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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祝赵紫阳生日快乐
(博讯2004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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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民运发生十五年了,他是为了民主运动而被邓小平软禁十五年了,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的英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正如张伟国说的“中南海当权这何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代价一直软禁赵紫阳这位老人呢?那是因为赵紫阳在1989年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边——代表了要求民主与法制政治改革的旗帜,因为他敢于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不向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屈服,因为他被邓小平用军事政变的手段非法赶下台,因为他泄露了中共的天机,缺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合法性的统治(2004年10月16日《迫害赵紫阳的时代和“赵紫阳精神”》)八月十五日是赵紫阳生日,我们回顾一下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为中国民主事业所做的贡献,来衷心祝贺他老人家生日快乐! (博讯 boxun.com)


1、反对《人民日报》的4月26日社论

     “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权力,在事实上,这种权力最后仍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当代中国的政治长期以来是围绕着保持、巩固这一最高权力而展开的。与传统政治不同的是,这一最高权力既不是神授的,也不是世袭的,这一最高权力是建立在掌握这一权力的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最高权力圈中,一个领导人一但在意识形态上被认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那么这个人的权力就随之丧失。”(1988年《天津社会科学》第四期,严家其《论政治现代化》)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是中共最高统治的意识体现,中共的最高权力斗争都要以人民日报社论来表现。在毛泽东时代,不论反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反对刘少奇党内走资派和林彪反党集团的天才论,以及四五天安门运动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人民日报社论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一但被宣布为假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那么,提倡这种思想的人就会失去政治上的权力。不论邓小平标榜自己多么地不同于毛泽东,是什么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他也没脱离出毛泽东时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邓小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与这一思想相抵触的都被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搬倒胡耀邦,八九民运中,4月26日发表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反对动乱》,使用的手段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王丹说“回顾六四,反四思这场运动必须看清楚,学生当时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但政府用坦克机关枪屠杀人民确是犯罪。过去一直怀疑学生运动是党内保守派利用来打击改革派,刚出版的《六四真相》一书中,关于四二六社论出笼文件记载,证实了这一猜测。”(2001年5月)

     (1)、发表四二六社论

     从1987年1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李鹏接替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起,赵紫阳的权力危机就开始了。因为总书记是党的职务,而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不在手中的话,没有任何实权,是个虚职,是个精神领袖,实质是明升暗降,他和胡耀邦都是给李鹏等让位了。其实胡耀邦下台,就是他工作干的太好了,威能振主,有当接班人的可能性,中共元老们才让他让位的,这不过是拉完磨杀驴的手段而已,不然李鹏怎么上来?邓小平往那里摆?这是邓小平和中共元老们在下台前,也可以说在临死前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治战略。为什么恰恰是李鹏窃取了国务院总理这个重要职位?他的身世很特殊,他是中共烈士的后代,和国民党有杀父之仇,又是周恩来总理的养子,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还建在,邓小平1973年复出是周恩来亲自选定的总理接班人,他带着重病飞到武汉向毛泽东推荐邓小平,这为邓小平后来掌握中共最高权力奠定了基础。李鹏但任总理也是“走后门”上来的,他在全国没有任何威望,北京市民都称他“李科长”,明显表示出对他的蔑视和对中共的不满,1989年5月19日他在和学生领袖吾尔开西对话时,也叫他“李老师”。李鹏不论从政绩和资历及能力来讲,都不配当总理。李鹏的上台标志着中共元老们在肉体消亡之前选自己放心的言听计从的接班人,李鹏的身份和言行确实也代表着中共元老们的意见。所以,在赵紫阳和李鹏的矛盾中,邓小平选择的还是站在李鹏一边。当时国内外民主人士对于这一点都看的很明白,而且中共党的会议文件、邓小平的讲话也透露出大量消息,显示出邓小平要搞无程序权力更迭。

     国内外民主派不顾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出治理整顿,停止十三大关于政治改革的决定,坚决支持赵紫阳进行政治改革,在理论界发起了和保守派的论战,而且取得了效果。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广泛的悼念活动,当时中国政法大学帖出大字报明确的说“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八九民运一个大的政治背景,就是中共党内政治改革与反对政治改革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而且和社会上的动向息息相关。1987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保守派利用学潮赶下台之后,赵紫阳就成为他们下一个打击目标。1989年六四以后,赵紫阳说“耀邦同志从总书记的职务上下来后,对我说‘看来这个职务在当前是个是非职务,弄得不好,你也会很难干下去的。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注意和老同志关系摆平,让他们没话说,你就能干下去。但是,难呀,太难了。详细情况我就不讲了,以后你也会逐步了解许多情况的。’我们俩人是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人治到法制过渡关键时期上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人,如果说能够给我们党和国家在今后的改革中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我们对党和国家所做的贡献了。”(1999年实语著《天机泄露——中国政坛机密档案》)八九民运时赵紫阳当然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但这并不妨碍老谋深算的保守派,利用学运搬倒赵紫阳,其方法很简单,主要是把学生运动引入到政治决斗场的边缘,使事态恶化,就可以一箭双雕,在打击学运的同时,把赵紫阳也搬倒了。学生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组织纠察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性,使示威严格控制在和平秩序的范围内,没有越轨行为。这使对手很失望,因为他们无机可乘。既然无机可乘,蓄意恶化事态的对手,只有首先动用封建专制的“文字狱”制造谣言了。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就是造谣者发出的一把毒箭,它起到的扩大事态激化矛盾的作用有目共睹。赵紫阳1996年回忆说“我与邓小平共事八年,分道扬镳是在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开始的。”

     1989年4月23日,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赵紫阳按计划出访朝鲜。曾有人建议推迟访问,原因是学生示威没有平息,总书记离开无法防止有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但赵紫阳并不这么看,他认为随意改变国事访问,显然是向外公布,中国政局不稳,进而会酿成国际事件。赵紫阳执意访朝,事后看来在此时访朝是个很大的失策,可以给对手一个空子。李鹏利用赵紫阳不在北京的机会,先发制人,为学生扣上动乱的帽子,激化矛盾,使局势不断恶化,最后演变成流血事件。赵紫阳离开北京时,李鹏送行曾问赵紫阳“你有什么话让我们办?”赵紫阳说“在我回国前不开政治局以上会议,中央不做任何表态。”李鹏又说“小平派人传话,中央的事由你定你,你不在我们仍然与你联络。”后来证明,这是谎言。4月24日,邓小平认为赵紫阳出国访问是搬倒他的好机会,指示李鹏发动政变,晚上由李鹏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认为“当前的种种事态表明,在及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成立了“制止动乱小组。”这改动了赵紫阳出访朝鲜前做出的“我不在国内不召开政治局以上会议”的决定,标志着赵紫阳开始失去地位和权力,邓小平从后台走上前台亲政,暂时改变垂帘听政的局面。4月25日,邓小平听了李鹏的汇报后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当晚李鹏又主持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李鹏首先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扬尚昆说“要把小平的讲话传给赵紫阳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但李鹏不以为然的说“小平同志已经讲话了,做了定性,这就是中央的意见。何东昌、袁木拟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我看题目就叫《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社论说“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次会议上,乔石、胡启立没有表态。李鹏在会后把会议内容电传给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赵紫阳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表示同意小平意见,应付一下,等回国后处理,不然回国后就会受到软禁。他回电说“常委并报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中共保守派利用赵紫阳出国访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发表人民日报社论,给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是极阴险恶毒的一招,如果赵紫阳抗旨,拒不服从邓小平的指示,就直接让他辞职,如果赵紫阳同意邓小平的指示,就达到了逼赵紫阳反对八九民运的目的,大有中共在西安事变中逼蒋抗日的遗风,赵紫阳从朝鲜发电同意小平意见是不得已而为之。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我觉得后来之所以这么多广大学生参加进来,根本原因是大学生对学潮的定性从内心接受不了,所以学生一直坚持要党和政府表态,要讨个说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这个问题,绕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我也有责任。我在平壤,中央将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常委会议的决定发给了我,也就是将四二六社论的草稿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是表示同意了的。对四二六社论的责任,我不要 常委负责,我愿意公开由我承担全部责任。”(张良著《六四真相》)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激起在京大学生和各界人们的愤怒。民怨沸腾,4月27日北京高校几万名学生不顾四二六社论的威胁,奋起反抗,上街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北京主要街道行进,数以百万计的市民站出来,给予学生英雄般的欢迎。此后,游行示威活动迅速扩大。鲍彤说“什么叫动乱?1989年4月27日,我当时亲眼看见学生在游行的时候,市民对学生表示热情支持。一个手持扩音器的学生说‘中国这一代大学生,将走向一个崭新的社会!追求民主,追求自由,没有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我们,一无所成,感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感谢你们来夹道来欢迎我们。’”4月30日,赵紫阳结束访朝回到北京。当晚10点钟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并且在会上与李鹏发生争执。赵紫阳说“四二六社论对学生示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知识分子和学生推到对立面去了,根本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必须立即修改社论。”李鹏反驳说“这不是让步的问题,如果修改社论,那我们都得下台,紫阳同志也包括你。”赵紫阳回答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没有私利可言。”由于意见不统一,李鹏提议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听了汇报后,批了四个字“更改不好”,这使赵紫阳回国后马上修改四二六社论的计划受挫,就不得不采取其它方式修改四二六社论。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最早向紫阳同志反映四二六社论激化学生对立情绪的是我。4月30日紫阳同志从朝鲜回北京,他刚到家我就向他反映:27日,学生上街挡不住,市民围观的很多,机关干部中也有同情的,事态有升级和扩大之势,相当一部分学生和群众对四二六社论有反感。认为是针对他们的,我讲了我对社论的看法,社论的积极意义在于传达了小平同志中国一定要稳定,一定不能搞乱的思想,但社论写的太生硬,没有充分说理,缺乏分析,没有考虑到中间群众的接受程度。紫阳同志当时没有表态,过了两三天他对我说‘看来社论确有缺点’。”(1989年9月)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实际当时主要分歧,一个就是和政府对抗还是对话,这是有个分界线的。有几个分界线的,比如四二六社论是个分界线,四二六社论之前,学生是民主速求,四二六社论出来了,不一样了,要求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绝食的手段是要求对话,发展到对抗。”(1999年6月)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

     (2)、亚行和五四讲话

     赵紫阳作为中共总书记,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一边,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人民的意见,变相修改四二六社论,支持八九民运,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是难得可贵的。这主要表现在5月4日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对国内形势分析是十分客观正确的。他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需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了解。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不是反对我们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现在学生最不满意的是贪污腐败现象。这本来是党和政府近几年来一直在解决的问题。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两条原因:一是由于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监督,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透明度不够,有些传言无限扩大或无中生有。腐败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的,但这个问题必须也只能同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结合进行。”

     赵紫阳的讲话对八九民运的判断是正确的,是对四二六社论把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的错误观点的纠正。5月6日,赵紫阳对扬尚昆说“我觉得这次学潮主流是好的,很多青年学生希望改革步子更大一点,民主化进程更高一点,他们的主观愿望们是好的。他们年轻,有些地方表现的不冷静不理智,所以,我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了要冷静、理智、秩序,我相信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扬尚昆说“你在亚行代表的讲话,国内反响很好,乔石、万里、荣老板、许家屯都说讲的不错,学生、社会的反映也很好,北京高校现在已经大部分复课了,这就是效果。”(张良著《六四真相》)把四二六社论和5月4日赵紫阳接见亚行代表讲话对比来看,就会明显看到:中共保守派在运动一开始就采取十分发动的、封建专制不讲道理的态度,急不可耐的一下子把问题扩大化,使对立情绪高涨起来,这是中共常用文字狱乱中夺权的手段。而赵紫阳的讲话,对八九民运采取理解的态度,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这一判断是非常客观的十分正确的,运动的发展也证明了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也是十分正确的。在运动发展的两个来月时间里,中共完全有可以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来研究解决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提出的问题,而中共保守派是决不希望把八九民运引到民主和法制轨道上来的。事实上人大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积极努力。5月10日,万里委员长主持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6月20日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关于学生示威游行和罢课问题的汇报。1989年5月17日,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访问加拿大时,就对加拿大总督让~索维表示“中国改革十年,国民总产值翻了一翻。但现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慢了一些,民主发扬不够,群众监督也不够。现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促使我们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已经就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要讨论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政府对这次行动采取了克制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要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们要求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改革和建设。”同时万里委员长还发表书面讲话“现在学生、知识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敦促加快改革的爱国行动。”他又说“学生示威游行要求民主,反对政府某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记者要求新闻自由,党和政府一直在研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新闻变得更加自由开放。”5月18日,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和十二名人大常委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党中央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5月19日,中共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四家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要求“召开中共特别代表大会,”“召开人大特别会议,”解决八九民运问题。1989年5月21日,八老开会时彭真说“社会各界要求万里回国的呼声很强,还有人期待万里回来解决问题,我看万里继续在美国访问不妥,对中央对万里本人都有压力,一下子回来也不是很策略。”薄一波说“可以让万里先回国,但不忙于回京,可以到上海吗?”李先念说“这个办法好,一定要让万里了解事件发展的真相,到上海可以由江泽民做工作。”陈云说“小平同志的看法那?”邓小平点头。(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23日,邓小平在西山别墅接见从上海来的江泽民,一是告诉其不久将调京任中共总书记的大任,并肯定在上海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与学运的方针。二是将一封亲笔信,让其转交访问美国、加拿大回国途径上海的万里委员长,并将万里留住上海,以切断赵紫阳手下利用万里来紧急召开人大常委会,企图达到罢免李鹏,否定戒严决定的发难。5月25日,万里委员长终止访问,凌晨三时,万里做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停落,万里在江泽民处获得邓小平信后,在江泽民的严密安排下,住进了上海西郊宾馆。同时,新华社电讯称万里委员长因病暂留上海治疗。这样赵紫阳与部分同情学生者,欲以法律多数形式来否定戒严决定的最后一步棋落空了。这样万里受到邓小平和李鹏的压制,而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被迫放弃回国召开人大紧急会议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初衷。可见中共才是有计划的在搞阴谋,他们决不允许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那样的话就搬不倒赵紫阳了。

     赵紫阳提出“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了解,”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渠道,也是十三大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可是中共保守派一直以学生组织非法,学生代表要求强硬为由,拒绝和学生对话,只是派了一些举无轻重的发言人,避重就轻的和学校官方学生代表应付了是的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做做样子给大家看,有意拖延时间,根本不想解决问题。只是到了5月18日,中共元老决定戒严后,大批军队兵临城下,李鹏见大局以定,才装模做样的接见了八九民运的学生代表。熊炎对李鹏说“为什么政府对四二六社论有个翻案呢?这要看政府是不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学生是爱国的,学生是为了反腐败,学生要求民主是为了国家富强,是应该政府支持他们。”可见,学生对中共抱有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从民众利益考虑,为人民做些好事。这里关键是邓小平保守派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生定性为动乱,解铃还得系铃人,他们不出来否定,谁也否定不了,他们是朽翁听政,掌握着实权,在中国他们说了算,这一点学生们十分明白,就是5月17日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决不秋后算帐”的书面讲话,人大万里委员长在加拿大发表支持学运的讲话,都否定不了四二六社论。六四后邓小平得意忘形的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老同志在,包括军队,也有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1989年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但李鹏还是按邓小平的调子讲话,没有否定四二六社论,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学潮不断升级。王丹说“八九民运概括起来,就是从对话到对抗的过程。实际当时主要分歧,一个就是和政府对抗还是对话,这是有个分界线的。有几个分界线的,比如四二六社论是个分界线,四二六社论之前,学生是民主速求,四二六社论出来了,不一样了,要求对话是最好的,关键是能不能做到。绝食的手段是要求对话,发展到对抗。”(1999年6月)正是中共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使对话转为对抗,这样也使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公开化了。

     赵紫阳还说“他们绝不是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就是有过火行为,也是恨铁不成钢。”这种分析也是正确的,说出了八九民运的主流和普遍性。确实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确实在高校里有人贴出反对中共一党专政的大小字报,这不代表八九民运中的大多数人的思想。八九民运有两大特点:一是学生提出拥护《宪法》,推进民主,反对腐败等口号,这些要求和中共是一致的。二是参加游行的人和支持学运的人非常多,各界人士都有。可见八九民运大多数人是拥护中共的,希望中共顺应历史潮流,进行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中共,赵紫阳的讲话正是着眼于大多数人,肯定了主流。对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有意见,而且意见这么大?一是法制不健全,二是由于公开化不够。”这一分析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两点都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特点,所以发生这样的民主运动就不足为奇了。那么解决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也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和协商对话来解决,没有别的路可走。赵紫阳是采取大禹治水的疏导方法,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而邓小平、李鹏发表四二六社论,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思想,而是从一个笼统的模糊的敌我矛盾定性。四二六社论在学生和市民中反响很大,认为给他们戴上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这在中共血腥的历史上,一顶反革命帽子可以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给刚刚脱离文化大革命恶梦的人民的伤口上又撒上一把盐,许多不堪回首的记忆,使他们情绪变的激动起来,形成中共与人民一个结,赵紫阳试图解开这个结。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说“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揭露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实质。我认为绝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学生来说,尽管他们采取的方式是我们不同意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是对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制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即使有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从朝鲜回来就听了各方面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响很大,以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以缓和学生的情绪,我主张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问题淡化,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逐步转弯子,但到了5月13日,几百名学生宣布绝食,其中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做出改变。设法缓和学生的对立状态,尽快使事态平息下来。”(张良著《六四真相》)1989年6月23日,在中共罢免赵紫阳总书记职务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坚定的说“我仔细想了,自学潮发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那些地方做的对,那些地方做的不对。首先我会见亚行代表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平熄,同时也想增强外界对中国富强的信心。讲话发表以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当时没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说话讲的很好,我在会见亚行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从当时各个方面的反映来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没有经常委会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的谈话,除了正式方案外,都不提常委讨论,一般根据方针自己决定。”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认为“赵紫阳先生在当时提出来,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是当时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赵紫阳以取得了党内的多数,后来处境是不可抗拒的力量造成的。本来是非常好的,如果真的按他说的,在民主与法制上解决问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可以围绕`着反腐败人人关心的问题,初步建立民主制度,包括历史是由皇帝钦定的历史改一下。中共五十年的历史让老百姓去评价。如果我见到赵紫阳第一句话就说‘你当年主张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证明是正确的。”(1999年6月)赵紫阳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就是和平解决问题,政府和学生都要和平,都不能采取暴力的方式。他的话是多么的正确。

     1989年5月4日,赵紫阳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建设和改革新时代进一步发扬五四精神》的讲话。他说“我们宏伟艰巨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任务,只有在稳定而不是动乱的环境中,才能顺利进行。”他巧妙的把发扬五四精神和建设现代化联系起来,表现出真心诚意地接受学生们的正确意见,肯定了八九民运,为把民运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做了积极的努力。讲话搞事先给中央部分领导看过,李鹏提出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赵紫阳没有采纳。1989年9月,鲍彤在秦城监狱写的一份材料说“在中国青年大会讲稿修改意见时,我没有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这个稿是紫阳同志4月30日批到各位领导同志修改的,李鹏、依林等同志都提出要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5月2日向赵紫阳同志汇报说‘已经从正面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道理,从反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讲不出什么新话来,’紫阳听了我的汇报后表示‘可以不加’。”(张良著《六四真相》)

     赵紫阳会见亚行代表的讲话和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对八九民运正确的分析,对和平解决八九民运指出了方向,否定了四二六社论的错误观点。北京高校学生和市民欢迎赵紫阳的讲话,希望党和政府切实加强民主和法制,增加透明度。5月5日,北京高校学生陆续复课,游行活动平静下来。后来北京市市长陈希同6月30日《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实际上是中共保守派反对赵紫阳的讲话,继续采取强硬立场,没有展开有效的回应行动,引起了学生上和民众的不信任,才有5月9日和13日新闻工作者和学生再次上街游行,以至上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要求与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平等对话,宣布八九民运是爱国行动。学生在绝食宣言书中明确指出“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政府对北京学生罢课采取冷淡态度,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代表团对话。”

     5月11日下午,扬尚昆去邓小平家,邓小平问“你怎么看待赵紫阳的亚行上的讲话?”扬尚昆说“紫阳的亚行讲话调子比较温和,但与四二六社论的基调不一致。紫阳讲话后各地情况反映较好,北京罢课的一些学生也开始复课了,但也有一些省市对紫阳讲话提出了一些疑问,例如北京和上海认为紫阳讲话中,没有明确提动乱,只是从正面讲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与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调子不一样,四二六社论明确肯定有黑手在幕后策化,而赵紫阳讲话中只说当然难免,也让人不好理解。王震对我说,赵紫阳的本事真大,他的一篇讲话就可以把学潮解决了。我认为紫阳讲话对解决学潮有一定好处,但学潮并没有到此为止,只是间隙。”邓小平说“赵紫阳亚行讲话后,先念同志就打电话对我说‘现在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同志也捎话来让我看看赵紫阳的这篇讲话。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讲话有说服力,能打动人。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到底那一种处理办法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张良著《六四真相》)四二六社论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而亚行讲话使一些学生开始复课,连扬尚昆、王震都认为亚行讲话对解决学潮有一定好处。一边是改革派的代表赵紫阳,要和平解决学潮,一边是保守派的代表李先念、陈云,要用武力解决学潮。老谋深算的邓小平也左右为难,本想用武力解决学潮的邓小平,面对学生和市民的强大压力,对赵紫阳也难下手了。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家召开常委会,李鹏、姚依林、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进行了猛烈抨击,把学潮的责任都推到赵紫阳身上。李鹏说“我认为学潮的升级,事态发展到现在这难已控制的局面,紫阳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的,本来在他访问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问题做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还几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确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行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这篇讲话没有征得常委们任何意见。”姚依林接着说“紫阳同志接见亚行代表的讲话,不讲经济问题,只讲国内学潮,要是不看标题,谁也不相信这是对外国人的讲话。我认为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却提出我们有许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去了,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问题。这篇讲话根本没说四二六社论是否正确,绕开这个问题,这是一篇相当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等于把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不同看法,统统曝露在学生和群众目前,致使学潮越来越大,几乎达到失控的局面。”赵紫阳反驳说“关于我5月4日会见亚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平息,影响外资对中国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启立、乔石等同志都认为讲的不错,李鹏同志当时还对我说,话讲的好,他在会见亚行代表时,还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反映看,效果还可以。”邓小平下结论说“紫阳同志你5月4日在亚行的那篇讲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就闹得更凶了。”(张良著《六四真相》)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的言行如出一辙,颠倒黑白的否定赵紫阳亚行讲话,就是要达到罢免他的目的。

     赵紫阳还使用新闻自由的民主方式,促使八九民运走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5月6日,他对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说“对学潮报导开放一点,游行做了报导,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八九民运发生很重要一点是人民没有言论自由,赵紫阳是在利用这个机会,给人民说话自由,用疏导的方法,让人民释放出不满的情绪,从而推进政治改革进行。赵紫阳还说“面对国内民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的讲话明显肯定了八九民运的进步作用,这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对学潮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报导,使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家喻户晓。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常委开会,李先念说“我想指出一点,这次事件闹这么大,跟我们的新闻宣传有点直接关系。这些天来报纸、电视、电台,不仅不做正确的引导,反而连篇累牍的宣传鼓动,推波助澜,好像上街游行的都是爱国者,不上街游行就是不爱国。还有赵紫阳的一篇讲话,比四二六社论效果要大,反映好,真是不可思议。”(张良著《六四真相》)

     (3)、修改四二六社论

     赵紫阳在通过亚行讲话和五四讲话来修正四二六社论取得进展后,想通过中共高层来进一步修正四二六社论。5月6日,赵紫阳对扬尚昆说“我今天就是要谈一下自己的想法,社论把学潮定性为动乱,提法欠斟酌,社论发表后,发生了大规模群众游行,有人骂小平同志独裁,我们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搞坏了。”扬尚昆说“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形象,”赵紫阳又说“我觉得现在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同志改变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二是征求常委意见,改变决议,你认为怎样?你和小平同志是老战友,你向小平反映,效果一定会好,常委这边工作我来做。”扬尚昆说“我去同小平同志讲,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听不进去,前功尽弃,我试试吧。”(张良著《六四真相》)

     扬尚昆和邓小平是密友,和赵紫阳又很亲近,他起到了邓小平与政治局沟通信息的使者作用。5月11日下午,扬尚昆去邓小平家说“前几天赵紫阳跟我谈了他的一些想法,让我把他的想法向你报告一下。赵紫阳认为四二六社论在对学潮的提法上欠斟酌,定性高了,他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有人把小平同志提出来了,有损于小平同志的形象,不能把他的形象给损坏了。赵紫阳主张对这次学潮要疏导分化,争取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把极少数反共搞破坏的人孤立起来。赵紫阳希望在适当时机对四二六社论做一些改变。”邓小平问“常委中别的人那?”扬尚昆回答“他的想法只是私下里对我说,还没有在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以赵紫阳估计,乔石、胡启立可能会同意,李鹏、姚依林大概不会同意。”邓小平说“我看常委中只要姚依林的观点最鲜明,态度最坚决,并且以一贯之,在重大问题面前,政治局常委一定要果断,要敢于坚持原则。当然,我们要尽力争取以和平手段解决这次学潮。”(张良著《六四真相》)正如扬尚昆估计的,邓小平听不进去,前功尽弃,他明确表态姚依林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是对的,否定了赵紫阳的观点。

     6月23日,中共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谈到5月16日晚上常委会时说“我从朝鲜回来,各方面对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映很大,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当时我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以缓解学生的情绪。5月4日,我和李鹏谈了对社论的看法,李鹏表示反对。因此,我想要重新考虑是很难很难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先绕开这个难题,对性质的问题的讨论,逐步转弯子。到5月13日上万学生先后绝食,其中主要要求改变社论的定性,我感到事态十分严重,这个问题无法绕开了。所以,我才在5月16日晚常委会上提了一下这件事。李鹏说‘社论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否定中共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罢在全国各民族一场严重政治斗争。是邓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5月17日,在邓小平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赵紫阳坚持自己对学运的看法,主张和平解决问题,但遭到李鹏姚依林的激烈批评,把学运的升级归于赵紫阳在5月4日接见亚行代表时的讲话。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对学运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动军队进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决定。赵紫阳说“我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薄一波、扬尚昆都说“紫阳同志这时无论如何不能做出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赵紫阳说“我身体不好,这几天一直头疼,难受”(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18日,中共八位元老,四位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军委负责人开会,决定戒严,赵紫阳称病没有出席。在会上,邓小平、李先念、李鹏、姚依林、陈云、扬尚昆都对赵紫阳要求修改四二六社论进行了一致批评。扬尚昆说“赵紫阳同志让我代他请假,他头昏心率不齐,去看病了。我跟紫阳同志多次交换过意见,自学潮以来,他一直在运动的性质这个问题上不能同小平同志的说法保持一致,他几次想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劝他,也批评过他,我说这个问题大的很,如果把性质变了,我们就都垮了。现在的问题是把党内的两个不同声音,完全曝露在社会上,学生觉得中央有一个人在支持他们,因此,越闹越厉害,目的就是要否定四二六社论,要承任他们的高自联,现在乃至全国的局势都越来越严峻了,所以,要保持全国的稳定,首先从北京做起,我坚决支持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并坚决执行。”(同上)5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扬尚昆,让他到家里来一趟,一见到扬尚昆,他就生气的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什么?哭丧着脸,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同上)这次邓小平紧急招见扬尚昆,主要是决心撤换赵紫阳的中共总书记职务,和扬尚昆打一下召呼。

     赵紫阳在他多次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论失败后,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正确意识,去执行他坚决反对用军队镇压学运的做法。鲍彤问赵紫阳“中央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说“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局面。”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信,要求再考虑一下他的意见,取消戒严,邓小平在信上写上“胡说八道”四个字。扬尚昆将邓小平实行戒严的决定用电话告诉了赵紫阳说“小平有此意思,而且还不怕流血。”赵紫阳说“尽最后努力,说服小平同志,不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国际上说不通,调动军队制服学生。”他又打电话给李鹏和扬尚昆说“你们坚持这样做,我反对不了,也不参加。”

     1989年5月21日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扬尚昆、薄一波、王震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消赵紫阳中共总书记的职务,并且酝酿了新的总书记人选。李先念是最积极主张撤换赵紫阳总书记的,他说“我老早就说,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赵紫阳就属于另一个司令部,现在就要揭这个底,挖这个根子,否则党内思想统一不了。从四二六社论一出来,赵紫阳就反对这个定性,一直认为不是动乱,他是一步一步有目的走的,他的亚行讲话,我一听就感到气味不对,从外地赶回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更是把小平同志出卖了,这不是有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在这个时候讲,让学生和老百姓把矛头对准小平同志,他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讲话,像不像一个总书记的样子,什么叫我老了,无所谓了。北京戒严这么重要的会议,他作为总书记可以请病假,又不是卧床不起了,他是有意制造党内分裂,他反对在北京戒严,有他的政治目的,就是迫使我们这帮老家伙交权下台,搞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套,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在,他束手束脚,搞不了。赵紫阳以不适合担任总书记。”(张良著《六四真相》)赵紫阳支持八九民运的言行,确实让中共保守派抓住了把柄,达到了撤换赵紫阳的目的,从5月22日起,停止了他的工作。同一天,扬尚昆、李鹏等人开会,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5月27日晚,八老再次聚会邓小平家,邓小平说“比较来比较去,上海的江泽民同志的确是个总书记的人选,我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总书记的人选上,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倾向于江泽民同志,大家有什么意见?”(同上)结果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这场围绕四二六社论争论不休的权力斗争的表面文章写完了。

     (4)、反腐败

     赵紫阳为了平息学生和民众对四二六社论的不满,在学生和民众反腐败问题上做了几件好事,进一步把八九民运引向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来。5月6日,赵紫阳和扬尚昆谈话,扬尚昆说“学生要求廉政,反对贪污,反对官倒,反对特权,这都是我们党提出来的,现在群众和学生支持是好势头,我们要通过对话,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所以,我建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制止杜绝这些弊端。”赵紫阳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反腐败,特别是高干子女问题,首先从我做起,我准备向中央写一封信,建议调查我的子女,有无腐败问题,如有依法处理,如涉及到我本人也一样。”(张良著《六四真相》)作为中共封建专制高层领导人,能够身先士卒,从我做起,正人先正己,是难得可贵的。

     A、5月8日和10日召开中共政治局会议,关于这两次会议的情况,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4月27日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想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问题上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真正在做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渐平息。等到大家都冷静下来时,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我在这两次会议上向人大提出清理公司的报告,公布高级干部的收入及身世,取消80岁以下老人的特供,由人大常委会组织专门委员会,对高级干部及家属举报案件进行独立调查。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确立游行法和新闻法等等。我的这些意见只是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正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一项大事来抓,并把廉正与民主法制透明度结合起来。5月13日,我和尚昆同志一起到小平家汇报了这些想法,小平赞成,他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解决一下。’”赵紫阳想通过办几件反腐败的事给人民看看,以缓解矛盾,但他没有想到这时等于抱薪救火,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对他权位早就垂涎欲滴的高官们,有了反对他的又一个资本,对他本来就不满的保守派们,更加对他恨之入骨,因为这损坏了他们的利益。吾尔开西说“经济改革非常成功,中共有点政治改革是在胡耀邦时期,但受到阻挡。民众提出一个办法,反腐败等,但影响到当政者的利益。”(1999年6月)八九民运中反腐败唤起民众千百万,但反腐败也使中共上层形成合力来镇压八九民运,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共反腐败是假的,腐败者都是中共官员们和“太子党”们,这是中共的阶级基础。邓小平多次讲到反腐败,那次他真的反了呢?这次赵紫阳顺乎民意反腐败,尽管只是提一下,并没有做出决定,但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反腐败内容,足以让中共高层引起不小的震荡,更加害怕八九民运推动的政治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5月11日下午,杨尚昆邓小平家,扬尚昆说“这次学潮之所以这么乱,还是不散,原因就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反腐败的行为。”邓小平说“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现在这些别有用心者,提出反腐败,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口号是他们的陪衬,他们的核心是要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张良著《六四真相》)邓小平在这里运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无限上纲的理论,把反腐败上升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那等于否定了反腐败。在中共高层只要赵紫阳等说了一下反腐败的话,就受到中共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并且成了一大罪状。姚依林在5月17日常委会上说“我认为赵紫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有明确意图的,这篇讲话讲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是可以理解的,然后确提出我们有许多腐败现象,是和学生想到一块,我们将通过民主法制解决这些问题。”(同上)如果说赵紫阳的亚行讲话提到反腐败有错误的话,那么中共就是恐怖组织黑手党了。正如鲁迅名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徜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要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而已集》)

     人民日报等媒体也对中共反腐败做了相应的宣传,很快影响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力量分化组合,面对愤怒的学生和民众,以及赵紫阳倾向学生和民众的反腐败措施,中共保守派认为是大逆不道,使他们便集中力量来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让赵紫阳下台。5月21日,八老会议上邓小平说“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出来了,明显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是在搞分裂,分裂党支持动乱,好在我们在,才能压住。赵紫阳怂恿动乱,没有不换的道理。”(张良著《六四真相》)可见,从古至今的历代改革者没有好下场,其中重要因素是得罪了利益集团,从春秋战国的吴起,到秦朝的商鞅,从宋朝的王安石到清朝的康有为。邓小平为了保住皇权,他不会亲自去干这危险的事,一涉及政治改革,他就退步不前了,这次赵紫阳向他汇报反腐败措施,他明知万不可行,又不加劝阻,可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赵紫阳到朝鲜访问,给了保守派可乘之机,发表了四二六社论,给八九民运定性为动乱,是一次败笔,这次提出反腐败措施又是一次败笔之作,失去了党内高层许多支持他的人,这更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他必定下台的标志和关节点。他支持八九民运,反腐败,得到了民心,失去了权位。而在这样一个专制的政权下,没有了权位,又怎样实行政治改革那?此事古难全。2002年《明鉴》第四期《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朱总理》一文中的话,最能说明赵紫阳不能和中央腐败行为保持一致是下台的主要原因,而邓小平庇护腐败和反腐败都是维持权力的政治手段。文章说“我从政17年,深知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并不一定是在大多数人手中掌握着。在一个班子里,大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要想在班子里,必需同流合污。这种情况下,腐败是生存在班子中的手段了,如果有谁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上级只要随便派纪委或检察院查一下,党内肯定揪出一个腐败分子。反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是腐败分子排斥异己的一种手段。”

     B、八九民运中无论学生和市民,无论赵紫阳和中共保守派,为什么都对反腐败感兴趣呢?因为,八九民运时,通货膨胀呈明显上升趋势,全国普遍有抢购之风,引起民众严重不安,他们又听信社会流传的官倒、太子党等等,认为这是中共官僚腐败造成的,人民对中共最不满的是腐败问题。所以,学生们“反官倒,反腐败,”的口号,引起了老百姓的认同,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及全国城市抗议中共腐败问题。鲍彤认为“我认为只有中共权力受到制约的时候,才有可能从制度上来解决腐败。如果中共权力是无限的,绝对的,永久的,我想这种腐败也将是绝对的,永久的,所以,根除腐败,唯一的方法是建立民主制度。”(2002年6月)

     政治改革与反腐败是紧密相关的,中共腐败的原因,是共产主义政治制度造成的。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田纪云的讲话是支持八九民运的,他说“要求反腐败的呼声,好似这个学潮中一个共同的呼声,这说明我们过去在惩治腐败方面的工作做的很不够。当前我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障碍,在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开展,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官倒猖獗,一些党政官员腐败,党和政府的威信严重下降。因此,我们应该在廉政建设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张良著《六四真相》)中共和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公有制,一切归国家所有,不允许存在私有财产。中共于1957年完成了所谓社会主义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种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杀鸡取蛋的做法,被历史证明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中共走向灭亡的边沿。毛泽东死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洋务派”为了挽救中共政权灭亡,实行改革开发政策。实质正如毛泽东所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走回头路,回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道路上去,把全民公有制逐步改变为私有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C、中共要从清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向现代化资本主义所有制社会过渡,要经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必然不是美国争夺海外殖民地掠夺资本,也不是英国羊吃人的血与火的圈地运动,也不是日本的输出妓女的经历。中共的原始资本积累,是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过程,国有财产流失的主要方式是权钱交易,流失的主要渠道是贪污贿赂。所以,中共腐败是从共产主义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原始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这和1842年清朝开展洋务运动后,官商联办企业的情况差不多。中共改革开放后,官员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潮流,中共迟早要结束一党专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得捞一把捞一把,官商勾结,无官不贪。国有资产向资本流失的越快越多,共产主义国家灭亡更快。中共高官们一面想阻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局面无法挽回,一面都在绞尽脑汁贪污腐败,权钱交易不断深化,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留个退到资本主义的后路。从这点上看,腐败是资本原始积累在社会主义中国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种特殊方式。

     但是,《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何清莲就反对腐败有利于社会转型的说法,她说“那些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团体会进行努力建立法制社会秩序的人,全然不会想到,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削解的正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数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现实次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钱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一些学者在腐败以成为社会发展走向何方的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时,还在主张‘腐败有利于消解旧体制力量,对推进改革有利,’只能说明社会公共价值已被扭曲到非常可怕的程度。”她的观点脱离了中共的全民所有制的现实,只看到了腐败给社会带来危害的皮毛东西,没有实事求是的认识到腐败是消除中共的必由之路,至于什么模式那只能是后谈,当前谁也顾忌不了的。

     D、中共这种一党专政的私有化,使他们必然贪污腐败,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而民众生活依旧没有多大改善。这种由于政治因素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公正的矛盾,在八九民运中表现突出。所以,在学生反腐败的口号下,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运动。民众认识到,经济分配不合理的问题,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人们要求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就是要掌握政治权力,改变这种在经济利益上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不让中共官僚和“太子党”们,把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独吞了。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私有化过程是迅速进行的,共产党独吞国有财产的现象减小,对社会长治久安起到一劳永逸的作用。俄罗斯改革的初始阶段虽然很困难,但由于其政治体制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都比中共彻底,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共。可以预见,中共政治制度的变化引发的危机,会使中国经济大倒退,这一苦果是中共自己种下的。王力雄在《底层的毛泽东和经济文革》一文中说“当局应该明白,当年天安门运动时,群众极端和热烈,并不是出自民主,而恰恰出自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渗透在广大民众血液中,随时都可能暴烈的发作。”(2001年9月)他把八九民运说成是毛泽东影响,而不是出自民主。向中共献策,实行民主,才能避免毛泽东主义的造反,才能保住腐败得来的财产。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对八九民运的看法,不能苟同。八九民运形式上像文革,邓小平及元老们也这样看,但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反对中共一党专政,反对马列主义,呐喊着政治要现代化,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没有的。八九民运被中共血腥镇压了,但它的发展在苏联、东欧、甚至在印尼也看到了,如果当时的李鹏政府下台,中国会比苏联它们更好,这样的运动在社会转型中有必不可少的重大作用。所以说王力雄本人带有邓小平情结,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就是维护中共“太子党”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不顾千百万下岗工人、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属于改良派主张,也不无道理,但在现实中不免带有纸上谈兵的病症。假若八九民运胜利了,会发生领袖变迁,而后是制度性变迁,在民主和法制社会里,经济私有化在经济规律调动下自由发展,就不会种下不稳定的后患,阵痛带来长治久安。但八九民运被中共镇压了,这种中共独吞国有资产的腐败现象还会继续下去,而且会深入扩大到原本健康的乡镇企业,伴随着的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失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政治斗争也因积怨甚多而越演越烈。人民没有民主,就没有政治权利,没有政治权利,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

     丁子林教授认为“12年前的那场运动,正是大学生和民众处于爱国的热情,反对腐败,要民主自由,如果当政者当年接受了学生们的呼吁,那推进了中国的政治改革,那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不会是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到处是腐败了。”(2001年6月)八九民运没有打破封建专制社会循环周期律,还会发生新一轮的民主运动,反腐败依然是唤起民众的大旗。

     (5)、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晚,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一上来就说到天安门广场的事“当然学生们把许多时想得很天真,以为他们喊喊口号,党和政府一天之内把他们的要求的问题都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党和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我们属于第二代,学生第四代,邓小平是第一代。”又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还说“一党制能保证民主发展吗?如果不能的话,就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继续说“要加强公民宪法的权力,要看到民主与法律结合的关系,法律依靠民主,民主依靠法律。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改革很感兴趣,他们要我们学习你们的经验。”戈尔巴乔夫对赵紫阳讲话如此开放,感到惊呀!当时也想到这意味着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了。赵紫阳在这次谈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认为八九民运发生是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认识到民主发展的障碍在于一党专政问题。这次讲话比和亚行代表谈话更深刻了,说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多党制,为中国政治改革指出了方向。当然,赵紫阳在谈话中是想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时机,造成国际影响,使八九民运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政治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回忆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深居最高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的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世界没有共产主义会更美好。2000年以后世界将迎来和平与繁荣的时期,但是却有巨大的障碍阻碍着人类走向和平与富强,这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巨大的学潮时我在北京,当时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要垮台了。”“要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垮台了,世界在走向和平和正义的道路上会前进得更远。”“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名记者以为我会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然而,阻挠人类在全世界实现自由理想的亚洲共产主义也应当被消灭。”(2001年《党史博览》羊夏《叛徒戈尔巴乔夫的自白》)

     戈尔巴乔夫在中国学潮时,完全可以推迟访问,但他为了支持八九民运毅然访问中国,这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言行上,都推动了八九民运的发展,使中共保守派的联手苏联抵制美国西方的计划破产了,这也是邓小平让赵紫阳下台和下令屠杀学生、民众的一个重要原因。1989年5月13日上午,赵紫阳、扬尚昆到邓小平家,邓小平对他们说“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戈尔巴乔夫在北京访问,天安门一定要有秩序,要注意我们的国际影响,天安门如果乱噪噪,会成什么体统。”(张良著《六四真相》)5月16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扬尚昆说“像中苏会谈这样历史性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而临时改在了飞机场,其中今天两次应该在人民大会堂谈的,被迫改在钓鱼台,原先规定了要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也没办法进行,这个在我们对外关系上讲,是非常坏的影响。”(同上)5月17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姚依林说“使我不明白的是昨天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要把小平同志推出来,在现在这样的局势下讲这番话,无疑是要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推到小平同志头上,把学潮的矛头对准小平同志,这等于给予已经混乱的局势火上加油。”(同上)后来中共保守派又多次对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了指责。赵紫阳的讲话没有错,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主要是中共和苏共联合的计划破产后,邓小平恼羞成怒,把责任推给赵紫阳,给他又加上一条下台的罪状而已。

     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看到学生们的抗议,他才痛下决心在苏联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沉重的打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加快了共产主义的灭亡。这打破了原来邓小平想联合苏联,让苏联打前阵,对抗欧美的战略,八九民运使邓小平的计划流产,这是中共最脑怒的事。邓小平向来喜欢在幕后筹划,让别人出头,和毛泽东、刘少奇、叶剑英、胡耀邦合作合作就是如此,这样他可以明哲保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他又故伎重演,但在高他一筹的戈尔巴乔夫面前只能是班门弄斧了,可以说,影响中苏高级会谈是八九民运中的最精彩最振奋人心的一笔大作,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结局中,让人们看到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7月7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赵紫阳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的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五一七宣言》,他们咒骂说‘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老昏庸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在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了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对于这一点,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四中全会上说“关于和戈尔巴乔夫谈话问题,十三大后我多次向外说,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作为党的主要决策地位没有变,目的让全世界知道邓小平的地位,不应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访朝时我也向金日成谈了这个问题,和戈尔巴乔夫谈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这次做了公开报道。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会伤害小平同志,我愿意对此承担一切责任。”1996年,赵紫阳谈到这件事时说“我已经讲过在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我们有过这样一个决议,党的重大问题上要请示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有最后拍板权。因为邓小平同志的历史经验比我们所有的领导同志都丰富,党在关键时刻由他把关是可以的,放心的。这样一个决议导致了邓小平似退而不退,后来我认为不给国际上和国内的人们讲清楚这两方面的问题,就说明不了我们党内的许多他们认为很不理解和很不正常的现象。所以,我在1989年5月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公开了我党的这个决定,以引起国际国内的重视,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说这话对后来的事件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当然是要负责任的,但不能简单说这是一种恶意。全世界的人们都看到了我的讲话,是非并不难分。”(实语著《中国政坛绝密党案》)

    (6)、书面讲话

     1989年5月16日晚,会见戈尔巴乔夫后,赵紫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他说“到目前我们还是没有理由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可贵的,从中央来说,只能希望学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顾全大局,维护安定。鲍彤同志起草了一份书面讲话,由我代表常委发表书面谈话。”李鹏、姚依林反对,认为不符合邓小平讲话精神,是变相的修改四二六社论。但胡启立、乔石支持赵紫阳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5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紫阳代表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他说“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决不会秋后算帐。”还说“学生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国务院是肯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污蔑“有计划的阴谋,”“动乱”。绝食学生当时归纳为“不是动乱,要求对话。”应该说这个讲话全部满足了学生要求,这也是中央在这个时候做出的最大让步。要知道政治局常委能够产生这样一个谈话多么不容易,因为,常委中李鹏就是四二六社论的策化者。事情如果到此为止,也就和平的解决了,然而,可惜的是学生们没有理会这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广场上的学生毫无撤回学校的意思。学生领袖王朝华说“我们把赵紫阳当成了政客。”(1990年6月)当时的游行横幅上写着“邓小平狠心,赵紫阳猾头,李鹏下台,谢国安民。”

     最初的绝食要求以被中共接受,他们还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而赵紫阳的书面讲话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这个书面讲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表态,按照中共党章和中共政治制度,这是最高权威文件了,和这个文件相比四二六社论又算什么?究竟怎样给学生定性,当然要以中共总书记代表中央常委的书面讲话为准,为什么还要去否定四二六社论呢?5月17日,出现把矛头指向邓小平的《517宣言》和空前盛大的示威游行,给广场上的学生极大的鼓舞,使他们增强大获全胜的决心,他们没有意思到书面讲话以是中共当局最后的理性,反而把它当作扩大战果的起点,结果没有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样就超越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果然当局在书面讲话没有获得回应之后,也就不在让步了。卡玛和高富贵合著的《天安门》一书中说“这场运动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民主运动,因为,民主运动内部也充满了对立。和平解决的努力,最终被对方强硬派所破坏。”

     1989年6月3日夜里,枪声响了,成千上万名民运人士倒在血泊中。6月4日凌晨,坦克冲进天安门广场,碾碎了民主女神。四二六社论说“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的确,不是应验在学生身上,而是应验在四二六社论炮制者自己身上,从四二六社论发表后,解放军已经被调到北京郊区整装待命,那个时候不但没有学生绝食,而且连大规模游行都没有发生,不知调集大军要干什么?当然要对付学生和市民了。军队都准备好了,这不是有计划的阴谋又是什么呢?然后通过搞戒严,平空造谣,把学生推到陷阱的边上,于是用最后一个谎言,发生反革命暴乱为借口,然后把学生和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学生的天真和激情,给了对方设下陷阱的机会,使之能够圆满地完成对八九民运的围歼任务。但这绝不是说,发生屠杀责任在学生身上,学生是中共阴谋的牺牲品。对于中共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理由,对天安门广场清场,也完全可以用不流血手段去实现,没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这完全是蓄意的谋杀。6月2日上午,中共元老和留任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王震说“对这些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讲清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能心慈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张良《六四真相》)中共保守派的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将来是逃脱不了正义审判的,六四惨案彻底暴露了中共暴政的丑恶。王军涛在1991年2月12日被中共判刑后写信给律师说“那些死难者无法对自己进行任何辩解,无论我在死者活着时,多么不赞成他们的观点行为,但我相信,他们思想为中国和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斗。”

     有目共睹,中共不发表四二六社论,不查封《世界经济导报》,不调动军队进京镇压学运,就不会发生六四惨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到6月初,天安门广场其实已平静,流血事件并非不可避免。我在89年6月4日,不在北京的原因,是当时天安门广场并非具有吸引力,到北京的大学生都以回去。大批军队在6月2日入城,鼓动了市民再次上街游行,并不是动乱才有血腥镇压,是政府制造了混乱,然后再以此为借口,进行镇压。”(1999年6月)6月2日上午,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和李鹏、乔石、姚依林开会,对天安门广场清场做出决定。李先念说“戒严进行半个多月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忍耐心人民也看见了,对戒严部队北京广大市民也开始理解了,现在全国的学生也对示威游行不感兴趣了,新鲜劲过去了。但是病灶没有除,还要发作,现在天安门广场是动乱的病灶,要立即清场。”(张良《六四真相》)可见,六四血案,正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保守派,利用学运制造混乱,然后发动军事政变,对中共高层权力进行无程序更迭。

     总之,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在封建专制社会的条件下,起到了镇压八九民运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共保守派的“文字狱”、“紧箍咒”及“护身符”。邓小平说“《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后来的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这段话可见中共保守派的险恶用心。王丹说“天安门文件出版可以澄清许多是非,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年学生在政府的对峙中,始终不肯让步,才导致矛盾激化,而政府一再让步,最后无奈,才下令清城。天安门的记录中恰恰相反,证明中共当局对事件一干预就决不让步。在1989年5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重新修改四二六社论,这是绝食学生抗争两条事情之一。可以想象,当局真的改一下,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错误定性,双方的妥协就有了基本条件,但是那次会议上,总理李鹏坚决反对修改四二六社论,并抬出邓小平为护身符,说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改变的。记录表示,他们现在让步,就是投降,不让步就得坚持四二六社论,在整个八九年天安门运动中,四二六社论是个焦点。正因为中共在学运中开始就将其定性为动乱,才激化了矛盾,使抗议的声浪扩大。在四二六出笼的过程中,以李鹏、陈希同为首的党内保守派,做了很多手脚,先是陈希同、李锡铭以北京市的名义,在向邓小平汇报时特意夸大歪曲事实,渲染学生请愿时冲击新华门,然后李鹏乘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机会,推动邓小平为学运定性,并以此为蓝本推出四二六社论。李鹏的这种做法有他自己政治动机,他借运动打击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为此,不难理解他始终坚持不修改四二六社论。”(2001年2月)


2、反对戒严

     邓小平发表四二六社论《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很像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使八九民运的阵线一下子泾渭分明了。说学运是动乱,追查责任时,赵紫阳会和胡耀邦一样下台。说学运是动乱,学生们也不让,不仅否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而且毕业分配工作也很难办。这样赵紫阳和学生的命运连在一起了,他要想摆脱失去权力的命运,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定四二六社论所说的动乱,给学运定性为民主运动。因为,前车之鉴,赵紫阳不想当胡耀邦第二,他亲眼看到胡耀邦在气愤中死去,他要抗争到底,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新闻报道,让知识分子发表声明,要求党内解决不了,人大解决,最后请病假也不参加镇压八九民运的动员大会。如果他和胡耀邦一样不抗争,下台后会和胡耀邦一样给个政治局委员,但他以和平方式坚贞不屈的抗争,只有被软禁了。赵紫阳的真实心理是:只要站在政治改革潮流一边,只要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事情的发展会向1976年4月5日天安门运动一样,用不了多长时间,会像邓小平一样重新出来掌握更大的权力。对于这一点他充满信心,所以,他一直保养身体,非常乐观的生活着。赵紫阳不愿向人民和学生开枪,做的堂堂正正,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毛泽东在中共九大《党章》上,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上写着‘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特别是被证明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有人在上面加了一句话:有人反对自己,并被实践证明反对对了的同志,那就毫不留情。”(李志虽《毛泽东传》)这用在中共的封建专制暴君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身上,真是入骨三分。

     (1)、邓小平决定戒严

     中共保守派原想发表一篇杀气腾腾的四二六社论,就可以把学生和民众镇住,没想到4月27日,就暴发了几万人参加的更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且中共总书记利用控制的新闻资源,发表了著名的亚行讲话、五四青年节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和首都工人代表对话、政治局常委书面讲话、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讲话,都明确表示“他们的爱国热情及忧国忧民的心是对的,在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腐败等方面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公开站在学生和民众一边支持八九民运。这就使四二六社论失灵了,变学潮为全社会的民主运动。1989年5月10日,政治局会议上李瑞环说“对话很有必要,我们不宜再对学潮发表一些刺激性对抗性的宣传,也不宜强调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上,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帽子望而生畏,显得特别神经过敏,结果是谁戴上这顶帽子大家就同情谁。我们应该对这几年来老百姓强烈的逆反心理有足够的估计。”(张良《六四真相》)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广大学生要求中共改变对学运的定性,但中共拒绝和学生对话,拒绝改变对学运的定性,这激起了学生和市民的强烈不满,使运动不断升级。5月13日,学生开始绝食请愿,更引起了全社会人民的同情,知识分子、工人、机关干部、个体户都纷纷出来支持学生。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会上胡启立说“我们这些天的努力都没有使学潮得以缓解,相反由于部分学生的偏激情绪,更由于极少数人的继续煽动,学潮向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发展。从昨天开始上街游行的人次已经达到二三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一些司法专政机关干警、以至中小学教师和中学生,外地也有人赶来北京声援绝食的,这种做法是把学生逼到一条绝路上去。”面对学潮不断扩大的局势,赵紫阳仍然主张改变对学潮的定性,并代表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讲话,表示“决不秋后算帐。”但是,中共元老们见四二六社论一招不灵之后,动用了又一招——戒严。

     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上李鹏、姚依林、邓小平等对赵紫阳的亚行讲话、五四讲话、和戈尔巴乔夫谈话,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把学运升级扩大都推到赵紫阳身上。邓小平说“如果还不结束这种状况,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已经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将成为泡影,中国将出现一次历史性的倒退。退就承认他们那些,不退,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我们的四二六社论方针。陈云、先念、彭真等老同志,当然,包括我,看着北京的局势心急如焚。北京不能维持了,必须首先解决北京的问题,不然全国其它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被管制了。考虑来考虑去,要请解放军出来,要在北京戒严。”赵紫阳说“有决断总比没有决断好,不过,小平同志,这个方针我很难执行,我有困难。”邓小平说“少数服从多数吗?”赵紫阳回答“我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少数服从多数。”晚上八点继续召开常委会讨论戒严问题,五名常委和两名元老扬尚昆、薄一波参加了会议。会上赵紫阳想改变上午常委会邓小平做出的戒严决定,他说“我反对在北京实施戒严,理由是在现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复杂,后果不堪设想。以前我们有过多次失误的做法,而目前国际国内问题的严峻性,可以说如果再有重大的政治失误,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失,所以我认为戒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但遭到李鹏、姚依林的强烈反对。表决结果:李鹏、姚依林支持戒严,赵紫阳、胡启立反对戒严,乔石弃权。两位元老决定“常委的意见既然统一不起来,我们还是在小平那里解决这个问题。”赵紫阳做了最后的抗争,他说“我不想干下去了,在对待学生性质的问题上,我不同意四二六社论的说法,我不能执行戒严决定,以此我请求辞去总书记职务。”遭到两位元老的批评,赵紫阳说“我身体不好,这几天一直头疼。”赵紫阳称病休息了。十三届中央常委的作用基本消失了。18日凌晨5时,赵紫阳到北京同仁、协和医院,探望绝食学生之后,直接回到办公室,让秘书鲍彤写辞呈,如下“致政治局常委会,于小平同志,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结论,以我目前的想法与心态,我无法执行各位要求在北京实行戒严的决定。我仍然保持在原先的意见。因此,我要求辞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赵紫阳,5月18日。”(张良《六四真相》)鲍彤在2001年6月回忆说“赵紫阳决定辞职时很镇定,考虑问题很周密,他这样说:昨天下午小平同志家里开了个常委会,常委批评我的亚行讲话,决定戒严,但我反复考虑,由我来决定执行这个事情,我现在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如果由我来执行会耽误事情,所以我应该辞职,你帮我起草一封信。他看望学生,情绪激动,有点头疼,他请病假,三天后他好多了,再没让他去上班。”这使我想到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辞职。“九一八”政变者说要保护苏联,他们真正目的是要保住自己的权力,当时7月份,就要讨论加盟共和国的自由权问题,和人事变动问题,包括秘密警察局长和国防部长退休,因为他们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秘密警察对所有电话的窃听,他们知道乌纱帽不保,所以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利用戈尔巴乔夫度假期间,把他软禁在别墅内,同时调动军队进驻莫斯科,妄图逼国会通过决议,批准改朝换代,但没有得到官兵的支持,政变流产了,尽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促使苏联瓦解。四个月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超级大国苏联终于成为历史。赵紫阳的辞职信没有等到宣布就被政变者软禁了。因为,军队掌握在政变者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们手里,他们下令向支持赵紫阳的学生、市民开枪,制造了六四惨案。如果赵紫阳掌握着军队,没有邓小平的垂帘听政,如果政治改革进行的顺利并取得成果的话,有叶利钦一样的反对派,他的辞职也会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把中共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989年5月18日上午,八老和四位常委在邓小平家开会,把由于常委的严重分歧,而陷入疆局的戒严问题,上交给邓小平、中央军委、中共元老一起部署。中共元老最后拍板,于21日零时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19日晚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

     5月19日凌晨,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情愿的学生。他登上学生住的一辆大客车内,拿着电喇叭,呜咽着声音说“来得太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的,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不像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希望你们结束绝食,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化。”他说话时流下了泪水,他向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这暗示着中共将用军队镇压学运,他的权位也不保了。学生让他签字时,他借用刘湛秋悼念胡耀邦逝世写的诗歌《他——死在岗位上》的“死者已享受永恒的无所谓。”(《新观察》1989年第九期)刚劲流利地在一位男大学生背心后面写下了“无所谓”三个大字。(1989年5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这三个大字已经表明了,赵紫阳把自己生命和政治权力置之度外了。这和当年戊戌变法志士光绪黄帝说“变法以救民耳。苟能救民,则君权替何妨。”(康有为《再与品川子爵书》)表示他宁可退位也要进行变法的决心,是一样的心情。这是赵紫阳一生事业最光彩的顶峰,打出了独立旗帜,表现了民主战士为民主事业无所谓惧的精神,这作为中共总书记是十分难得可贵的超脱。

     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说“我原想在学生绝食后两天去看望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没去成。5月19日,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到了紧急关头,尽管当时我身体已感到不适,但我下决心一定要去。我动之以情,说服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看望学生后,当天情绪有所缓和,并于当晚九点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马没起反作用。”

     5月19日上午,邓小平打电话给扬尚昆,让他到家里来一趟,一见到扬尚昆,邓小平显得非常激动,生气的对扬尚昆说“赵紫阳到天安门去讲话了,你看了吧?你听他讲了些什么?哭丧着脸,一幅很委屈的样子,实在太不讲组织原则了,太没有纪律了。”扬尚昆说“我看他讲话的情绪就不对,有点不想干的样子,他讲他老了,无所谓了,这不是明摆着把党内的分歧公开出来吗?他刚刚向常委请了三天假,说病了,看起来他的思想情绪越来越大了。”又说“我还是想动员他参加晚上的大会,不要把事情搞得太疆。”邓小平说“随他去吧。”扬尚昆又说“徐海东大将有个儿子叫徐军平,他是38军的军长,昨天接到军委命令后,他表示执行不了,北京军区朱一夫他们刚刚把事情处理好了。”邓小平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徐海东的儿子也不另外,军队的事你去处理吧。”(张良《六四真相》)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向扬尚昆打招呼,最后决定撤换赵紫阳了。晚上召开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使赵紫阳多方面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天下午赵紫阳办公室接到李鹏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赵紫阳参不参加晚上召开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鲍彤代表赵紫阳回答说“不参加”。扬尚昆打电话给赵紫阳说“你参加会议可以不讲话,小平那里我去做工作,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中央常委位置不动。”但被赵紫阳婉言谢绝了。晚上中共召开中央和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宣布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学运。赵紫阳坚持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一道在大会上发言,也不同意出席大会,表现了同中共保守派决裂的坚定决心。赵紫阳在6月23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说“那天我因病向常委请了假的,乔石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也就不知道了。”这时在中共高层发生了政变,总书记被废掉了。但是,只是解决了党内矛盾还不行,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是赵紫阳的后盾,他们不走就无法落幕。可是,此时的学生软硬不吃,既吓不走,也劝不动,只有强制了。

     (2)、赵紫阳和学生、民众反对戒严

     中共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已经很久了,这场学运也是中共高层斗争的反映,也是将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权力斗争的前奏。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想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但无法公开抗拒中共保守派,向学生做妥协。赵紫阳1987年接任胡耀邦总书记职务后,把政治改革推进了一步,他十分明白,如果这次声势浩大的学运被保守派利用,十年来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赵紫阳当时种种行动表明,他的策略是从长远来保住民主萌芽,如果能顶住保守派的进攻,到中共十四大他完全掌权时,会有利于政治改革的进行,如果他明显支持学运,响应学运反腐败的要求,后果可能葬送了他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进程,可能陷入保守派设置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明白赵紫阳在胡耀邦追悼会开完后,保守派多次让他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学运进行表态时,他采取躲避的方式,去打高尔夫球,他坚持访问朝鲜,也出于这样的心理。保守派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利用赵紫阳在朝鲜访问的机会,发表四二六社论,给学运定性为动乱,死逼梁山,让赵紫阳表态。这标志着中共保守派借助学运来公开搬倒赵紫阳和改革派,这样赵紫阳不能坐以待毙,不得不公开站出来支持八九民运,才有接见亚行代表讲话,五四纪念大会讲话,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政治局常委致北京高校学生公开信、5月19日早晨看望绝食学生、不参加镇压学生的北京党、政、军干部大会等等。

     5月21日,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决定撤下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邓小平说“目前这个局势大家都看到了,局势也没有好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出不了手,而是党内的分歧麻烦,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这些事情影响越大,绝食难以收拾,要是没有我们今天在座的,连事件的性质都定不下来,这件事件发生出来,很值得思索,也许是坏事变成好事。现在这些主张搞动乱的人,已经做了充分暴露,他们与国外勾结,连台湾的国民党都插手这件事,他们的目的就是颠覆我们的党,颠覆我们的国家,否定社会主义,搞垮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改革开放局面。现在有很多人的思想都被搞乱了,党和国家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个问题上,赵紫阳固守己见,负有不可推懈的责任,他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党、政、军干部大会都不参加,总书记不去,人们马上就看出了问题,这就把中央常委不同看法统统暴露出来了,他是严格想把我们与他划出一条线来,表明他的立场。所以,我们不能不谈赵紫阳的问题。”邓小平在这里承认由于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使早就解决的事情担搁了。”也承认他和中共元老利用了学潮“也许坏事变成好事,”就是解决了赵紫阳的问题,让他下台。22日李鹏、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党内有关人士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李鹏首先说“我在5月19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央机关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决定的,实行戒严也是常委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他连这一件事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团结?谁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5月19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时的讲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件事情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不行。”5月27日,扬尚昆召开会议,向军方领导人通报了赵紫阳的情况,他强调“无论如何要统一到中央思想上来,特别是军人,不执行命令,要以军法论处。”晚上,八老在邓小平家开会,钦定江泽民为总书记,常委有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陈云说“我们要尽快结束动乱,要尽量避免流血,目的能解决最好,稳定统一思想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室主任温家宝,根据扬尚昆的指示做出安排,5月30日下午,江泽民在上海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求下午抵达北京,傍晚受到陈云、李先念的接见,31日上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说“陈云、先念都和你说了,你是临危受任,但子很重。你先来北京熟悉情况,到四中全会以后正式工作。第三代领导班子一定要取信于民,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和要求。”(张良《六四真相》)

     中共保守派靠着掌握军权,在北京实行戒严,正如赵紫阳在1989年5月1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的科学预见“我反对在北京戒严,理由是在学生、群众情绪偏激的情况下,戒严无助于事情的根本解决,相反会使局面更加恶化。”(张良《六四真相》)5月20日李鹏签署戒严令,动用了早以从外地调来等候多天的军队,乘卡车、装甲车、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搂等处,向北京市区开进。这和四二六社论一样,进一步激发了政府和学生的对抗,也激怒了北京市民,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会发生流血事件,他们奋不顾身的参加了八九民运保卫战,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成百辆的公共汽车被当作路障,使交通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戒严部队被老百姓团团围住,动弹不得,戒严令成了一张废纸。外围学生和市民围堵军车进城,取得成功,鼓舞了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组织工人纠察队,发动更多的民众去堵军车。5月22日晚上,北京市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市民涌向街头,涌向广场支援学生。北京戒严13天,解放军被民众和学生挡在城外,使中共元老们的戒严又一招失灵,黔驴技穷,图穷匕首见,只要拿出最后一招,屠杀学生和民众了。

     (3)、反对中共保守派镇压民运

     在中共解决党内问题完成了一个权力无程序更迭后,就迫不及待的去屠杀学生和民众了。1989年6月2日,中共元老和留任的政治局常委开会,对天安门清场做出决定,李鹏说“戒严令发出后,动乱组织者和策化者一个阴谋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把广场作为和党、政府继续较量的指挥中心,作为学运乃至全国的中心,不管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会在广场上做出强烈反映。根据许多材料表明,海内外的各种敌对势力以及各种组织及个人,直接和间接插手为动乱分子提供大量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这次动乱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的结果,目的就是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王震说“对占据天安门广场的人讲清楚道理,要清场,听进去要听,听不进去也要听,即使要死人,也是他们自己找的,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决不能手软,军令如山倒,否则纪律无法执行。”在参加会议的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建议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晚上开会,安排部属清场,两天完成。清场的要向广大市民讲清楚,责成离开,做到仁至义尽,实在赖着不走的,后果自负。尚昆同志,建议你找军委同志开个会,传达我们大家的意见。”6月2日夜间,戒严部队开始大批进城了,他们或用军车,或用其他车辆,或穿便服,或列队跑步,以各种方式从多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些军车有的载有枪支弹药,而步行的士兵则带有菜刀、铁棍、铁锹等器具。戒严部队在木犀地撞死三人,撞伤一人。3日零点至1点,天安门广场的高自联、工自联广播站,发出紧急呼吁“现在事态万分紧急,请同学们、老师们、广大市民们,积极行动起来,保证主要交通路口设置障碍,拦劫军车。”一批批学生和市民奔赴建国门、复兴门、朝阳门、永定门、玄武门、木犀地、朝各庄、车道沟、公主坟、新街沟、西单、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地路口。拂晓前后,朝各庄12辆军车被挡,木犀地军车车胎被扎破,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朝阳门的约500名战士被包围,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被隔离礅围住,六部口的军车被市民全部围困。6月3日下午4点,扬尚昆、李乔石、姚依林,召集秦基伟、李锡铭、陈希同、洪学智、刘华清、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戒严部队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兵,政委刘镇华来开会,会议由扬尚昆主持。周一兵说“今天凌晨,戒严部队奉命进入市区戒严地点,开进途中几乎所有部队都受到了市民和学生的阻拦。”会议决定:1、3日晚9时起,戒严部队开始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首都公安干警配合。2、戒严部队于4日凌晨1时,抵达天安门广场,5时完成全部清场任务。戒严部队一定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决不能耽误拖延时间。4、部队开进途中,任何人不能阻挡,遇有阻止,戒严部队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予以排除。5、中央广播电视台,并在广场广播宣传戒严令。当晚,扬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扬白冰、赵南启、罗干等在中南海坐阵指挥。(张良《六四真相》)事实非常清楚,谁下命令向学生和民众开枪?是邓小平和部分中共元老,谁去执行这一屠杀命令?是扬尚昆和李鹏。李晓明说“六四时,我是39军116师高炮团雷达站站长。6月3日,我们接到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预定地点。我们士兵都发了冲锋枪子弹,干部都有手枪子弹。我想不惜一切代价,看怎么理解了。”(2002年6月)

     1989年6月3日晚10点,解放军大量进入北京,真枪实弹镇压开始了,更多的民众不顾生命安危,冲上街头,阻挡解放军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他们主要在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个主要路口地段,拦截车辆作为路障。但这次军队没有停下来,用坦克、装甲车推开路障,一路开枪射向学生和市民,许多民众中弹倒下,没中弹的人还在堵拦军车,并把中弹的人送到医院抢救,前仆后继,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夜。几千人在这次镇压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在阻止军队向前推进时,被解放军开枪打死的,死者中大部分是普通市民,只有少数人是普通学生。4日5点钟,戒严部队突进天安门广场。6月6日,中共元老和新上任的六名常委开会,都一致赞扬解放军来讨好邓小平。李先念说“这次反革命暴乱不平息,我们今天那能在这里谈话。解放军的确是人民子弟兵,党和国家的坚强柱石。”(张良《六四真相》)

     邓小平下令军队用坦克、装甲车、机关枪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血洗了北京城和天安门广场,成千上万的民主运动参加者被打死打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比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比段其瑞镇压爱国学生,比毛泽东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更加残暴。这是善良的学生们和民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难怪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听到六四惨案后,也恨恨的说“我知道这样干行,早就这样干了。”(1989年9月)一个自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动用所谓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去绞杀一次爱国民主运动,这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保守派,战胜了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使争论了几个月的“倒邓保赵”舆论划上了一个句号,邓小平保住了,中共一党专政保住了。

     王军涛被中共定为八九民运的黑手之一,他试图从中共《宪法》的框架内规范八九民运。代表一部分当年拥护邓小平上台,但对邓小平上台后,执行片面的改革开放路线,即经济上改革开放,政治上保守的路线不满的一代人,他说“从法律上人民有言论自由,但中共限制人民表达,人民通过游行权力,表达政治述求。政府违法,因为召开国务院常委会议后,才能发布戒严令,但没有走这条路。那么人民又自发用和平方式挡军车,制止一个无效的法律事件,同时又要求召开两会,特别是人代会,讨论戒严令,这都是合法的,而中共又违反宪法,调动军队血腥镇压这场运动,而后又在审判中违反一系列法律。尽管有些人说,邓小小平开枪有一定道理,说他也是为了一个现代化,即使认为六四是中国不同趋向现代化力量之间的悲剧性冲撞,也应肯定,在这一碰撞过程中,中共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他们犯了一个大的错误,而且维护了一条错误的现代化路线。”

     赵紫阳在八九民运时,为什么没有走第二条道路,发动军事政变呢?有些人认为“在北京宣布戒严后,不但党内分裂明显,国外万里发表支持学生的意见,军队也有许多人支持学运,如果赵紫阳当时公开站出来支持学运,会有徐军平一样的军人站在他一边,可惜他没有那样做,他缺乏苏联的叶利钦的胆识和魄力,在国运大转的关头,放弃了民主化的契机,自己也-成了邓小平的阶下囚,良机错过一去不复返。”(1993年6月)事实上,那种想以激光手术式的兵变,一举解决老人政治的毒瘤的人,是异想天开。赵紫阳虽然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但他手中没有军权,军权在邓小平和扬尚昆手中。如果他手中有军权,也不会发生中共高层权力激烈竞争,也不会发生六四惨案,他可以凭借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调动社会力量。如果赵紫阳掌握一小部分军事力量,发动军事政变,那他也一定被邓小平击败,那时他可能被处以死刑,祸连九族。赵紫阳对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他下台后,对他表示遗憾的朋友解释说“如果我站出来,中国就会打内战,受苦的还是人民。”(1992年6月)他高瞻远瞩的民主思想光彩照人。 方励之谈到六四惨案时说“到现在我也不很清楚,中共为什么突然采取这种手段,是不是他们上层内部关系,至今没有找到答案。毛泽东1976年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时用棍棒,用工人解决学生运动。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又采取比毛泽东更硬的,是出乎常理的。”(1995年3月)他想到了是中共上层内部关系,这一关键问题。正是中共争夺皇权的斗争,才使中共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很明显,赵紫阳要保住权力,就要为民请命,依靠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而中共“太子党”们,北京、上海的大官僚们,中共烈士的孤儿寡母们,要取代赵紫阳的地位,就要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反对赵紫阳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问题,把矛盾激化,乱中夺权。可以预见,六四后中共在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是“太子党”的天下,中共元老们镇压八九民运的最终目的,不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国家利益,而是他们自家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吴学灿说“这个改革就如人两条腿一样,一条腿比较长,一条腿锯到大腿根了,稍微一碰就倒了。所谓经济改革它也不是改革,他改革的什么啊!它把所有中国人的资产变成官僚,还有他们太子、太孙、太女婿、太外孙女……..,把国有财产私有化,化成他们自己的。”(2002年6月)

     在这次中共高层次权力斗争中,夺取赵紫阳权力的一派人,采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贯用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的伎俩,这一手段的标志就是四二六社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封建专制社会周期律一乱一治的反映。八九民运表面看是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权力斗争,实质是中共元老和“太子党”们的“清君侧”,为了邓小平更换“太子”,取代赵紫阳的“太子”地位,完成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又一次更迭。这些即将进入坟墓的中共元老们,如果不让中共烈士的后代当接班人,死也不放心。中共元老王震在八九民运时说“赵紫阳和共产党有杀父之仇,他家的人被共产党杀的很多,必须让他下台。”他还喊要杀苏哓康、戴晴,但听说他们父辈都是革命者后,又无声音了。(1998年6月)也许赵紫阳和中共确有杀父之仇,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讲究“报仇血恨”的。中共杀人如麻,他们的恐惧心理可见是由来已久了。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这样以政变的不合法的暴力的形式来夺取权力,被全中国及全世界人民看得一清二楚,使中共的丑恶嘴脸暴露于众。历史将证明,赵紫阳制定的,也是中共唯一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政治改革不可逆转的基础。赵紫阳关于在民主和法制上解决学潮,坚决反对戒严和武力镇压的见解,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更加光大。赵紫阳不向强权和暴力低头,遭受罢免,被屈辱被软禁的命运,终将被历史所洗刷。

     全国人民衷心祝贺赵紫阳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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