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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误区 (一)改革万能论
(博讯2004年10月11日)
    作者:谭伟东

     在制度瓶颈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时,体制改革的确是打破困境,推进全面进步与复兴的主要手段。但改革替代不了增长与发展,改革更不等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系统进步,尤其是结构优化与提升。 (博讯 boxun.com)

    改革万能论集中表现在一下几方面:一切以改革开路与由改革统领;所有现实的经济困境与矛盾只能在进一步改革中加以解决。改革成了全能的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真主阿拉,救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与此同时改革也就成了某些事情的借口与遁词。

    理论界如此,具体行政结构与部门也持有同样的见解。即一切均须为改革让路,一切均须服从于改革,全部战略布局与突破口必须锁定于改革。改革成了战无不胜的克敌法宝。如果现实情况的确是如同三中全会时期,僵化的中央计划体制构成了宏微观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制约瓶颈,那么一切以改革开路与统领无疑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然而,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经常是,明明是制度与体制已变,真正需要的是相应的其它方面的跟进与转变。例如近年来不断发生的重大恶性事故。这是社会文明与良知,作业与劳动安全保障,生产管理问题而非改革所能解决的问题。又比如假冒伪劣属于经济文明与文化,经济秩序建设问题。它们虽然同体制改革有某种联系,但主要不应属于改革的范畴。信誉与信用体系的建立与运作也是明显的例证。

    同样人们每每遇到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时,所获的清一色答案便是只有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加以解决。就业问题是如此,环境问题是如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当然更是如此。就一定的历史条件与事实而言,改革的确是解放生产力与推进创新的首要推动力。然而改革即不等于更不能替代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如同革命。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更伟大,更艰苦。


二.产权改革万能论

    产权改革因科思神话而几乎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产权改革而言,最基本的共识大观是:首先,这曾经是而且在某些方面依旧是较为敏感改革领域;其次,产权改革威力无比,它能根除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国有经济的全部弊端,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经济。

    所谓科思神话即指极为普通的经济学科思学科定律由于俄国休克疗法的实施而一度被完全奉为神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在其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经济意识形态指导下,将转型前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部弊端之核心归结到产权不清之上,开出了建立在科思在研究环境经济问题上论证的资源配置优化这个问题上旨在完全私有化的产权改革药方:产权改革主味药辅之以其它相应的货币,财政,银行,税收,物价以及外贸等政策。其结果是基本上搞垮了俄国(更不必说前苏联了),搞乱了东欧,彻底摧毁了所谓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以任美国独大,造成了现如今的单极世界格局。当然苏联斯大林模式本身的痼疾要令当别论。

    产权改革当然十分重要。产权不清的确在信息机制,决策机制,更主要是动力机制良好运行上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产权改革不是所有制改革的全部,产权改革更代替不了经营权改革。进而无论是产权改革也好,经营权改革也罢,都无法替代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

    产权改革万能论在实行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又进一步演化为“一股就灵”。当然这样一种思潮与见解同历以宁教授的始创思想观点与政策主张没有任何直接联系。毋宁说那是对历以宁一贯经济思想的曲解。

    产权改革万能论的理论误区在于:(1)国有资产产权不可能清晰论;(2)产权清晰唯完全私有化论;(3)混合经济非市场经济论;(4)产权改革将自动导致经营权改革。


三.方法论上毕其功于一役

    中国并没有500天向市场经济过度这类沙特林计划。中国改革模式被公认为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单向而非综合全面的经济改革。何来方法论上的毕其功于一役呢?

     在中国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历程中,除了农业改革方面在前十多年间一步一个脚印连环套式推进之外,其它领域设计推行了许多次所谓闯关改革。随着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和由其引发的冲击,先后出现了城改关,企改关,物价改革关,行政改革关,医疗制度改革关,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关,人事制度改革关,财税体制改革关,教育制度改革关等等。最为突出的影响最大的要算闯所谓物价关。价格机制与物价信息系统无疑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调控与资源配置机制。物价机制不但控制社会资源配置(领域与产量)而且影响经营公平与效率。但物价机制是个综合社会经济信息系统。它建立在合理健全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社会市场体系结构等基础之上。价格发现主要是个社会市场参与者相互碰撞与磨合过程。至于制定价格却是企业行为的一部分。价格体系建立的核心是一种规范,从而培育企业逐步形成合理的价格意识,价格管理,价格调解和价格决策的企业价格秩序与文化。

     因此,中国尽管从未有过全面过渡的综合改革方案。出台的实行的均是单项渐进经试验验证的改革举措,但一次次改革创关的冲动,一次次几乎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某一项改革身上,一次次单纯的诉诸于改革的力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它有关方面的培育与建设都表明方法论上的倾向,就是将中国经济与社会复兴的宝完全压在改革之上,而且不是一种连续的改革,系统完善的改革,而是一两种所谓要害改革。

     这种思维习惯符合中国人基本思维规范,即习惯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非此即彼的二值思维。

     经济自身的逻辑事实上是,当体制或制度或政治层面上形成阻塞时,打破制度瓶颈成了前提。而一当完成了这样的基本前提后,经济创新乃至经济革命就是其后的要害。这种创新与革命仍然需要不断体制改革予以支持。但改革本身不可能完成和替代经济创新与革命。

     方法论上的毕其功于一役除了上述的那种过于倚赖和崇拜某些要害改革外,还体现在那种改革意识上缺乏连续性,持久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心里准备。而这种改革意识上的欠缺之所以没有造成较大的经济影响,主要是由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均在起作用所致。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使得国际技术传递收益远远大于一般领先经济国度的发展。由于“后发劣势”使得这种较多注重技术模仿与移植所造成的辉煌能够在成本与收益宏观比例上大大地掩盖了制度创新与经济革命方面的紧迫性。从而每每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在改革征途上的那种急功近利。


四.把行政改革等同于经济秩序建立与发展

     当代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完全是混合经济了。联邦与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已远远不仅只是一个游戏规则制定者,监护人和仲裁者了。而且政府的规模日渐扩大,掌握,规治与管理的领域越来越多,成为任何一家私有企业单位无法匹敌的经济实体。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或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小政府大社会却是基本的合宜模式。中国建国后大一统的简单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加上中国由军队建设中演化而来的党指挥枪,当代绝对领导和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与文化在中国经济体制中也得到了彻头彻尾的贯彻。从而不但造成党政不分,而且形成了一人专断的制度文化与规范基础。高度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模式扩展到企业与行业组织系统,进一步形成了政企不分,以党代企,以政代企。企业不但是所有权结构不清晰,经营权也是畸形的高度垄断,完全跟计划与个人意志走。

     在这样的宏观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命令系统成了全部指挥,决策,经营,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依照市场经济要求去培育与发展行政管理系统,就要求纠正和改变那种政府行为与角色倒错,改变那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体制基础。然而行政结构改革却并不等同于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发展。后者不但不同于前者,也远大于前者。后者的发展要求一个长期的演化与进步。

     政府行为倒错和企业层面上的以政代企的摆脱与纠正,仅仅是为企业经济秩序的建立创造了微观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的提出,仅仅为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中观环境秩序提供了前提。一个理想合意的经济秩序是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政府主管部门,社会各个层面的经济法人主体,各个具体生存于经济实体中的经济行为个体共同努力,方能演化出来的。经济秩序的核心是建立和保护公平竞争。其实质性的所为是防止和消除垄断干扰与垄断机构,创造在价格,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与环节上的公平合理的竞争。经济秩序包括经营信誉与经济信用方面的完备的切实可行的规范系统。

     这就是说,经济活动实体自身行为规范和经济文化建设,尤其是其核心的经营价值观,诸如企业魂,企业经营哲学,企业管理理念,企业主要价值取向,企业社会经济价值观,企业共同体与个体基本行为规范与约束等等都是经济秩序建设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经济理性和经济实体的经营自由与自主并不自动导致健全的经济秩序的形成。

     政府行为倒错的纠正,并不意味着政府要从经济生活的全部领域中统统撤出,也不意味着政府只能在公共物品领域中扮演经济角色。政府在一些领域中要干净彻底撤出,在另外一些涉及核心经济秩序方面却必须扮演主角。入世的游戏规则使得中国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的责任变得更加重大。


五.改革无需系统规范清晰的目标价值体系

     首先,“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成了现实运行不可逾越的运作方法论基础,而且由于“实践是检验直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造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实践绝对永远高于理论的真理哲学观。更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建国以来一系列左倾造成的危害,使得人们不再信奉那些表面看起来头头是道的说教。而是一味相信,只要能够带来实惠,带来好处,就是好的选择,就应当接受与认可,而不管理论与伦理价值判断为如何。

     其次,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提高,被基本确定为终极衡量标尺。因而由此经济改革的目标规范体系也就被涵盖其中了。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似乎在更为基本的制度与秩序规范的框架下给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规范目标体系。

     更进一步,有关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似乎已经从社会主义规范经济学与伦理经济学的角度解决了改革目标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即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目的性问题。

     最后,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均等和收入分配均等的道义与伦理原则又从伦理规范角度给出了改革的价值取向。

     但说到底,从南斯拉夫的社会公有制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从新加坡的政治集权经济自由到香港的自由放任,从美国的混合经济到北欧的福利国家,社会价值目标体系都是经过充分的“设计”,“规定”与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合适或理想目标体系并没有清楚地形成。中央的高度抽象伦理表述是一回事,演进到具体的国家与政府行动纲领与法律手段,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国家与政府的政策主张是另一回事。

     昔日的苏联人和现如今的俄国人,由于过分追究终极目标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与理论明晰而起先贻误改革的战机,后来又草莽择定了一个简单西方化的目标体系,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全社会加以全面推广与贯彻。结果造成了时至今日的转型进退维谷,社会经济发展的低度徘徊。聪明而又幽默的俄国人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更务实灵活。他们愿意用这样一个寓言式的故事予以说明其中的差异:当看到一个小孩掉入水中,俄国人是首先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研究各种营救方案,要把全部的利弊因果是非善恶搞得清清楚楚,而后再去救人;而中国人却是先将孩子救起,而后在一步一步帮孩子恢复生机,边实践,边研究,边前进。结果是苏联人的办法,孩子死了,而中国人的办法,孩子不但得救,而且一步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就迄今为止所获得的相对成就而言,是应当为我们的模式及其成功引以为自豪。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明白,终极理想改革价值目标体系不但具有极大的社会感召力与激发力,而且对确保中国长治久安,步入持续长期强劲增长与发展,对于全面振兴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美国之所以在两百多年时间里,由一个北美十三州构成的小小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同美国国父们闪光的建国构架,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社会经济行为规范与经济秩序的富有远见的规定,以及为确保其运作有效正常而辅之的一系列法律构架与规则不无密切关系。德国战后的强劲复苏,最终成为第三大经济强国,同德国富有本国传统的高瞻远瞩的社会市场经济目标体系的构思与建立是密不可分的。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实践推进与校正的思想方法。其作用范围是一定的。没有远见卓识的系统又规范的经济改革终极目标价值体系,改革的进展有可能自发导入误区。即使不入误区,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摸着石头过河”或者就是不可能或者便是成本代价过高。终极改革目标体系还同政策法律体系相联。这又引致出秩序政策与过程政策的区别。这将在其它部分论及。


谭伟东

     原北大经济学教授。现为美国第二大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高级合伙人, 中美战略研究院董事长,总裁。曾任美家用国际金融公司和第一芝加哥银行高级分析家。著有<西方企业文化纵横> (北大出版社,2001), <公司文化>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经济信息学导论> (北大出版社,1989) 。编著<软科学手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译著<信息经济学> (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 发表文章若干。

     联系地址 e-mail: [email protected]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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