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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郎咸平反证了“国退民进”的必要性
(博讯2004年10月08日)
    

     一,郎咸平研究结论的错与对 (博讯 boxun.com)

    郎咸平的“四问海尔”,显然是建立在“海尔是国有企业”的误解上,海尔的回应一针见血、十分到位。郎咸平随后所谓“集体所有制本来就是公有制经济的两种组成部分之一”的反驳,尽乎强词夺理,已经是为坚持己见而坚持了。

    集体所有制企业按其定义权益属于企业全体成员集体所有,虽然还必须顾及历史沿革、相关经济组织的利益等问题,但大体而言,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成员就是将权益瓜分也合理合法。海尔高管及员工之所以没有直接瓜分企业,而是采取了内部持股会的形式,原因可能有三:1,国内没有这方面操作的成文规范或成功案例,必须从头摸索;2,海尔名高易招忌,操作必须谨慎,不宜直接以瓜分形式出现;3,可能管理高层希望最大程度地掌控分配过程,不排除其中还含有对相关行政权力的利益安排。

    由此可见,仅凭一个曲线MBO,不足以指证海尔管理高层的行为不公或化公为私。就事论事,郎咸平对海尔的急于定论是轻率的,但他关于“公布持股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持股比例的情况”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郎咸平对国内MBO的评价也过于简单,其意见对错互见。国内MBO的弊端不在于“用银行贷款购买国有资产”,如果不允许个人凭企业信誉向银行申请贷款,那么MBO在中国将无法操作。钱从哪里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定价必须合理,必须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必须引入竞争机制,不能搞成内部定价的自我利益输送。

    虽然海尔的海外借壳上市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但是,无论是海尔、TCL还是格林柯尔,其资本运营的动作背后确实都隐伏一条主线,那就是管理层在尽可能的攫取自我最大利益、在最大限度地将国有或集体财产据为己有。不管资本运作的路径如何复杂、每一步操作看起来又如何“合法”,其最终指向必然包括“国有或集体财产被无偿或廉价装入个别内部人或权势者口袋”的结果,这就是郎咸平所说的“以合法掩护非法”,“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这种情况并非个别,而是极其普遍,这也是郎咸平观点受到社会公众普遍赞同的原因。

    二,郎咸平的结论印证了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正是郎咸平关于“哪个公司不是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结论,最有力地印证了国企产权改革(民营化)的必要性。如果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其首要目标都是怎么化公为私、怎么将国有或集体资产据为己有,这样的企业还能够持续发展吗?怎么保证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不会损公肥私?郎咸平断言国内企业都是这样子的、管理者都在打国有资产的主意,那么,他实际上也就宣示了在竞争性领域国有/公有企业难以长期搞好,除产权改革私有化外,别无出路。

    国有企业的根本弊端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所有者介入管理的代理链条太长,代理者(各级政府官员)的利益往往又与所有者的利益不相干。以这样一种迂回而微弱的所有者权力,要约束身在其位、拥有巨大信息不对称优势、具有挖所有者墙角利益驱动的企业经理人,其结果可想而知,更何况当前企业的外部环境也极其不利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比之中国今日不规范的“半市场经济”,无论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度控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体系下的法律环境,都更加有利于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

    在民营体制下,所有者可以直接监督经营者,既不需要代理环节,又不存在监督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分歧,因此,这种监督是相对有力的。虽然由于信息不对称,同样可能存在监督不到的死角,但比之公有制条件下已有天壤之别。只有在这样的产权制度基础上,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和外部的法律环境才能充分发挥效用,这也是国企改革势在必行的原因。

    有学者为了反对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批评,就同时也反对他“企业经理人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结论,认为这只是郎咸平个人立足于有限案例的分析,不能形成普遍性结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这种现象只是个别而非普遍,如果企业经理人普遍在化公为私最有可能(产权改革提供了最好机会)也最有必要(这也是最后机会)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自我克制,那么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他们无疑会更加自觉地克己奉公;如果大多数经理人都能够克己奉公,公有制无疑已是最好的经济形式,那么产权改革又还有什么必要呢?

    有人说:国家对国有资产转让有一整套的手续和程序,需要层层报批,这种比卖私营企业烦琐严格得多的程序,应该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规则程序是死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规则制度最终需要通过人来发挥作用。只要在国有资产的监管上所有者与经理人的力量对比没有改变,程序再多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增加相关各方的运作成本。中国国企改革的各个阶段和不间断进程,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并非什么天然正义的伟大事业,也没有什么道德伦理上的光彩可言。它最大的正当性,就是私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率,其基本依据是公有制条件下企业行为的监督者和经营者的力量极不对称。换言之,根源于基本人性的损公肥私的普遍性,正是产权改革成为必要的主要理由。

    张维迎说,“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但其实正是张维迎本人所主张的国企改革逻辑,支持郎咸平所谓“国有资产在大量流失”的结论。

    三,中国需要郎咸平

    客观说,在近年来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既存在郎咸平所说的“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流失”现象,也存在张维迎所说的“民营资本在参与国企改革过程中遭受损害”、“政府或国企官员害怕承担责任导致改革被耽误,国有企业被拖垮,资产自然缩水、流失”等现象,执着于任何一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事实的存在,都是片面的。

    如前所述,国企改革的必要性源于整体效率的需要;从长期而言,不改革,可能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不可能。但是,效率之外还有公正,效率并非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目标。公平既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如果仅从效率角度而言,可能无偿将国有企业奉送给经营者最符合社会总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或者说最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但是,这一条路显然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底线,注定行不通。正如公有制无可避免会损害效率一样,国企改革的民营化过程也无可避免会损及公平。前一种现象的存在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后一种现象的存在要求改革必须尽可能顾及公平。无论偏向于哪一方而忽略另一方,在学术上都是偏执,在实践中都必然导致失衡、导致效率和公正都不可持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需要郎咸平。由于中国改革一直是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因此当前社会对公正的强调,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可以主导经济效率的群体的监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内部人和权势者对国有财产的侵吞,不是个别,而是太多;社会财富的集中、贫富分化的程度,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是时候改变这一趋势了!

    谁也不是天生圣人,谁也离不开批评监督。所谓“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应该是为这种贡献建立合理的报酬机制,而不是容忍他们侵害国家和公众利益。建立这样的报酬机制,包括建立为职业经理人定价和进行买卖的经理人市场,这正是改革的目标之一。即使这样的机制在今天还没有建立起来,也并不构成国企经理人可以主动化公为私的正当理由。否则,贫穷者就更有理由抢劫银行、劫富济贫。

    不能以公然牺牲社会公平的形式来对国企经理人作出补偿,否则,这样建立的“效率”难以持续。只能立足在不损害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来解决国企经理人的报酬问题。在解决办法出来以前,“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唯有通过正常途径争取或等待。在这种等待中当然也有“不公平”,但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过程,改革本来就内含不公平,至少在改革的过程中必然要有不同的人付出不同的代价。中国改革绝不能成为这样子的改革:承担成本的,永远只是弱势群体;有权有势者总能自己动手,免除义务,索取所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不是为这种弱肉强食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

    在郎顾之争中,中国经济学界再次凸现为肯定和批评国企改革两大阵营。在郎咸平之前,以卢周来、韩德强、杨帆为代表的“非主流”就曾经极力反对经济学主流阵营的改革路径。但在后者对言论、政策和学术的全面垄断下,这种反对的声音在宏观层面显得微不足道。

    这一次,郎咸平的声音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成功部分应归功于他是立足于个案而非宏观。在微观个案层面,突破点太多,主流的群体优势被大大摊薄。正是通过这种在局部点上制造优势,郎咸平赢得了极大的影响和成功。

    有人认为郎咸平“偏激”,确实他不但偏激,而且片面。但是,作为尖锐对立的双方,如果郎咸平是片面的,那么他的对立方也同样片面。在另一方已占据绝对话语优势的情势下,郎咸平的偏激表达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为使力量对比趋于平衡之必须。温和往往是优势一方的专利。

    不管郎顾之争的最后结局是什么,经济学界主流声音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在公众面前被撕破,这是郎咸平对中国社会的又一贡献。只要立足于个案出击,“非主流”也能够以弱抗强。

    --原载《资本市场》2004年第10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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