷《清史稿》。 (博讯 boxun.com)

     这一次以政府出面集中力量编纂清史,采用“新综合体”方式写作,以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大部分为总体框架,因此,社会上各种反对声音甚多,认为中央政府出面不妥,是仍然没有走出以前封建社会“官修正史”的俗套子。此外,在巨大的投资数量,巨大的文字数量上,写作方式与方法上也是争议颇多。

     大的方面且不去管它,那是国家和有关部门的事情,我更关心的是细节、是内容方面的东西,借着被广泛公布的清史档案,翻找一下,对比一下,看看满清老祖宗为我们提供了哪些过去从未对外公布过的历史史料,也看看咱们今天比当年的满清老祖宗有了哪些进步?又有哪些退步?看看是不是汲取了当年满清老祖宗垮台的教训?是前事不忘后车之鉴,还是一门心思要重蹈前辙?通过研究清史来认识现在,不就是要以史为镜,避免重返失败的老路吗。 现在说到正题,在这些被逐渐公布的史料中,有一些关于大清国皇帝的宗教信仰问题值得一看。中国在历史上从没有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历代皇帝,尽管都是专制统治者,但对于人们的宗教信仰却是宽容的,从不强迫你去信仰某一种宗教而不许可信仰另一种宗教,即使是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大清国也是这样。 大清国历代的十位皇帝,其中有八位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宗教信仰,同各个宗教都可以和平共处,宽容相待,不热衷于哪一种宗教,也不怠慢于哪一种宗教,这种“一碗水端平”的宗教政策绝对又是一种高明的统治艺术,使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在很多年里一直都相安无事,和睦相处,这也为秘密流传在民间的白莲教,国外流传进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创造了自己发展的空间。只有两位皇帝是个例外,一位是大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他是通过基督教来走向成熟,统治大清这个庞大帝国的版图的。另一位是雍正帝,他因为笃信道教,特别是道教的炼丹术,早早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顺治帝和雍正帝都是大清朝历代皇帝中最有作为的两个皇帝。在大清的军队入关以前,山海关外面的满族人因为文化上的落后,信奉的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萨满教。原始宗教的特点是自然神论或多神论,而不是文化发达社会信奉的一神论,即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界中的万物之神,有多少种万物就有多少种神。 根据历史记载,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曾两次被传入中国,但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传入,是在1582年(明朝万历十年)。 顺治帝仓促即位的时候,只有不足6岁,朝廷的大权控制在叔父多尔衮的手里,出于某种考虑,多尔衮没有对顺治开展汉文化教育,顺治最先接受的是基督教文化。1650年(顺治七年),多尔衮骤然去世,大权回归,顺治亲政,当时只是个14岁的少年,因为很长时间里学业荒废,急于掌握管理统治国家的才能,在范仲淹后代,大学士范文程的推荐下,顺治以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为师,学习一些有关日食、月食、流星、彗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的基础知识。 汤若望学识渊博,是个德国人,德国是实行新教(基督教)的国家,在这之前,已经在大清朝的掌管历法的机构——钦天监任职。在向顺治传授西方各种科学知识的同时,汤若望也开始向顺治灌输基督教教义,传授关于人的起源、人类的苦难、人类的救赎这些基督教原理的诠释,基督教中关于一切罪过可以通过忏悔而得到上帝的宽恕,可以从此免遭末日审判的宗教思想,深深打动了少年顺治。 在《清世祖实录》中可以看到:在顺治的这个时期,因为笃信基督教,使至高无上的大清皇帝培养出了真诚地感恩现实的所得,习惯于遇事首先自我忏悔的做法,他将即位亲政后遇到的自然灾害,社会战乱,归咎为自身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自责,并要求在各种的文书中不能将自己称为“圣”。这在中国的历代皇帝中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的明君皇帝,也会有“罪己诏”一说,但那只是出于外界形势的所迫和需要,是一时的,偶然的现象,而经常性、习惯性的“自责”,只能源于基督教教义的忏悔思想。但顺治帝只能走到这一步,到此为止,在他15岁的时候,1651年(顺治八年)秋冬,他也开始认识佛教,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碧霞元君殿,顺治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听说“知止洞”内有一位在洞内修行了九年的别山禅师,顺治回宫后,召别山法师入宫,专门辟出中南海的万善殿供别山修行,别山禅师拒绝了,仍回到景忠山的洞内修行。 此事给顺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此也开始关注佛教,1657年(顺治十四年),21岁的顺治同北京海会寺主持憨璞聪接触,这是顺治从基督转向佛教禅宗的正式起点,1660年(顺治十七年)十月,顺治帝于今中南海万善殿,举行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两个月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24岁的顺治因天花病逝于故宫内的养心殿。

     顺治在大清的建国之初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大清是在1644年正式建立年号的,在大清立国的前8年,1636年,皇太极为防止官吏擅权腐败,吸取明朝的监察制度,于崇德元年五月,设立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的监察机关。皇太极谕示:“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理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不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

     顺治亲政后,完善了皇太极的这个做法,立下方针:“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都察院为了严密监察从中央到地方的诸多官吏,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六科给事中,共24人,满汉各半。按行省京畿、河南、江南、浙江、江西、山东、山西、陕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15省,设立十五道监察地方。此时的顺治不过二十余岁。 再看雍正。乾隆盛世,基础却是在雍正时期,由雍正帝亲自打下的,清史中新发现的大量雍正亲手写下的朱批,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不俗,有着许多精彩的思想闪光点。但雍正帝秉承中国历史上诸多有为君王“好道”的做法,遍寻中国各地的名道,这同他喜好道士的炼丹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有为君王,喜好道士“仙丹”的不在少数,秦始皇时代有道士徐福,汉武帝时代有道士李少君、栾大,曹操时代有道士左慈,随文帝时代有道士潘诞,宋太祖时代有道士苏澄隐,----所以,雍正帝喜好道士和炼丹,并不奇怪。 在雍正登基做皇帝之前,他喜好的并不是喇嘛教而是道教的炼丹,他在做皇子时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道教的炼丹,有内丹外丹之分:内炼精、气、神而凝聚丹田,称为内丹。用炉鼎烧炼铅砂、水银等天然矿物石,佐以药物成丹,称为外丹。总之,目的都是强筋健骨,益寿延年。 雍正上台一做了皇帝,“春江水暖鸭先知”,首先得到册封的,就是与雍正关系密切的道教大佬,雍正册封道教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故里建造“紫阳道观”。 雍正八年,在患了一场大病初愈之时,雍正御笔手书许多份朱谕,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人,要他们细心寻找好医生和好道士,护送来京,这是被雍正定为“慎密”的绝密消息,叮嘱不得外泄。这类雍正亲笔手写的朱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了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了六份,每份文字内容一模一样,只字不差。 寻找的过程可以想象,总之,从这一年,雍正八年,到十三年雍正帝去世的五年时间里,雍正在皇宫里也开始了道教活动,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地点设在紫禁城钦安殿,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安放道神符板,用来驱邪,在他的寝宫养心殿安设斗坛,以招道神来保佑。雍正为了在紫禁城里做道场法事,在苏州定做60件丝缎的道袍。在雍正九年,雍正给内务府总管海望下谕旨,吩咐在紫禁城内御花园后层方亭设斗坛,并专门添盖了几间房,给道士们居住。 紫禁城里是这样,在皇家园林圆明园里也开始了炼丹的活动。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去世,在圆明园里东南角的秀清村安置丹炉,先后购进192吨黑煤,42吨木炭,以及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由此炼出来的丹药,雍正不仅自己服用,还传旨赏赐给下面的大臣们服用,服用了这么多年,这么大剂量的黑铅、硫磺,不被毒死倒是反常的了。一生好道的人,最终死于道家的炼丹之术上。 雍正一死,上台即位的乾隆立即下谕旨驱逐道士,并为父亲雍正的死因遮丑,此后道士就再也没有踏进过紫禁城。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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