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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迅:体制内改革者是中国的希望
(博讯2004年12月20日)
    
    
     中国的「体制内改革者」当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四风云人物,因为他们是拥有非凡智慧和勇气的群体,在中国现行体制内争取人民的宪法权利。神州大地有千千万万的体制内改革者,他们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他们不是职业革命家、激进派,而是以和平手段,不组党,不用暴力,不推翻现政权,不破坏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努力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落实「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成为中国改革的希望。 (博讯 boxun.com)

    
    一个拥有非凡勇气和智慧的群体:中国的体制内改革者,当选为亚洲周刊「二零零四风云人物」。因为他们顶着巨大压力,以和平的手段,不组党,不用暴力,不推翻现政权,在中国现行体制内,争取人民的宪法权利,使中国加速走向现代化,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批「风云人物」的代表有:中共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中共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北京《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主任记者卢跃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北京三零一医院退休军医蒋彦永,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产科医师高耀洁,广东《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
    
    中国体制内的改革者当然不只是这十二个人。在神州大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体制内改革者,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职业,但都有一种信念,要中国加速现代化,但又不要破坏当前来之不易的稳定与繁荣。他们不是职业革命家,也不是法轮功学员,更不是要推倒一切重来的激进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就在当前的体制内发现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落实「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
    
    「体制内改革者」是相对于体制内的「正统派」而言,并特指体制内的「开明派」或「民主派」。他们的核心理念是:在文明模式或政治制度的最终选择上,拥抱自由民主;在改革战略选择上,是同时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如果说,二零零三年是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年」,那么,二零零四年就是「体制内改革者」崛起年,一批体制内改革者正推动中国改革,为此他们付出了代价。体制内改革力量今年看起来明显增强,其实有一个逐步累积的过程。
    
    九旬老干部坚持思想解放
    
    前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前第一书记任仲夷倡导「三权分立」引起中央不满。九十岁的任仲夷今年两度接受大陆传媒访问,呼吁推进政治改革。任仲夷和八十二岁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吴南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先锋人物,数月前,他们曾致函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公开质疑对「南方都市报案」的判决,希望当局能善待优秀的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正是在体制内外的联合压力下,广州市法院先是在二审中为喻华峰减刑,随后又于八月二十七日释放了总编辑程益中。今年十月刊登任仲夷关于政治改革谈话的《同舟共进》杂志被整肃,任仲夷和吴南生都已愤然辞去该杂志顾问职务。在前不久的廖冰兄筹办的人文专项基金成立仪式上,任和吴再次呼吁传媒要报道真相。
    
    今年八月十一日,中共最大的纸媒体喉舌《人民日报》所属「人民网」,发表了中共福建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投书《县委书记穿防弹衣上班》。该投书痛陈:他在查处其辖区内的腐败案件时,既受黑社会威胁,又遭上级压制,在他积极反腐败的六年时间里,他上下班和外出的时候,居然不得不身穿「防弹衣」。黄金高的反腐投书可谓戳穿中共「反腐秀」的重磅炸弹,引发出网络民意的巨大回响。中央电视台几天之后也播出专题「让法律成为防弹衣」。黄金高的投书是对现行黑箱体制的尖锐挑战,无怪乎福州市委为此给黄金高扣上一系列「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等大帽子,甚至把黄金高事件上纲上线为敌对行为。黄金高事件不仅揭露黑暗真相,更显示体制内官员利用体制内网络媒体,突破官场内部的潜规则,而诉之于公开化的舆论监督。
    
    焦国标一篇三万字檄文《讨伐中宣部》,因犯颜直谏而一时成为广为流传的名篇。此文今春在网络上盛传,四月十八日在亚洲周刊率先节录发表,令「知情权」和「舆论监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记者痛陈官僚滥权
    
    卢跃刚这位北京着名记者,六月十三日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万言公开信,亚洲周刊八月一日摘要发表,在境内外舆论中引起巨大反响。信中痛斥官僚的骄横权力,反对将新闻媒体作为统治工具,强调必须讲真话,体现新闻专业精神,进而推动政治改革。与卢跃刚的《大国寡民》等一批百万字写实力作相比,该公开信虽仅一万多字,但却是长期积累的爆发。此事件曾被当局定性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但没有对卢跃刚作处分,他目前依然参与主持《中国青年报》「冰点」版面。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带出一批热爱新闻专业精神的年轻写手。
    
    七十三岁军医蒋彦永是中共党员,他在二零零三年「非典」(SARS)危机中,挺身而出「向自己的国家说真话」,因而当选亚洲周刊二零零三年「风云人物」。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再次亮出说真话的良知,以自身的亲历写信给中共高层,呼吁尽快为「六四」正名,引领了「六四」十五周年纪念的全球浪潮。蒋六月一日因此失去人身自由五十天,再次引发世界性的抗议浪潮。当局在国内外声讨声浪的道义压力下,七月二十日不得不释放蒋彦永。
    
    揭开山东还有人卖血
    
    对待艾滋病(爱滋病)的愚昧态度曾让中国大陆付出惨痛代价,在这场被称为「国难」的疾病面前,七十七岁的中国河南省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产科医师高耀洁,成为良知的符号。十一月末她在河南接受亚洲周刊访问,一听说是香港传媒,她就在电话那头粗着嗓子嚷嚷:「我很生气,这些当官的,只想发财,不要国法,太猖狂了,天理难容。」原来,她最近在山东看到阳谷县、郓城县和莘县,到今天还在非法卖血,后台就是当官的。她说:「输血的法律早公布了,他们竟然还敢这样干!」她说,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和传播,绝大部分是因为非法卖血引起的。
    
    今年九月,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是因为这一网站,发布了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一份有关中共官员腐败的情况,引起中纪委高层震怒而下令关闭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就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封杀,给校长发公开信,谴责这起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粗暴行为,激起网络和境外媒体巨大反响。贺卫方说,依法治国关键是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这起关站事件却是一个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典型事例。
    
    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北京思源WTO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去年在青岛主办了修宪会议,遭到当局整肃。但他为推进政治改革依然不遗余力。今年他的新着《世界宪政潮流──中外宪法比较》在香港出版,英文版《中国新政治体制的框架》在纽约出版。他的新作《中国共产党自身制度改革三建议》在学术界和政坛广为流传。此长文论述了中共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党的干部制度改革──普遍竞争制;党内领队体制改革──三权分立;党的经费制度改革──募捐制。今年三月,亚洲周刊记者前往他的研究中心,办公室门前有公安看守;今年十一月,相约他饭聚,他身旁有五六名公安「守护」,两辆警车就在边上停着。他透过秘书递过来他写的「明志」诗,诗中说:「出访有尾甩难脱,来客不便业务闲。内外交困何所惧,疑心认定史向前」。
    
    律师学者热心助维权
    
    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于今年七月十六日发表公开声明,抗议中共有关部门封杀他的着作《把自由给你爱的人》。这首开体制内人士抗议言论封杀制度的先河。他说:「关于这本书,估计是今年我在平反六四的信上签了名,当局给我施加压力,派人到我家里来,警车停在我家门口,封杀我的书,封杀我的文章,封杀我的演讲。」《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是中国文联出版社,去年五月出版的,今年一月第二次印刷的。茅于轼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当局一看到『自由』两字就害怕,『民主』两字还好一点,共产党自己也讲点『民主』。」
    
    藏族女作家唯色、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以及刘军宁、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吴思、谢泳、钱理群、周其仁、何光沪、仲大军、袁伟时、杨奎松、张耀杰等等,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几乎涉及了大多数人文学领域,但是无论进入哪一个领域,他们大都抨击时政和呼唤政改。即便遭遇到程度不同的打压,也都没有沉默。
    
    在围绕着孙志刚案、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李思怡案、福建及河北的万人罢免昏官案等的民间维权运动中,众多体制内的教授、学者、律师、新闻人参与其中,经济学家茅于轼、政治学者刘军宁和徐友渔更是多次公开签名支持维权。律师张思之和莫少平坚持为良心犯辩护,法学家贺卫方、律师浦志强、许志永、腾彪、朱久虎等人也积极介入诸如孙大午、南都、陈桂棣等涉及维权的案件,律师俞梅荪、记者赵岩、学者张耀杰、律师李柏光等积极介入福建河北两地的农民维权活动。
    
    体制内具有特殊优势
    
    任教于成都大学的王怡是网络写手,通过一系列着名网文及创办《宪政论衡》民间网站,也积极参与许多维权活动,成为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又一代表。最近王怡也受到打压,停课、扣发工资,拒办出国参加会议的护照。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长刘晓波,日前遭北京公安传讯达二十小时。他在北京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说,体制内异见所受到的国内外舆论的关注程度,往往高于体制外异见,这是由于体制内异见的独特作用。体制内异见者更了解体制黑幕后的内情,他们一旦公开发言,往往能够揭示外界难以了解的黑幕。这不仅令黑幕背后的中共政权极为尴尬,也会深化全社会对现政权及其黑箱制度的邪恶本质的认识。
    
    刘晓波认为,体制内改革者拥有其他异见者难以拥有的双重资源:既拥有体制内的制度及人脉资源,又拥有体制外的民间道义资源,二者的结合使之远比体制外异见者更具有得道多助的优势。他们大都是具有一定党内地位和社会声望的知名人士,以往的资历、声望和现在的人格,又使他们虽身在体制内却在道义上享有广泛的国内外声誉,他们所具有的得道多助的道义优势令当局的打压理亏心虚。体制内改革者正是未来中国的希望。
    
    
    原载《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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