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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我就是自由主义分子
(博讯2004年12月20日)
    
    
     江迅/采访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等不来救世主
    
    茅于轼认为,自由的背后就是平等;谁妨碍别人的自由,谁就是特权分子。共产党到现在还不敢讲反特权,这是要害问题。百姓要纠正等救星的思想。
    
    在北京,不少学者说,经济学家茅于轼是中国思想界的一面旗子。在他前往银川参加西部城市发展论坛而离开北京的当天,即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寓所接受亚洲周刊访问。谈到胡锦涛、温家宝新政给中国政坛带来的变化,他说:「应该说目前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中国要走法制化道路,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不是说有一个好的领导,问题就解决了。中国人要纠正一种错误思想,总是盼望出来一个大救星,这个想法已经反反复覆证明是错了,但百姓还是不舍得放弃,还希望有个好领导来解决中国的复杂问题,已经证明错了,将来还会证明是错的。老百姓要明白,没有什么大救星,只能靠自己。现在中国所处的环境,是全球开放的时代,中国不管如何,还是走向开放的。」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说,中国是一个传统性很强的国家,从儒家传统到毛泽东传统,两种力量的冲突,一方面开放,一方面传统,最后的出路是从传统中找出现代化,不能完全放弃传统,但光有传统就不可能现代化。所以必须有新东西,这新东西就是世界潮流。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中国所有的变化,都是西方造成的,不是传统造成的,现在有了宪法,有了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证券市场,有了大学,有了法院,有了电视机、飞机,这一切都是西方来的东西。
    
    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当然是传统加现代化,但主要还是靠外界的影响,这过程还得要几十年。如何走上这条路,我觉得不要着急,事情总是慢慢变的,要从小事做起,不是一场革命就能解决的,那完全是梦想,每个人要意识到自己的一份责任,这责任不是什么了不起地当革命家,而是应该懂得自己不符合当今主流世界做法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说公民教育非常重要。人们往往希望政府怎么样怎么样,不大希望老百姓怎么样怎么样。
    
    茅说,其实,关键问题还是在老百姓身上,有什么老百姓就有什么政府,说政府不民主,问题在老百姓希望能有个救星。老百姓到北京上访就有这样的意思,希望有个救星帮助他解决问题。湖北省潜江市的姚立法,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连续十二年竞选人大代表,终于当选后,大胆批评政府过失,他不用上访,熟悉法律,凭法律与官员辩论,这条路虽然艰巨,但也是能解决问题的道路。
    
    今年茅和往年一样,写文章,做演讲,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事情不少。他在筹办一个基金会,希望最近能注册成功。基金会与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关,这学校在北京通县,是民间筹集的资金开办的非盈利学校,一般人称之为「保姆学校」,三年多来,学校培养的保姆已经有四千人了,她们是来北京就业的农村妇女。现在这项工作得到政府帮助,政府用扶贫款,帮助农村妇女,为她们办证件,为她们买火车票,送到北京来,并为她们交至少一半学费。这就解决了三千五百人的就业,能帮助国家一年增加上千万的GDP,增加政府的税收,解决农村妇女的就业。现在北京保姆市场很不错,她们每月至少能挣到五六百元人民币。
    
    谈到「新自由主义」,茅于轼说:「我是自由主义分子,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我是自由主义是毫无问题的。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位学者就讲得非常干脆:『发展就是自由化的过程』。这句话真是讲透了。为什么没有发展就没有自由,无缘无故地约束一个人就是不自由,一个人不妨碍别人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是许可的,这就是自由,自由的背后就是平等。谁妨碍别人的自由,就是特权分子,一个社会有不平等的话,一定有不自由,自由的逻辑基础,就是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没有自由,之所以不自由,就是有一些特权人士可以干预你的自由而不受惩罚……所有反自由的人都是特权者,共产党到现在还不敢讲反特权,这是要害问题。不敢反特权,就要反自由主义,这两者是有联系的。应该喊出一个口号,可以不说自由,只需反特权,这你就无法抵制」。
    
    
    亚洲周刊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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