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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罗基:论赵紫阳的意义
(博讯2005年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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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赵紫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所作的书面发言
    
    
    我说的是赵紫阳的意义,不是赵紫阳的作用。
    
    赵紫阳的意义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显示出来的。
    
    天安门事件爆发了政府和人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也催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文件是改革派的纲领。改革为了什么?可以有不同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还是为了促进共和国的前进发展?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不同的改革派分道扬镳了。不同的出发点引向不同的归宿点。改革为国为民的代表人物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⑴,仅此一语,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改革为党为我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主张以军队和暴力的镇压解决问题,就此一举,使他成为同一典型环境中的另一典型人物。宣布戒严,调动军队,在坦克的掩护下,进军天安门,向手无寸铁的人们一路冲杀,制造流血事件的邓小平,千夫所指,万年遗臭。“民主和法制”的口号并不是赵紫阳最先提出的,但在大规模的人民抗议运动面前强调“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特别是与镇压解决问题的结果所发生的流血事件相对照,便具有强烈的典型意义。赵紫阳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发生作用,事後本人还遭囚禁,它的意义在于为前驱指路,为後世垂范。邓小平式的改革派,被历史所证伪了;中国未来真正的改革派,必是赵紫阳式的人物。
    
    赵紫阳在一九八九年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使人们理解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所作所为,根本之点,就是铺设“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一)
    
    一九八七年初,在反自由化的喧嚣声中,中共影子元老院废黜了总书记胡耀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代理总书记。他本来抓经济,接任代理总书记後,经济、政治一把抓。赵紫阳突破了邓小平的局限,将中国的改革事业从经济领域切实推向政治领域。
    
    胡耀邦是因“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赵紫阳如果同样“反自由化不力”,是不是也会下台?他似乎并不以此为念,而是力挽狂澜。他向纠集在反自由化的旗帜下的保守派质问:“把经济搞乱了,谁负责?”没有人敢回答,那么就由我赵紫阳来作主。反自由化无疾而终。赵紫阳岂止“反自由化不力”,而是一度中断了反自由化。他实际上沿着胡耀邦的同样的方向继续前进,走得更远。
    
    据鲍彤介绍,赵紫阳主政时期,破了毛泽东以来的许多老规矩,开党中央不讨论法院案件的风气,不以理论是非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⑵这些,不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先行措施。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同时,重新发表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认为,制度上的官僚主义同“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而“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他指出,改革领导制度是改革各方面制度的关键,而改革领导制度必须“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⑶在民主派看来,其中的论点还没有引向彻底,但它的价值超过了邓小平本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那篇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体现了邓小平一生的思想水平所达到的高度。这篇讲话发表于一九八零年八月。仅仅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的另一篇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腔调完全变了,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此只谈经济改革不谈政治改革。赵紫阳压制了反自由化,又重新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十分明显,意在规劝邓小平回到一九八零年四月,重新出发。
    
    一九八七年十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具有鲜明的推行政治改革的色彩。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改革》特别强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政治体制改革的措施有十多条,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三条:
    
    一,党政分开。看起来提法上并不新鲜,实质上有所前进。邓小平认为,党的领导决定问题迅速,定了就办,没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扯皮,这是我们的优势。在保证共产党的优势的条件下实行“党政分开”,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赵紫阳却认为,被邓小平视为优势的这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体制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改革党政体制是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剥离共产党权力的党政分开是一个起点,历史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会停顿,最终必将瓦解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十三大以後,党政分开的实施,首先是逐步撤销政府机构中的党组。
    
    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全新的思路。再加“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决策让人民讨论”的政治透明化,实际上是制约共产党的独断专行、建立全民监督的措施。这一制度的实施,必将激活民间社会。
    
    三,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也是喊了很久的一个口号。但法制建设有不同的性质,是以法为工具(rulebylaw),还是以法为权威(ruleoflaw)?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反自由化,就是把法制当作制约人民的工具。而赵紫阳所说的法制,是另一种:“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与“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相联系的法制,才是制约政府的权威。
    
    中共十三大的文件体现了赵紫阳的风格,口号上并不惊人,重在事实上开拓进取。
    
    中共十三大的改革之风,吹开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反改革的头面人物邓力群,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两次选举中落选。这是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上难得一见的顺应民意之举。
    
    开完十三大,赵紫阳正式就任党的总书记。在接受自由采访时,一位外国记者问:上任後准备干什么?他脱口而出:“改革,政治体制改革!”⑷赵紫阳发现:“在干部和群众中出现某些思想混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改革的思想准备不足,弄不清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现在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⑸于是他风尘仆仆到各地考察,大讲改革的必要性。
    
    中共十三大之後的一九八八年,政治体制改革悄然而行,中国处在和平演变的进程之中。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实际上已经冲破报禁,成为自由化思潮的舆论阵地。
    
    我对一九八八年的和平演变,感受比别人更为灵敏、更为深切。
    
    我被邓小平压在五行山下。贬出京城、发配南京时,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不准发表文章;第二,不准当领导;第三,不准离开南京。实际上不止三条,比如还有不准接见外宾,甚至也包括某些内宾。陈鼓应在北大哲学系时,来南京要见我。他被告知:“郭罗基不在南京,外出了。”其实,当时他离我的所在地只有三十公尺。但到了一九八八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政治参赞Mr.Edmund居然见到了我,谈的就是和平演变。
    
    为了反抗邓小平的禁令,我在南京还是用笔名、假名继续发表文章。政论文章是不能写了,因为人家说我写的政论即使用了笔名也能看出是郭罗基写的。我的狐狸尾巴天生就藏不住。只好写一些理论性的哲学文章。就是这样,用笔名不说,稿末的真实姓名和地址也是向友人借来的。而且,还得像打游击那样,打一枪换个地方,每发一篇文章就换个笔名,怕被人查出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居然有人来约我写文章了,还可以用真名发表。我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写了一篇《中国的现代化需要新启蒙》。文章发表以後形势变了,一九八九年受到批判,被说成是“动乱的理论基础”。
    
    “不准离开南京”的意思主要是不能去北京。一九八八年,我居然去了北京,应邀出席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文化座谈会”。在会场上一看,以前被整肃的自由化分子都到齐了,连为胡耀邦陪绑的下台中宣部长朱厚泽也来了。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如何纪念翌年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干一场,对于进一步的和平演变寄予希望。
    
    不料,赵紫阳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尚未铺设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变的进程为之夭折。“六四”以後,一变而为江泽民的“反和平演变”。
    
    (二)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必须放在历史的联系中考察。
    
    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历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和平演变的连续性出现中断。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历史,偏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政治上出现倒退。江泽民主政的十三年,是中国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共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从十三大倒退了十年,停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状况。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在客观上,它的历史作用是消极的;它的历史责任则是另一个问题。
    
    对于天安门事件,对抗的双方有不同的定性:以邓小平为首的官方态度认定事件是一次动乱和暴乱;抗议示威的群众认定事件是一场民主运动。事件的进程表明,双方都不理解赵紫阳的意义,没有出现“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迹象。
    
    当胡耀邦逝世後的悼念活动转化为抗议示威後,矛头首先对准赵紫阳。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是黑箱,人们并不了解上层的分歧。因为赵紫阳是总书记,应为共产党承担责任,炮打司令部,情有可愿。但赵紫阳在五月三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讲话、五月四日发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代表的谈话之後,表明他不同于为四•二六社论定调的邓小平,也不同于坚持四•二六社论的李鹏等人。虽然当时多数人说他讲得好,至少没有人说不好,但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响应“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共产党顽固派和民主运动激进派,主导形势的发展,互相刺激,互相攀升,共同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
    
    民主运动对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规道上解决问题”的回答,是从占领广场发展到大规模绝食。
    
    五月十三日开始的绝食,没有想好退路,把自己处于绝境。结果手段变为目的,绝食成了运动的主题。在李鹏与学生代表对话时,有人居然说:“如果有一个同学不离开广场,广场上的其他几千绝食同学也不会离开。”他还说:广场上的原则“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99.9%服从0.1%。”作为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民主的常识。而坚持民主运动似乎就是坚持绝食。
    
    五月十七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停止绝食,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从赵紫阳的五三、五四讲话,到五•一七书面谈话,实际上已否定了四•二六社论。这篇书面谈话完全满足了绝食的两点要求:不是动乱,开展对话。学生们对共产党的让步没有善意的回应。相反,有人说: “我们首先不信任赵紫阳,然後才不信任李鹏、邓小平”,因为“赵紫阳完全是政客”。当天,空前盛大的游行示威中打出一条标语:“邓小平狠心,赵紫阳滑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广场上还广播了一篇《五一七宣言》。宣言中说:“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宣言》并没有接受赵紫阳关于停止绝食的建议,而是欢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宣言》也没有接受赵紫阳关于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座谈对话的建议,而是号召“打倒个人独裁”。邓小平感到无路可退了,第二天上午决定采取极端措施。
    
    共产党顽固派对绝食和《五一七宣言》的回答是戒严。
    
    就在戒严已决定、未宣布之时,五月十九日清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他含着眼泪发表了一篇谈话,一方面暗示“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劝导大家不要轻易牺牲生命;另一方面,又表示自己的无奈: “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後来人们才了解,这是他以自己的身价性命为抵押反对戒严未果而慨叹的“无所谓”。到了如此严重的关头,广场上的学生们还是没有理解赵紫阳的意义。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後面有人喊:“打倒赵紫阳!”这是电视直播的场面。事後政府方面和民运方面剪缉的资料,这个镜头都没有了,因为使他们双方均感难堪。对于政府来说,学生要打倒赵紫阳,“支持动乱”的罪名还能成立吗?对于民运来说,学生要打倒赵紫阳,不就和邓小平、李鹏站在一起了吗?赵紫阳讲完话,向学生们深深地鞠躬,终于感动了周围的人们,大家报以掌声。保守派比反对派更敏感,李鹏指责赵紫阳的态度是“把党内的分歧暴露给全国人民”。但反对派却还没有发现、更没有重视“党内的分歧”。赵紫阳的苦衷对绝食的进程丝毫没有产生影响。事实上,广场上的绝食行动与邓小平一样,也是无路可退的。虽然不少人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高自联”还作出撤离的决议,只要一两个激进人物手一挥,就算作废。和任何运动一样,激进人物似乎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可以不顾多数人的意见;而他们的行动所招致的後果,却要全体来承担。
    
    待到兵临城下,学生领袖们还是没有考虑如何避免流血,相反,有人居然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到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团结起来。”要求防止流血的人被指责为“出卖运动”、 “葬送运动”。各级传达的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中就提到“不怕流血,不怕国际影响”。一方是不怕流血,一方是期待流血,流血终于成为事实。但是,期待流血的人没有流一滴血;流血牺牲的都是善良的普通人,也没有一个广场上的领袖人物。普通人的鲜血成了领袖人物脸上扮演英雄的油彩。
    
    天安门事件得到流血的结果,从政府方面来说,快意得逞,宣布“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从人民方面来说,饮恨广场,不得不忍痛接受民主运动的失败。但是,镇压人民的暂时胜利必将走向彻底失败;民主运动的暂时失败必将走向最後胜利。
    
    民主运动从暂时失败转化为最後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承认失败,消化教训。
    
    不承认失败、甚至以失败为胜利,就谈不上转化。承认失败是痛苦的,但,却是必需的,也是自信的表现。十五年来,民主运动还没有确立这个走向胜利的起点。凡是一提“六四”的失败,就有人义正词严地起来谴责,认为美化了政府的镇压。不能承认失败的理由为人民的行动是正义的。论辩的思维混乱在于,将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分析取代了胜利与失败的事实分析。正义的事业屡遭失败的记录不绝于史书。正义的一方也并非总是正确的。正义而招致失败就因为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不正确的地方。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不正确,这是两条不同的界限。王丹说了一句“政府有罪,学生有错”,遭到一阵猛烈的攻击。他所说的,前者区分了正义与非正义,後者区分了正确与不正确。这是最起码的反省了,学生岂止“有错”,错得很多、错得很大。连“有错”都不承认,不也成“伟光正”了吗?
    
    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民权法案”和“选举权法案”的通过告终。运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所以说它胜利了。中国一九八九年的运动,以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为目的。运动的参加者为此而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但,一九八九年之後的中国比之前更腐败、更不民主了。事件的结果与预期的目的完全相反,有什么理由说它不是失败?
    
    承认失败,才能研究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还要回答,为什么没有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那是因为:
    
    一,民主的理念缺失。
    
    要求民主而并不真正理解民主;不理解民主的集中表现是运动的参加者自命为“爱国民主运动”。从爱国出发求民主,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运动初期,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跪进陈情表。傲慢的公仆不予理睬,可怜的主人涕泪横流。学生代表自以为表达了爱国的忠诚,其实是失去了为人的尊严。
    
    四• 二六社论出笼後,集中反对四•二六社论是正确的。但要求否定四•二六社论,只为承认学生是爱国的,不是动乱,这就不正确了。反对四•二六社论的有效武器是人权和公民权。人民履行表达自由和游行示威自由被说成“动乱”,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侵犯。运动中提出许多具体要求,诸如记者要求新闻自由,学生要求成立 “学自联”、工人要求“工自联”的结社自由,等等,也始终没有上升为人权和公民权。除了《五一七宣言》,没有产生一篇中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西方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引申出来的。为什么要求民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
    
    中国人将民主屈从于爱国,这是民主迟迟没有到来的思想理论根源。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但没有搞清楚“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家谱。“五四”时代,救国压倒一切,一切都淹没在爱国的激情之中。五四运动是最早的“爱国民主运动”。“民主和科学”是近代中国启蒙的旗帜。由于爱国统帅了民主和科学,造成理性的启蒙不彻底,也为後世留下对民主的误解。要民主是为了反对军阀,要民主是为了抗日,要民主是为了反蒋,就是没有喊出要民主是为了人权。
    
    一九八九年的运动,在行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五四”,在精神理念上还是停留在“五四”;从民主不是通向人权,仍旧拘泥于爱国。七十年後重复“五四”的口号,意义并不相等。“五四”时代,面临着卖国与救国之争强调爱国,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八九民运高喊“爱国”,就显得无的放矢;非但不具有对政府的批判意义,反而把政府恭维为批准“爱国”的权威。“五四”运动讲爱国是反对政府卖国,八九民运讲爱国却是乞求政府承认“学生爱国”。
    
    八九民运的理念还是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的倒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已经从争民主通向要人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蔑视人、糟蹋人、残害人的运动,清算“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归结为维护人的尊严、要求人的利权。邓小平指斥“要人权”是耸人听闻的口号,把它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面。可见,提出人权问题击中了共产党一党专权的要害,只有从民主讲到人权才能反对专制。
    
    爱国非但不能产生民主,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压制民主、否定民主。美国奥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爆炸案,就是极右组织打着“爱国”的旗号进行的反民主活动。“六四”以後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中国政府的专利。而政治反对派还在重复“爱国民主运动”的口号,十五年来没有走出迷误。
    
    二,斗争的手段不当。
    
    追求民主,必须运用与之相应的手段,只有民主的手段才能达到民主的目的。中国人往往以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结果总是不当的手段否定了正当的目的。
    
    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者虽然激烈地反对不民主,自身也没有实行民主。学生组织只有一个北京大学研究生自治会的领导机构是选举产生的,其他的不是自封为王就是小圈子内定。当年的广场是由纠察队封锁的,外人不得入内。《天安门》影片提供了内幕。人们看到,广场指挥部内进行绑架,发动政变,争夺广播站的画面。谁占领广播站,谁就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因此广播站成了兵家必争之地。人们还看到,庄严的民主运动成了高歌劲舞的狂欢节。这样的广场指挥部,在北京的十几万大学生中是缺乏民意基础的。在学生组织中,民主的议事规则也不起作用。遇有不同意见,动辄指责别人为“投降派”、“阴谋家”。多数人作出的决议,只要一两个人不同意,就可以一脚踢翻。
    
    尤其严重的是,以反腐败为号召的人们,自身也迅速地发生了腐败。国内外的捐款,被塞进了某些人的私人腰包。有人的口袋里,一把抓出来,各国的货币都有。
    
    中国人常常以为,反对不民主就是民主。殊不知,可以用民主反对不民主,也可以用不民主反对不民主。一场运动的性质,主要的不是取决于反对什么,而是自身坚持什么。共产党当年是反对一党专权的,结果它自己实行的也是一党专权。所谓“八九民运”,准确地说,只是反对不民主的运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主运动,因为并没有运用民主的手段来反对不民主。
    
    民主是以法律为保障的。以民主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必须善于运用法律。目前的中国,不是靠现行的法律就能实行民主,也不能抛弃现行的法律去争取民主;利用现有的法制,达到更好、更高的法制,是一条走向民主的现实的道路。八九民运强调“合法、和平、理性”,对于广泛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是比西单民主墙运动进步的地方。但长期占领公共场所——天安门广场,并无合法的依据,追求民主与占领广场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大规模绝食,更是非理性的手段。凡此种种,只是在于用大轰大嗡的办法对政府施加压力,没有转到以法律为武器,在保障人权和公民权的基础上实行民主。
    
    “六四”以後,我以法律为武器,向法院逐级控告共产党违法。共产党纵有百万大军,可惜不能开上法庭。任我在诉状中和法庭上百般猖狂,击鼓骂邓,无可奈我何。我用法律夺回了在镇压後失去的人权和公民权。可见,法律比枪弹更有力量。
    
    三,运动的进程停滞。
    
    假如没有镇压,是不是只要在天安门广场坚持下去,民主就会到来?
    
    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制度的机制。实行民主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西方国家,这一过程经历了几百年。根据民主的原则,不断立法,建立制度,形成程序,才有民主政治的现实。民主是精心培植、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不是一阵风刮起来的。
    
    学生领袖们以为一场运动将为中国带来民主,把广场当作“唯一的阵地”,说是失去广场“中国就要复辟”了。运动非但没有将中国带入民主生长的进程,而运动本身也是停滞的,从头到尾只有一步棋,就是死守广场。
    
    一九八九年从北京波及外地的抗议示威运动发生时,我在南京。我首先不希望它发生;既然发生了,我决定参加进去。只有参与才能施加影响,作为旁观者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研究生是南京市“高自联”的头头,有其师必有其徒。我对他说,要加强运动的思想性。他说:“没有办法,大家根本冷静不下来。”每天二十四小时给北京打电话,完全为北京的情绪所左右,北京游行南京也游行,北京绝食南京也绝食。有人提议堵截长江大桥,叫南京陷于瘫痪。我说,不能干。“高自联”经过激烈辩论,好不容易否决了。第二天,有人批评“高自联”右倾,擅自带了一帮人马,把长江大桥堵住了。中国政府口口声声说,运动是“极少数人操纵的”。其实,我想操纵都操纵不了。我深感,运动既不能前进,也不能收场。自己不能收场,只好等着别人来收场了。万万没有想到,邓小平竟用开枪来收场。
    
    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突发性的街头运动、广场运动是常见的,对于不民主的政治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但对于实现民主来说,只是催化剂,民主只能实现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既然街头运动、广场运动不可避免,而实行民主又不能靠运动,因此,应当将突发性运动所激励的热情不失时机地转入渐进性的民主生长过程。目前,全中国布满了干柴,任何一点火星,往往引起群众性的抗议示威在不可预期的时间、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爆发。民运人士应当宣扬一九八九年的教训,让人们在行动之前有所领悟。
    
    (三)
    
    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有一句话,叫做“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句话是邓小平的意思。他在两三个月前同美国前总统卡特谈话时就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的局面。”⑹为什么“那一套”在人家那里是稳定的局面到了中国就成“动乱的局面”?没有讲出任何理由。赵紫阳授意起草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改革的设想,邓小平都同意,就是要加上面那句话。⑺只要有了那句话,政治改革不是阻滞就是走样。谈论政治改革,除了出发点不同之外,在改革的设计方面,根本的不同就是如何对待西方民主。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记叙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他同赵紫阳的会谈:“赵紫阳问,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问题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问题。”⑻具有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开放态度都感到惊诧。赵紫阳所主张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就是包括多党制在内的现代文明国家的共同道路。民主政治起源于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发展成为全球的汹涌潮流。拒绝西方民主也就没有任何民主。事实正是这样,空喊“社会主义民主”而拒绝西方民主的邓小平,说完了一切动听的言辞之後就是开枪。
    
    邓小平自己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⑼斯大林的严重问题在西方民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他依然拒绝西方民主,结果比斯大林的问题严重得多的“文化大革命”又发生了。邓小平知道“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自以为比斯大林和毛泽东聪明,还是因为拒绝西方民主,连毛泽东都不敢下令在天安门广场开枪的事也发生了。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切身体会,已经使他看到“制度问题”,一度还想改革。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终于又利用这种制度恣意妄为。他的罪错具有明知故犯的性质,更其不可原谅。
    
    江泽民步邓小平之後尘,继续拒绝西方民主。他说:“西方的那一套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我们决不能照搬。”“在这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同志还是民主党派的同志,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十分坚定,丝毫不能含糊。”⑽拒绝“西方的那一套”的理由是什么?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没有理由,就是“必须十分明确,十分坚定”。结果,惨淡经营十三年,政治空前腐败。
    
    前车之鉴,不可不察。胡锦涛宜更弦易辙了。最近他却说什么:“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⑾历史证明了什么?有谁“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什么“走不通”的事实?理工科出身、上世纪六十年代才入党的胡锦涛,对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所知几何?今後幸勿轻言“历史证明”。历史倒是证明了,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因拒绝西方民主而使中国的航船历经风险,确实是到了“走不通”的地步了。
    
    他们强调的是“不能照搬”。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按照别国的模式来实行民主的。所谓西方民主也是各式各样的,没有一种标准模式。最早走上民主化的国家是英国;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所建立的美国,它的民主制度就不同于英国;法国的民主又不同于美国。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盛赞美国的民主,但他说,体现美国民主的宪法虽好,“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的艺术品”。⑿“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各不相同,难道有人主张把各不相同的“西方政治体制模式”都搬到中国吗?
    
    体现西方民主的是一些基本原则。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权力分立。极权的政府是不可制约的,既无权力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又无人民对权力的制约。故没有权力分立无民主可言。至于权力如何分立,有三权分立,也有三权两分,还有五权分立;即使是三权分立,又有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不同。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政党竞争。人民中的不同群体必须由不同的政党来代表,通过政党竞争,形成多数人的意志,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故没有政党竞争无民主可言。政党竞争的结果,可以是多党轮流执政,也可以是两党交替执政,还可以是多党竞争、一党独大、连续执政。
    
    中国领导人把西方民主机械地归结为“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是一种偏见;执政五十年,更迭几代人,长期为偏见所束缚而毫无长进。这种偏见的形成,说明他们既不了解西方,也不了解民主,更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⒀这就是说,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後,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机构来改造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共和制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後创立的,同时也是人类几千年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所以它能超出资产阶级专政的局限。
    
    恩格斯就说得更露骨了:“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⒁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而且还是“勿庸置疑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此人不是“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老年恩格斯直到逝世前一年还念念不忘,说:“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後马上要去建立它。他以德国人的口气对法国人拉法格说:“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⒂从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没有现成的民主共和制的地方建立的,又没有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嘱咐,去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制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不以民主共和制为政治形式,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暴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後,毛泽东竟说“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一齐破了产。⒃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为“共和国”,却非民主共和制。而邓小平直接违反恩格斯,居然认为,否定民主共和制的“党的领导”反而比民主共和制优越。
    
    如有什么“高度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之类,那一定是继承了已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遗产,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基础後来居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反对西方民主是居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水平之下。近现代的西方民主制度并非十全十美,不是“历史的终结”。生活在这种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常常批评它成本昂贵、效率不高。但生活在非民主制度下的人们,却心向往之,求之不得。因为世界上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前进的批评,一种是倒退的批评。前进的批评是为了改善民主,提升民主;倒退的批评是为了反对民主,实行不民主。中国领导人对西方民主的偏见就是在世界民主潮流下,坚持倒退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民主并不是从来就坚持倒退的批评。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提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路透社记者问,“自由民主的中国”如何界说?毛泽东回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⒄过去,共产党主张的“自由民主的中国”,不是照搬“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吗?那是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权。现在,共产党又反对照搬西方民主了,还不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权?过去,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民主只是适用于外国,不合本国国情”的一番议论,现在,请共产党领导人看看,是否可温故而知新:“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阳历只适用于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⒅根据这种解释,西方民主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民主,不是只适用于西方的民主。而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却认为西方民主是只适用于西方的民主,不是又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说法的荒谬”吗?
    
    西方民主还是西方民主,共产党的态度或爱之或恨之,攻守之势异也。倒是充分证明,西方民主与任何一党专权决不相容。共产党领导人常常说:“要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以西方为假想敌恐吓人民,实质是害怕自由民主的光芒对一党专权的威胁。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策,可能损害中国的利益,是可以反对的;西方民主国家之间也彼此反对于己不利的政策。但由反对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策进而反对具有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现在的中国,从西方照搬来的东西还少吗?洋枪洋炮、轮船火车、电灯电话、摩天大楼、西装领带、可口可乐,等等,等等,是不是从西方照搬来的?要是说,物质的东西可以照搬,思想和政治不能照搬,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是不是来自西方?要是说,那也没有照搬呀。坏就坏在没有照搬。马克思主义主张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只有在资本主义思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共产党要求埋葬资产阶级,但只有在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条件下才能存在。中国人从西方搬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搬来思想自由;从西方搬来了共产党,没有搬来政治民主。结果怎样?在中国,马克思与秦始皇为伍了;共产党变成了资本家都可以加入的官僚资产阶级特权党。
    
    说到三权分立,中国人也搬了不少,就是没有照搬。中国几千年的国情是行政权和司法权合而为一。中央政府有刑部,地方长官兼审判,刑事民事一把抓。中国本来没有法院,现在的法院就是从西方搬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形式上类似于西方的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而中国的人大确实就是世界议会联盟的成员。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法院体现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的分化。中国的国情早已变了。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反对三权分立?因为中国特别的是三权之上还有一权——太上党权。这是最後一点没有变的国情。中国几千年来是皇权至上,太上党权不过是脱去了龙袍的皇权。中国自十九世纪的洋务运动以来,一直处于西化的过程中。现在不是流行清宫戏吗?请将中国人的前後生活方式作一对比,不过百来年,西化知多少?轮到最後改变中国国情的时候,维护皇权-党权统治的人们就跑出来反对西化了。所以,不是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而是中国国情不适合世界潮流。
    
    西方民主的精神、理念、原则必须照搬,不能走样;不能照搬的是西方民主的具体做法、规定、措施,必须独创。中国从来没有发生照搬西方民主的事实,而是长期以反对照搬为口实拒绝西方民主的传播。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自己没有的东西先要拿来,拿来以後才能变通。还没有拿来,就反对 “照搬”,其实是拒绝拿来。
    
    胡锦涛是沿着拒绝西方民主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脚印继续走下去,还是重新走上与世界文明大道相通的赵紫阳提出的“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宜从速抉择,不能再犹豫了。
    
    2004年10月29日
    于哈佛大学
    
    注:
    
    ⑴《赵紫阳接见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代表的谈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⑵⑷⑺见鲍彤《检验中国宪法的有效性的试金石》,《多维邮报》2004年10月17日。
    
    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0-302页。
    
    ⑸《赵紫阳在冀豫鄂三省考察时的谈话》。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
    
    ⑻Memoir,pp.489-491,DoubledayPress,NewYork,1996.
    
    ⑼同⑶,第293页。
    
    ⑽《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2000年。
    
    ⑾《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9月16日。
    
    ⑿《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86页。
    
    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7页。
    
    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8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⒄《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7页。
    
    ⒅《民主即科学》,《新华日报》(重庆)1944年5月17日。《历史的先声》第59页,2002年5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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