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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二)经济文化与秩序是改革后经济行为主体的自动行为模式/谭伟东
(博讯200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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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文化的引进与大规模的传播已经远远超过十年。中国企业原本在自己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是在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但近年来企业文化工程建设中却明显地显露出重形式,宣传,形象设计与技术层面上的技术,如对CI就情有独钟, 不惜工本,对生日蛋糕,厂服,厂歌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而对于企业核心精神,价值观,企业自身真正富有特色的经营管理文化,过硬的文化建设却不甚热忱。对市场化,盈利性的东西学得快,追得紧。但对那些可以长期起作用的深层文化,行为规范则是不关己,高高挂起。

     中国古往今来那些老字号招牌,世代沿袭相传的那些重礼教,讲功义的社会价值取向并非不符现代商品经济大潮。以顾客所想所求所急为企业之所追求,为企业之根本立基是恒古不便的信条与真理。尽管计划体制下的管理模式与经营哲学从根本上均不可取,但那时期的优秀企业同样发展和创造出了一些良好文化。象“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就是非常卓越的企业文化精髓。它们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获得新生。

     企业文化在整个经济文化与秩序建设方面算是好的。其它方面则更须加强。那种拜金主义,以假乱真,坑蒙拐骗,无法无天,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等充斥社会市场。这其中当然包含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野蛮与不管不顾;包含着转型时期的规则不健全,行为不规范;包含着旧体制的历史遗留等等问题。但主要和核心问题依然是经济秩序与文化设计与建设方面有着较大的误区。这方面的作为不但没有被纳入议事日程,而且被普遍认定为其是一种软改革软建设,这方面的成效好坏无关大雅。

     经济秩序,商业与经济信用与良知,商业文明与道德,职业规范与操守,消费者权益保护乃至主权等成了当今中国经济往来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吃大锅饭,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的作业规程与职业操守在改革过程中较快地得到了纠正。但主人翁精神,敬业意识,职业道德却在金钱万能冲击下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物质动因获取成了人们的唯一职业动力与全部追求。资本原始积累的本性,成了人们量事,经营的标准。一切向钱看充斥各行各业。

     开始只是拖欠三角债。而后是侵权经营,假烟,假酒,假药,以至于为了获利经营,不惜图财害命。酿成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从经营上的互相毁约,赖帐到同事,家人,朋友间的失信。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问题,也并非完全是个发展与改革过程的问题。这同我们在市场经济框架设计中没有构筑经济行为主体之基本行为游戏规则与基本道德操守有极大关系。

     近代中国,积弱贫穷,处处挨打饱受蹂躏。当面临国破家亡的民族存亡关头,打倒孔家店是必要的和必然的。然而至此以后,中国传统美德就几乎被中国战乱和现代化进程所全然抛弃。改革开放在促成中国同世界接轨的同时也误判了西方商业价值与道德准绳。结果造成中国道德秩序的混沌。

    七.秩序政策与过程政策

     一则由于经济改革终极价值目标体系误区的存在,导致秩序政策意识的淡化;二则由于中国法治与规范框架传统上的缺乏;三则中国经济改革始发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所造成的经济改革的紧迫性;最后由于“后发优势”几乎掩盖了深层社会矛盾等等。这一切导致了秩序政策与过程政策方面在观念意识上,政策制定上和实际运行上的误区。

     首先,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不能把秩序政策与过程政策加以区别。进而便更是无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这两者间在目标次序与实施重要性上的区分。就建立与培育合宜社会经济而言,秩序政策具有更为基本的约束力与重要性。为了社会经济持久公平运转,秩序政策要优于过程政策。

     其次,不但上述理性次序无法形成,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及其现实的压力,造成了重过程轻秩序的短视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过程矛盾的压力更直接更迫切,因而过程政策从设计到实施便会“近水楼台”。此外,秩序的重要性通常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方能鼎显出来,从而造成秩序政策的自然隐蔽性。

     秩序政策是那些总体经济规则,社会公正,运作机制等起作用的政策。它们应当包括那些优化结构政策,社会公正政策,运作公平政策,目标协同与公正政策等等。过程政策是那些一般性经济增长与发展政策。例如象统一一律的税收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经济增长政策等等。

    八.实证研究优于规范研究,实践高于理论

     建国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条条框框与假大空造成了人们的思想上的混乱和拨乱反正后人们对从理论到理论的轻蔑与不屑一顾。然而,这在实际上却是人们在泼掉洗澡水是竟连孩子也一起泼了出去。

     尽管规范研究在经济学科领域中并不占有多大比例,但它却是十分重要的。经济理论研究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人民也许会争辩说,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企业的打破大锅饭,铁饭碗,从党政政企分开,到利改税,股份制,从财税体制改革,双规制价格到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立等等,那一项都包含着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一直是经济理论突破在前,社会实践紧随其后,或着更确切些说实际萌芽出现在先,理论体系形成在后,而后是全面推进。然而,这种称述只是事情全貌的一小部分。

     我们比较习惯于所谓的矫枉过正。故而我们业已完全失去了对以往那些假大空,从感念到观念,从经典著作到经典著作,一切以本本教条作为依据和出发点任何兴趣与热忱,而要回到现实实际情况中来,要以丰富的实践作为自己行动的终极验证。从政治思想路线与思想方法上看,当时的思想解放是对的,是历史性的进步。但这一种倾向形成之后同时掩盖了另一种倾向,那就是对规范经济学的忽视,甚至于蔑视与敌视,对理论创造的轻视与蔑视。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但一穷二白,而且文明历史源远流长,多民族多区域多层次社会经济结构。一种理想的社会经济体制与秩序,一种既有利于经济绩效的保证与提高,又符合社会经济行动主体之个性,尊严与追求;既有利于效率,又保证公平;既鼓励强者,又保障与优先照顾弱者;既要建设现代化进程,又须保证可持续发展等,这一切将是核心与根本性规范与秩序设计问题。人们必须正视下述问题:

     我们在贫困与物质匮乏中生活的太久了。我们近代以来饱受的苦难太多了。以至于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是发展,高速增长,快速超前,迅速现代化,我们就一位地认可,赞同与支持而不去深究其中的道德理论价值取向。 合意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制的建立并非是为了保障效率的一种必要手段。福利不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理想的社会保障系统是社会公正与文明的根本标志之一。在这方面简单的实证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规范研究不但必须进行,而且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经济规划设计的最高层级。

    九.把行政体制改革管理体制改革等同于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企业和其它经济实体赖以存续,发展的强有力的源泉之一。组织创新是经济实体不断同自身的官僚膨胀,系统僵化,故步自封,因循守旧,抱守残缺相抗衡的主要手段之一。组织创新是要通过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的调整与变化,通过组织系统的重建与重组来完成组织系统的抗衰老和注入新生命。

     一个国家之最根本的政治与国家管理体制,行政运作体制,经济制度无疑从根本上约束与限定了微观经济实体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但它们并没有提供全部的组织创新的选择和实践规程。在同样的经济制度下,一些企业发展,演化和保持卓越优秀的组织文化,而另一些则完全相反。同样,对行政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会给组织创新打开缺口,注入新的活力,但却并非组织创新本身。

    具体的组织创新当然并非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设计者所能所应通过经济与行政体制改革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改革设计一要考虑到组织创新的适意环境的构造与保护;二要关注组织创新的动态发展过程,以便验证和重新构造适意环境。

     当然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尤其是在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层面上遇到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与理论“禁区”。这的确限制了这方面的理论创新。但在已有的改革研讨空间中,对于组织创新的期望方向和适意环境却没有清晰可辨的理论图景。人们大多的常规思维与意识无非是,只要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管理体制能够基本朝向市场经济结构方向演进和转型,微观组织行为调整将自动造成全部的合意结果。这是一种十分幼稚的期望与空想。

     首先,微观组织在非理想环境状态不可能自发最优地导向尽可能的组织创新。其次,微观的组织创新的宏观有序与合理化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再次,组织创新的原动力和理想抉择环境有赖于体制与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取决于基本体制改革,但不可能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改革所穷尽与替代。

     中国的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股东大会,国家资产管理局,计委,经委,统计局,行业协会,企业家俱乐部,联谊会等等的职能规范与组织设计,甚至功能与结构之理论基础均有极大的空间加以拓展。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和第一芝加哥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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