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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和文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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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4年11月24日)
    
     (博讯 boxun.com)

    (本文是笔者2004年11月6日上午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由于笔者不擅长于演说和表演,对于现场发言中词不达意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特此说明。)
    
    
    我来自中国民间维权的第一线,我的朋友赵岩已经被捕一个多月,中国政府当局至今没有提供明确的罪证和明确的说法。我虽然部分参与了赵岩和俞梅荪帮助唐山库区移民罢免市委书记张和“人大代表”资格的维权事件,并且直接促成了这一事件的网上传播,我和赵岩之间却只是有限度的合作,我和他认识不过半年,见面也只有五、六次。赵岩是一名维权活动家,我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立身之本的独立知识分子,我从来不主张也不参与群体性的上访及罢免活动。在赵岩和俞梅荪之外,我自己还独立对地方政府官员肆意践踏公民权利的几个恶性案例的调查采访,有些案例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表,有些还在调查之中,调查采访中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我自己负担,同时我还对刘正有、张友仁、冉金菊等维权人士给予了一定的资助。我的另一位更加纯粹的朋友、河北唐山库区移民代表张友仁,已经逃亡失踪10多天。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半年多来一直被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非法软禁在当地医院进行强制治疗,他病情因此急骤恶化,现在已经发展到糖尿病晚期,一只眼睛也接近失明。张友仁实际上是冒着生命危险来争取自己的人身自由的。我在这里强烈要求政府当局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给张友仁以人身自由和人道待遇。出国之前,我曾经和俞梅荪冒险看望过张友仁,并且当面答应要陪同相关部门的朋友对唐山事件展开学术调查。没有想到我到了美国,张友仁却再一次舍命逃亡。应该说,我对张友仁的逃亡失踪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和文化表达”。这是我正在筹备立项的一个研究课题,这个课题是于建嵘先生建议做的。当时我和俞梅荪去看望他,我们谈到要成立一个无偿替农民维权的法律援助中心,于建嵘说可以申请到一点国外基金,他同时也谈到可以帮助我申请一点课题经费。这件事只是我们三个人的私下谈话,根本没有进入正式运作。没有想到俞梅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朋友赵岩、李柏光等人,他的另一个所谓的朋友就在网上造谣,说我拿到了20万元的经费,并且因此与于建嵘一块背叛了农民。这个谣言被网络流氓广泛传播,对我造成极大的伤害。我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把自己出卖给中国政府,所以我不可能卖国。我也从来不会把自己出卖给农民和擅自代表农民的权利,所以谈不上背叛农民。我只对我所讲述的事实和道理承担责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概不负责。我要走的是当代胡适的现代公民之路,而不是鲁迅式的把简单的道理搞乱弄混的只唱高调不负责任的以专制思维反对专制的黑暗路子。胡适晚年曾经在一个演讲中谈到,有人说几十年来只有胡适一个人可以讲话,他的回答是:胡适说话是要讲事实和讲信用的,正是因为讲事实和讲信用,蒋介石政府才允许他一直讲话。就我本人来说,近几年来一直拿胡适讲的这些道理来告诫自己。即使面对一个不讲信用的政府,我也有责任率先讲信用,而不能用自己的不讲信用来对抗别人的不讲信用。说得更彻底一点,像我这样的异议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实际上是无处可逃,我应对黑暗专制的唯一选择就是先让自己站在阳光之下,这样的话也许还可以让习惯于暗箱操作的专政工具有所顾忌。
    
    由于我来不及对已经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和理性升华,关于“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和文化表达”只能谈一点粗浅的意向。
    
    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近80%的发展中国家,伴随着1949年以来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的制度设计,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无偿剥夺,形成了对于广大农民旷日持久的身份歧视和权利掠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成为整个社会中积贫积弱的特殊群体。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和发展,中国农民依照现行宪法和法律维护自身的正当权利的正当诉求日益觉醒并且日趋强烈,广大农民的维权诉求也由前几年的以抵制基层政权的乱摊派乱收费为主要内容,演变成为以保卫土地家园为主要内容。由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被非理性地无序开发,丧失生存保障的中国农民的依法上访和集体群访,已经演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文化素养迅速提高,他们用来表达自己的维权诉求的方式和手段也日益丰富。最近几天发生在四川汉源的库区移民维权大案,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像这样的大规模的恶性事件,将会在中国社会中愈演愈烈甚至于是防不胜防。就目前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与文化艺术研究机构的条块分割,迄今为止还没有专门学者对“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和文化表达”进行系统考察与定向追踪的学术研究。这也是我答应于建嵘先生从事这项研究的基本前提。
    
    就目前来看,本课题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的上书传统与当下的上访申诉。主要从中国历史的纵向维度考察中国上访制度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根源。在笔者收集到的上访申诉材料中,最为感人的是11岁女童张佳奇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替爷爷喊冤的亲笔信。我是含着眼泪把这封用铅笔写成的短信输入电脑的,这封短信已经在国内和国外网站上流传一个多月,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来自官方的任何回应。这里有必要再次抄录:
    
    
    
    温家宝爷爷:
    
    温爷好。
    
    我叫张佳奇,今天(年)十一岁。因为您是当朝清官,无奈之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您写封信。
    
    96年,河北省桃林口水库搬迁,我家有几百亩山场果园被淹没,仅补偿我全家一千五百元,故我爷爷、奶奶不干,上访八年。我三岁(时)曾随(爷爷、奶奶)进京上省,问题非但没有给解决,唐山公安却多次拘押我父母、爷爷、奶奶。(在哺乳期里)断我奶二十三天,至(致)使我现在骨瘦如柴。今年几万移民联合起来,提出对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罢免动议,(因为)唐山市移民办贪污挪用移民费1180多万。随后唐山公安在3月19日将我爷爷从北京抓回,一直看押到现在,迫害我爷爷左眼底出血,视力0.1。我家前后警车包围,两次抄家拿走电话。绑走我奶奶,见相片。
    
    特求温爷爷,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爷爷奶奶,救救我全家。我要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像您一样万民称颂一代清官。
    
    张佳奇,2004年7月6日。
    
    
    
    其二是乡约民俗与宗教信仰对于当下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的深层次影响。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宗法制极权专制社会,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结果,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圈套对于每一个个体的正常人性和正当人权的绝对压抑和极端敌意,从而造成了私人权利和商品意识的相对萎缩。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基督教文明的传入,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中国旧有的乡约民俗与宗教信仰。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模糊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绝对权力对于私人权益和个体人权的法外剥夺。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缺失,更使当下的中国社会丧失了利用富于弹性的乡约民俗与宗教信仰来调和谈判的民间机制,使得原本可以化解于民间社会的权益之争和情感冲突,不得不扭曲异化成为只有求助于更高权力的官民仇恨和政治冲突。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这种说法是极其无知的。我小时候有过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的伯父是一贯道中负责帐目的师爷,50年代被判处死刑缓期,我的爷爷张天霖从此成为村子里的流氓村官批斗毒打的对象。1961年被活活饿死,我的奶奶为此哭瞎了眼睛。70年代的时候,我大概只有10来岁。我奶奶临死前的几个月里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我死后每到周年的时候能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一位老人,活着吃不饱饭,最后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死后到了阴间的地狱里能够吃上一块肥猪肉,这难道不就是中国民间最为单纯的神道信仰吗?!前天我在和来自西藏的几位朋友交谈时谈到这一点,中国社会还远没有走出宗教时代,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时机就是达赖喇嘛在世的这些年。一旦达赖喇嘛离开人世,西藏民族必然产生信仰危机,剩下的就只有武装暴乱了。
    
    由于宗教自由、民间组织及人权保障,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敏感的言论禁区和学术禁区,如果没有来自政府当局的充分谅解和来自方方面面的配合支持,这一部分的研究工作,将很难如期展开。
    
    其三是不平则鸣的文艺创作和民间表达。作为弱势一方的农民个人和农民群体,在正当权利受到损害时,不仅要拿起宪法和法律来依法维权,同时还会把自己不平则鸣的满腔激情付诸文字,从而酝酿出以情动人的血泪诗篇。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又为农民代言人和农民艺术家不平则鸣的文艺创作和民间表达提供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
    
    著名维权活动家赵岩于2004年9月16日被捕后,笔者曾经于9月25日写作过一篇声援文章《盼望赵记者,跪拜温青天——桃林口库区返迁移民的乞盼书》,其中收录了一首情真意切的农民诗歌,标题为《乞盼书——桃林口库区返迁移民心声》,抄录如下:
    
    
    
    我们是桃林口满族移民
    
    响应号召为秦、唐而搬迁
    
    到安置地有苦难诉
    
    满腹委屈有口难言
    
    因走投无路万般无奈
    
    思前想后只有返迁
    
    朝朝与库水相伴
    
    暮暮倒荒山而眠
    
    有病求医翻千山万岭
    
    孩子上学隔地北天南
    
    这里推那里撵别提多狼狈
    
    搬出去迁回来滋味太寒酸
    
    捶捶胸有愧于下代
    
    跺跺脚无脸对祖先
    
    舍小家顾大家落下什么
    
    失家失业失地失权
    
    返迁移民向北京祷告
    
    满族儿女发肺腑之言
    
    盼望赵记者
    
    恳求俞总编
    
    授权李博士
    
    跪拜温青天
    
    捕蛀虫捉硕鼠
    
    惩腐败治贪官
    
    尽快回归安置地
    
    重新组建新家园
    
    与您保持一致性
    
    今后永远不返迁
    
    
    
    这首诗的落款是“桃林口库区300名返迁移民”,诗中的“赵记者,俞总编,李博士,温青天”,依次为赵岩、俞梅荪、李柏光和温家宝。
    
    原《中国改革》农村版著名记者赵岩,是中国媒体记者中关注桃林口水库4万名动迁移民的悲惨遭遇的第一人。2002年9月,秦皇岛市移民代表董达吊着被当地警察拉伤的胳膊来到《中国改革》杂志社,幸运地见到了一直关注农民维权的赵岩。赵岩随后不顾最高当局发出的十六大期间媒体记者不得擅自外出采访的禁令,趁着总编辑温铁军不在国内的空档,带领实习记者李敬、郑现莉深入桃林口库区实地采访,并于2003年2月在《中国改革》农村版公开发表《移民上访路——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群体性事件报道》一文,真实地记录了桃林口水库移民特别是300名返迁移民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随后,在香港《中国法制》任兼职副总编的俞梅荪,又在该刊2003年总44期发表《秦皇岛市失地农民维权讨要移民安置费一瞥》,更加详细地报道了发生在秦皇岛市的库区移民维权困境。同样是在2003年,法学博士李柏光在赵岩的鼓励下与库区移民签订法律代理协议书。尽管获得授权的李柏光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这份协议书,库区移民对于他的一厢情愿的重托,还是十分真诚的。由于赵岩的被捕,桃林口水库广大移民的“盼望赵记者,恳求俞总编,授权李博士,跪拜温青天”的热烈“乞盼”,似乎已经变成了泡影。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层出不穷的农民维权活动中,已经涌现出了像杨银波、淮生、张友仁、刘正有、肖祥金这样拥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农民领袖人物和农民代言人,他们借助网络的力量,在从事维权活动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现代化的理性思考和文化建设。这其中,以杨银波的文学创作和社会调查最为成功也最具影响力。
    
    其四是农民协会的成立及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农会,是于建嵘先生近年来一直坚持的一个理念,在这一点上我和他是完全一致的。在于建嵘的家乡湖南省的一些农村,已经有一些农会组织在从事活动,只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随着以人为本和保障人权的相关条款被写入宪法,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至少在文本上得到了正式的承认,中国农民自发组织的各种民间协会也初步显现出不可替代的凝聚力和创造活力。胡、温政府一年来的一些亲民措施,为不同程度地损害过农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与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弱势农民之间,初步提供了一种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伴随着胡锦涛在十六大四中全会上的全面掌权,落实到社会层面的,并不是宪政民主的逐步推进,反而是一股暗箱操作的政治寒流。赵岩就是这股政治寒流的牺牲品之一。就目前来看,胡、温政府的政治走向既不很明朗也不容乐观。至于赵岩被逮捕的深层原因,我到现在也不十分了解,我也不知道自己离中国政府的监狱还有多远。
    
    其五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极端发言和集体失语。以胡适式的独立自主、诚实守信的中间立场来帮助强势政府和弱势农民化解矛盾和冲突,是拥有最大份额的话语权的中产阶级中国文化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然而,当下的中国知识阶层,要么以鲁迅式的势不两立的斗争姿态极端发言,要么以既得利益者的犬儒心理集体失语,从而丧失了精神创造和文化表达方面的创造活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的维权诉求不仅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致乱之源,甚至可以成为推动政治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中产阶级中国文化人的极端发言和集体失语,才是中国社会最为根本的深层危机之所在。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和认识,笔者于2004年9月25日开通了个人网站:“防身与扒粪:张耀杰思想网站(defend and muckrak:the ideological network of zhang yaojie)"。近几年来,笔者所写的大部分文章,都可以用胡适笔下的两个名词来概括:其一是“防身”,其二是“扒粪”。
    
    关于“防身”(defend oneself),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写道:“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关于“扒粪者"(muckraker)和“扒粪运动”(muckraking),胡适在标题为《五十年来的美国》的演讲中介绍说:“美国现在已经做到了没有阶级了,其所以能够慢慢的造成了这种地步,有两种主要原因。一、社会思想的革新运动。五十年前,美国工商业巨子如钢铁大王卡里基、煤油大王劳克福、银行大王摩尔根,为了垄断市场,特组织托辣斯。正当他们威风显赫的时候,新闻界人士兴起了一种扒粪运动,专门研究事实,搜集证据,揭发黑幕,引起社会的革新。首先是女记者黛贝,她费了很多的工夫研究美孚煤油的历史,看看煤油大王是怎样的操纵着全美以至全世界的市场,结果揭发了托辣斯的内幕。另有一位记者林肯史丹芬,为研究市政腐败的原因,探究幕后操纵的老板(boss),到处去访问、找材料,结果在杂志上发表了圣路易城的黑幕。美国霍斯特系报纸的主持人威廉霍斯特(去年逝世),年轻时也是一个扒粪运动的健将,他是一个理想者,社会改革者。他曾设法偷出了煤油大王,与大批参众议员来往的信札,内中有许多是分期送款的证据,霍斯特将它一一摄成照片,于1908年在报上发表。五十年前,美国劳工是无组织的。他们多来自欧洲,因为受不了欧洲政治的宗教的压迫,特跑到新大陆来,希望能过着自由平等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可是因为人数太多,工厂容纳有限,厂主们看了这种情形,乃以没有训练的,工资最低的工人为标准,来雇用工人。工人们不容易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待遇也极低,生活是痛苦极了,尤以大城市纽约、波士顿、芝加哥等处的工人最甚。新闻记者雷斯把工人困苦的情形写成了一本书,名叫《那一半是怎么生活的》,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对工人遂予以组织,并改善其生活。除了新闻记者积极于社会思想革新运动外,一些政治家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老罗斯福总统,便是其中之一。……老罗斯福籍隶共和党,本是个资本家的党,当他就任之初,也极力宣称将继续执行麦金尼的政策,可是第二年便叫司法部提出诉讼反托辣斯法案,解散摩尔根等所组织的西北铁路公司,开始打击托辣斯。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摩尔根穿着大礼服出席一个晚会,从电话上获得这个消息,面目失色,很气愤的说:‘这个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我好好商量!’老罗斯福一面打击托辣斯,一面并作种种的社会立法。有一天早晨,老罗斯福总统一面早餐,一面翻阅辛克莱的小说,这本小说是描写芝加哥屠宰场的黑暗与不卫生,老罗斯福看到了这些材料以后,立刻召集阁员和卫生专家商议改革,并向国会提出食物(包括药品)卫生检查法案,以改善公共卫生。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从一部小说出来的。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环境险恶并且充满着牺牲奉献之类的道德谎言和宗教骗局的社会里,比起贡献于社会的“扒粪运动”来,先拯救个人自己的“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从小没有吃饱饭的农家后生,笔者走过了许多的弯路,碰过了许多的钉子,才从鲁迅式的把简单的道理抹黑搅混的文字圈套里闯荡出来,从而走向胡适式的把复杂的道理光明正大地解剖明白的话语表达。
    
    笔者一直认为:国民党倒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只出现并容忍了1个胡适而不是100个胡适。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迷失和末世沉沦,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有太多号称是新左派甚至于号称是自由知识分子的鲁迅迷在兴风作浪和呼风唤雨,而偏偏少有志同道合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以胡适式的“防身”加“扒粪”的独立人格和中间立场,来监督政府、推动宪政、解构革命并化解危机,进而把专制成性的中国社会逐步引导向宪政民主的阳光大道。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在以“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道主义本体论为代表的各种先进文化的指导下,采取文本解读和田野考查相结合、个案研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展开,并用文字和图片并重的方式予以真实纪录和广泛传播,旨在及时发掘和生成一些有真实价值和真实生命的学术命题,以贡献于当下中国的弱势农民的维权事业。希望能够得到大方之家的大力支持和慷慨赐教。
    
    另外,明镜出版社的何频先生刚刚帮助我出版了一本《俞梅荪与新民权运动》,副标题“中南海秘书成了民间代言人”是何频先生加上去的。我对于何频先生愿意赔钱帮助我出这样一本贴近当下中国现实的书,是十分感激的。《多维时报》主笔高伐林先生,在2004年11月5日发表了一篇对于我的长篇访谈,标题是《中国社会矛盾进入一个爆发期》。其中有许多是我的肺腑之言,在此我也对高伐林先生表示感谢。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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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议报》第173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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