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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路》元旦社论:拨乱反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博讯2005年1月01日)
    
    
     内容提要 (博讯 boxun.com)

    
    中共这种天然的统治权,不仅是对中共当年那面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民主大旗的彻底背叛,而且是慈禧太后那“什么都可以变,就老佛爷的权力不能变”的隔代传承。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所一再强调的“绝不搞西方三权分离的那一套”,其要害,就是要死死守住中共的这个不容挑战的统治权。
    
    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别的,就正是资本主义,就正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凡不是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凡不是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历史前提和文明基础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就统统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农民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对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均有着大量的论述。
    
    所以,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于中共党内真正彻底的改革派而言,对于一切还怀抱着当初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对于一切不愿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极权制度殉葬的中共党内有识之士而言,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要回到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
    
    一切处于象中国这样尚未实现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首先去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结盟,为争取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就应当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将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取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因。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认为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发生和发展,并取代封建文明的那种历史必然性,不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实现而停止其步伐。社会主义文明将会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继承和提升人的解放。当然这一切均得以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发展和健康发展为前提。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制衡资本的力量。为什么是“干资本主义”?还是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深知: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彻底解放只能仰赖于人类自身所创造和累积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苏共、中共的失败,尽管也不乏悲壮,但究其原因,与历史必然性为敌,抗拒铁的历史规律,岂有不败之理?
    
    二零零五年元旦,在一片阴冷肃杀的气氛中来到了。才短短两年,“胡温新政”就成了一枚过时的商标,乏人问津。这简直就与二十年前那“小平您好!”转瞬即化为 “小平您好狠!”时的情景一模一样。再往前一点,从当年的敲锣打鼓迎解放军进城,到后来的鸦雀无声,不也就六、七年光景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何这种状况竟然还带有点周期性?是人民一再表错情,还是官府屡屡犯旧病?好像双方都颇感自己委屈:官方感到民间得寸进尺,而民间则认为官方新政不新。
    
    不过问题无论对官方还是对民间都同样严峻:难道中国还要等待下一个“新政”的来临吗? 
    
    拨乱反正“反”(返)到哪?
    
    中国共产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起因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可拨乱反正究竟该“反”(返)到哪?却是一个至今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反反复复,乃至迄今仍不能从潜在的社会危机中自拔,就都与这个问题有关。
    
    一九八零年代初,文革刚去,百废待兴。此刻围绕着反对“两个凡是”而提出来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际上在中共党内还不过只是“反”(返)到文革前的十七年,“反”(返)到中共八大路线而已。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是将毛泽东搞“文革”的一大块拿掉,其他则统统保留。这些都反映在当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后来随着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市场因素的不断冲击,中共是一步一步地往后挪,艰难蹒跚地往后退:从“计划经济”撤退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退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至今还只是退到那已退无可退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中国经济已经入世,尽管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在特权的重压或染指下仍在顽强而曲折地成长,但是作为国体的“资本主义”,却仍然只能是在“羊头”下偷卖的“狗肉”,仍然还是中共不可逾越的头号理论禁忌和政治禁忌。
    
    诚然,中共党内有人提到过“新民主主义”。这所谓新民主主义,按照发明者毛泽东的解释,即指由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所以,如果今天明确地提出中国由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这就不能不算是中共改革派在思想理论上的一个飞跃,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飞跃了,尽管这个思想目前还仅仅属于非主流的中共改革派。
    
    然而,拨乱反正“反”(返)到新民主主义,却既是前卫也是局限,既是飞跃也是蜗步。因为新民主主义的要害,乃是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当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论时就反复强调:对内是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对外则是“一边倒”(苏联阵营)。由此可见,这所谓新民主主义中所蕴含着的资本主义,还仅仅是一种以共产党的天然统治权为前提、以巩固共产党一党统治为轴心的权宜之计罢了。
    
    正是中共的这种不容挑战的领导权或统治权,构成了中国当代极权制度的核心。毛泽东为了维护它,不惜将中国引向独裁专制的极致;邓小平为了维护它,不惜天安门坦克屠城。江泽民为了维护它,则不惜将中国引向空前的腐败。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共这种天然的统治权,不仅是对中共当年那面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民主大旗的彻底背叛,而且是慈禧太后那“什么都可以变,就老佛爷的权力不能变”的隔代传承。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所一再强调的 “绝不搞西方三权分离的那一套”,其要害,就是要死死守住中共的这个不容挑战的统治权。所以说,中共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仅仅“反”(返)到新民主主义还是很不够的。须知所谓“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特权与市场犹如冰炭不可同器。因此,要么就是特权抛弃市场(如毛时代);要么则是市场抛弃特权(未来中国)。而今天中国那居全球之冠的腐败和全球之冠的两极分化,不正在为这个“特权领导市场”模式,亦即事实上的“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模式,给出两个绝妙的注脚吗?
    
    那么,中共为何又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呢?象北朝鲜那样就搞它的“社会主义”不是很惬意的吗?可它为何哪怕仅为权宜之用也要作如此战略大撤退呢?更进一步,人们还可以问,为何当初中共打天下时不是直接诉诸于苏联老大哥那美好灿烂的 “社会主义”,而偏偏要来个新民主主义也就说要以资本主义为旗帜呢?
    
    历史的答案是这样的:倘若毛泽东当年那条一直走到黑、走到文革的 “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又何来邓小平其后的拨乱反正?同理,倘若当年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旗帜能扛得下去,又何来毛泽东其后的新民主主义?君不见,即使有倾国之权的毛泽东,至死也对付不了那生生不息的“资本主义尾巴”?君不见,即使铁血太上皇邓小平,临终也解决不了那前仆后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苏东阵营的解体,难道不正表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顽强地不可抗拒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强大如超级大国苏联,显赫如横跨半个地球的“社会主义”阵营,难道不都在这只看不见的手面前轰然蹦溃、粉身碎骨了吗?
    
    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别的,就正是资本主义,就正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凡不是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凡不是以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历史前提和文明基础的任何所谓“社会主义”,就统统是反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农民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对此,《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均有着大量的论述。
    
    
    所以,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于中共党内真正彻底的改革派而言,对于一切还怀抱着当初那朦胧但却闪光的社会主义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对于一切不愿为中国的最后一个极权制度殉葬的中共党内有识之士而言,拨乱反正,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要回到承认资本主义文明之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社会民主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发育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前提则是自由主体和多元主体。而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资本主义的宪政文明及其以独立人格为中心的多元文化为之服务。相反,封建文明的基础是自然经济,市场仅是其补充。自然经济的前提是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前提则是人生依附。而这一切,又以交互作用的方式,要求封建主义的皇权文明及其以依附人格为中心的一元文化为之服务。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共所猛烈批判的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来看中共所猛烈批判的那基于充分商品交换所必然形成的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多元等现代价值体系,并对照中共治理下那无孔不入的特权、依附、腐败、专断、人治、独裁、皇权,等等,你就会明白,中共实际上究竟是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文明在拼死地抗衡着资本主义文明了。
    
    因此,不要以为凡是反资本主义、反资产阶级就自然而然都是社会主义,就自然而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当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必然性问世时,它势必要受到挟数千年传统积淀优势的封建文明的强力反抗。于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便有着基于过去立场和基于未来立场这样截然不同类型的两种批判了。就前者而言,它是以否定和抗拒资本主义必然性为前提,并怀揣将被新文明所替代的恐惧;就后者而言,它则是以承认和推进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前提,并蕴含着更高阶段文明对批判对象的扬弃(继承与否定)。
    
    诚然,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与发展,各个不同学派或教派都试图给出自己的终极解释。自由主义者往往是从人的本性,从天赋人权着眼;各种宗教,则往往是从各自神灵的启迪、恩赐或预设着眼。而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从历史必然性着眼、从人类物质生产方式自身的运动着眼的。从历史必然性出发,当然毫无疑问是将资本主义文明视为一种过程,视为一种在封建主义文明中孕育,并依其必然性而发生、替代、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不言而喻,历史唯物论除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外不承认任何永恒的东西。它视万物皆流皆过程,因而资本主义文明也就必然要为更高一级的人类文明所替代——就象它基于同一个必然性而替代了和替代着封建主义文明一样——这就是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孕育出的社会主义文明。这种文明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代还只是未来的理想,那么在今天,她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成为现实,并还在继续扩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正好相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则是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社会主义。今天在欧美各国,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当年社会主义者近乎乌托邦似的若干梦想,竟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逐步得以实现。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保障,无论受教育程度还是政治自由度,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都远在当代“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劳工阶层之上。在这些国家里,象中国今天这样的官场大规模腐败是不可想象的;象中国今天这样的工人农民上不起学的教育腐败和看不起病的医疗腐败是不可想象的;同样,象中国今天这样的不准工人组织工会和不准工人罢工,以至大规模的言禁、报禁、网禁、党禁,乃至警察横行、司法黑暗等等,更是不可想象的。
    
    自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选票执政以来,以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阶段不可跨越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率先在北欧斯堪的那维亚三国开展起来。经由政府对市场盲目竞争之适度干预的调节,被称作“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各国,在效率和公正的良性动态平衡上均取得了傲人于世的成果。它们不仅在国民经济指标上长期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在社会公正、消除特权方面也被公认为全球楷模。不仅如此,随着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示范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危机心有余悸的西方各国自由主义,开始了对在大危机中暴露得淋漓尽致的早期资本主义盲目竞争弊端痛定思痛。于是便有了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理论;更有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纷纷获选执政。随着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力的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医疗保险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法案。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是:限制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兼并规模,从而使社会财富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建立起广泛的社会福利网,任何国民,不分阶级,从出生到坟墓,都有着最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这样,这些国家的基本人权,从实践到理论,就都自然而然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这一切,难道不正好说明,只有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才谈得上去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难道不正好说明,胡锦涛今天企图从毛泽东的“农民社会主义”中去寻找平息民怨民变的“亲民秀” 养料,不恰恰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在唯物史观看来,世界文明发展的不平衡性,势必会导致人类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之同时并存。今天世界格局中这种资本主义的史前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并存的现象,便决定了处于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中的国家,往往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因此,如果说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其任务是追求更高文明程度的效率与公平、追求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话,那么,处在资本主义史前文明阶段,即由封建文明向资本主义文明过渡时期中的社会主义者,其首要的任务就是以实现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变革为己任了。在今天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不是苦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苦于封建官僚特权化。所以说,一切处于象中国这样尚未实现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当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首先去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派结盟,为争取本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就应当象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首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其次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将自己亲手创建的党,取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因。
    
    总之,所谓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认为导致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发生和发展,并取代封建文明的那种历史必然性,不会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实现而停止其步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社会化的大生产与占有的私人性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中的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将会因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实现而逐步孕育出一种更高的人类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将会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继承和提升人的解放。当然这一切均得以资本主义文明的充分发展和健康发展为前提。因此,尽管中国社会民主党人今天会毫不含糊地为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但我们立足于今天却是代表着明天,代表着未来的社会主义文明,代表着这个未来文明的物质承担者——现代工人阶级的。处于权贵资本主义压榨下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后备军农民阶级,是今天中国受剥削受压迫最深重的社会阶级。由于没有独立工会,工人阶级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是任由资本宰割。中国经济今天在国际市场上那为中共官僚引以自豪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低廉”,中国大地上被中国政府所大肆炫耀的都市建设,其背后又隐藏着多少打工族的血和泪?君不见,一些国际大财团,为高额利润所诱惑,竟然乐见中共禁止独立工会,有的高科技公司甚至大发封网横财。不少外商则乘机将所在国或地区所明文禁止的雇佣童工、超时劳动、违法低薪、体罚工人、强迫搜身、污染环境……,统统搬到中国。总之,那不受约束的资本与特权相结合,就如同一头毫无羁绊的怪兽在中国横冲直闯。资本原始积累时的残酷、贪婪、暴虐、无耻,在中国畅行无阻。资本与专制沆瀣一气,使整个中国大陆的堕落与腐败、残酷与残忍实在触目惊心。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种制衡资本的力量。当资本主义处于特权重压下的畸形发展时,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促进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这包括高举独立工会的大旗,高举人权、自由、民主、法制、多元的大旗;当资本主义处于正常发展阶段时,我们则要努力争取工人阶级利益,这包括逐步推动一系列保护劳工权益的法案,扩展工人阶级的参政权和代表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工阶层竞选执政,并一步一步地建立和扩展社会主义文明。
    
    为什么是“干资本主义”?还是因为我们是历史唯物论者。我们深知:人类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的彻底解放只能仰赖于人类自身所创造和累积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而资本主义文明则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一个不可跨越的历史阶段。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几可说是一部由第三国际领导的世界各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碰得头破血流的历史。中国的今天,不过是这场历史悲剧的尾声而已。苏共、中共的失败,尽管也不乏悲壮,但究其原因,与历史必然性为敌,抗拒铁的历史规律,岂有不败之理?东西德,南北韩,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等等,不都为顺应还是抗衡资本主义文明而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可见,历史只能完成它所能完成的任务,偏要拔苗助长,结果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满腔赤诚,竟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导致了封建专制的大复辟。可见,蔑视历史规律就像藐视自然规律一样,是没有不受到惩罚的。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老老实实地走历史必由之路,旗帜鲜明地干资本主义,舍此别无他途。诚然,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资本主义,绝对不是说,中国要将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些个弊端统统重复一遍,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借鉴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那些行业已成熟、且普遍成熟的社会主义政策。作为后起之秀,中国今天的资本主义文明建设,当然毫无疑义要避免早先人类所走过的弯路,当然毫无疑义可博采各国之长为我所用。这于物质文明如此,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亦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会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甚至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传统,也不是全无去借用改造之可能,如农村的合作医疗之类。但是,以“中国特色”来抵制和否定世界各民族都不得不走的“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的现代文明之道,则不过是晚清以降的历代专制者所共有的“特色”而已。
    
    因此,中国共产党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走历史必由之路的过程,也就是将自己由一个迷信“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革命党,改造成为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政党的过程。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至于中共是否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倒并不最为重要。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去斯大林主义化,必须去第三国际化。须知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一直主宰着中共意识形态、并至今被奉之为国教的所谓“马列主义”,实际上不过是斯大林主义而已。因此,中国共产党今天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来一番改造,来一番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改造。中共早就该完成这种改造了。中共首先必须是一个民主政党,然后才谈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必须明白: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将来的事情,还是未来的任务。今天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反对封建专制极权主义,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 ——廓清道路;同时在此基础上,借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结合自身的实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逐步而谨慎地实行若干从低级到高级的社会主义政策,以协调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当然可以寻求自己的领导权或统治权。但这个领导权不是“天然的”,不是人民选择了一次后就不可更改的,更不是靠坦克刺刀、靠警察特务来支撑的;它必须在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去平等竞争,如同欧美许多执政、乃至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将会下野,但下野就那么可怕?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因为这由中共主动有步骤地推动的以还政于民为终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大大缓解社会矛盾、大大缓解社会危机,从而也就自然避免了中共被革命推翻后的清算。这或许正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的机会:到民间去,到工人阶级中去,到劳动人民中去重新获得新的认同。
    
    总之,对“拨乱反正‘反’(返)到哪?”这个“天问”的不同回答,将决定着中共党内是否能崛起和凝聚起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是否能从沉重的历史包袱中解脱出来,甚至决定着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资格参与主导未来中国的命运。
    
    责任编辑:夏 明
    
    《中国之路》:主编:高 寒;执编:夏 明;发行:沙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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