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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请看博讯热点:赵紫阳逝世

(博讯20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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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题记:这篇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长文,动笔于2001年,断断续续写2004年年代,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后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
    
    十五年前的1989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后的2005年严冬,赵紫阳在软禁中走了。 
    
    尽管,我对本文还不太满意,并不准备现在就全文发表,但紫阳的离世让我悲痛,官方封锁紫阳亡灵的无耻令我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对本文是否满意,我决定提前发表,以示对紫阳亡灵的悼念和敬重。
    
     
    
     
    
    序言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官方记忆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 “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在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官民对立,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宣布军事戒严,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邓又把对学运的定性由“动乱”升级为“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中国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后者软禁十五年,而且两人的名字也在中国改革史上消失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1980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125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民选村官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发动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从中共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在50年代就成为中共高层核心七人之一的邓小平,显然属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赵作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评述。 
    
    八十年代,有一种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通行说法,即“邓、胡、赵三驾马车”。的确,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战略的后台支柱,与作为前台领军人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曾经有过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大陆中国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在幕后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政治悲剧,也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
    
    胡、赵与邓小平等中共高层政客的最大不同在于:两人都具有中共高官最缺乏的人道主义同情心、现代政治理念和宽容异见的胸怀。在胡、赵二人掌权时期,胡的主要贡献在拨乱反正时期的政治方面,赵的主要贡献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旧体制变革方面。在二人因坚持政治道义而下台之后,二人的政治悲剧不仅凸现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为了坚持政治道义而宁愿放弃政治权力的典范。二人的悲剧形象,既是对民间的道义感召,也是对官场的道义压力。
    
     
    
    一、胡耀邦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胡耀邦随邓小平的再次上台而复出后,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总书记的任上,表现了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宽容胸怀、廉洁作风和政治上的远见。他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主要在政治方面。
    
     
    
    (一) 主持平反
    
    在毛泽东时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不仅是各类社会精英(有产者、与旧政权有关系的人员、中共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群体),而且是大量平民(被定为“地、富、反、坏、右”的政治贱民)。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期主持平反工作,不但在促成“四五运动”的平反上起到过巨大作用,而且主持过全国性的平反工作,表现出中共高官少有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平等对待的现代理念。 
    
    文革刚刚结束时,如何对待“四五天安门运动”,乃“改革派”与“凡是派”之争的焦点之一,也涉及到今后如何对待民众自发运动的大问题。胡耀邦在中央会议上坚决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支持胡继伟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长篇评论,以配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平反“四五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于1978年12月21日,发表了“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人民万岁!》。该文占据一版、二版、三版的主要版面,不仅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对结束文革的巨大意义,而且高度赞扬了民众自发运动的正义性:“运动发生之前,并没有谁来号召,谁来动员,谁来组织,也没有谁来先确定斗争目标,拟定斗争纲领,准备斗争的旗帜。人民群众既是这场运动的勇敢战士,又是杰出的组织者和指挥员。……” “……从普遍的觉醒中真正地站立起来。他们不仅鲜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而且尝试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骤来推动实现这些要求的社会变革,尝试着给整个革命发展的进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不仅是党心、军心、民心的一次大检阅,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斗争艺术和创造力的一次大检阅。”
    
    这篇文章,不但充分肯定了“四五运动”,而且对“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激励作用。 
    
    更重要的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不仅惠及社会精英,而且惠及广大平民,使二者同时从长期的政治歧视下获得解放,终结了让人永无出头之日的阶级歧视和身份歧视,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社会歧视的黑暗时代。当一个个被打倒的中共元老相继复出之后,当一批批被打成右派的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之时,无数被贬入敌对阶级的普通的农民、工人、小职员、无业者……也卸下了政治贱民的重负,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回归社会,在政治上为邓小平及其改革开放赢得了充分的民意支持。
    
    胡耀邦主持的不分高低贵贱的平反,在刚刚结束了残酷阶级斗争局面的七十年代末,是相当大胆而宽容的政治决策,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自由主义政治的色彩——政府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人。
    
     
    
    (二)主持并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和全面改革
    
    1、提出全面改革据《人民日报》前总编秦川先生在《1983年风云中的耀邦》(见《怀念耀邦。第一集》,凌天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早在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与改革》的讲话,针对只改农村而不改城市、只改经济而不该政治的跛足改革,首次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胡耀邦说:“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革,坚决而有秩序地改革”,“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而且,胡耀邦还首次提出衡量改革是否成功的“三个有利”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官方文件中,在对“三个有利”做了些微改动之后,这个发明权就归在邓小平的名下。)
    
    然而,胡乔木反对胡耀邦关于“全面改革”讲话,特意约见秦川和王若水告诫说:胡耀邦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十二大精神没有联系,而且有与十二大精神不符的地方。所以,不要宣传中央某一领导人的某一次讲话,更不要作为宣传中心。在胡乔木的背后是陈云的支持。陈云在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向胡耀邦发难,严厉批评胡耀邦:1,胡不懂经济,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因为陈云提出的增长率是4%,而胡耀邦提出的是7%;陈云甚至暗示胡耀邦应该下放到财政部或国家计委去学习锻炼。2,反对“全面改革”,特别是反对“城市改革”。
    
    这段公案,最后交由邓小平决断,邓当时还站在胡的一边说:“战绩还是主要的”,争论“到此为止”。接着,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在83年年底的《春节祝辞》中,公开配合胡耀邦,提出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快全面改革。
    
    2、主持和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众所周知,胡耀邦推动和主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并主持召开了对思想解放意义重大的“理论务虚会”,也亲自参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修改。当年的亲历者王强祥回忆:“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见:《揭开“真理标准”文章作者之谜》,载于《纵横》2004年10月号)同时,在邓小平提出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胡耀邦针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而提出了“活的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静止的思想,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活思想。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而必然有其局限性,无法全部回答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所以,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在理论上勇敢地面对新时代,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所没有提出和没有解答的新问题。可以说,他作为中共新党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对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推动,甚至在更深的层次上超越了“真理标准”讨论。
    
    3、提倡文化艺术上的创作自由在文革后召开的首次全国性文代会上,诸多被平反的老右派参加了会议,周杨在会上承认了当年充当整肃知识界的打手的错误,并向在“反胡风”和“反右”中被整肃的知识分子道歉。之后,胡耀邦到会并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他不但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在中共执政的历史上首次提出执政党应该尊重创作自由的主张。他提出:党非但不应该干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反而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及其精神劳动的独特性,保证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胡耀邦的讲话,为思想解放和文艺繁荣提供了来自高层决策的赦令,曾令许多备受文字狱之苦的作家感激涕零。
    
    4、推动新闻改革和言论自由据胡继伟和王若水等人回忆,胡耀邦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 时,就曾公开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应该允许批评性言论的存在,像民主墙上所发表的异见恰恰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在民主墙被取缔之后,胡耀邦赞成胡继伟先生提出的“设一个民主公园”的建议,并责成胡继伟找北京市市委商量落实问题。后来,北京市建议在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 
    
    在改革之初,胡耀邦支持《人民日报》发起关于报纸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大讨论,支持并保护过文革结束后《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的开明导向。同时,胡耀邦还直接推动了起草中国第一部《新闻出版法》的准备工作。
    
    早在1978年的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重新提出制订新闻法、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提案。1983年六届人大和政协会上,又有更多的代表和委员提出同样的提案。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和赵紫阳非常重视这些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就新闻法提案作出答复,并责成中宣部对此进行研究和提出办法。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和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在胡、赵的支持下,开始积极推动“新闻法”的起草工作。 
    
    1983年12月,中宣部新闻局邀请人大法制委员会和教科文卫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商议,正式决定着手筹备新闻法的起草。具体工作由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牵头、由胡绩伟同志负责协调由多部门组成的起草小组。1984年5月,召开首都新闻学会理事会,围绕新闻立法问题展开了讨论,成立了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共同组织的“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的《新闻法通讯》,编辑出版了包括清末民国的新闻出版法律在内的《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
    
    尽管,胡耀邦在1987年初被迫下台,但在赵紫阳主持大局的情况下,起草新闻法的工作并没有停止,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终于出台并提交给各界讨论。
    
    遗憾的是,八九运动及其六四大悲剧,致使“新闻法”的后续工作完全搁置。(参见:胡继伟《制定中国第一部新闻法的艰辛与厄运》)
    
     
    
    (三)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的宽容和保护
    
    胡耀邦对知识界、新闻界和大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的热情和行动给予了力所能及的保护。
    
    1、对西单民主墙人士的保护1979年3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后,胡耀邦却在同年6月举行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发言,对因言治罪表示不同意见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特别公开提到魏京生的被捕,他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虽然,胡耀邦没有能够保住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和刘青,但民主墙时期的其他人如王军涛、胡平等人,却在胡耀邦的保护下免遭牢狱之灾。(参见:胡绩伟《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
    
    同时,在邓小平镇压民主墙时,《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郭罗基先生的文章《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重在论述“言者无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党内毛派马上指责该文是在为魏京生辩护,胡乔木更是大为恼怒,向邓小平打小报告,指责《人民日报》公然为魏京生的罪行开脱。据胡继伟回忆,为了这篇文章,他与胡乔木有过唇枪舌剑的争辩。胡乔木指责胡继伟不送中央审查,就擅自发表全面肯定反革命言论无罪的文章。而在实际上,该文在发表前经过了胡耀邦的审阅修改。
    
    2、对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保护众所周知,胡耀邦被迫下台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一手硬一手软”,而没有按照邓小平的“两手硬”指示来对待知识界,特别是对待八六学潮中的大学生。所以,邓小平指责说:在胡耀邦庇护行下的思想文化界,一直处在软弱涣散状态,把第一大党报《人民日报》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阵地。邓小平还指责胡耀邦纵容包庇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正是受到胡耀邦保护的刘宾雁、王若水、胡绩伟、方励之、夏衍、巴金和周杨等人,才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八六学潮的产生。
    
    据八十年代后期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秘书吴稼祥先生记述介绍:在1986年,在准备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的文件时,围绕着是否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写入决议,胡耀邦与党内极左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胡坚持不写入这两个提法,邓力群等坚持写入,双方多次把自己的主张上呈给邓小平,但双方都没有得到邓的最终钦定。最后的摊牌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上,文件中已经删去了“清除精神污染”,只保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还是坚持要删掉,得到了陆定一、万里等人的支持,而邓力群坚持保留,得到彭真、杨尚昆的支持。最后是邓小平一言九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于是,胡耀邦的败局已定。(参见:《六四——权力舞台的大玩家》)
    
    的确,胡耀邦复出后,无论当中组部长还是出任总书记,他对知识界的保护是一以贯之的。
    
    早在八十年代初,胡耀邦抵制过汪东兴对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的兴师问罪,抵制过胡乔木和邓力群等人对《人民日报》的指责,抵制过胡乔木对电影《苦恋》及其文艺自由化的批判。之后,在党内保守派凭借中共正统的“政治正确”而对“思想解放”运动发难,以“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罪名打压知识界的思想启蒙和民间政治异见之时,胡耀邦再次出面抵制胡乔木、邓力群等毛派发动的“清污”运动,尽其所能地保护改革派知识分子和民间异见,使这一文革后的首次“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半途而废。胡耀邦还把朱厚泽提升为中宣部部长,朱厚泽随即提出思在想文化领域实行“三宽”政策:不仅宽容地对待知识界,还能宽容地对待“八六学潮”并抵制“反自由化运动”……
    
    比如,据胡继伟的《胡耀邦与刘宾雁》一文回忆,在党内毛派频繁向中央状告刘宾雁时,胡耀邦没有因此而指责刘宾雁,而是责成胡继伟等人找刘宾雁谈心。他在给胡继伟等人的批示中说:“宾雁同志历史上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许多同志对他很同情,这是对的。现在,我们也要尽量尊重他,爱护他,这也是对的。但有不少同志感到宾雁同志看待问题确有点情绪。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也要听一听,并以同志式的态度,同刘交交心,请你们考虑。”
    
    因为保护刘宾雁等著名的“自由化人士”,胡耀邦承受着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巨大压力。对此种压力,胡继伟先生感同身受。他在回忆中特别引用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劝说刘宾雁不要去美国的史实来加以证实。胡继伟先生回忆说:1985年4月,哈佛大学邀请刘宾雁去讲学时,习仲勋对刘宾雁说:“你不去美国,是我的意思。那个活动时间太长,你难免要在外边讲话,报纸上给你一歪曲,国内那些(反对胡耀邦的)人又要做文章了。你们这些人出点什么事,他们都记到胡耀邦的账上。他们认为耀邦是自由化分子的保护伞。”
    
    另外,在清污时期,胡乔木指控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老左棍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胡耀邦出面保护了巴金和周杨。同时,由于党内左派的压力太大,在保不住胡继伟和王若水继续主持《人民日报》的情况下,胡耀邦就用同属开明派的秦川先生主持该报,以便延续《人民日报》的开明导向。
    
    胡耀邦曾在周杨受到胡乔木的整肃时出面予以保护。熟悉八十年代大陆思想论争的人肯定记得,1983-1984年曾有过一场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从延安整风时代到文革之前,周杨一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也是毛泽东在文艺界的头牌前台打手,在“思想改造”、“反胡风”和“反右”等运动中,被周杨整肃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然而,周杨万万没有想到,大半辈子整人的“毛泽东棍子”,却在文革中被毛抛弃,不但遭遇大批判,且身陷囹圄八年,所以,经过了生死磨难的周杨对自己以前的作为有了反省。他在文革后复出,逢会便忏悔,逢人便道歉,积极参与思想解放运动,支持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文艺创作的自由。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而举行学术讨论会,周杨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主题报告,重点谈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及其异化思想,并呼吁进一步“思想解放”。
    
    周杨的报告引起了胡乔木的不满,他认为周杨提出的“异化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向邓小平和陈云告了周杨的恶状。邓、陈两位党内大老把胡乔木的材料批转给书记处,胡耀邦顶住邓、陈的压力保护周杨。他认为:周杨的报告受到普遍好评,有新意,“不错”,胡乔木诬陷周杨纯属借老人来胡闹。于是,胡耀邦说:他要折腾,就让他折腾,我们书记处无暇他顾。
    
    胡乔木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又利用主管意识形态的权力,专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和副总编王若水打电话,企图阻止该报公开发表周杨的报告,但秦、王二位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没有理会胡乔木的招呼,全文发表了周杨的报告。胡乔木大怒,再次上告邓小平和陈云,指控第一大党报为搞自由化而不惜抗上。两大老又进行干预,责成书记处查处《人民日报》。胡耀邦无奈,只好退一步,撤销王若水的副总编职务,对总编秦川给予口头批评,还允许《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署名的三万字长文《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周杨进行公开批判。同时,在内部会上,胡乔木与邓力群一起围攻周杨,逼迫周杨公开检讨。
    
    在整个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胡耀邦的开明作风和廉洁人格,对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当他和赵紫阳共同抵制了“清污”,使之不了了之,并且由于处理“反自由化运动”和八六学潮上的开明立场而被迫下台之时,他对知识精英、各界社会名流和青年大学生的感召力,达到了中共的历任党主席或总书记都难以比拟的程度。所以,在胡耀邦含冤去世后,不仅举国为之悲悼,就连在政治改革上最激进的方励之也高度评价了胡耀邦的开明。
    
     
    
    (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态度
    
    胡耀邦在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等问题上,表现了政治上的远见和制度创新能力。八十年代初,他与万里去西藏时,对1949年以来中共民族政策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检讨。他的讲话虽然没有超出中共的统战传统,但那毕竟是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党魁,放下垄断一切的架子和从不认错道歉的恶习,对其执政历史的自省,对其民族政策的检讨的极限了。所以,他的那次高原行才能至今在西藏的精英阶层中保留着美好的记忆。如果按照胡的思路,中共政权与西藏及其达赖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决不会陷入现在这样的毫无进展的僵局,两岸关系也不会出现如此强烈的敌视。
    
     
    
    (五)权力上和政治上的无私
    
    导致胡耀邦下台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他力主废除终身制,并公开表示自己愿和邓一起退休,身体力行地为全党提供示范,让人民看到中共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
    
    胡耀邦下台后,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李锐去看望他,根据李锐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的回忆,胡耀邦这样谈及那段往事说:“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事实上,早在中共12大召开前后,胡耀邦已经有意安排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尽量低调,胡乔木就抓住这点向元老们告恶状,陈云便自恃党内资历指责胡耀邦,薄一波更发挥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邓小平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权力的增大,胡耀邦有点翅膀硬了、不听话了,独断专行了。
    
    由此可见,胡耀邦赞同并力劝邓小平退休,允许《深圳青年报》公开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完全出于真心,并非意欲取而代之的逼宫。我也相信,以胡耀邦的人品而言,他表示与邓一起退下,完全是出于真心与公心,决不是为了自己牟取更高权力的虚情假意。
    
    然而,根本不想放弃最高权力的邓小平,也只能以一己之恶意度耀邦之善心,必然从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胡耀邦的劝说,把胡的公心理解为私欲。所以,他罢免胡耀邦的问题上,急迫到不顾及任何党内的组织程序,甚至连表面的应景程序也弃之不用,完全是根据私家决定而采取人治的手段。据2004年出版难的《邓小平年谱》记载:1987年1月13日,“下午,在住地同杨尚昆等谈胡耀邦的失误。在谈话中提出‘软处理’。大家表示同意。”紧接着的2月4日,“上午,在住地同杨尚昆、薄一波、姚依林、王震、宋任穷、伍修权、高扬谈中共十三大人事工作问题。”实际上就是罢免胡耀邦。
    
    一个几千万党员的政党,在决定党魁的去留和党的新一届领导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没有党代会、没有政治局会议,而只通过召集几名党内大老在邓家的谈话就决定了。邓的住宅就是太上皇行使绝对权力的密室,相当慈禧太后的后宫。如此丑陋的作为,还美其名曰为“提倡废除终身制”!现在的江泽民所继承的,正是邓小平开创的“垂枪听政”的恶劣先例。
    
    正因为胡耀邦的下台太不合程序、太有悖道义,也因为胡耀邦的为政之德颇得党心,所以,胡的下台得到了党心民意的广泛同情,他才能在中共十三大以高票当选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委员的选举中,胡耀邦获得了173位中央委员中的166票,未投他的七票中,还有一票是他自己的。而整肃胡耀邦中最卖力的邓力群却被差额出中央委员会。所以,胡的含冤而死才能激起体制内外的广泛同情和义愤,引发出自下而上的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全民动员的八九运动。
    
    胡耀邦身居高位却从不利欲熏心,他那种嫉恶如仇、开明正派和廉洁自律的作风,也可以从保守派对他的反对中得到验证。比如,当下面的人为了讨好胡耀邦而安排其儿媳安黎(中共高官安子文的女儿)出任厦门市副市长时,胡知道后立刻让安黎下来。再如,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违法,胡耀邦坚决主张惩办,赵紫阳出于好心,力劝胡耀邦不要树敌过多,特别是像胡乔木这样的人,难缠的很,最好不要得罪。但胡耀邦没有听从赵紫阳的劝说,还是抓了胡石英。这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引起震动。党内大老李先念曾因此警告子女说:“这个胡耀邦是什么也不怕,你们要是被他抓住了,估计一时也保不出来。”后来,李先念、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就此向胡耀邦发难,指责他搞的党内人人自危。
    
    李锐先生在《耀邦去世前的谈话》一文中这样评价胡耀邦:“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虑,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 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李锐先生对胡耀邦政绩的这段概括性评价,基本准确。
    
     
    
    二、赵紫阳对政治改革的贡献
    
     
    
    “党内党外,了解八十年代历史的人,有真诚之心的人,不可能不敬重赵紫阳——发自内心的敬重,被压在心底的敬重。”
    
    ——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原载于“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5月)
    
    这段对赵紫阳的评价,引自鲍彤先生写于“六四”十五周年前夕的文章《咫尺天涯念紫阳》(以下简称《念紫阳》)。这是鲍先生第一次专门撰文谈及他的老上级赵紫阳先生。
    
    众所周知,鲍彤先生曾经是赵紫阳的政治秘书、十三届中央委员、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可谓赵紫阳非常信任和依重的下属。也正因为如此,六四血案后,鲍先生是唯一被判刑七年的中央委员,可谓“六四”头号政治犯。出狱后,鲍彤先生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尽管遭遇到准软禁的迫害,但他仍然不畏恐怖地发表自己的政见。
    
    我之所以在修订此文时首先谈及鲍彤先生,一是因为鲍先生的回忆令我信服,他的资历和人品就是这种信服的保证。二是因为鲍先生在八十年代、八九运动和六四后的言行令我尊敬。三是因为从赵紫阳重用鲍彤的用人之道中,也可以见出赵紫阳当政时的开明度已经非常之高。
    
    除此之外,鉴于某些对赵紫阳和鲍彤之间的关系的指责,我也要驳斥那些诸如“赵紫阳错用书生”、“鲍彤是书生论政,免不了幼稚激进”等等指责,起而捍卫赵紫阳和鲍彤对八十年代改革的杰出贡献。事实上,当赵紫阳达到权力高峰而表现出张扬之时,鲍彤作为赵的首席智囊所起到的作用,恰恰不是升温而是是降温。比如,据吴国光在《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记述:在筹备十三大期间,赵紫阳鉴于戈尔巴乔夫(MikhailGorbachev)的新思维在政治改革上的巨大效力,也想取法戈氏的“公开化”口号,准备在十三大提出“政治开放”。然而,鲍彤先生却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改还仅仅处于“训政阶段”,如果过早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会误导人们联想到开放党禁和报禁,进而开放司法和选举,而目前的现实不可能允许这些开放。所以,十三大报告不要提出“政治开放”的口号,而还是只提赵紫阳的另两句话更为稳妥,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 激进的“政治开放”议题,正是在鲍彤的力谏下,遂被暂时搁置。
    
    在八十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改革时代,赵紫阳对中国社会转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就深得民心,当时流传甚广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谣就是明证。他来北京之后,先在出任过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全力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营造出最宽松的气氛,并于十三大报告中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用鲍彤先生的话说:赵紫阳时代的中国,虽然还没有民主制度,但在思想上文化上却充满了民主气氛。
    
    赵紫阳与胡耀邦一样具有人道主义同情心,但他还有戈尔巴乔夫式的对共产制度的灭绝人性的认识,这主要来自于其父辈的悲惨遭遇。戈氏的岳父母一家受到过苏共的迫害,赵紫阳的父辈在四十年代末中共的土地改革中遭受了迫害。这种浸满了家族血泪的意识启蒙虽然残酷,但是正因为残酷才能深入骨髓。也正是这种残酷的启蒙,成为他向往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内驱力,使他在改革开放中以悲剧英雄的形象结束了政治生命。
    
    在此意义上,我决不认同赵紫阳在八九运动中的表现完全是政治投机且是失败的投机的评价,也无法认同赵紫阳没有尽到“责任伦理”的指责。我相信他在八九运动中的作为,主要发自内心深处的道义支撑和对历史潮流的远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从他主政四川到出任总理再到就任总书记,其执政大方向一直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一)推动经济的市场化与私有化
    
    按照当年赵紫阳的主要智囊之一陈一谘说法,赵紫阳在经济改革上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简政,放权,松绑”。在农村下放土地使用权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在城市进行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1979年)、"减税让利"(1982年),"利改税" (1984年),"企业承包"(1986年),"股份制试验" (1988年)。在流通领域进行“价格改革”,从“价格双轨制”逐步走向“完全由市场定价”。陈一谘回忆说:赵紫阳在会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时曾明确表示:"价格不在市场中形成,企业不会有竞争力。我也想一下子把价格放开,但做不到,因为大部分国企还只习惯接受指令,对市场价格讯号反映不灵敏。所以,我接受一些青年经济学家的建议,价格改革采取‘放调结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时放不了的先调,直至完全放开。“(见陈一谘《再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兼贺赵紫阳八秩晋五寿诞》)
    
    在我看来,赵紫阳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在价值观念上终结了毛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改革实践中奠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基础。
    
    1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早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60年代初,赵紫阳在广东实行的农业政策就是以“让农民一定有口饭吃”为核心,他允许农村搞些“退田” “副业”和“养猪”。邓小平当时就说:"赵紫阳同志对于农业很有一套办法,将来可以考虑让他来到中央主持全国的农村工作,协助邓子恢同志。" 也正因为如此,在刘少奇的权力上升时期,赵紫阳在46岁时接替陶铸而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改革之初,赵紫阳主政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使四川粮食产量在1977年和1978年连续增产100亿斤,并首先响应中央对华国锋代表的“凡是派”的批判。他坚决推行农村改革,成功地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成为与主政安徽省的万里齐名的地方要员。“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就是对赵之政绩的最好概括。
    
    由于在解决农村温饱问题上的卓越成就,他于1982年进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后,在农村改革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乡镇企业的因势利导,使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由单纯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发展为农村经济结构的变革,开启了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序幕,使广大农民第一次主动摆脱被钉死在土地上的命运,而逐渐变成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
    
    赵紫阳在总结毛泽东时代的惨重教训时指出:“农民是被瞎指挥搞穷的。”所以,他非常看重来自浙江农村的自发乡镇企业试验,确立了乡镇经济的“温州模式”,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指出了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他还通过树立十大农民企业家的方式,激励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和致富热情。尽管,在六四后的一段时间里,“温州模式”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经济领域中的典型受到批判,但是后来的中国经济改革证明,以市场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恰恰为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走向自由经济的成功示范。同时,赵紫阳对自己在农村改革上的作为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十三大闭幕的记者会上,当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问道" 要吃粮,找紫阳"的问题时,赵紫阳的回答是:“我在四川的工作被传奇化了。我们的问题还很多。”
    
     
    
    2 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
    
    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他是城市经济改革的宏观决策的主要设计者、推动者和执行者。虽然,由于六四大屠杀的影响,大陆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在1992年以后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是它的整体构想和基本蓝图则是在赵任总理及总书记时期确定的。
    
    早在城市经济改革启动前的198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就正式批发了赵紫阳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全面论述。赵开始以中国经济领域的总管身份出现在全国的面前。而且,任何人也无法否认,赵紫阳任总理的八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也为后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打下了基础。
    
    赵紫阳在1982年就明确提出:经济改革就是改“计划经济”!1984年,赵紫阳在党内高层首次提出“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走出计划经济的窠巢,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之路”的主张,也就是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权力下放、放开物价、党政分离和政企分离的措施。在企业改革上,相继放开了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上,继深圳特区建立之后,又于1984年批准14个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在1987年首次提出加入全球市场的构想(即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赵紫阳也提出金融改革的初步构想:引进西方的期货市场和证券市场,深圳于80年代末开始了股份制试验。在改革之初,这些主张都是非常大胆的创见,并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等元老的赞扬。1986年6月12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客人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是管全局,赵紫阳同志是抓具体落实,全局设计的好,要是抓具体的配合不好,那么也是事倍功半,赵紫阳同志是一个成熟的经济实干家。一贯号称最懂经济的党内大老陈云,也在1987年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说:“经济方面,还是紫阳强一些。”
    
     鲍彤先生在《咫尺天涯念紫阳》一文中指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以‘加强党的领导’为目的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特别是经过文革,企业党委在企业中的绝对领导根深柢固。经济改革要求企业建立‘法人制度’。许多党委书记愿意保持领导权力,不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紫阳建议政治局通过决议:作为法人代表的厂长,是企业活动的中心人物。”
    
     在赵紫阳正式就任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和市场的内在统一”,“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宏观政策的调控方面,其它的一律交给市场和价格调节。企业改革也开始普遍实行政企分开的“法人制度”,即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原则进行。六四后,经济改革的整体决策的进展,主要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进展不过是赵紫阳主政时期的宏观改革决策的继续而已,并没有对赵紫阳框架的实质性突破。
    
    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六四后,中国经济尽管保持了高增长,但经济改革的宏观走向,已经越来越偏离赵紫阳时代所确定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即没有同步进行赵紫阳时代所提出的“民主与法制”改革,而是一直偏向了由特权主导的跛足经济,致使中国经济改革没有走向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而是走向了官僚经济和权贵私有。
    
     
    
    (二)政治改革的决策者
    
    由于中国体制的高度独裁化和政治化的特征,文革后,中共高层有关改革的决策,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思想解放,事实上都是政治决策。具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当“邓、胡、赵” 三驾马车运行顺利时,邓小平于1986年发表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着重于提高行政效率的目标,以改变“权力过于集中”和“权力缺少监督”的局面为手段。也就是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实行精简机构和改进作风,尽快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当时的政治改革,赵紫阳自己的叙述与鲍彤的记述基本相同。赵紫阳在六四后曾透露:“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八九年‘六四’前我曾经探过邓小平的底,当时邓小平的意见是:一、允许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二、可以开放报禁,允许发表对领导人的批评意见,但是批评一定要合法;三、绝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就是邓小平的底线。”(见《赵紫阳披露中南海内幕》)
    
    有了邓小平的“尚方宝剑”,在政治上远比邓小平目光远大和心胸开阔的赵紫阳便开始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按照鲍彤先生的说法就是:赵紫阳的政改,“着眼点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是建立“民主政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铲除再闹文化大革命的条件。”然而,在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时,邓虽然点了头,但也道明邓要坚守的底线: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
    
    可以说,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的观念、人格和贡献,即便在中共内部的开明派中,也无人能够与之媲美。据陈一谘回忆,赵紫阳曾两次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一次是谈及在1984年还极为敏感的价格改革时,另一次是在1986年9月谈及政治改革时,赵紫阳对调任中共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陈一谘说:"政治改革要提上日程!""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更艰难。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因为,邓的政改不准搞西式民主和三权分立,而是“要保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优势,不能丢。”反对高层权力的相互制衡是邓的一贯思想。而在这点上,赵在政改上的基本思路恰恰是权力制衡,从改变权力的高度集中入手,才能走向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宪政,政治决策也才能科学化和合理化。在此问题上,赵紫阳不但与邓小平等元老有分歧、与胡乔木和邓力群等毛派有分歧,甚至与胡耀邦也有分歧,而更接近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风格。
    
     比如,1988年8月,赵紫阳指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防止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误国。”“可是十年来,我们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我看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为什么前边要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讲公平。”(陈一咨回忆)在政改严重受挫的情况下,赵紫阳仍然在1989年的新年茶话会上做出承诺: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让选民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按照个人的意志投票。国家重大决策和立法,是经过广泛协商对话,有些则经过全民征求意见后,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权力机关决定的。”
    
    无怪乎,就连中共元老叶剑英也曾向邓小平和陈云赞扬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是一个非常讲究党性原则的干部,他不仅具备我党高级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他的个人品德很好,不整人、不落井下石,多年以来,任劳任怨,是一个奋战在第一线的好同志。”
    
     1、使来头最大来势最猛的“反自由化”运动半途而废胡耀邦在台上时,中共高层在政治改革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胡与邓之间;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防止个人崇拜、反对“清污”等方面是一致的,所以,在胡下台后,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只能出现在赵和邓之间。
    
    胡耀邦被迫下台,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同时兼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实质上是既管党务也管经济,所面对的又是“反自由化”运动来势正猛的复杂局面。但是,他还是巧妙地顶住了,非但没有扩大“反自由化”运动,反而使之不了了之。在中止“反自由化”的问题上,赵紫阳首先用“反自由化最后就是反改革开放,反到你的头上”的理由说服了邓小平,之后就在怀仁堂的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据鲍彤先生回忆:“左派们已经提出了‘拨乱反正’的口号,想乘机把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越刮越大,刮掉改革开放。紫阳举重若轻,5月30日在怀仁堂找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左中右各种观点的、大约一千名左右负责干部开会。紫阳作报告,问大家,‘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任?’会后讨论,左派们谁都不敢负责任,不敢应答。‘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疾而终,经济改革继续发展,政治改革反倒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自由化”运动之后的赵紫阳主政时期(从他代理总书记到他下台),政治空气的宽松、思想交锋的活跃和言论尺度的开放,都达到了改革二十年之最,说多元化社会的开始出现,是一点也不过份的评价。“反自由化”运动没有波及全国,没有影响经济改革,被整肃的党内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也没有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甚至在民间还很活跃,方励之、刘宾雁等人的自由化言论反而国内外得到更广泛传播。这一切没有赵紫阳对极左派的遏制和对自由派的开明是不可想象的。
    
     赵紫阳对开明知识分子的保护,鲍彤先生曾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87年夏天,某些左派以“中纪委” 名义起草了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建议开除一些“自由化分子”的党籍,提交常委们批准。社会科学研究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在被开除之列,罪名是他“不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鲍彤回忆说:“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甚么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接著,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要我转告紫阳,中纪委没有受理、没有起草这些处分决定,……)这件事之后,在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常委议程上,从此没有”理论案子“了。”
    
    另据吴稼祥先生记述:邓力群当着邓小平的面指责赵紫阳“保护了很多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比如像严家其这样的人,居然在他的政治改革办公室里还当了一个小组的副组长。小平同志就问紫阳:紫阳同志有这件事情吗?紫阳同志说: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非常努力的,我坚持改革开放,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严家其同志,他是个非常好的同志,他绝对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他对党忠心耿耿,在政治改革方面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改革开放的,他没有任何问题。”
    
     2、体制内外的良性互动赵紫阳时期最著名的体制内智囊机构,就是在鲍彤先生主持下的三所一会。这一机构不仅是经济改革的、也是政治改革的主要设计者。而且,通过这一高层决策的智囊机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各界对政治改革的参与,达到了相互驳难相互渗透相互汲取的平衡。据当年在”三所一会“的人士回忆,十三大结束后不久,赵紫阳就责成其智囊机构研究如何化解社会突发危机的对策,智囊们提交给赵的报告中已经把”建立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定期对话机制“作为重要措施提出。也正是从那时起,体制内外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已经开始,八九运动中的几次对话,显然与此相关。
    
    事实证明,赵紫阳所重用的主要智囊大多数具有开明取向,也都深深地卷入了八九运动,并在六四后受到了严酷的整肃,大多数人失去了体制内的位置,许多人被关入秦城监狱,其中,鲍彤、高山、吴稼祥等人被判刑。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前中央委员鲍彤先生,他在出狱后变成了坚定的民间持不同政见者,残酷的政治迫害非但没有使他沉默,反而使他通过不断的发言,彻底与血腥政权决裂,毫无保留地公开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
    
    3、言论尺度的开放在胡耀邦下台、反自由化运动来势凶猛地严峻局面下,接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便担负起中止极左思潮和拓宽言论空间的重任。赵在1987年4月见过邓小平之后发表了“5·31讲话”,使“反自由化”无疾而终,基本是赵紫阳的力挽狂澜。之后,在赵的权力达到高峰期十三大前后,赵紫阳在一系列敏感问题上的表态,大都有气魄有胆识且言词尖锐。据吴国光记述:1987年2月,赵紫阳听取了温家宝关于“党政分开”的专题汇报,赵当即指出:自由化也好,不正之风也罢,二者都压制了人民积极性,根子在于“我们党的领导太绝对化,每个党委书记就是绝对权威,一个单位一个太上皇。”而解决这一大问题根本办法就是“要搞直接民主”。
    
     “反自由化”运动的半途而废之后,在赵紫阳的支持和保护下,中国的改革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出现了更为自由的气氛。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最为开放,变成讨论政治改革和新闻自由的主要阵地,其言论的大胆和尖锐,讨论的开放和热烈,达到中共执政五十年之最。北京民办的“北京经济科学研究所”及其《经济学周报》,也成为当时最活跃的民间思想园地,对民间精英具有极强的凝聚力。1988年3月,赵紫阳提议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改名为《求实》。即便这一名称变化巧用了邓小平对“实事求是”的强调,但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足够的政治胆识,也断断不敢作出更名决策。
    
    在十三大把政治改革提上议程之后,政治改革便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中西方文化的大辩论也由专业刊物走进了大众传媒,电视政论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的播放,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把对政治改革的舆论造势推向高峰,也首开大陆电视传媒的政论专题片先例。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政论专题片已经变成大陆电视传媒的保留节目。同时,赵紫阳还专门会见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通过赵紫阳的肯定性姿态,两人的自由经济思想成为当时政府幕僚、知识界和民营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据鲍彤先生回忆:“任何一个关心这一段历史的历史的人都可以去查历史的记录,看看中国在这个期间、在这两年半当中有没有增加一个政治犯?有没有封闭一家报纸?有没有取缔一本杂志?关闭一个出版社?有没有宣布哪一部电影禁演?哪一本文艺作品非法?我觉得紫阳同志没有这一方面的记录。”鲍彤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紫阳对电影《芙蓉镇》的态度:在当时,该片引发出党内的激烈争论,一位书记处书记请赵紫阳裁定。“紫阳说,我们‘看’电影,不‘审查’电影。如果要我们‘指示’,我们只好从此不看电影。”鲍彤评价说:“于是又开了风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不管文艺作品的审查。”
    
    从鲍彤先生的上述回忆中,更能见出赵紫阳对思想、文化、艺术的开明态度。 
    
    4、全面启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方案出台1987年中共召开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出任总书记,鲍彤先生回忆说:“会后,他健步走到记者群中,接受自由采访。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上任后准备干甚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现居加拿大的吴国光博士所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记述,也印证了鲍彤先生的回忆。吴国光本人曾作为当时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在1986年9月到1989年2月期间参与了赵紫阳委托鲍彤领导的中央“政改办”工作,他还参与十三大政治报告和其它重要文件与讲话的起草。
    
    吴国光回忆说:胡耀邦失去邓小平的信任之后,总理赵紫阳在继续负责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参与政改研讨的重要成员有鲍彤、周杰、严家其、贺光辉、陈一谘、陈福今。
    
    赵紫阳要求政治改革应该成为中共十三大的主题。为此,政改办召集了党政军以及经济、文化、外交、新闻和各省市的诸多领导人与专家研讨政改,先后召开过三十多次内部座谈会。在如此多的研讨会上,除了吴冷西等个别人的反应冷淡外,绝大多数与会者皆充满热情,提出大胆的批评与建言。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党的权力太大太集中,所以政改就必须从批判权力高度集中和改变“以党代政”体制入手,进而逐步实现用宪法约束党权、党权在宪法及其法律的范围内行使的宪政。在研讨会上有人举例说:党权已经大到了荒唐的程度,北京火柴涨价一分,也去请示中央政治局。所以政改要遵循天赋人权、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方案进行。
    
    有人质疑“党的权力来源”,比如陈毅之子陈晓鲁就曾在讨论会上说:中共经过“武装竞选选上了”,但选上之后却变成千年王国,“滥用了人民给的权力”。陈的发言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时任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估计“反对党”将会出现,建议现在就着手制订“政党法”,为将来的多党制准备好法律框架。也有人对“政协”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宪法中没有“政协”的地位,因而在中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政协”属于“非法组织”。所以,制定新闻出版法和结社法,也都在讨论中得到关注。
    
    有人质疑“党的经费来源”,认为执政党和民主党派的财源由国库开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有人主张应该用增加党费与国家补贴相结合来解决党的财源问题。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以强调党决不能办企业和公司为主,他认为党办经济实体的流弊比“党吃国家”还严重。
    
    吴国光还记述了在政改研讨过程中赵紫阳多次发表讲话,其核心可以归结为:政改制度化的实质就是要“分权”。赵紫阳指出:过于强调领导核心的制度很难保证不出事。赵还要求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的自由问题列入研究专题。赵紫阳甚至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还没有我们的党政不分厉害,地方党部不搞一元化领导。”胡启立也经常来政改组发表看法,胡启立认为:封建社会靠科举制、资本主义靠选举制和文官制度,达到了社会稳定和相对公平。赵紫阳赞同胡启立的观点。
    
    
    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予了极大关注,他认为戈氏改革所引导的社会发展、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的解放与制度改革的立法等方面,对中国的改革颇有启发。赵紫阳说:“我们也有不民主,不能说成真民主,过去选举是没有选择的选举,很难说是真民主。”他还根据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非常敏感的现实特点指出:“我们在民主问题上要少说多做。不是不做,而是多做。多宣传一些集中,而实际上多给人们一些自由,扎扎实实搞一点民主,效果可能更好。”也就是尽量避免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多做一些推进民主自由的实事。赵还主张通过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权利,他说:“比如游行,我们不能禁止游行,但要划出一个界限来。”针对邓立群所说的 “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赵紫阳反唇相讥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
    
    吴国光的记述还特别凸出赵紫阳不同于其他中共高官的开阔视野。他回忆到:参与研讨的高级干部在谈到政改时,大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1,对中共的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反省;2,对封建社会太长和封建传统太深的批判;3,大多数人对国情有相当的熟悉,主张政改要结合实际和民意。而赵紫阳与众不同在于,他在讲话时常常引用国外资料,对西方、苏东和港台的政治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其高屋建瓴的远见,显示出赵中共高层领导人中罕见的知识储备和开阔视野。比如,赵紫阳对“八六学潮”的评论就表现出对中国和后发民主国家的真知灼见:“我们选民的投票兴趣还没有菲律宾大。我们真民主搞得很假,人家假民主搞得很真。假民主搞得很民主,真民主搞得不民主。”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觉到不如资本主义民主,这终究是一个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一百年也要回答。”
    
    赵紫阳主政期间,他不仅宽容、保护了自下而上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间激情,而且在中共十三大的报告中,推出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方案。赵紫阳所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确立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更主要的是提出了七项政治改革的措施,这已经是中共执政五十年来,发自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最强音了。其中的精华部分就是开启多元政治的党政分离和建立民主法制的社会秩序。 
    
    但是,由于在现实推行上的党内阻力过大,特别是“党政分开”的改革遭遇上至中央下到地方诸侯的强力反对,在六四前就难以有效实施。对此,赵紫阳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党政分开之所以遭遇巨大阻力,乃在于这项改革在根本上出击到了“既得利益与权力”。所以,有人甚至语带讽讥地说:“改革改革,最后拿党来开刀”。加之邓小平钦定的硬闯物价关严重受挫,经济改革引发的利益再分配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不满的凝聚点,遂使政改陷于停滞状态。赵紫阳也只能回归低调,收回西方模式的政改,而让政治体制改革服从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即反对腐败、保证廉政和公民权利,为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化创造条件。 
    
    在中央政治局的改革上,赵紫阳首创例会制度,据鲍彤回忆:“十三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赵紫阳的建议,确立了中央全会每年必须开两次、政治局会议每两月至少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每星期必须开一次的例会制度,确立了决定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表决的制度,也确立了政治局开会必须发布新闻的制度。例会就是例会,任何人不得推延,非开不可;制度就是制度,任何人不得违反,非执行不可。赵紫阳当总书记时,我记得没有一次例外。” 而据吴国光记述:在研究政治局与常委的职权划分时,赵紫阳与胡乔木有过一场著名争论,胡反对划分,理由是没必要。赵则认为不划不行,理由是权力过于集中弊端太大。赵紫阳说:“不规定起码的制约,会出大问题。”而在权力制约的问题上,“党多年的习惯不愿搞具体的东西。我们总是怕繁琐。”
    
    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据鲍彤先生回忆:“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鲍彤还举出一个实例: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向常委汇报并请常委定调子:判甚么刑?赵紫阳却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 
    
    正如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鲍彤所言:通过“湖南军民冲突案”、“苏绍智案”、“《芙蓉镇案》”等案例,“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5、八九运动中的悲剧命运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政治人物应该具有的“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这种评价假设是:首先,如果赵紫阳不在八九运动前期的关键时刻出访朝鲜,政治局就不会被保守的李鹏主导,其鼓动邓小平的幕后阴谋就难以得逞,即“4·26社论”也许就不会出台,也就不会刺激学生而导致运动的逐步升级;其次,如果赵紫阳在运动中期向邓小平妥协,邓就不会下决心罢免赵,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再次,只要在决定戒严之后,赵按照邓的意愿出席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能保住自己的权力,既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也可以多少抵制极左派对改革的全面反扑,不但经济改革可以保持延续性,而且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换言之,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说,在赵紫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不够韬晦被指责为政治不成熟,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发的不归路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对和平表达的民意实行军事戒严的管制,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根本的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晦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必将象独裁制度中的其他高官一样,沦为泯灭是非善恶的机会主义政客,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就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开明赵紫阳了,而更大的可能仅仅是,他变成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换言之,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之于中共官场而言,堪称历任党魁中的最大异数,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义尊严。 
    
    必须承认,在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体而言:1,由于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2,在体制内部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已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3,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4,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5,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6,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据鲍彤先生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甚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著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会”而升级,赵紫阳于5月3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5月4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先生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统一,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
    
    同时,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对话”、“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主张,在八九运动得到了最初的践行。
    
    5月11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
    
    5月13日,为了缓和官民冲突和迎接中苏高峰会晤,赵紫阳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对话。在统战部的一个会议室,我也参加了由阎明复主持的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但限于特定的政治条件,阎明复不是决策者,在对话中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但他却以非常诚挚的态度劝说学生们给改革派留有余地:“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段时间,有时间我们才能做事情。”“4·26社论的定性问题肯定要解决的,但要有时间。我代表中央保证决不会秋后算帐。”他甚至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把我抓回北大去,不是抓,是把我带回北大作人质,如果解决了,你们再放我。” 
    
    事实上,阎明复已经说服了参加对话的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王丹和吾尔开希还向阎明复做出承诺: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尽量劝说绝食学生撤出广场,他俩回到广场后也确实履行了承诺。然而,由于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更由于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劝说姿态,致使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和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知识分子的劝说工作失败。 
    
    关于军事戒严,赵紫阳在自述中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其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暧昧,而只有赵紫阳仍然坚持反对军事戒严。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从开启官民对话反对军事戒严,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 
    
    这样的赵紫阳,难道还没有尽到他的“政治责任”吗? 
    
    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现在,已经85岁的赵紫阳先生仍然被变相“囚禁”,但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的存在,对已经手握最高决策权的胡温构成巨大的道义压力;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据张刚先生记载,六四后的九十年代初,基于李鹏造成的经济倒退,邓小平曾经想再次启用赵紫阳,但对邓小平托人传来的信息,赵紫阳提出复出的两个要求,说明了他对政治良知的坚守:一是要有实权,二是重评八九运动。显然,邓可能会应允前者,而断断不会答应后者。现在,已经在软禁中渡过了十五年的赵紫阳仍然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赵紫阳对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为的自我鉴定吧。
    
     
    
    (三)赵紫阳的局限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过于张扬的个性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所以,无论赵紫阳在内心深处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权力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早已对他不满的保守派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在此意义上,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讲,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就锋芒毕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在这点上,与结束了前苏联的极权体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胡、赵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韬光养晦之耐心,在最高权力没有到手之前就已经锋芒毕露;也缺乏叶利钦身处政治逆境时的政治气魄,在下台后又过于洁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习性葬送了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八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比,二者之间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运动的动员规模和政治诉求上,“八九”都远远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诉求是“民主主义”性的。其次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巨大差异,五四时期的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八九时期的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再次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世界动荡不安,中国的四周充满了紧迫的威胁;而八九时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国的外在环境正在向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变化。
    
    可以说,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大规模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强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可控制的社会变革,在政权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时具备的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信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肯定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或者说,如果党内开明派能够把握时机、比较好地处理了运动的每一环节,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应对,完全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创出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新局面。 
    
    大多数人皆承认,中国大陆完成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的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精英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人为隔骇造成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风头正盛的八十年代,体制内外确实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政治改革。当时,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和民众之间,在总体立场上有着基本共识。而八九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事实上,在此之前,党内开明派并不是对出现大规模民间运动全无准备。据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智囊们中的一些人说,在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自发的大规模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和沟通的应对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在八九运动开始时,甚至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呈请愿书,不但在当场没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应,而且在之后也没有启动对话、沟通机制,反而弄出个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的 “4·26社论”,致使运动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
    
    这之后,官方才开始被迫实施对话策略。但是,第一次对话,官方派出的袁木、何东昌等保守派官僚,摆出教训晚辈的权力傲慢姿态,除了就事论事的敷衍诡辩和教训学生之外,那场对话再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后来,党内保守派顽固坚持 “4。26社论”的定性,再次导致运动升级为“5·13”群体大绝食,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和事态扩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极有限的实质性对话。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因对“4。26社论”的强烈不满而组织了5月4日的大游行、并向新闻出版署递交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信之后,胡启立才于5月11日到《中国青年报》召开了一个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 
    
    1989年5月13日晚,阎明复在统战部主持了官民对话会。遗憾的是,阎明复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极为现实、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显然,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对民意的忽视、不尊重,对民间异见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这种主要由官方制造的人为隔膜,使民间缺乏对官方的起码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
    
    当然,阎明复在对话中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与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即便是党内开明派也无法摆脱“官权”高于“民权”、长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传统。首先,此次对话的目的不是出于解决官民对立的问题,而主要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其次,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再次,对话的方式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妥协式合作(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即便在阎明复的回应中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质;所以,在当时的气氛下,官民双方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良性互动,就带有必然性。 
    
    在此意义上,即便八十年代是党内开明派和社会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无法抓住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善意地引导支持改革的民意,将官民两种改革力量发展成良性互动的共识。 
    
    不可否认,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党内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也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但是,同样必须承认的是,中国的长期政治传统和中共几十年的垄断性特权地位,已经养成了执政者居高临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开明和肯倾听异见如赵紫阳者,也不习惯于放下执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态面对民意。如果党内开明派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不是只在党内力争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与学运、知识界之间的信息沟通和策略共享,其结果可能就会完全不同。比如,在赵紫阳发表“亚银会议讲话”之前,通过某种渠道向学生充分解释党内开明派的意图,而不是在党内斗争失败、赵自己的政治悲剧命运已经决定之后才亲赴广场,大概就不会有运动走向大绝食的升级,支持党内开明派的民间运动,也不会起到所谓的“帮倒忙”作用。在此意义上,“帮倒忙”的决不是学生们,而恰恰是开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以六四的血腥悲剧结局而落幕的八九运动,真正证明的:不是学生的不成熟和特权意识,而是党内开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权习惯;不是学生们的居功自傲、盲目轻率,而是自由知识界的名流意识和盲目轻率;不是学生们幼稚的英雄主义和非理性激进,而是自由知识界懦弱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已经为这个社会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他们没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意资源。 
    
    尽管如此,中共用刺刀戳穿了年轻的身体,同时刺刀尖也翻转地刺向政权合法性的心脏。年轻学子们用鲜血积累起来的道义资源,仍然是我们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最大资本;中共政权的野蛮镇压,仍然是执政党不能不加以正视的难以愈合的伤口,它的阵发性疼痛将继续令这个表面稳定的政权不时地抽搐。 
    
    八九运动给中华民族的最大启示:无论是处理偶发性的棘手事件,还是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一味对抗,致使本来温和的矛盾不断升级,直至达到双方在心理上(因为现实往往并非如此,而是人为的内心恐惧使然)的毫无退路的激化状态,然后动用强制力甚至暴力暂时解决问题,不仅在道义上是野蛮的,更是在实际效益上代价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对具有道义性合法性的被镇压者如此,对失去道义合法性的镇压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陆中国,民间与执政者的冲突,无论是对抗的产生、激化,还是解决冲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蛮,其责任主要应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来负。
    
    八十年代的年轻大学生们,曾经为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提供了绝佳的民间舞台和百年不遇的历史时机,但是,由于长着胡子的人们的整体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轻生命所付出的代价和提供的时机至今没有结成正果。中国人还会有这样百年不遇的时机吗?还会有八九运动那样有序而理性的民众运动吗?如果有,但愿长胡子的人们能做的好些!
    
     
    
    三、胡耀邦、赵紫阳的悲剧根源
    
     
    
    中共第二代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政治命运,与苏共第二代领袖赫鲁晓夫的命运具有相似性。赫鲁晓夫作为斯大林死后的苏共内的改革派领袖,在清算斯大林主义、批判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解放、改革官僚作风、与美国签署和平协议等方面,都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由此开启了前苏联的后极权主义“解冻时期”。最后,在苏共内部的争权夺利中,赫鲁晓夫败于保守派及其既得利益集团。
    
    胡、赵二人作为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内改革派的前台领袖,也在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解放、主持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向西方国家开放等方面,起到过主要作用,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同样,胡、赵二人在与太上皇邓小平及其党内保守派的冲突中,由于双方在如何改革及如何对待民间自发运动上的根本分歧,先后被邓罢免。六四过后,邓小平的解释也明言了邓与胡赵之间的根本分歧。邓1989年9月16日对李政道夫妇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就是不讲四个坚持,主要是不讲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俩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胡耀邦那段时间,不去反对腐败现象,不健康的文艺活动他不管,提倡高消费。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二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俩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好在有我和一些老同志在处理不难。"任何对中国的自由未来抱有热切期望的人士,不能不遗憾地承认:中共高层开明派的两位代表前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与独裁者邓小平以及他所代表的旧体制的较量中,由于政治环境、政治资源、政治权谋和历史机遇的不足或缺欠,而成了邓的牺牲品。1,二人虽然有着开明的观念和在大是大非的抉择面前的政治良知,但他们却没有能够摆脱中共传统所形成的政治人格。2,他们在掌权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自觉意识,即便有那样自觉意识,也没有戈氏的政治耐性(在完全执掌最高权力前的忍耐和驯顺)、执政环境(没有垂帘听政的太上皇及其元老帮)、政治资源(党内支持度偏低)和历史机遇(八九的考验)。3,他们在失势后又没有叶利钦的政治眼光和政治魄力,只是以沉默来表示不满,而没有很好地利用现实政治的失败所带给他们的国际性的和民间性的政治声誉和道义资源,没有把专制下的个人政治生命的悲剧转化为抗争独裁制度的民间反对派运动的正剧。
    
    这一切局限,又使他们的悲剧平添了一种无奈的凄凉。
    
     
    
    (一)下台后缺乏政治魄力和道义勇气的胡、赵
    
    胡耀邦下台后,他曾向前去看望的李锐倾诉内心压抑。根据李锐先生的转述,胡耀邦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是羞辱(1987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十九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1月2日给邓小平的信和1月10日和15日在中央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和《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件:到1989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全会中这一幕,我是亲身经历的,定一和万里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尤以右侧中纪委席掌声持久。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的话,要害是:"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尽管,李锐安慰胡耀邦说:“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经过那么多党内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但是,胡耀邦内心的委屈和压抑仍然难以宣泄,言不由衷的检讨所带来的内心自责更难以排遣。 
    
    同样,尽管赵紫阳被指控为“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时,他并没有自我作贱地检讨,而是坚持己见、实事求是地陈述了自己的言行;尽管从赵紫阳下台后偶尔发表的言论看,他对坚持自己的立场、对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来结束一党独裁,已经没有任何观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只是政治魄力和道义勇气。其实,以赵紫阳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他在非法软禁中的主动抗争并不需要唱政治高调,甚至不需要他象其老部下鲍彤先生那样公开表达政治异见,而只要他隔一段时间(哪怕一年一次)写信给中共高层,仅仅要求解除非法软禁和恢复人身自由,就足以表达他的道义立场和不屈精神。 
    
    然而,六四十五年来,无论是自我辩护还是发表政见,赵紫阳的公开发言都太少了,仅仅是偶尔说上几句。所以,尽管国内外舆论仍然在关注他的现状,有关他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国际上成为新闻,但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的沉默,已经浪费了且继续浪费着他在八十年代所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在八九运动中所积累的道义资源。无法否认的现实是,由于赵紫阳自身的沉默,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还在继续急遽流失。 
    
    杰出政治家的道义勇气和政治魄力,不仅表现在他们手握重权时的作为,更应该表现在他们失去权力、身处逆境时的作为。以此来看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在下台后的表现便有些令人失望。如果胡耀邦和赵紫阳所具有的,不仅仅是人道同情心和现代政治观念,也不只是一个心地善良和人格清廉的中共高官,二人还具有足够的政治魄力和政治勇气的话,那么胡耀邦在还保有政治局成员的高位时,他就不可能在下台后还要违心检讨,更不可能只是在倍感压抑中一味沉默;赵紫阳在下台后,也决不会几乎保持了长达十五年的沉默。他们二人就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声誉和影响力,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想方设法发出声音,在为中共现政权施加巨大政治压力的同时,也为民间正气的形成带来道义激励和凝聚中心。 
    
    在此意义上,面对非正义的强制压迫,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勇气,绝非单纯的勇敢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具有高贵政治人格和杰出政治智能的表现,更是政治斗争中的暂时失败者能否保持乐观而健康的心境的表现。良知者在逆境中保持一种乐观的抗争姿态,不仅对民间社会是一种感召和凝聚,而且是对严重受挫者的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对大挫折中的个人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积极的主动的抗争,会为抗争者个人带来底气十足的正义感和荣誉感,不仅是心理治疗且是生理治疗,即保持一种“健全的意志和明亮的内心”,肯定有助于延缓生理机能的老化和疾病的迅速恶化。换言之,在邓小平无法完全致其政敌于死地的后毛时代,也就是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有所下降的时期,对于下台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而言,只有公开化的不屈抗争,才能使他们既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健康心理(胡耀邦不至于因过于沉重的内在压抑而突然病逝),也能使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无辜受难所积累的丰厚的道义资源,通过不断的公开发言把自己变成凝聚国内民意和国际支持的道义象征。 
    
    反观前苏联的党内异见者叶利钦,他在被戈尔巴乔夫清除出党内之后,非但没有检讨和消沉,反而走向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他不再等待和乞求体制的平反或重获重用,而是直接诉诸于体制外的民意与旧体制进行对抗,从而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和国际支持。后来,在苏共保守派所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叶利钦面对政变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时,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需要的不仅是对主流民意与历史机遇的正确把握,更是敢于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不畏个人生命危险的政治勇气和政治魄力。他走出议会大厦,登上政变军的坦克发表演讲时,并不能保证政变的军队中没有人向他开枪,也许只是慌乱中的偶尔走火,就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险了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对于一个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悲壮,也要比无声无臭的委曲求全,在道义上具有更长远的政治意义和生存价值。菲律宾的政治反对派领袖阿基诺的甘愿赴死,就导致了这个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他的名字也将因此而赢得不朽的道义感召力。 
    
    你可以说,叶利钦的幸运在于:曾经作为他的主要政治对手的人,恰好是决心埋葬共产制度的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彻底挑战旧制度之前,戈氏已经成功地营造了埋葬极权制度的难以逆转的大局。然而,如果不是叶利钦而是其他的什幺人,未必都有他那样的政治勇气。那种在大势之中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的论调,完全忽略了个人素质的优秀与否在大变革时代的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思维定势。事实上,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煞的,也抹煞不了的。没有圣雄甘地的坚忍不拔,就不会有印度争取独立的非暴力抗议运动;没有哈维尔的道义坚持,捷克的社会转型就不会那么顺利,起码要付出远远超出“天鹅绒革命”的社会代价;没有昂山素季的勇气和智慧,缅甸的民间反对运动就难以具有高度组织化的规模,缅甸军政府的国际地位决不会象现在这样孤立。 
    
    虽然,胡、赵所处的政治大环境与前苏联及菲律宾有很大的差别,其人格、智能、意识等个人素质也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是,我认为,就关键人物的政治勇气在大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而言,二者还是可以进行对比的。在某些历史转折的关头,风云人物是否具有政治远见和政治勇气,将决定政治家本人、甚至一个国家的未来。
    
    放眼世界、按照世界性的杰出政治家标准来衡量,赵紫阳作为当代中国最开明领袖的政治作为,显然留下不少令人遗憾之处。身居党魁高位的紫阳无法成就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下台后被软禁的紫阳也无力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只能在禁锢中消极抗争到黯然离世。无论如何,六四后很少以公开发言来积极抗争的紫阳,会让敬重他的民意感到遗憾。
    
    然而,这样的悲剧,并不能全部归之于紫阳本人,而主要是中国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所限。 
    
    就历史而言,中国独裁传统的漫长、深厚和强大,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且中国也没有能够足以抗衡世俗皇权的宗教信仰及其教会组织。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之曲折多难,也可以用著名改革派领袖的不断夭折来表征,从血洒菜市口的谭嗣同到遭到暗杀的宋教仁,中国在通向宪政民主之路上迈出的每一小步,皆伴有大曲折和杰出领袖的喋血。再看中共八十年多年的历史,凡是在晚年与中共体制决裂且转向自由民主的党魁,也都是现实政治中的失败者,从在孤独中谢世的陈独秀到在软禁中离开的赵紫阳。这个令人扼腕惋惜的名单,甚至还可以加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和开明清廉的胡耀邦。 
    
    就现实而言,中国本来就欠发达的民间社会,在毛时代被绝对极权体制彻底扫荡,“组织人”成为国人的第一身份。虽然,改革以来,经济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观念的多元化个人化,使民间社会有所恢复并逐渐壮大,但时至今日仍然只能算“半吊子民间社会”。加之中国没有能够凝聚民间的价值共识的宗教信仰,民间社会的发育就更为艰难。所以,在无法造就伟大的改革领袖的现实局限中,民间社会的不发达无疑是重要的局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能够造就沙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相应地也会在体制内产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无法造就中国的沙哈罗夫或索尔仁尼琴的民间,也相应地很难产生体制内的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
    
    在此意义上,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限,中共党内能够出现紫阳这样的政治领袖,在我看来已经属于人格奇迹了。
     
    
    (二)胡、赵二人的政治共识及其歧义
    
    根据老干部宗凤鸣的回忆录,胡赵的最大共识是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在反对"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反对邓力群等人搞运动整人,赵紫阳跟着提出“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胡感到这是赵对他的支持。宗先生说:"尤其当邓力群散发批胡的材料(赵紫阳批评这是"无组织行为")被赵紫阳制止、收回后,胡更感到赵还是支持他的。胡曾亲自到赵家,与赵促膝谈心。据称,赵明确地对胡说:'咱俩过去乃是工作上的分歧,咱俩是同舟共济。'赵还说到:'在这个年龄段的,只有你作总书记最合适,再没有第二人。'大概是胡耀邦摸到了赵紫阳的底,就高高兴兴地辞别了。"(参见:《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香港新风出版社2004 年5月版331页;以下简称《回忆》) 
    
    吴稼祥先生也记述说:“在我的印象中,除了1982年胡耀邦过多干预了赵紫阳主管的经济工作以外,赵紫阳对胡耀邦的支持是一贯的。在处理八六年学潮的书记处会议上耀邦提出,现在学生在闹事,这也并不可怕,进行现代化建设怎么可能是风平浪静的呢?怎么可能没有一点事件呢?怎么可能没有动乱?有点动乱不要紧,这完全是要考我们的、锻炼我们的领导才能的时候。然后,赵紫阳接着讲。他说,我完全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见。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这是我听到的中央领导讲得最明确的一次!就是说:不要怕动乱;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管理国家。当时我看到这个会议记录,我感到中国有望,应该说为中国庆幸。”(《大玩家》) 
    
    而胡、赵之间的分歧,赵紫阳在软禁中也有自我反思。据张钢先生在《南巡前后,邓小平曾三次派人找过赵紫阳》一文中记述:“紫阳谈到在耀邦同志的辞职过程中,赵也秉承小平同志意见,对胡进行了违心的批判,尽管他和胡在工作中,有时意见未必一致,尤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紫阳对这件事,始终耿耿在怀,一直深深感到内疚。” 
    
    胡、赵二人的政治悲剧的确引人同情,他俩在八十年代的分歧更令人惋惜。在六四前,赵紫阳最遭人病诟的政治污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儿子的官倒问题,二是最遭人病诟的政治污点是他在罢免胡耀邦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对此段公案,目前流传有各类说法:吴江先生在《十年的路》一书指出,胡的下台是赵写给邓的一封信起了"关键"作用。而共宗凤鸣则指出赵紫阳当面对他解释到:"耀邦下台,当时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胡不作总书记一职,乃是组织上已定下的问题,当时,不可能再提什么了,提了也没有用。"赵还进一步解释了“老人政治”在当时中国的决定作用,他说:"在最高层领导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同时,宗凤鸣也指出:在批判胡耀邦的党内高层的所谓“生活会议”上,"估计赵也提出过与胡有不好共事、合作的一段工作过程。据我所知,赵紫阳当时既讲了胡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的一面;也讲了胡好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有弱点的一面。对胡作了些批评,大概是事实。赵没有力主留胡,大概也是事实。"(《回忆》P333)宗先生的这些文字得到了赵紫阳本人的证实。
    
    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悲剧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用赵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权谋来解释,也不是一句个人之间的争权夺利所能了断的。因为,所有把政治作为职业的人皆有所谓的野心(我认为叫做政治成就感和名誉感更准确些),手握重权者之间的分歧与争斗也是正常的。特别是已经走到了胡、赵这样高位上的从政者,没有政治野心或两人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正常的。
    
    关键在于:权力游戏规则是否公开、公正和有法律的保障。
    
    自由社会的政坛,也有非常激烈的权力争斗和政见分歧,但多元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好处是:权力争斗的成败赢输,皆有法可依且具有公开的透明性和基本的公正性,决不会陷于完全黑箱操作的阴谋和人治,也不会把人逼到一山不容二虎的你死我活之绝境,在政见论辩中更不会依靠政治权力把反面意见打入地狱,一个人也不会因政治斗争的失败而被剥夺发言权和从政权。在自由制度的政坛上,只有暂时的失势者,而没有永远的失败者。
    
    反观大陆中国,一山不容二虎和依靠政治权力封杀不同政见、把政敌置于死地的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并且一代代地重演,1949年之后尤甚。仅仅在毛泽东手中就有多少“同志”兼“战友”被打入地狱,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时代的党内斗争,虽然在处理不同政见的“战友”兼“同志”时的残忍性降低,但其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没有实质性改变,而且到现在仍然看不到这种人治的强权政治和阴谋政治何时能够完结的希望。 
    
    由此再看胡、赵之间的分歧,就会超越个人恩怨的视角,进入制度悲剧的深处。
    
    两人虽然同为党内开明派,在清算文革、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思想解放、主持经济及政治的改革、向西方国家开放、抵制保守势力和保护开明人士等方面,起到过主要作用,由此开启了中国的改革时代。特别是胡耀邦所具有的那种中共高官所少有的人道精神、亲民作风、开明胸怀和清正廉洁,更赢得广泛的尊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胡耀邦身上的传统政治烙印显然比赵紫阳更深,更顽固,胡更适于做一位心系民众、廉洁自律的开明君主,而赵则具有更开放更现代更有远见的政治观念,其内心深处的想法更接近戈尔巴乔夫,更有可能做一位开创中国政治制度新纪元的政治家。只是历史没有给赵提供戈氏那样好的机遇。戈氏在执掌最高权力时,老人集团已经全部退位,他的头上没有类似邓小平这样的太上皇;更重要的是,在戈氏谋取最高权力的韬晦过程中,没有遇到类似八九运动这样大是大非的挑战:一个决心埋葬极权制度的政治家,面对极权制度的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和屠杀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民众之时,还能韬晦下去吗?也许有人能,但是那将背负着怎样的道义十字架和历史欠帐的包袱。更主要的是,这样的屠杀过后,肯定将是极为漫长的旧制度巩固时期,他的政治韬晦也将看不到出头之日。 
    
    赵的政治生涯,在胡挨整时韬晦了一下,但由于他个性中本有张扬的一面,在十三大后很难让他处处小心谨慎、低调行事,更由于撞上了必须对之表态的大是大非的考验,这种考验的残酷,不仅是对一个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对其作为一个人的良知的考验。考验的结果已经众所周知:赵紫阳的政治良知战胜了不惜一切代价向上爬的政治韬晦,这就注定了他无法韬晦到太上皇自然死亡那天,所以他的政治悲剧也就成为必然。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上看,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
    
    1、在是否赞成邓小平退休的问题上,胡赞成而赵反对。这种分歧,既源于胡的耿直和赵的韬晦的不同人格,也源于二人对政治时机的不同判断,即邓是真心想退还是假意作秀?对邓的承诺,胡相信而赵不信。
    
     2、在经济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胡主张在坚持计划和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在不触动旧经济体制的前提下,以全民动员式的传统手段来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率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而赵主张必须变计划为市场、变公有为私有,也就是只有在改革旧体制的前提下,富民强国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才能实现。
    
    3、政治改革上的分歧:尽管,胡与赵在推进政治改革和抵制文革式整人(如“清污”和“反自由化”)上是基本一致的,然而,在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上,二人偏好的目标和手段皆有极大的差异。胡主张的政治改革是想建立一种开明的仁政,通过发扬和继承党内原有的优良传统来改造党的作风,通过明君和清官主导的改革来造福于民;而赵主张的政治改革则是意欲建立现代政治文明,即西式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通过建立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制度来造福于民。
    
    所以,六四后,官方还允许对胡耀邦的公开怀念,但赵紫阳则成为被封闭在黑箱中的名字。
    
    如果说,胡耀邦是中国传统中的好人政治家,那么,赵紫阳就是开始超越中国传统的现代型政治家。即便假定赵的人格不如胡那样善良耿直,但是二人如果继续执政,赵为改革所确立的目标肯定要比胡的目标更接近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流。尽管胡的个人风格在中共高官中很受赞誉,甚至连踏着胡的尸骨坐上最高权力交椅的江泽民,为了玩弄政治平衡术都要对胡表示一定的尊重。但是,长时间的一党独裁体制的惰性,仍然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避免的权力狂妄的政治遗传。他在经济上的计划思想、在新闻上的喉舌思想、在港台回归上的僵硬态度、在权力分配上的一元化思想,是导致胡、赵二人分歧的主要原因。胡耀邦的计划经济思想、对赶超策略的热衷以及对经济的外行,必然造成他与当时主管经济的赵紫阳之间的分歧。
    
    换言之,在政治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的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党魁的一时心血来潮就可能变成危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决策。比如,胡在经济改革上的大跃进思维、如同胡闹儿戏的发言,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掀起了全民追逐高消费的时尚;至今,人们仍然以轻蔑的口吻谈起,胡当年搞的几千名中日青少年的交流计划——尽管胡本人谈起此事来仍然一肚子委屈。正如宗先生所言:“胡主张经济增长快一点,指标高一点,赵主张留有余地。如果超标完成了,可以更好地提高积极性;赵感到胡对经济工作好表态,有些想法不切实际,弄得国务院不好工作。这个分歧,经邓小平找胡耀邦、赵紫阳到他家里,当面谈清楚了。又经赵紫阳采取由国务院向书记处报经济情况、进行沟通的做法而得到解决。后又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邓小平明确提出:经济工作以后由赵紫阳任组长的财经小组决策,由该小组负责。这样一来,胡就不再干预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赵说,自此他们两人的分歧,也就解决了。"也就是说,胡、赵分歧的悲剧性在于:当党的总书记的话在政府总理的行政权力范围内未必就能变成经济改革的决策时,政见上或政策上的分歧就会演变成权力上的争斗。按照权力分工来说,总书记管党务和政治,总理管行政和经济,本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但在一党独裁的体制下,总书记的权力最大,行政首脑及其权力还没有独立性,而是必须听命于党魁的吆喝。所以,党魁与总理的分歧就必然要演化为权力之争,作为党魁的总书记与作为行政首脑的总理之间的任何分歧,都必然涉及到党权与行政权谁为老大的问题。
    
    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胡都强调要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魁权力必然对总理行政权的进行干预,并对总理不听党魁的吆喝产生不满;而赵紫阳所要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放权让利,进而要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必然对党权的过多干预极为反感。所以,胡、赵的分歧最后就要扯到是否要进行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的冲突上。赵作为既主持经济工作又坚持党政分离的改革的行政首脑,必然对坚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改革的党魁胡耀邦有所抵触,特别是体制给予胡以凌驾于赵之上的一把手权力,经常利用党权越界干预行政权力,肯定招致赵的内心不满乃至行动上的抵制。而在坚持党对一切的绝对领导权的体制下,身为党魁的胡自然认为他有权干预一切,所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应该在党魁手中,而不是在行政首脑手中。
    
    所以,赵在邓小平决定罢免胡的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除了所有从政者都有的个人政治野心之外,应该也有赵想藉以摆脱党权干预行政权的原因。
    
    作为中共历史上难得的两位开明党魁,胡、赵皆成为强人政治的牺牲品。现在,回头看胡、赵二人的当年分歧,胡应负的责任是党权对行政权的过分干预,赵应负的责任是在胡遭到不公正的政治迫害时,没有象习仲勋那样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而是采取了韬晦之策。
    
    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制度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最终根源,无疑是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
    
    结语 促进中国改革由病态的邓江模式回归健康的胡赵模式
    
    从胡、赵二人后来的政治命运看,邓、胡、赵联盟的密约期,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不仅在于改革本身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在于改革走在一条健康的正路上。而三家马车的分裂,标志着改革的严重受阻和改革方向的误入歧途,使中国在跛足改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种分裂的第一责任人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集团及其旧体制。
    
    尽管,六四后,为挽回个人政治荣誉和缓解政权合法性危机,邓小平再次玩弄驾轻就熟的机会主义权谋,于1992年发动第二次改革,使中国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六四之前:市场化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事实上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逆转。然而,与八十年代相比,这种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化,表面上是深刻的,实质上却是肤浅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扩大而不是质的提升,甚至可以称之为“改革的断裂”,即由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同步改革断裂为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跛足经济改革。八十年代的道义激情、政治活力、思想启蒙和文化提升……统统消失了,代之以利益至上、政治僵化、思想蒙尘和文化堕落;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权贵、资本和知识精英之间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共谋。
    
    更重要的是,变化最大的经济领域,其动力先是来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强硬推动,而六四后的沉闷气氛一旦从经济上被打破,接下来的变革,其主要动力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权贵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他们的贪婪搅沸了所有人的金钱梦。圈地热、炒股热、集资热、新经济热、瓜分国有资产热、转移资产热……每一次暴富的机会都被权贵家族捷足先登。所以,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里,真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仍很遥远,而官僚资本和权贵私有则一日千里。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私人资本和知识群体的一体化,公权力和知识变成“资本”的工具,既是资本的代理人、辩护士,又是资本的占有者、交易商,实质上是政权及其代理人的资本化。这种权力的资本化通过“三个代表”拥抱国内资本家,通过“经济全球化”拥抱国际资本。于是,对于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包围中的共产主义孤岛的中共政权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淘金狂潮,对外开放中的西方文明变成与政治文明无关的单纯“引进外资热”,也就等于在国内搜刮、在国际上向“资本”乞讨来养活独裁政权。目前,“外资”和“西方市场”已经成为中共“活命钱”的主要来源。
    
    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写进中共党代会的决议,进而写进《宪法》之时,市场早已被权力化了;当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产权问题必须加以制度化解决之时,私有化早已成为权贵们瓜分全民资产的特权了;当灯红酒绿之中到处是脑满肥肠之徒时,悬殊的贫富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在急遽扩张;当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时,农民的收入水平却在敲骨吸髓式的层层盘剥下停滞不前,也就等于相对下降;当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重组进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改革时,几千万职工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前提下,就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
    
    如果说,八九运动所反对的“官倒”,还只是某些太子们的个人行为,那么从邓小平打开了党、政、军、警等政府部门齐经商的闸门后,个人行为的官倒就必然扩展成由体制本身所推动的遍布各个角落的权贵家族。这种由权力和资本的邪恶结合所拉动的经济高增长,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的“经济奇迹”,被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称之为成本低廉的“交易选择”式的渐进改革的奇迹(不同于苏东的成本高昂的“公共选择”式的激进改革),而在实际上,这既不是经济奇迹、更不是成本低廉的渐进改革的奇迹,而是权钱交易的腐败奇迹、两级分化的不公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高昂的奇迹。在产权制度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之前的市场化,不过是利用权力市场化进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大概只有等到权贵们把所有的全民资产都瓜分完毕为止。加入WTO后的深化国企改革的举措,无非是为权贵家族的疯狂瓜分提供合法保护而已。
    
    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经济活跃了,权贵们瞬间发了大财,私营老板和知识精英也紧随其后,拣几粒大小不等的芝麻;思想活跃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学的显贵中,也不再喊“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了,官方对知识界压迫的相对松弛,是以知识界的“告别革命”、“告别激进主义”、“拥抱历史缺席权”为前提的;文化活跃了,被浸满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与主旋律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散发着丧心病狂的冷酷和野蛮。
    
    然而,与这种表面的繁华和稳定、与金钱的嘹亮呐喊和幸福低吟同步萎缩、流失甚至渐趋死亡的,是政治改革的激情、追求自由的勇气、道义关切的高贵和社会公正的提升。农民的窘迫、失业者的困境、六四难属的孤独、法轮功学员的无助、民运人士的无奈、自由知识界在强制压迫下的失语……曾经被毛泽东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在改革之初终于看到的一线争回自己应得权利(首先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希望,却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再一次被权贵家族集团抢先据为己有的暴富所愚弄所出卖。现在的中国,权贵们不仅肆无忌惮地瓜分着由全民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而且通过合法股市、非法集资和银行贷款来搜刮民间的财富,散户赔进股市的钱被所谓“大户”通过暗箱操控而侵吞,民众投入集资者口袋里的钱被有特权的骗子占有,百姓存在银行里的辛苦钱变成了金融黑洞的牺牲品。
    
    从政改和经改的关系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之根本区别,我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在胡、赵主导改革的八十年代,是经改作为推动政治转型的杠杆;而在邓、江主导改革的九十年代,是经改沦为维持政治停滞的工具。也就是说,第二次改革被邓小平引上了那种最坏的特权主导型的“强盗资本主义”——经改作为独裁政治的工具,既为行政权提供政绩合法性,又为权贵们提供一夜暴富的绝佳机会,资本的污血喂养着邪恶的独裁,经改所维持的政治僵死的局面,恰恰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活跃共谋。 
    
    胡耀邦含冤逝去的十五年,也是赵紫阳被软禁的十五年,更是二人共同推动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十五年。然而,从手握中共的高层决策权到只有“无权者的权力”,他们留下的政治资源和道义资源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众多来自民间的被剥夺了自由乃至生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每一次为反独裁、争自由所支付的代价,同时也是一种道义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积累。何况,胡、赵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道义资源还不仅局限于民间,二人在体制内仍然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即便在失去权力已经十五年后的今天,他们仍然是体制内的一只极具魅力的“看不见的手。”中共现政权对赵紫阳和鲍彤的严密防范,就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在道义仍然是强大的,远比现在身居高位的独裁寡头们强大的多。
    
    社会体制由独裁向自由的转型,都是在与专制制度的长期较量中,靠一次次牺牲所积累的资源完成的。然而,与前苏东、与台湾相比,大陆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更惨烈,对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浪费也更触目惊心。我们付出了太巨大的血的代价,却没有换来类似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前苏联的叶利钦和台湾的蒋经国……那样的政治领袖,甚至连一位类似缅甸的昂山素季那样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诞生,也没有留下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那样的见证历史的巨著。 
    
    难道大陆中国人的未来命运的最好结局,早已注定在独裁者施舍的小康幸福吗?难道我们除了配享有猪一样的满足之外、与有尊严的生活无缘吗?
     
    历经半个世纪的苦难和二十多年改革,国人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教会我们百倍地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资源,使之转变为道义凝聚和政治动员的整合象征,而不是沈溺于政治暴发户的轻率和狂妄之中,挥霍苦难、浪费鲜血、一任宝贵资源的急遽流失,以至于当独裁制度的崩溃来临之时,为反对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价的人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可资凭借的资源来引导民众投入新制度的建设。 
    
    所以,但愿赵紫阳能够采取更具道义勇气的姿态面对政治高压,明亮而健康的心理状态肯定有助于他的身体健康,而他的健康长寿,不仅对他个人及其家庭的福祗必不可少,而且一旦中国进入政治转型期,即便赵紫阳本人不再谋求实际的政治权力,但一个在国内外具有厚重政治资历和崇高道义形象的赵紫阳,一个身体健康、意志坚定和头脑清楚的赵紫阳,必将为保持转型期的社会稳定提供最具道义说服力的权威。
    
     
    
    2004年12月初稿,2005年1月17-19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1/20/2005 2:15)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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