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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三)经济文化与秩序是改革后经济行为主体的自动行为模式/谭伟东
(博讯200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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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信任,信誉,信用与信贷的社会与商业诚信 (博讯 boxun.com)

     英文中的Trust,Reputation,Credit都与信任,信誉有关。其中,Credit的涵义最为丰富。它既有信任或信赖的涵义,更有信用与信贷的涵义。它既可以是公共信赖,也可以是个体间的信赖。它传递和规范了一种人际间和人与组织系统间的一种情感和心里上的安全与诚信。这种联系与判断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它不但让当事人有一种相对轻松愉快与舒适的感觉,而且大大地降低了决策与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用的存在激发和唤起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有效聚积与重新合理配置。

     就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和财产税,或通货膨胀政策等而言,经济学家经常喜欢说,人们可以被欺骗一次,但不可能被永远欺骗。从而便有了政策效应和政策出台良好或最佳时机问题。倘若人们的心理预期早已考虑了政策的规划调整,那么政策效应就大打折扣。倘若公众对政府充分信任,对公共公司毫无保留,那么政府政策效应就能达到其应有的极限。反之,政策制定者与公众之间就陷入了某种博弈。其过程与结果便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公共信任可以形成一种民族和国家的基本心理状态。当一个斩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权带着其特定历史时期的正义感,神圣感和使命感来到人世间时,她本身往往会赢得巨大的社会信任和好感。老百姓也会对其抱有很大的期望。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一系列政策制定与推行,这种信任有可能被进一步印证,强化或是被推翻。政府和公共机构所获得的信任不是一劳永逸的,更不容许对其加以滥用。滥用的结果自然会造成信任毁损以至于丧失殆尽。

     当代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获得的社会信任是矛盾的。当碰到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等利益问题时,老百姓的信任经常是一边倒的。而当涉及倒金钱物质利益方面,老百姓却时常是对政府毫无信任感。说道美国公共上市大公司,大企业,公众对其的信任可谓高矣。老百姓不但将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投进了股票债卷市场,而且对公司的公开报表信息不纯丝毫怀疑。然而,过去两年来,人们从一件件金融丑闻中看到,美国大公司的一些极大地滥用了公众对其信任。不但制作假帐骗取百姓钱财,而且刻意设下圈套造成金融产品推销与服务收费。只要消费者,信贷者不曾觉察就算蒙混过关。倘若被发觉被质问才会予以纠正。例如,金融公司随意将金融服务产品硬性加在顾客身上。一当被发现,又千方百计拖延,以期获取时差上的利息,帮助公司资金周转。此外美国连锁商城低标价高售价比比皆是。这统统都是滥用公共信任,结果必是因小而失大。

     Reputation 是声誉,名声,声望的意思。它虽然多半完全是一种个人和组织所能获得的对方的主观上的评价与印象。但它可能成为信任的基础,可以转化为经济与金融上的信用。当然它不是信用本身。

     信用在西方国家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借贷评估手段,体系,内容和借贷本身。信用卡是一种可重复的不必每笔审核的信贷关系。它是建立在一系列信用评估指标,模型,信用历史和现实的借贷行为基础之上。此外,房屋抵押贷款,家居改进贷款,汽车贷款,个人贷款,助学贷款,商业贷款等等金融往来无不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信用如同一种金融能源与纽带,把整个社会经济网络连接起来并推动它不断运行与发展。近来中国学者专家们呼吁中国政府,企业与人们关注中国的诚信危机,加速中国诚信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然而,技术层面上的移植与追赶多而社会伦理与秩序方面的深层挖掘少。技术系统与法治健全都很重要。但道德伦理层次的东西绝非一日之功。

    十一,对短缺的恐惧远远大于对过剩的恐惧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个巨大的冲动与期望是彻底摆脱短缺,告别物质贫穷。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之一是过剩和商业周期波动。由于中国巨大的不断释放的市场和对外经济的巨大倚赖使得中国的过剩与周期性震荡均未能呈现如此强烈的冲击。

     此外,中国的高速增长下的相对过剩又缓解了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对社会的压力。因为相对过剩造成了一般生活品(或消费品)的低价格水平。

     然而,过低的物价水平总是对整个经济的一种压抑。而且在国际经济体系的换算中,通过低汇率的传导,虽有利于出口,却不利于变革产品与劳务的高价位实现。从而在事实上造成本国进口成本的升高与国民财富的流矢。

     事实上,短缺和过剩都是资源配置上的浪费,都是同绩效经济规范相冲突的。短缺是资源聚积与使用过程中的浪费,从而形成最终品的匮乏。过剩是资源配置在资本与消费品上的浪费,是结果的浪费。

     经济转型前对短缺的恐惧与憎恶大于对过剩的恐惧与憎恶是可以理解的。当转型已获得相当成功,经济规范与秩序经济学的重点就应转到对过剩的研究与应对。

     完全消除过剩与周期震荡不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过剩将是中国今后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当然是一种相对过剩。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基本生活水准还远远落后于一般城市生活水平,更大大低于最发达的核心与中心城市人的水平。几乎任何的日用消费品,只有相对“昂贵”的过剩,没有绝对的过剩。但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几乎不可能出现近乎零价位的除清。此外价格的进一步压抑将造成更为严重的过剩预期。

     解决过剩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简单的价格调解:

     首先,结构性过剩是中国特色过剩的关键问题之一。产业升级换代,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原创研究,技术与产品之开发与提高,支柱产业的发展,龙头或名牌产品的形成等都是重大的理论与实践。

     其次,消费抑制或压抑性的过剩要通过观念革命,金融革命,消费革命等一系列深层经济变革加以解决。中国性“通货紧缩”除了中国制造业方面的近乎于绝对 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外,仍有如下两个政策与策略上的原因: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比价和实际工资支付。人民币在历史上的贬值曾大大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但随着中国对外产品质量,品级,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含金量”的提高,继续维持那种比价在事实上造成国民财富的低价外流。过度低价的劳动力支付,又严重阻碍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的形成,从而不但影响了内需的形成与扩大,也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这方面急待重大的理论创新与突破。

    十二.重数量,规模与速度轻效益与质量

     速度优势当然十分重要。有时甚至具有战略以至于生死攸关之意义。当有了速度优势,正向的“马太效应”方能形成。不断放大的正反馈效应可以将世界经济资源不断地吸引到一国经济循环之中,从而达到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和走向更高的经济文明。但速度必须是建立在一定质量与效益水平上的速度。粗放高速增长在经济基数较小的情况下,在物质技术准备依旧较为低下的情况下, 不妨是一种暂时选择。但当这些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 单纯地追求数量与规模就可能是自杀。

     计划经济体制下,数量,规模与速度成了内含的衡量尺度。这种惯性在转型后仍然起着作用。到了市场经济体系相对充分发展时期,又被简单的规模经济效应所掩盖。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制造业繁荣和整个经济增长中,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到领域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尽管资本运作一时沸沸扬扬。许多公司一靠资本市场圈钱扩张;二靠兼并合并迅速进入多样化经营,但对领域经济认识尚处初级阶段。

     由此,从宏观到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尚没有体味到质量经济于效益经济所能带来的上游产品与服务的回报。在国家市场上,中国的产品在档次上尽管逐年提高,但总的说来还都是中低档次产品。

     或许中国正在步美国经济起飞与称雄世界的后尘。美国在早期也是靠大规模生产与销售,即数量优势取胜的。日本则在完全经历其东洋货即劣质货而完全走了另外一条路。规模经济制高点中国只能占领,必须占领。这不但是所有大国经济起飞的通常之路,而且对中国这个人口超级大国来说至关重要。不断满足并开发国内市场,又占领国际市场,规模经济是捷径。但同时产品升级换代,推陈出新,多样化,顾客化的趋势亦要求中国不可将眼睛仅仅盯着规模经济,而且要同时注意领域经济规律。在加快规模经济发展同时的多样性经营与发展的步伐,力求在中高档,高附加值,高精尖或精品市场开发上下很大的气力。

     物美价廉是中国的重大战略优势。但物优价好,物精价高的可能性空间也需不断开拓。这就要求中国就数量与单纯规模战略,转移到质量和效益战略。要迅速增大中国的无形资产,自主知识与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本,中高级产品与产业规模,高级服务业规模与比重。数量与规模战略只能使中国脱贫,质量与效益战略才能使中国致富并最终走向富强。

    十三.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启迪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中国,亚洲四小,甚至巴西,印度等都体会和验证了后发优势。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自我开发与国际示范传递;领先开发与后继“模仿”与“跟踪”无论在成本,技术先进度,运作经验。体制配套等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差异。后起的国家可以借助这一系列的成本上,技术上,经验上等的比较甚至竞争优势而迅速赶上甚至超过领先国家或地区。这构成了所谓普遍一律的后发优势。但新近来自于制度经济学的新见地又指出了这样一种事实,即由于根本上源于技术上的追赶和规模经济效益造成后发优势,经常会掩盖其制度“移植”,“变革”与创新方面的落后,从而造成所谓的后发劣势。

    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有时可能是如此地显著以至于后起的国家可能实现所谓的一步到位和跳跃式发展。即在现代最新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一国的产业,而跃过技术领先国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即将淘汰或技术是处于落后的发展阶段。中国的VCD和DVD产业,手机产业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的后发优势由下述几大基本国情因素而得到放大。首先是中国的潜在规模;其次是中国由于三十余年金融与经济压抑造成的大规模廉价劳动力战略资源的存在;再次是中国儒教传统形成的集体主义,家庭伦理观等等;最后是中国的教育与传统在造成模仿与组织方面的巨大优势。此外,海外华人经济,尤其是港台经济向大陆的转移和本身的升级换代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在相对落后的工业技术基础和基础设施以及极其匮乏的社会基础上,一跃而成为世界第四大制造国,第六大贸易国。其后发优势积累不可谓不显著。过去十年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与通讯技术领域追赶势头也相当强劲。大批海外留学人士归国创业,形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中国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文革的彻底暴露和历史上反复抑制所造成的自下而上的全面解放与体制创新要求与冲动。因而其制度改革的压力十分之迫切与巨大。这构成了整个后发优势得以形成和发挥的一个基本前提。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后发劣势的表现空间并不大。但与此同时,由于后来的后发优势的掩盖,由于改革终极目标体系上的思想误区,由于一系列其它的重技术轻管理与制度建设的思维习惯,中国的后发劣势亦相当明显。这里必须搞清的是所说的后发劣势并非一定要全盘照搬西方体制不可。那种认定是只要是未能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体制,经济规则,制度建设而能获得巨大增长就必定隐含所谓的后发劣势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里强调的后发劣势主要是指中国长期合意的构造原则体系的创立与发展相对滞后。这会对中国在逐步耗尽后发优势的持续发展带来忧患。

    十四.在价格双轨制与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设计中忽略了对特权秩序的根除与防范

     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原本是要建立一套最为经济,有效,公平的社会经济。其中计划生产,计划分配乃至计划消费构成了其运作机制的核心。而形成计划生产的核心又是计划财政,计划金融,计划物资。计划分配的核心是计划工资,福利统筹。其结果是畸形高速,单纯数量追赶,高度匮乏或短缺,少部分社会上层享有供给特权(特供系统与商店)。即令在生产领域里,真正的公平也未能实现。项目与物资供应特权秩序依旧是权利运作下的相应产物。

     合意市场体系甚至于单单的由资本主义反封建起始,其本身内含着在货币,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内含着废除等级秩序代之以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秩序。

     价格双规制的出现有其不可避免性和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的一方面。但其本身却是在价格机制上的特权秩序。比之完全的计划价格有其灵活性的一面,但同时又包含着歧视的特权的另一面。价格双规制暴富了一批权利杠杆圈子里的人,赋予了这些经济行为者以经营和获利的特权。帮助他们完成了其资本原始积累。而后,这些新富凭借着这种不合理的原始资本积累优势,又在相对公平的绩效竞争环境中占有抢先一步优势,进而进一步更加扩大其已有的优势。这种特权秩序不但造成不公,而且毒化经济文化。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初始之设计与倡导中本是一个打破僵局,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大锅饭的战略选择。其合意设计目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其他乃至全体最终富裕起来。然而,首先让一部分之选择原则的公平值得研究。其次分配差别已经是越益增大。再次社会弱势群体日益成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最后中产阶级的加速形成与发展依旧是中国扩大内需,从而真正形成中国最大市场的关键所在。

    十五.对通货膨胀的警惕远高于对通货紧缩的关注

     短缺事实上是一种隐蔽的通货膨胀。中国人对那种匮乏经济的憎恶自然会同对其变相通货膨胀的厌恶相一致。此外,创所谓物价改革关所带来的货币贬值和与之相应的一系列过热和不确定的恶性循环给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带来很大冲击与震动。更何况,滞胀曾是西方国家七八十年代的经济顽症。通货膨胀造成不断叠加的成本上升预期,即会扭曲消费又将不利投资,造成国际资本撤出,从而导致经济进入一种不良循环。在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经济奇迹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中国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以及中国经济改革战略规划当然不能对通货膨胀有任何的麻痹与怠慢。

     然而与此同时也要对通货紧缩给予同样的警惕与关注。价格水平过低,需求不旺是厂家所不愿见到的。实际购买力很高,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不是件好是吗?这的确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大两难困境。一方面,面对如此众多的下岗失业人员,绝大多数的职工与农民货币收入极其有限,钱真能当钱用,对这些百姓说来无疑是一种福音。但另一方面,卖压不断增大,价格已降再降,需求不振,投资回报低,投资回收期加长,不但会影响企业扩大再生产,而且影响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创新。从而整个社会经济在一个低水平上停滞与徘徊。中国通货紧缩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政策问题。它包含着深刻的结构问题。事实上它同中国过去在机戒加工或一般工业方面的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有密切关系。

     在目前中国拥有巨大的资本,相当的技术实力,广泛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国际市场信誉与开发力优势前提下,打破这种通货紧缩并不困难。而且由此的经济获益对中国在本世纪内的最终崛起具有战略意义。

     首先,要加速加大民营经济的全面持续高速增长。鼓励支持民营企业拓宽产业莲,扩大产业机群,形成产业群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劳动生产力,提升产品与服务档次与水平,提高经营者与职工收入水平。

     其次,以立法,工会组织,国家政策等多重渠道推进中国各个阶层尤其是一般企业职工的工资收入。中国一般贸易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超强的价格竞争力,何不相应提高一部分价格,而将其中的一部分收益还给职工?

     再次,运用风险投资等多种手段加速技术开发与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中国职工的技术竞争力,从而使他们逐步达到同等国际竞争力并获得同等的报酬。

     最后,要彻底改变那种廉价竞争战略思维。要变这种自苦自敛低价出让为内外一致公平一律的心态与竞争战略。要使得企业家明白,靠压低职工收入来换取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是可耻的低能的。要使得老百姓明白,靠委曲求全接受低工资到头来只会换得当年华侨在美被歧视受侮辱的境地与下场。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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