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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冷兵器时代的政治
(博讯200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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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

     刚过去的半日,是令我心怀惊诧、愤怒、齿冷以及恐惧的半日。我的两位同道与挚友,刘晓波先生和余杰先生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刘晓波先生的家同时被搜查。“传唤”措施,表明政府已公开将这两位作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并立案侦查。这对他们,对我们,都是一种在结果上有预料、时机上却出人意料的遭遇。因为我们一般都心怀侥幸,心怀善意,以为时局不至于坏死,以为言论自由虽不能得寸进尺,也不至于退避三舍。甚至天真的以为中共的理性、中共的内部较量,以及天下人渴求民主自由的大势所趋,可以让大陆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冤狱的边上呐喊,有希望与真正的受难擦肩而过。 (博讯 boxun.com)

    我们还怀有这样的经济动物的盘算,以为像余杰这样有着巨大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可以使当局心存顾虑,在政治的收益与折损之间像合格的生意人一样去掂量,而不至于陷入意识形态的疯癫。在这样的假设下,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才一点点去积攒自己的名声,就像资本家一点点积攒自己的财富。积攒名声的实质,是把自己当作人质,用我们的影响力去和执政者对冲成本。在这样的假设下,民间包括知识界和草根社会,也才有可能与中共政权进行不伤筋动骨的拉锯,用财富买自由,用名声换民主,进行一场没有斗士、没有流血、也没有仇恨和暴虐的宪政转型。

    一场没有受难者的天鹅绒革命,一场动口不动手的君子革命,正是大陆民间社会对于未来的主流期望。但我们却不知道,手握刀抢的执政者是否也怀有这样的真诚希望?我们却不知道,霸占一切公共权力的共产党人,是否也如我们一样的爱惜这个国家?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中共作为一个多年来致力于攫取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足够的世俗化。足够让它滋生出用交易去替代暴力的动机。我们也想当然的认为,即便我们只是这个政权下的奴隶,可天下哪有比主人更爱惜家园的奴隶、哪有比奴隶更不关心未来的主人呢?

    当余杰和刘晓波同时被国安传唤,这显然是最近数月自赵岩、黄金秋、师涛等一系列良心案后,胡温当局逮捕作家、记者,扼杀言路的又一个高峰。是向近年来民间和网络的维权浪潮、政论浪潮、公共知识分子浪潮发出的最强悍也最赤裸的恐吓。“他们动手了”,这是昨夜我接到来自许多朋友的一个惊叹。人们感到了比江泽民时代更深的寒意和恐惧,感到天一下子黑了。尽管有胡锦涛在四中全会关于意识形态统治的强硬讲话,有中宣部吉炳轩鼓吹向朝鲜、古巴学习的狂吠,有近一年来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围剿,有解放日报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攻击,有沸沸扬扬的中宣部六人封杀令。但我一度认为这对中共而言,已是“尽人事”的条件反射。我甚至已不相信它在意识形态上的顽固能够强硬如斯,或者说是疯癫如斯。

    几天前,我接受一次外电采访时将这些动向称之为“大陆极权主义的回潮”。中共最近十五年,有一个较明显的体制转向,即从全面的极权主义体制,向着威权主义(权威主义)体制过渡。极权主义与威权体制的相同点是政治上的独裁,不同点是极权主义不但独裁,而且控制着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江时代的后期,威权体制的特征其实已较为明显(学者萧功秦甚至一度宣称大陆的威权主义体制已经形成)。人们普遍厌恶江泽民的昏聩和搔首弄姿。但搔首弄姿恰恰是威权体制而非极权主义的特征。除了镇压法轮功(对法轮功的镇压也更多的带有威权主义的手法,而非传统的意识形态模式),江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趋势是节节败退。然而胡温上台一年以来,尤其是江全退之后短短一旬,极权主义的回潮来势汹汹。几无疑问的显出,胡锦涛在意识形态上其实远比江泽民保守、顽固和强横,他显然已把整个中国当作了当年的西藏。“胡温新政”的实质原来是中共的极权主义新政,“胡温新政”的结果,原来是暴君替代了昏君,更年期替代了性无能。

    我们的确错了。一错在高估了共产党的世俗化程度。忽视了意识形态统治的回潮能力。也高估了共产党的理性化程度,忽视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在集体决策中的非理性癫狂。二错在低估了胡温新政的机会成本,在江胡之间一边倒,换“叫”换来一个暴君。三错在惧怕未来的民主,胜过了惧怕今天的独裁。这使自由派知识分子耽于想象而怯于行动。对于知识分子反对派之形成,缺少必要的勇气和胆识。

    主人与奴隶的譬喻也是一种误导。共产党和我们之间并不是主奴的关系,共产党早已丧失某种健康的“主人翁”精神。它甚至缺乏这样的自负,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别墅去经营。否则你不能解释它为什么会愚蠢地、反复的伤害这个社会的未来?共产党没有胆量做主人。其实我们才是主人,从来都是主人。但我们却是一个寄主。这是最近“九评共产党”系列中一个杰出的譬喻。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体内的异形。是我们背上的毒蜂。我们是这个国家被附体、被糟蹋、被蚕食、被宰制的主人。你告诉它如果咬死我,你也会淹死。毒蜂会说什么?在寓言里,毒蜂是这样说的,“我知道,但我忍不住”。

    这也是我对国安拘传余杰、刘晓波先生的解读。当我刚听见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时代。对付革命者大概需要冲锋枪和导弹,但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对付一个以言论为武器的作家、学者、记者或编辑,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够了。其实中共并不需要那么多装备,因为我们的政治已经落到这样的局面,一把水果刀就可以劫持十亿人。一百年前,当清廷要求上海租界查封鼓吹革命的《苏报》。租界工部局是这样问《苏报》的,“你们有军火吗?若没有,我们就保护你们”。

    何况余、刘二人与当年章太炎、邹容大不同。他们两位的政论,从来持渐进的改良立场,对暴力革命和激进主义不相为谋。今天回念此话,令我无法不想起晓波先生十五年前“宁做三百年殖民地”的悲苦之语。放眼今日的中国,我们梦想的租界在哪里?如果我们拥有私有产权的房屋不能成为独裁政权下的一小块租界,如果我们坐在家中,不能阻止秘密警察破门而入,我们的家和监狱有什么区别?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半个囚徒和半个人质。叫花子没有祖国,我们剪掉了辫子又有何用。

    一百年转眼即逝,执政者依然愚不可及。他们把温和的改良派抓进监狱,无非是为了把激进的革命派逼上街头。他们与持渐进与和平立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为敌,无非就是不打算再与天下人为伍。两千年前,孔子说,“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意思是如果君主希望自己说的话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用林彪的话说是“两个凡是”,用胡锦涛的话说就是“两个任何”。孔子说,那么这个君主就离“一言而丧邦”不远了。而观胡锦涛先生及其羽翼的最近所为,一言以蔽之,不是朝着“丧邦”的路拼命跑过去,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不断地低估了共产党的凶狠和愚蠢,那么反过来,让共产党也不断的低估我们的勇气和正直吧。让我们表现得出乎他们意料。就像他们出乎我们意料一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有良知的外国人以及外国政府,都对着余、刘两位先生问一句吧,“有军火吗?没有我们就支持你”。

    由此,我要抗议北京警方对余杰、刘晓波的传唤,抗议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无耻罪名去构陷两位作家。抗议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强奸,抗议他们对未来的扼杀。抗议他们的霸道,也抗议他们的愚昧。

    我坐在家里,这一刻心怀恐惧。我在清晨打开房门,不知道将来的是朋友还是豺狼。无论他们明天是否回家,我像帕斯卡尔一样真诚的相信,这两位朋友,他们比践踏者更高贵,比统治者更自由。因为他们的笔和嘴,知道真理。

    我在此时和他们站在一起,分沾他们的荣耀。

    我在此时和他们站在一起,站在独裁者拼命想要忘记的地方,站在独裁者看起来最丑陋的那个位置。

    2004-12-14凌晨。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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