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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不寐:“九一九关口”——评中共四中全会
(博讯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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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9月19日,中国政治迎来了“九一九关口”——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关于调整充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决定胡锦涛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18日新华网转载《了望新闻周刊》的报导“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重要关口的重要会议”,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是此文最大的印证。“胡锦涛时代”到来得比预料得快,中国政治再一次出现了一个 “过渡时期”。 (博讯 boxun.com)

    一、江泽民下课,无人挽留

    世界舆论对江的辞职普遍感到惊讶,因为会议之前各种信息充满了矛盾;而官方给出的信息基本上不构成“自愿辞职”的充分理由。江泽民在屏幕面前第一次进行了不太情愿的最后表演——他与胡的“最后握手”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热烈”的。笔者认为,江是被迫辞职的。2004年7、8月份是江在集团内部征求意见的关键时期,他的成员为他提供了矛盾的建议,这可能使江低估了驱逐他出局的政治力量。江的虚荣心同样帮了倒忙,他受到的谄媚使他放心地把自己的去留留给了会议讨论。江显然不完全清楚整个国家对他的厌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胡锦涛给他的体面告别几乎是充满同情和吝啬的,会议结束第二天,中国媒体对江没有任何礼节性的赞美之意,江在出局的同时中国政治就在他身后关上了大门,然后哄堂大笑。

    江泽民的结局是意料之中的。我在1999年撰文指出:江的离去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为他留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应该接受的命运,上帝是公正的。世界舆论也显示了这种公正:没有一家媒体对江的离开感到惋惜,人们普遍欢迎这一结局;唯一的惋惜是,他离开的太晚了,他早就该走了。江留守军委主席两年,显然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这两年来,他压倒李鹏成为中国野蛮落后的象征符号,并“帮助”胡温树立了开明形象;除此而外,这一年他没有得到任何政治成果。这两年江在军队内部继续进行人事调整,但这种努力象以前筹建江泽民集团一样,利益基础上的团结和效忠将是非常脆弱的。我完全同意:江泽民集团的崩溃将在短时间内发生。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不能公开狂欢,但“放鞭炮”的冲动是普遍的。人们即使对胡没有更高的盼望,但对江的恶感使他们有理由欢欣鼓舞。中新社是一个具有改革色彩的通讯社,四中全会闭幕第二天(9月20日),该社转引了即将发表的《人民日报》祝贺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社论,标题是 “执政党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文章根本没有提到江泽民的名字,更不用说高度评价江“十五年的贡献”了。同日,“中国新闻网”在显要位置发表了 “浙江地方干部任用民主推举,群众不拥护者出局》的文章。该网站另外一篇文章同样引人瞩目:“后拉登时代基地组织的五位新领军人物”,文章转引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的报道说,“基地”组织的新一代领军人物正在逐渐走向前台,他们这些极端伊斯兰组织的领导人比他们的前辈更加顽固,更加残忍,也更加危险。有读者可以联想到后江时代留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江派人物。而在前一天,该网站发表了“我国清退百万治安员整治‘红袖章’之乱”的报道,该报道说,中国公安系统的 “治安员”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辅警队伍(专家估计人数在100万以上),它“将告别舞台”,中国政府将为“这种特殊的角色画上了句号”。当然,江后时代两位江派人物马上出面讲话,曾庆红9月20日出席中共中央党校召开的纪念新疆民族干部培训班创办50周年座谈会,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素质”。而同一天,吴邦国在中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高度赞扬了“江泽民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值得一提的,新华网根本没有曾庆红这条新闻,却转发了英国《每日电讯报》 20日刊登的文章:萨达姆在下月受审后可能被处决。

    江的势力仍然将对中国政治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可能比人们预期的要小得多。江的力量可能利用某些政治危机反击,也不排除制造“八一九事变”的可能性。但由于15年的镇压行径和腐败记录,使这一势力更多会处于守势。中国政坛要重新洗牌,既得权力者显然面临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善终”而不是重新上台才是江最大的政治理想,而这一理想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有太多的理由要求江对15年广泛侵犯人权的罪行负责,因此,江不会被遗忘唯一的理由可能是对他的普遍仇恨和人类对世俗正义的要求。江将在恐惧中度过余生。在四中全会闭幕式上,江发表简短的告别词之后,胡锦涛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衷心感谢江泽民刚才发表的满含深情的重要讲话”——“满含深情” 这个词是意味深长的,恋恋不舍中包含的愈来愈多的忐忑不安。江主席这次没有歌唱“我的太阳”,因为太阳已经西沉,寒意逼人。

    二、如何评价“权力和平移转”

    舆论在惊讶中高度赞扬了四中全会的“政治文明”,称江胡权力移交是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接班和平。这种评价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令人羞愧的,因为这种评价等于说:中国人终于不再野蛮,而不野蛮竟然已经成为文明时代的“政治新闻”了。

    日本舆论首先对江的辞职颇感意外,然后普遍对“中共完成了第三代向第四代的政权过渡”、“中国真正进入了胡锦涛时代”表示欢迎。日本各大媒体“坚持认为江泽民时代中国加剧了反日爱国教育”,因此“广泛欢迎江泽民引退。”《朝日新闻》和日本经济界最大的报纸《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一的社论都说,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契机,呼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台湾中央社评论道:这是中共建政历史以来,第一次政权在妥协的过程中和平转移。对胡锦涛而言,是全面接班;这次中国政权的和平移转,是社会力量的展现。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江泽民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锦涛继任军委主席,从而最终完成中共政权建立以来最高领导人权力的第一次和平过渡。美联社报道说,这标志着中共建立政权以来最终完成了最高领导人权力的首次和平过渡。英国广播公司(BBC)也评论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史上最平稳的一次权力移交。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四中全会完成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有秩序的代际权力交接。法国媒体尤其积极评价江胡权力交接,《费加罗报》在周一的长篇报导中,对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予以正面评价,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之父”,而中共在江领导下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

    《费加罗报》的评论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人们看不出江时代与邓时代在“政治文明”方面有什么不同,中国仍然是军队监护下的国家,“革命”而不是“执政”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更重要的是,舆论关于权力和平转移的评价同样是过分夸张了。

    首先,政治的进步根本不在于权力的“和平转移“,而在于权力的”民主转移”。在中国封建时代,皇帝向儿子移交权力大多是“和平”的;而金日成向金正日的权力移交更是“和平”的,邓小平向江泽民移交军委主席也是“和平”的。这有什么值得“高度评价”的呢?其次,军权的移交仍然是交给了党,交给了胡,而不是交给了国家,并让军队退出政治生活。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军权从江集中到胡,没有发生任何有“政治价值”的变化。不仅如此,权力分散也许比权力集中更有利于社会的自由。第三、移交程序或会议是秘密召开的,这种移交方式完全是黑社会性质的,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人们无法确知程序是否是“和平”的,也无法确知过程是否是公正的,江是否“和平”安排好亲信的位置之后才“和平”退出的。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垄断国家资源的党关起门来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政治羞耻。第四,江本来就不该统治国家,他的权力从来都是不合法的,对他的“和平禅让”有什么必要感恩戴德的呢?国际舆论出于对中国国情的怜悯可以言过其实,对于中国人自己,应该禁忌奴性习惯对心灵的统治。最后,江胡的权力移交,或者说中国的最高权力的变动,真的是“和平”的吗?这种“和平”移交是在军队暴力绝对控制国家的前提下进行的,并通过警察暴力实施社会戒严的条件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在非程序化的反腐败斗争中实现的,并将继续在“杀人越货”中进行权力内战和权力重整。

    最后这一点很重要。像以往历次政治会议一样,四中全会是在警察暴行的基础上秘密召开的。四中全会前夕,北京就开始大举拘捕上访者。位于纽约的“中国人权”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前一个星期,北京暴力拘捕了三万六千多名上访者。该组织说,这次抓捕上访人士的直接原因,是为了保证9月16日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顺利进行,附带着趁机遏制日益高涨的中国冤民上访运动。由于对上访人员的抓捕仍在大规模进行中,知情人士表示实际被抓捕的有可能是这一数字的两倍(自由亚洲电台)。法新社北京十五日电:中国明天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为此中国加强镇压请愿者与异议份子,抗议者与人权组织都表示遭到公安残酷殴打。过去数周,公安逮捕了前来北京表达不满的上千名群众。许多请愿者说,逮捕的次数与羁押时遭到残酷对待的程度都是前所未见。《星岛日报》报道说:9月16日当天,上百名来自山东、河南、甘肃和江苏等省份的农民工聚集在北京朝阳区珠江帝景大楼外静坐抗议雇主屡屡拖欠工资的行为。来自“大纪元网站”的消息称:9月17日,四中全会的第二天,北京京西宾馆门前几十名示威者被警方抓走。上午八点半,许多上访人士在中南海(新华门侧)门前抗议,来自南方某城市的七名上访人士中,有四人当场服毒倒下,被府右街派出所的警车拉走后下落不明。9月18日,四中全会第三日,北京数千人被捕:9月18日凌晨4点,大量北京警车和警察就包围了北京南站上访村,除了一些跑出来的上访人士外,估计上访村大约几千上访人士都被拘捕。9 月19日,四中全会最后一天,北京京西宾馆附近警察最少拘押了五六十名抗议人士,并且将他们送到宣武区羊坊店派出所,等待本地驻京办或派出所接回。该报道还说,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上访人员仍然络绎不绝的奔波到北京军事博物馆附近的京西宾馆。该网站披露:9月19日上午10:40分,一中年男子在天安门广场旗杆东侧向自己身上倒了汽油,点燃了裤脚处;很快被广场值班警察发现,并将火焰扑灭。随后警车开过来将自焚者带走;上午11:10分,又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老汉口喊“冤枉”,冲向“人大会堂”北门,刚冲上台阶便被警察抓捕。几天前,四川打工仔讨薪遭殴上访无果当街自焚身亡(华西都市报)

    在“权力和平移交”的日子里,中国各地的示威运动在警察暴力压制下仍然风起云涌。见诸媒体的至少有:从星期三开始吉林市的上万名出租车司机,为了去尽力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力,发起为期数天的集体大罢工;而在早前,四川达州出租车司机也掀起过罢工行动,当时有多辆出租车被砸坏,并有司机被警察居留(自由亚洲电台)。《苹果日报》9月16日报导,近日,中国陕西发生万名工人罢工、上街示威事件。“在陕西省经贸委牵头下与香港华润集团洽谈收购陕西纺织厂事宜达成协议后,因不满大幅裁员和留职的工人合约的苛刻,连续两日厂内近万名工人罢工;示威者一度占据市内主要道路,情况混乱。”舆论上的“和平”同样是暴力管制的结果。据香港《成报》引述消息人士透露,中宣部在十六届四中全会向大陆全国媒体发出近三十条内部指令,要求新闻界以报导正面人物的“先进事迹”为主,以替四中全会和“十一”国庆营造良好气氛。——什么是“和平”?“历史学之父”塔西陀说过一句名言:暴君用军队把整个国家粉碎,然后称之为和平。

    在权力体系内部,和平同样是表面现象。新政权正在使用江贡献的“反腐败斗争法宝”加诸江身。四中全会被拉出来献祭的是中国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中纪委的报告指出,田凤山滥用职权,受赂500多万元人民币。田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党委副书记,黑龙江省省长,2000年任国土资源部长。另外一个是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这两位省部级高干都在全会期间被剪除示众。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是贪官污吏(他们当然是,有谁不是呢!),而在于“江规胡随”之中,中国政治内战仍然没有真正转向法治轨道。2003年中共反腐记录中至少包括:贵州省刘方仁、云南省李嘉廷、河北省程维高、贵州省刘长贵、山东省潘广田、辽宁省田凤岐、河北省丛福奎、浙江省王钟麓、辽宁省刘克田、中国银行王雪冰、安徽省王怀忠、广东省麦崇楷……随着江的“引退”,这份“战争死亡名单”将被更多尸体填满。本文丝毫不打算否定“反腐败”的价值(当然也不打算过高评价它的价值);而是强调,中共的权力移交不是和平的,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必然不是。

    三、胡锦涛是谁

    曾经采访过胡耀邦的香港记者陆铿评论说:江泽民下台,所有的华人,包括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都会鼓掌欢迎、拍手称快的;他还对胡锦涛、温锦涛寄予厚望,称赞他们真心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据我所知,陆铿的观点在中共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当年追随胡、赵的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愿意对胡抱有一些希望。比如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大概会支持陆铿的观点,尽管他常常用另外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全部观点”:“不指望他又指望谁呢?除非你有替代方案。”2003年我在网络上转发了胡绩伟先生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称赞,这篇文章引起了“胡办”及胡锦涛本人的反应。胡锦涛说:“请转告胡老,不要这么高的赞扬我”,话中不乏感谢之意。我也理解更多人对胡的希望主要来自对江的厌烦,这种情况对“江核心”来说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我本人更愿意支持舆论普遍提出的对胡采取“谨慎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理论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国政治的现实主义立场上提出来的。首先,当然不宜对胡锦涛抱有过度幻想。其次,应该看到社会发展本身对变革提出的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之下胡锦涛为了个人利益必须推动非江泽民主义运动。这一进程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这一进程距离人们期望的还甚远,但已经表现出江胡之间的某种分歧。

    江是一个一点正经事不干,但坏事干了很多的人。他的“表演艺术”尤其让很多人深恶痛绝。胡的政治表演至少没有这么滑稽,而胡刚上台提出的“依宪治国”无论如何不会比“三个代表”更贻笑大方。“依宪治国”是一个比较符合“政治文明”方向的观念,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就“执政能力”提出“执政七谋”: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执政体制”是一个可扩展性的概念。外界舆论对胡最近在人大纪念会上关于“拒绝西方式政治模式”的批评是不得要领的,这话实际是中共意识形态的老生常谈,未必具有分析价值。9月20日 “亚洲新闻网”刊登了“中共誓言要民主执政”的报道,文章说:以改变执政方式为主轴的中共四中全会今天誓言,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次会议强调了发展民主的重要性。这一评论值得一提。

    不过总的来说,胡锦涛是否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不能定论,就象戈尔巴乔夫在成为戈尔巴乔夫之前也无法确知他是否是戈尔巴乔夫一样——共体制充满的下落不明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胡锦涛是否真正存在改革的意愿、勇气和能力,他想走多远。显然,胡锦涛目前的政治条件远远优越于江泽民在90年代初的的政治条件:他基本上控制了局势,而江逐渐不再构成阻力,胡有条件独立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执政能力”面临最大的“执政障碍”不再是江泽民集团的阻挠,而来自他自身的政治局限。

    第一,人们必须警惕 “执政压倒一切”这样一种思想取代“稳定压倒一切”,警惕把“执政能力”视为“镇压能力”而不是“转型能力”。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执政效率问题,而是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执政”不是“专政”,这是一条基本底线。胡锦涛的政治新概念面临着倒退的可能性。胡曾经是贵州省委书记,他的前任,原中宣部长朱厚泽先生曾在胡提出“权为民所用”之后,“依宪”提出了“权为民所授”的根本问题,据知胡锦涛的反应缺乏政治家应有胸怀。第二、胡面临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军队问题。一个依靠军队统治的国家谈论执政能力是可笑的。因此,胡必须在取得军权之后实现军队的国家化。江泽民以及邓、毛等人都是靠军事斗争或军事镇压起家的,这种历史也奠定了他们军事统治习惯和对军队的需要。但胡积累政治资本可以不依靠军队,2002年以来他和温家宝获得的支持主要也不是依靠军事统治。中国到了实现党、军分离的时候了,这是中国走出野蛮的分界线。“军委主席|”的“执政能力”是一种讽刺,胡必须将江移交过来的枪杆子用宪法束之军营,这是检验 “执政能力”最重要的标志。英国广播公司的一篇评论说:“江泽民交出枪杆子具有特殊意义”,事实上江没有交出枪杆子,只是交给胡了,而胡“交出枪杆子”给国家才真正具有“特殊意义”。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看不出胡存在这方面的计划。如果胡长期坚持“党政军”大权集于己身,中国将拥有一个新的独裁者,而这个新的独裁者将继续为继任者所模仿。这对中国未来政治转型是一场灾难。第三、胡面临着大量的“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包括赵紫阳的自由、六四平反、公正对代法轮功问题,以及如何在法治基础上清理腐败问题,最后对江泽民的“评价”,等等。其中也包括恢复胡、赵体系中一些人的工作,这些人远远比江泽民时代的官僚更有责任感和政治能力。胡锦涛还没有准备好。

    目前关于“胡锦涛是谁”至少有四种观点:第一、确实相信胡温政权与“旧政权”不同。老一辈自由开明派知识份子中的大部份人、以及体制内中年知识份子的一部份人持这种观点。第二、对“胡温新政”半信半疑,但愿意促使或“引诱”这种现象出现,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胡温新政”的恭维或者希望引起党内冲突。第三、根本不相信“胡温新政”与“江李体制”有任何不同。第四、胡温新政“与我们无关”,无论“胡温”如何,我们干我们自己的事情,说自己的话。严格地说,“胡锦涛是谁”不是理论自由主义的问题。因此,应该谨慎对待“胡锦涛时代”这样一个概念,因为个人主义者拒绝用领袖人物代表他和他的时代。与此相关的是,中国政治的进步不是依靠“胡锦涛是谁”,而是依靠“我是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上谈论“九一九关口”的——中国各界人士应该在这样的时期,焕发更大的政治热情、勇气和智慧,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早日到来。

    江泽民统治并侮辱我们十五年。中国不能再等了。

    《议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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