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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经济史论之六:大跃进的传说
(博讯2004年12月28日)
    老田/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要在一个特定历史责任问题上,为某些恶劣官风上的执行者责任作开脱,要以牺牲决策者名誉为代价。经过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之后,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大跃进就等于浮夸风和吹牛皮,此外再没有别的内容了。

    根据老田对一些老同志的访问所得,1958年后“浮夸风”的兴起,不是在“三面红旗”决策下全党失去理智,而是源于党内某些人简单地使用“戴政治帽子”的方式作为管理手段使用,他们竭力大搞“反右扩大化运动”的尾期,接着在党内大搞“拔白旗”运动,结果造成一种很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各级领导人用“谎报数字”来过关,进而导致浮夸风的兴起和蔓延。毛泽东为此召开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等,反复谈到要“压缩空气”“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对一些“冒进分子”如吴芝圃、曾希圣等提出批评,并亲自主持会议“压指标”都无法生效,甚至毛泽东还以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要求发到“小队长”这一级,让他们不要管上级那一套高指标。毛的这封信最终没有发到小队长手里,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是遭当时在中央工作的李井泉扣押而没有下发。换言之,浮夸风的兴起,不是因为决策原因或者路线决定的,而是出于执行方面为了简化自己的管理事务,给基层制造出强大的政治压力。

     1980年代在宣传“浮夸风”历史的时候,因为要为那些“一贯正确”的人士开脱历史责任,只有抛弃当时的真实背景,从而把“集体执行责任”说成是“个人决策责任”,在逻辑上就只能告诉人们“当时全党都发疯了,并同时失去起码的理智和常识”,结果留下了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把“戴政治帽子”作管理手段使用的重要政治现象,是新中国党内分歧的起点,还要在后面“新中国管理上的‘贯彻危机’”部分专门提出来讨论。 (博讯 boxun.com)

    新中国经济强行起飞,曾经被形象地表述为“大跃进”,关键内容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工业化目标。最具体的说法,是1957年毛泽东提出“找一个国家(就是找英国)来比赛”,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从八大政治报告之后,到1958年5月底的八大二次会议,党内关于“三面红旗”的辩论最终是以毛泽东胜出,会议确认了中国具有实现快速发展的机遇和前提条件。我们在四十多年之后来回顾大跃进政策,刚刚好有放马后炮的优势,更能够取得足够的数据支持。从资本形成速度看,1952-1977年25年间,平均加权的积累率达到30.44%,相当于解放前“黄金十年”的600%;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与运用成就看,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依靠人工劳动为主,修筑了接近2亿亩梯田,8万座水库,20余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并大量推动民工参与修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倍以上,初步建成了独立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工业技术供应体系。中国的主要工农业品产量,按照实物指标在1970年就达到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这个位次,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引用几段八大二次会议之后的人民日报社论的文字,其中折射了党内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方面的一些争论,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仍然是非常有价值的。社论中间说“摆在面前的问题是采取怎样的方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要不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要不要、能不能把事情办得快些好些呢?在有些人看来,我国建设只能慢些、差些,不能快些、好些。他们有种种理由:什么人口太多啦,经济文化太落后啦,农业长不上来啦,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啦,外国的速度也只有那样高啦,如此等等。这些人跟资产阶级右派不同,他们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是他们的精神不够振作,反映了由于我们民族长期被压迫而遗留下来的自卑心理。他们只觉得自己矮得很,别人才是丈二金刚。他们不知道,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最多的资金和最大的技术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

    社论准确地预言了大跃进的阻力所在,就在国家管理体系中间的拒绝承担管理成本的意志太强,以及试图规避或者延后支付工业化过程的技术和管理学习成本问题。因为这要求强有力的管理和引导工作,要求干部们用一种“最不省事”的方式去对待工作。这是大跃进和总路线的阻力和障碍所在,社论所要说法的对象是隐含着的,但是针对性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社论中间的一段文字也指涉非常明白“总路线要求我国尽快地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这个伟大的理想变为现实,还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付出严重的努力。全党干部必须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顽强地学习;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尤其是毛泽东要动员广大群众的参与和力量,更要求官僚精英群体多费些心思,群众需要说服和动员,群众还有一些小小的要求,难免也要花费一点官员们的心思,因此即便是中华民族再近代史中间积聚起来的强大意志,也是不可能自动实现,需要大量的引导工作,毛泽东的大跃进要求,明显是大大加重了官老爷们的工作量。“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对于尽早摆脱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迫切要求,表现了我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和势如破竹的气概。我们党深信,只要鼓足六亿多人民的干劲,动员六亿多人民力争上游,我们就一定能够高速度地进行建设,一定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富强的国家之一。人们看到,正是在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了欧美所有经济发达、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我国在建设的速度和规模方面不能同样远远地超过它们呢?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反对骄傲自大,但是自卑和自大同样是我们所必须抛弃的低级趣味。目前我国广大群众在全民整风和建设高潮中,已经表现出一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高尚风格。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共产主义的风格,使之成为全党的风格,全民族的风格。这是实现总路线的关键。”

    特别是毛泽东还肯定群众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去敲打官老爷们的“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这就更是太岁头上动土了。“党所号召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必须是群众性的运动。而整风运动的深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的普及,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的克服,在领导工作中种试验田、跟班劳动、参观评比、抓两头带中间等项方法的推广,这些都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充分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目前全国各地工农业生产跃进,地方工业遍地开花,农具改良运动和技术革新运动蓬勃发展,扫盲运动、民办中小学、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都有力地证明了:由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已经产生了无穷无尽的伟大力量。毛泽东同志曾经一再教导我们,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正如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是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应用和发展。在一切工作中运用这个路线,一定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大跃进这个词汇在1949年之前,毛泽东就多次使用过,广为人知的一次是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使用大跃进这个词汇,从一开始就联系着近代西方的工业和技术成就,以及对新中国将要出现的快速发展历程的一个预见。在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继续在党内推销他的大跃进主张,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这么看来,大跃进在当时的党内就不那么受人欢迎。只要看一看今天的官老爷们的心思和愿望,看一看邓小平“二十年不搞运动”的英明许诺,在官僚精英群体中间受欢迎的程度,大跃进不受欢迎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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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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