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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领袖”——斯大林是怎样“伟大”起来的?(图)
(博讯2004年11月12日)
    
包装“领袖”——斯大林是怎样“伟大”起来的?

    斯大林資料照片

    

    

    (一)

    我是从《列宁在1918》、《宣誓》、《攻克柏林》……这些前苏联的影片中获得关于斯大林形象的具体感知的。我相信,在我的同龄人中,和我一样,很多人是从一系列的斯大林形象中懂得“伟大”的涵义的。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肖洛霍夫说:“是独裁,但也真是个人物。”

    但我一直在想,我们见到的“伟大”的斯大林可否是他真正的形象?

    被认为是俄罗斯音乐巨人的季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见过斯大林,也和他谈过话。我没尿过裤子。也没见他有什么魔力。他是个貌不惊人的普通人,又矮又胖,头发略带红色,满脸的麻子,右手明显地比左手瘦小,他总是藏着右手。他的相貌同无数画像上的样子一点也不像”〔1〕。

    肖斯塔科维奇和许多在斯大林时代受过迫害的文化人一样,一提起斯大林,仇恨之情就溢于言表。我们不能把他的这段对斯大林形象的描述当做“纯写实”相信。那嘲讽、轻视的语气,愤懑的感情色彩,提醒我们不应该拿这做为斯大林实际形象的样本。

    1935年6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访问苏联。从1935年6月28日下午4点10分开始,罗曼·罗兰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这是罗兰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在当天的日记中,罗兰写道:“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无论怎么想像,他既不是个高个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对说来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的粗硬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2〕

    罗兰的描写使用的是中性语言。他说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他亲眼见到的斯大林实际形象,是有别于“画像”这种平面传播媒介上的斯大林形象的。

    不但罗曼·罗兰这样的外国人是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认识斯大林的,就是苏联人也很难一睹斯大林的天颜。赫鲁晓夫的女婿、曾担任过苏联《消息报》总编辑的阿·阿朱别依在1949年12月21日晚上,“惟一的一次相当近地看到斯大林”,那是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斯大林旁边。赫鲁晓夫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主持晚会(如果不是这个关系,阿朱别依大概也不会有“这惟一的一次”)。斯大林退场时,站在斯大林身后鼓掌的阿朱别依“吃惊地看到他头顶上有一块圆圆的秃顶。画家在画像上仔细描绘的,修版师在照片上认真加工的,他那人所共知的斑白的发型,原来是个毛发稀疏的秃顶。我什么也没对拉达(阿朱别依的妻子)说,可能是我为发现了这个超级机密而惊呆了。斯大林缓缓地走下主席台,没有停步也没有同恭敬地让路的人搭话,他把弯曲的右臂紧紧地贴在腰上,据说,他的这只手臂已经变得干瘪而缩短了。他本能地弯着胳膊,使人不特别注意这一点”〔3〕。

    从银幕、画像、书籍、报刊获得的“领袖的固定形象破灭了”。发呆的阿朱别依说:“当时,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到痛心。他(斯大林)在刹那间变成了和我们大家一样的普通人”。

    阿朱别依见到斯大林的时间比罗曼·罗兰晚了近十五年。“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我们看到,斯大林形象上的岁月痕迹是相当明显的,但这十五年间,正是斯大林被神化,他的各种媒介形象被创造、接受、固化的时期。

    在阿朱别依“一股奇怪的怜悯心使我感痛心”的三年后,1953年2月底的一天,苏联克格勃高级情报人员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被叫去“马上去见上级”。到了斯大林办公室,他才知道“上级”原来是斯大林。“我所见到的人简直令我吃惊。那是一个老态龙钟、显得疲惫不堪的老人”。“他的头发快要掉光了,尽管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但现在明显地感觉他说话已经很吃力,且词与词之间的间歇拖得很长”〔4〕。

    1953年3月2日夜,斯大林在自己的办公室突发脑溢血。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在1953年2月底看到的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

    尽管这是一些近距离观察到的斯大林形象,但还是有一种距离感,不过是对于伟人长时间仰视过程中的偶尔一瞥,真切,但匆忙,零碎。如果有谁能像当年俄罗斯巴库省宪兵厅,保存那位名叫朱加施维里的年轻革命者的档案那样,为我们提供一幅斯大林的形象档案多好——

    十月革命以前,朱加施维里一直是个被俄罗斯警察特别关注的人。他或被监视,或被逮捕,“警察司的各个分部都对此人非常熟悉。宪兵机关每次同朱加施维里打交道时,都要认真给他拍摄正面像和侧面像”。比如巴库省的宪兵厅表格上,就贴着一个身体虚弱蓬头垢面的年轻人的正面和侧面像。照片下的文字中说,朱加施维里“很瘦”,他的头发“又黑又浓”,“没有胡须,唇髭很细”,脸“有麻点,有天花瘢”,头“是椭圆形的”,前额“直而不高”,眼眉“是弓形的”,眼睛“深陷,棕色带黄”,鼻子“很直”,身高“中等,两俄尺又四点五俄寸(一俄尺等于零点七一米,一俄寸等于四点四厘米)”,体格“一般”,下颏“很尖”,声音“低沉”,“左耳上方有痣”,“右手痹痿”,左脚上“第二、三趾连在一起”〔5〕。

    写到这里,我得告诉大家了,“朱加施维里”就是斯大林。斯大林是“钢铁”,朱加施维里是“钢铁”的肉身,他是一个不平凡的革命者,但是他的相貌却连达到平凡的水准都有很大距离。

    我们该把斯大林的实际形象的一些特征归纳一下了:脸上有麻子,而且还有疤斑;个子很矮,一米六四左右,这样的个头不要说在欧洲人中间,就是在中国人中间也是矮子;脚趾粘连可以不去管,但右手残疾却很要紧,不仅影响外观,还难讨得养家糊口的生计。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斯大林生在今天的中国,连对象都难找,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一个身材“二等残疾”的麻子啊!

    读了这些非神化的斯大林形象的描写,我才知道,我们看到的“伟大”的斯大林,不过是书籍,报刊、图片、影片这些大众传播媒介塑造出来的“媒介形象”。

      (二)

    曾担任斯大林卫队长,1938年以“德国间谍”罪被处死的匈牙利人保克尔,是个精明的恶棍兼谄佞之徒。他发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而且经常整理发式,尤其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注意自己仪表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6〕

    于是,保克尔就在改善领袖形象上动起了心思。他看到斯大林希望“增加”身高,特别喜好穿高跟鞋,便专门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跟鞋,这种特制的“增高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增高部分的后跟,别人根本看不出来。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看到自己“高大的”身材,顿时喜形于色。

    就是在“魔鬼身材”绝对“牛市”的今天,使用“人体增高器”,服用增高的丸散膏丹,也被讥为俗人傻事。斯大林绝对是世界级的巨人,但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心病,斯大林便常玩“增高”的小把戏。

    1950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陪同毛泽东出席签字仪式的叶子龙“发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下榻处,我向毛泽东提到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泽东身高180公分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差不多”。(见《叶子龙回忆录》)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也有同样的记载:“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略低,在记者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是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和影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或许还略高些。”

    每逢节日或庆祝活动,上列宁陵墓检阅时,保克尔都预先在斯大林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只能从远处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这样鞋跟和脚下的木块,就被遮住了。

    有人赞扬牛顿推动世界的发现,牛顿自己说,那是因为他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所以别人才觉得他很高大。如果哪个人真的想站在斯大林肩上,那肯定是痴心妄想。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站在他身边。在集体场合,也是他一个人站着,其他所有高级官员都挤在后面。“如果同海燕似的高尔基并肩站着,斯大林就会显得滑稽可笑,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照相时总是坐着照”〔7〕。

    在红场上受阅的只有“群众”,能与斯大林合影的客人或同僚,也是地地道道的“小众”,同传播媒介制造出的“受众”和“大众”相比,这些方式的影响面和影响力太微不足道了。斯大林很了解当代传播媒介的功能。据肖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曾枪决了几个画家。因为“斯大林要自己显得高大,双手有力,而且两只手得一样大小”。这些画家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为领袖画像,但是没有使他满意。但一个叫纳尔班迪安的画家比他们都高明。“在纳尔班迪安的画像里,斯大林正笔挺地从正面走来,双手叠放在腹前。画面取的是仰角,这种角度能使小人国里的小人也显得像巨人。纳尔班迪安听从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指点:画家必须像鸭子望阳台似的看他要画的对象。所以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了斯大林。斯大林非常满意,于是每一个机关都挂上了这张画的复制品,甚至理发店和蒸气浴室也挂”。〔8〕

    罗曼·罗兰将列宁和斯大林做过比较:“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看见自己的猪脑袋。’显然,斯大林没有感到这种厌恶。”〔9〕

    罗曼·罗兰在苏联访问一个月,苏联媒体对于斯大林的狂热的宣传,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等)上的发言,你总是能在文章或者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地移动……”〔10〕

    罗曼·罗兰在日记中谈到了对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的疑虑之后,自我安慰道:“不过,他毕竟没有达到与在他旁边走过的偶像崇拜者一起欢呼的程度。”

    在苏联走马观花一个月的罗曼·罗兰错了。斯大林还真有自我欣赏、自我欢呼的癖好。

    肖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喜欢看《难忘的1919》,在这部电影里,他手持军刀站在装甲列车的脚踏板上疾驶而过。当然这个幻想的画面与现实毫无关系。然而斯大林一面看一面感叹:‘当年的斯大林多么年轻漂亮啊,斯大林当年多么漂亮。’他对自己用第三人称,而且对自己的扮相发表评论,积极的评论”〔11〕。

    在斯大林时代,电视尚未被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但对画面形象的塑造,斯大林有着无师自通的天分。苏德签订瓜分波兰的秘密协议时,斯大林“自己导演了签字仪式上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拍摄”。他向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副官理查德·舒尔兹招手,要他与众人一起照相。但年轻的舒尔兹不敢想像斯大林是在叫他。最后斯大林抓着舒尔兹的胳膊,把他塞进拍照的行列。他是有意要为照片增添一些青春的气息。同纳粹官员个个正襟危坐相反,拍照时,斯大林叼起了他那著名的“大鼻子烟斗”。

    然而,对于这些照片,希特勒却摇头了:“签约仪式是很隆重的,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怎好出席这个仪式。”他说完便命令摄影师霍夫曼把各张照片里的香烟都涂掉,然后再向报界发稿〔12〕。

    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可惜了斯大林的创意。

    前苏联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战时制作了一纪录片,不知怎么有点忽略了斯大林。斯大林气得脸都青了,他把多夫任科叫了去,对他咆哮:“难道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好吧,你会像狗一样地去死!”由于某种奇迹,这个多夫任科保住了性命。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曾提到过他,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电影导演”,并说他在斯大林时代“受到很不公正的贬斥”。是不是“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造成的,赫鲁晓夫没说。赫鲁晓夫却详细地记下了这个多夫任科跑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影《攻克柏林》的导演齐阿乌列里的小报告的事。

    “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清白,既然新的黎明已经到来。”失势者证明自己清白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得势之后,不放过从前得势者。多夫任科是“杰出的导演”,知道怎样一下点中在他倒霉时得宠的齐阿乌列里的死穴。他从电影拍摄技巧的角度,向赫鲁晓夫介绍了齐阿乌列里是怎样在银幕上塑造斯大林的高大形象的:“他在《攻克柏林》这部电影里特意使斯大林出现在一个极高的大厅里,沉思默想着军事战略——在他身旁除了中央委员会负责一个‘特殊’部门工作的波斯克列贝舍夫将军外,厅里别无一人,两旁是一排空椅子,格外衬托出斯大林的孤独而伟大。一句话,齐阿乌列里是一个卑鄙的阿谀逢迎的小人。”

    按着打小报告的常理,多夫任科还应当哭述一番自己怎样因为“对于我们的领袖连十米胶片都舍不得用”而受到斯大林、齐阿乌列里们政治迫害,几乎“像狗一样地去死”的不幸。赫鲁晓夫没有记载,做过多的猜测就没根据了。但是,基于“齐阿乌列里完全是斯大林一手捧出来的”这一共识,赫鲁晓夫决定把齐阿乌列里“送到乌拉尔去”,发配流放了。

    政治上的错对,道德上的是非,有时真的是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们只要从这个故事中知道了斯大林在银幕上光辉伟大的形象是怎样加工制作出来的就可以了。齐阿乌列里的车间是合格的,齐阿乌列里的技术是过硬的,因为他加工出了让领袖满意的形象产品。

    美国作家小奥托·普雷斯顿·钱尼在《朱可夫元帅》一书中记载了当时苏联报纸对斯大林的宣传,似乎是在为《攻克柏林》提供现实的舆论背景:

    1946年1月5日,《红星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张斯大林身穿军服、容光焕发的巨幅照片。在他右边稍后一点儿,是笑容满面、喜气洋洋的朱可夫。斯大林左边是伏罗希洛夫,两边还有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布琼尼、铁木辛哥等人。1月2日,全国各地举行集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报纸的头版发表了一些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些标题为提名创造适当的气氛:《斯大林的英明使我们赢得了胜利》、《敬爱的领袖、导师和军事统帅》,读者们不应忘记《伟大的斯大林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三)

    为斯大林创造了“伟大”的媒介形象先走运后倒霉的,还有一个米哈伊尔·格洛瓦尼。1936年,导演申格拉亚拍摄了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的故事片《金色峡谷》,片子中有一个名叫基里莱的会计。当然,他应该是个反面人物,有一段时间,在我们中国的农村题材电影中,农村会计没有好东西,不是阶级敌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创作模式可能就是从《金色峡谷》一类老大哥电影那里学来的。

    片子拍得差不多了,电影厂艺术部主任恰乌列科来看样片。小放映室里,放映机咔咔转动,当银幕上出现基里莱时,恰乌列科惊恐地叫了起来。他叫人赶紧拉亮了灯,指着导演骂:“你他妈的把基里莱扮成谁了?”大家不禁一愣,重放了刚才的镜头,刹那间人都发现了什么,但谁也不敢吭声。他们心里都在说,太像了。申格拉亚半晌才回过神来,嗫嚅道:“这……组镜头就算没拍。”1936年正是大清洗的年代,长期为斯大林做翻译的费德林回忆说:“我在给斯大林当翻译时,总是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因为我害怕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被‘肃清’了。有一次晚宴上,斯大林对我说:‘您尝一尝这个格鲁吉亚菜,以后就再也吃不到了。’我以为自己已无法活着回家了,面色煞白。”申格拉亚的脖子和费德林一样,也是肉长的。他为自己的粗心魂飞魄散,若是有人拿这件事下个绊子,小命就完了。

    但这个“基里莱”却成了格洛瓦尼机缘,过不久,恰乌列科执导大型革命历史影片《伟大的曙光》,安排斯大林这个角色时,他想到了那个把申格拉亚吓个半死的“基里莱”。样片送到克里姆林宫审查,放映过后,经过一段令人窒息的沉寂,斯大林说话了,他没说影片,也没说演员,而是几乎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我这个人还是那么富有魅力。好,很好。”——从那一刻起,格洛瓦尼成了苏联影坛一颗灿烂逼人的当红影星。1946年,格洛瓦尼在历史巨片《宣誓》中扮演斯大林,受到斯大林的召见,这部影片伪造历史,虚构了列宁逝世,斯大林接受临终嘱托,成为列宁正宗嫡传的情节,格外合斯大林的意。当格洛瓦尼赶到斯大林的别墅时,他那身《宣誓》里的戏装——制服上衣,高腰皮靴、翻毛皮领大衣,把迎在那里的大小官员们都吓呆了。但斯大林却非常赏识他的装束,他握着格洛瓦尼的手说:“现在,你算把我研究到家了。”在宴会上,斯大林看着格洛瓦尼的脸提议:“为人民领袖斯大林,干杯!”斯大林和戴高乐一样,常常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喜欢把斯大林当做另外一个人,一个存在于自己信念中的形象,向他来表达自己的爱戴与敬慕。他对别人说:“胜任人民领袖斯大林一角的,还得是格洛瓦尼啊!”

    因为扮演斯大林,格洛瓦尼四次获苏联文艺界最高奖——斯大林奖金,一次获得苏联政府最高荣誉奖章——劳动红星奖章。1950年,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格洛瓦尼被授予“苏联功勋人民演员”的称号。他饰演的《难忘的1919》、《宣誓》等影片中的斯大林形象,成了斯大林影视媒介形象的经典,他得到的恩宠无以复加。“他有个专门化妆师,这个人的专长是化妆斯大林,别的什么都不会。格洛瓦尼所穿的斯大林有名的野外茄克收藏在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弄虚作假特别保险箱里,以免落上一粒灰尘。上天保佑,可不能有人报告说斯大林同志的外套脏了,因为这几乎等于是说斯大林本人是……你知道,是脏的”〔13〕。

    和齐阿乌列里的命运一样,赫鲁晓夫上台后,格洛瓦尼被清除出银幕,凡有他扮演斯大林镜头的胶片都遭到剪除,他在凄凉的晚年中曾问自己,也问他人:“演斯大林就这样,要是演希特勒又会怎样呢?”〔14〕

      (四)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为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所熟悉,它曾被选入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但读了《读书》1996年第8期发表的蓝英年先生的《倒霉的谢拉皮翁兄弟》,我才知道,故事后面还有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简直让人啼笑皆非。

    当然,这也是一个因为斯大林的形象问题有人倒霉的故事。

    倒霉的是作家左琴科。因为《列宁和卫兵》的故事后面的故事,他不经意间得罪了斯大林。

    《列宁和卫兵》的故事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斯莫尔尼宫的一位哨兵特别忠于职守。一天他执勤,列宁因没带通行证,他说啥也不让进去。这时来了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对卫兵说,这是列宁同志啊……这个不知分寸、蛮横粗暴的留小胡子人,遭到列宁的训斥;哨兵,受到了列宁的表扬。

    《列宁和卫兵》是左琴科创作的《列宁的故事》这组作品当中的一篇。发表前,作者的朋友中有人提出,那个留山羊胡子的人,容易使人联想到捷尔任斯基。这个“契卡”的创始人,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教父”,让人毛骨耸然。《列宁的故事》创作于1940年,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尚有余波。左琴科被大家“联想”得胆儿突突地,他委婉地说自己并不想写具体的人,便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不料,这厢里躲过了山羊胡子的捷尔任斯基,却没提防还有一位留着小胡子的斯大林,而且很多人知道,列宁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个粗暴的人”。斯大林对号入座,认为小胡子是影射他,遂记恨在心。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小胡子”斯大林腾出了手,便来算这一笔旧账。斯大林骂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诺夫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骂左琴科是“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文坛的渣滓”、“既无廉耻又无良心的丑恶的淫乱的野兽”。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为左琴科“小胡子”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在左琴科的故事里,这个粗汉有一部大胡子,审查人员说这胡子不能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是我们的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他们在匆忙之中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左琴科去掉了大胡子,但是留下了小胡子。左琴科的故事里的这个粗汉留着小胡子。斯大林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说他。”〔15〕

    两处版本的情节是一样的。山羊胡子、大胡子都避开了,不想撞上了小胡子,小胡子才要命。

    阿朱别依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他说,当时的报社曾有专门的带着放大镜的值班员。这个值班人的职责是,仔细观察领袖的照片,防止出现什么不当的地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要把铜版送回制版厂重做。“因为总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读者,不断向编辑部(不止是编辑部)寄来过做过标记的照片”。在那千方百计将领袖“伟大”起来的世风中,最先受到毒化的是那些无聊而又心术不正的人,但受害的却是所有的人。“文革”时期,因为领袖“宝像”吃苦头甚至丢了性命该有多少?我到报社工作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仍能体会到阿朱别依的谨慎和惶恐决不是危言耸听。况且,斯大林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形象有着病态的留意的人。

    曾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1938年逃亡到美国的列夫·费尔德宾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中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大林看上去仿佛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他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剃干净,这些残剩的胡碴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如果让理发师使用刮脸刀,又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肯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他的卫队长保克尔便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这个匈牙利人过去干过理发师。保克尔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魅力,真是值得冒险的一件事情。

      (五)

    2000年11月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从文章中我知道,毕加索是一名法共党员,而且也曾因为斯大林画像惹起一场风波。

    很多人请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这些请求当中有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文章没有透露。但都被毕加索拒绝了。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曾有人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的画像献寿。毕加索以“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相辞。他只是画了幅一只手举起的酒杯,酒杯上方是两行文字:“祝你健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法兰西文学报》主编阿拉贡决定出一期专号。他约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肖像,还给他送去了斯大林的照片资料。

    毕加索在3月8日就完成了这画像。3月12日,画像在专号上刊出。“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他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和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的斯大林完全不同。毕加索对他的情人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人的人民之子。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

    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幼稚得像个孩童。影视明星在传媒平台上疯舞的时间再长,其媒介形象的极限也无非是转化为公众的偶像,多几个追星族罢了;政治人物大剂量的媒介形象信息注射进受众的感官,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的是图腾式的崇拜幻觉,其极限是转化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符号。几十年持续不断媒介形象的信息攒射,“全世界无产者”的脑海里只有在“鸭子”视角下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伟大”的斯大林,他是“父亲”。毕加索画变形的女人身体画得太多了,“变形”成癖,竟将人民的“敬爱的父亲”变形为“人民之子”。

    风波起来了。阿拉贡的妻子回忆说:“从报纸出版的那一刻起,抗议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不仅苏驻法大使提出了抗议,不仅《人道报》登出法共书记处的声明,表示:“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3月12日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毕加索同志所画的伟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最让人能够感受斯大林媒介形象影响之深的,还是那些普通“无产者”的反应。“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人半神”〔16〕。斯大林“就像那只把自己吹得像牛那么大的青蛙,所不同的只是他周围的人早就把他看做牛,把他当做牛一样尊重了”〔17〕。肖斯塔科维奇说对了,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和被传者自身的致幻作用是同时产生的,他们可能在同时产生眩晕。连斯大林自己都啧啧于斯大林的“魅力”,何况痴迷的媒介受众呢。有读者写信认为毕加索笔下的不是斯大林:“不,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给人信心和力量。”(显然这位读者没看过斯大林那张长满疤痘的麻脸)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说:“由于害怕被人瞧不起,斯大林不得不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形象。而这一理想的形象反过来又要求别人对他阿谀谄媚,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型领袖,甚至知识型领袖”〔18〕。他还认为:“只要大众传播媒介大量报道政界名流,我们中就有大多数人易被这种普遍倾向(伟人决定论)所迷惑”。这两点他都说对了。有读者指责:“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锐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还有一位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安德烈·富歇隆的在信中说:“我和我的妻子在看到这幅画像时深感震惊……作为斯大林同志特点的至高无上的善良和高贵通通不见了。”他建议“刊登一幅照片本来要更好些,或者最好刊登一幅苏联画家的忠实的画像——幸亏在他的祖国这样的画像并不缺乏”。这位安画家真的内行,不过他指点到斯大林的祖国选“苏联画家的忠实画像”似无下文。

    不过,幸运的毕加索不必担心被枪决或者坐牢,一则他是西班牙人,当时住在法国;二则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一个星期了。他还能忿忿地对情人发牢骚:“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1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就认为斯大林利用各媒体制造自己的形象崇拜,是有意而为之:“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但他猜测:“……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20〕

    前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人物爱伦堡对斯大林成见甚深,一直不那么恭敬。但他也说:“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斯大林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希特勒或戈倍尔,福莱斯特(美国国防部长,因神经错乱自杀)或麦卡锡,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21〕“跳大神”云者肯定是中译者的创造,俄罗斯语汇中大概没有“跳大神”一说,说成癫痫发作大概准确一点吧。爱伦堡虽对斯大林并无好感,但他知道,领袖一经塑造出来就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观念的化身,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具体化。他的看法是对的。

    罗曼·罗兰、伊利亚·爱伦堡都是具思想家素质的作家。他们对于斯大林媒介形象的政治功能的认识,远远胜于那些对“个人崇拜”的单纯批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曼·罗兰就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做法“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2〕。这无疑是先知的声音。爱伦堡则认为“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23〕。这也是智者之言。

    至于毕加索,则自我解嘲:“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24〕是啊,当官还不打送礼的,毕加索哪想到,自己拿一张热脸贴上了个带刺的冷屁股。

    注释:略(文/赵维,摘自凯迪网络)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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