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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怎样告别革命?是否告别得了?
(博讯2004年11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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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值得注意的演讲

    两年前,于建嵘博士在香港作了两次演讲。其后,在那些演讲的基础上,又在北京大学作了另一次演讲。最近,也就是经过将近两年之久,于博士演讲的讲稿在网上披露出来,可见它受到相当大的重视。同时,几个月前曾有过一个传说,说是胡锦涛总书记看到于建嵘博士的一篇文章,甚是欣赏,决定拨款一百万元,资助他继续研究有关的问题。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倘传说属实,那么胡锦涛所欣赏的是否就是这一篇演讲呢?他欣赏的又是什么呢?就值得思索一番了。但是我觉得即使和胡锦涛完全无关,于建嵘博士的演讲,以及他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演讲的题目是《终结革命:背弃承诺抑或重构价值──解读二十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第一部分讲的是共产党如何通过知识精英从社会底层动员工农群众投入革命,取得一九四九年革命的胜利;第二部分题目是《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说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演讲人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革命性变迁?以及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他回答了后一半问题;前一半却说错了。重要的是第三部份:《革命终结后的政治遗产》。共产党曾经对工农、特别是工人的地位提得很高,把工人阶级神化、神圣化了,也对工农做过很多的许诺。但是改革开始以来,「权力、资本和知识的联盟垄断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工人和农民社会边缘化程度加剧,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具有不可逆转的排斥性的体制。」于是以前许下的种种历史承诺就成了「一份不能回避的政治遗产。这种政治遗产对于执政党以及全社会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负担,也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称它为负担,是因为现在实行的所有政策都和当年的许诺相反,无法自圆其说。说可能是财富,是因为它们「可以使执政党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遏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ㄗ□O量。」但是能不能做到,就「需要执政者表现出真正的智慧和勇气」了。做不到又会怎样呢?「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随著改革合法性的丧失而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太多的预言,一概没有兑现

    大约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人们就开始议论社会动乱的事了。记得我一九八八年来到美国后,几乎每次演讲都会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我在一九九四年见到梁晓声在《九三断想》里写到这个问题时,仍然不免心惊肉跳。那是一九九三年的上半年,有一天一位在某县县委工作的朋友到他家看望他,说起县里老百姓对于党员干部受礼受贿几千元、万把元就受到处分的,都很同情,因为觉得他们是替罪羊,按这个标准,副科长以上的人都可以拉出去枪毙了。又说,不久前在全县搞了一次社会调查,居然有42%的人主张行贿受贿公开化社会化,索性由各级政府部门研究决定行贿受贿的价码,像商品股票行情那样每天公布。国家还可以抽税,这样一来,腐败越严重,受贿的数目越惊人,国家的收入也就越多了嘛;也给人民提供了方便,知道钱该往哪里送,送多少,也不至于花了钱事情还办不成。梁晓声又问,「你不是说希望还是有的吗?那个指望究竟是什么呢?」他开始吸烟。连吸了几大口,想过了千百遍似地说,──警察,公安,法院,如果最后连这些地方也成了权钱交易普遍之极、执法犯法肆无忌惮的地方,那……

    「他说不下去了。

    「我低声问,──那便怎样?……。

    「他又吸烟,将那支烟吸得不能再短了,掐灭在烟灰缸了之后才说──那就又该造反有理了。但凡算是一个国家,总得给老百姓留下一点指望吧!……」

    梁晓声接下去就写他如何愿意和老百姓聊天,而他又如何得到他们的信任。把千百次交谈归结起来,普遍的心态是:拥护改革,憎恶现实。「我也曾问他们,──你们这些话,敢不敢对政府官员们说?他们回答──怎么不敢说?脑袋掉了不过碗大小吧!何况他们也未必敢因为我说了几句真话就砍我脑袋。那他们就有好戏看了!

    「什么戏?

    「『革命自有后来人』!」

    但是一九九四年过去了,虽然物价上涨、怨声载道使官员很是紧张了一番,但终于还是天下太平,现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革命」好像仍无「后来人」。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九九六年有一位学者来到河南省农村。他和梁晓声不同,那块地方本来就和黑龙江两样,历史上就是天灾人祸不断,农村更是苦不堪言。黑龙江地广人稀,一九五九─一九六二那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也创造出黑土肥沃甲天下也难免挨饿的奇迹,但毕竟不像河南,尚不属于全国饿死五百万人至一千万人那几个卫星大省,所以在那里听到的故事就理应大不同于黑龙江了。

    二○○○年,《黄河边的中国》问世了,就是上海的社会学家曹锦清关于他在河南省农村所作的调查的报告。那是一本奇特的书,我想和学术无关,对中国命运毫无兴趣的旅游家读起来也会津津有味。旅游家至少可以识破一个秘密,就是别看中国农村在江泽民时代盖起了无数砖瓦房取代土坯房,那可并不标志著农民的富裕。我就上了侨居海外多年又回国多次的爱国者兼旅游家的当,苦思多年,闹不懂江主席何以那么爱农民又那么足智多谋,几年内就既能养肥数以千万计的赃官,又让农民家家富裕起来住进新居。直到随著曹锦清走进南南北北的河南农家,才明白那几间砖砖瓦瓦里凝集著多少血泪。只要你还想给儿子娶个老婆,没几间砖瓦房是不行的。只好自己打坯,自己烧砖,自己建造,新房是起来了,可手里也就一个钱也剩不下了。只要下车走进新房内看上一看,就明白所谓「家徒四壁」是什么意思了。那和敝人三十多年前下放时在河南农村见到的景象无异:家家室内都悬有一条绳子,一家人一年四季所穿的全部衣裳,实际上也无异于全部家产,就全都挂在那里,一览无遗啦。唯一的改善,就是大多数人能吃饱肚子了,粗粮还变成了细粮。

    可惜今天我无法介绍这本奇书,心里真是希望中国人能人手一册!只能写和文章主题有关的一些事了。首先是令人十分欣赏的作者的一个观点。那是作者向同行者所说的一段话。

    「在一切社会事实中,社会情绪是最重要的社会事实,因为推动人们积极行动起来的,与其说是理智,远不如说是普遍的社会情绪。在内地农村,这股屈辱与怨愤的情绪是普遍存在的,虽然像刚才这位苹果园主那样尖锐的表达形式并不多见。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内地绝大部分农户的衣食和住房条件确实得到了改善,但这决不是内地农村社会稳定的充要(原文如此)条件。一方面,贫富的分化,使得『体面的生活消费线』得以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各种令人屈辱的罚款榨取了农民群众可能进一步提升生活水平的劳动剩余,再加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与农用物资价格的不断上升,由此而激发出来的屈辱与怨愤情绪弥漫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社会。这股情绪,由消极忍耐到公开的议论,由下跪求情到上访上告,从小规模的聚众闹事,发展到较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这要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和警觉。」

    曹教授由党校两位教师陪同,刚刚访问了一个苹果园。五十多岁的园主,一年能有一两万元的收入,比种粮的农民高多了。他说,农民负担年年加重,单是公粮一项,就比一九八三年猛增了七倍之多!「每年夏收和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著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之中。」曹教授接著说:「引发农村社会不满情绪的原因与不满情绪的可能宣泄方式,依然是十分古老的。在历史上,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从来是引发农民集体抗议的主要原因。直到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民群众依然不可能通过地方民主与自治的途径解决地方官吏的滥用职权与贪赃腐败问题。所以,他们一方面盼望著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皇权来约束和打击地方官吏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他们用极大的忍耐来忍受地方管理的欺压与鱼肉。普遍的屈从与忍耐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社会心态,因为它会进一步『误导』地方官吏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中国农民从来就有『温顺』与『暴乱』这两重性格。唐太宗李世民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说,证明他十分懂得中国农民的双重性格。倘使我们把苹果园主人的怨愤仅看作是个别的、暂时的发泄,那将铸成大错。地方当局,可?ㄦV欤!」

    曹锦清教授对于毛泽东在河南留下的遗产甚是关注。他发现农民们虽然也承认现在的生活比毛在世时为好,却仍然更喜欢毛泽东时代。一个是平等;一个是官员的清廉。


改革的奇迹:把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变成「弱势」的少数

    现在我们手里已经有了三部叙述农民苦境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写的是河南省。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写的是湖北省。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写的是安徽。可以说中原大地农民的处境,尽在眼底了。江泽民维持稳定的两手,一是收买「革命」老干部和把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特权阶层,做得都很漂亮。另一手就是对工农和一切持异见者的镇压。镇压和群众的斗争一道升级。现在光是用在对付进京上访的便衣人数、设备和经费,就够一个小国的日常开支了。

    但是用尽机关,仍然无济于事。我的一位死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朋友,在一篇文章里曾写过「中国浸透了血和泪的土地」这么一句话,当年我还觉得说重了。现在土地里埋著的就不仅是血泪,还要加上地雷了。那地雷并不是不爆炸,只不过是一个一个地或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地分散爆炸,虽频率越来越高,无奈城里人听不到响声。到了中央领导人手里,就变成一个又一个数字符号了。又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却并未酿成大乱,反倒证明政府的镇压能力不赖,不足为患。李昌平那本书,由于作者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又在乡里当过十六年党委书记,只是由于带头实行改革,还得到从省里到中央的支持,但终于以失败告终,本人竟不得不挂冠而去,就别有实感和深度。那本来是写给政府总理的一封信,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本书是我第一次见到有人把一个简单而重要的真理公之于世:中国农村里出现了两个阶禳A一个是干部,一个是农民。我也是第一次得知,那么多农村干部居然成了放高利贷的人。李昌平所领导的棋盘乡里,有六千户人家,就有六千个放高利贷的人(不全是本乡人;除干部外还有黑社会分子)。他们是把政府预算里的钱挖光之后,再以高利率向政府(和农民)?骓禳C李昌平的改革,面对的主要对手,就是这帮人。看过他的经历,你就不会对他那句话──「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干部」感到惊异了。但是你脑子里仍然会绕一个圈子,「怎么过去就没有一个人说过这句话呢?」

    写到这里,我们就接近于建嵘博士的立论了。在他讲演的结语里,他写道:「……。革命最终在政治行为和社会意识中都被宣告终结。工人阶级也将由意识形态的领导阶级回归到了现实生活的雇佣者,并由此深刻地认识到了其边缘化的地位。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改革初期生活得到改善的喜悦也早已失去,且被苛捐杂税盘剥得铤而走险了。而导致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正在通过吸取社会发展的成果而获得更加强大的诉异(原文如此)。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因为,如果在追求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建立以社会各阶层均衡发展的公平体制来防止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农的边缘化,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保护工农的基本权益,不能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解放工农,那么,要『告别革命』就只能是一种愿望。」讲演就在这里结束。最后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它涉及的正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里最关键的问题。那个如此强大的「排斥性体制」,要靠什么力量才能突破呢?防止工农进一步边缘化的「公平体制」又要靠谁来建立?必须采取的手段又是什么?于博士没有谈及。但他在最后一句话里却做了一点暗示,那就是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下一场戏就只能是革命了。


革命成了拦路虎

    这是于建嵘先生在讲演中第二次提到李泽厚和刘再复先生所写的那本书(《告别革命》,一九九五年出版)。对于何以要「告别革命」,以及是否告别得了,他未置可否。这也不是本文所能正面探讨的问题。但是有过同黑暗势力斗争十六年历史的李昌平先生在他的书里却一再地表示过他的一个心病。那就是:靠历来的种种办法,已证明解决不了农村的任何问题。「推进这场改革的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是棋盘乡的人民群众。」他似乎早已感觉到「排斥性体制」对于人民群众的排斥和恐惧,所以才写了这样的话:「人的智力往往被其内心的恐惧所压倒。稳定社会的最好办法是运用社会力量,而不是解构社会力量,否则,社会就只能在倒退中求得暂时的稳定。」说得太准了!这岂不就是江泽民主政的九十年代的历史吗?

    但是李昌平的痛苦也就在这里。他不止一次地流露了这样的思绪:「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我却找不到利用这个力量的合理合法的途径。」「我多次想发动群众,我有时感觉到自己能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甚至是改天换地的伟力。但我一次又一次的只能在深夜的孤独中揭被而起。我不能和棋盘乡人民站在一起啊!」

    为什么会那样为难呢?江泽民不是早就在「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既然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如一日「始终」代表著人民,一个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去发动人民群众向「革命的主要敌人」亦即党和人民的敌人宣战,又有什么可怕呢?

    可怕的就是革命。虽然大量事实证明革命并非一定要使用暴力;虽然也有办法不使文革期间的破坏重演,但是别的不说,它至少会扰乱一些人的安宁,还多少会提出权力和财产的重新分配问题。二十五年的改革已经走向它的反面(邓小平不幸而言中,改革不折不扣地「走上了邪路」),一九八九年又失去了最后一个时机,引来了十五年的倒退。现如今,无论动用多少心机,逮捕和杀害多少好人,只要中国人还要活下去,要告别一场革命恐怕很难;就算暂时成功了,代价也恐怕只能更大。

    《黄河边的中国》是一本难得的书,记载了一位学者从社会底层一面观察、一面思索,为中国农村寻找一条可靠的出路的过程。作者在前言里写道:「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来源:《争鸣》2004年11月号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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