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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关注黄金高和黄金高现象
(博讯2004年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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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枝江的黄金高事件出现以后,我也久久不能平静。事出突然,远在北京的中央迟迟不做表态,听凭福建的党政首脑自行解决黄金高问题。枝江距福建省会福州市近在咫尺,福建省党政上层首脑要想圆满妥善的处理好黄金高事件,原本不难,但致使问题久拖而不决,黄金高处境日益困难,这同福建省党政首脑的基本态度有着主要的关系。 (博讯 boxun.com)

     记忆力好一点的人,可以联想到几年前,朱镕基时代的湖北监利的李昌平事件。一个镇党委书记,直接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为农民呼吁减轻负担,最后的结局是被迫丢掉了职位、甚至公职,背井离乡,远走高飞。我对朱镕基先生个人的品德敬佩已久,唯独在他对李昌平不幸结局的态度上腹诽非浅,你是一国总理,对处境艰难的李昌平伸出一把援手本不困难,可你就是没有伸手,任凭李昌平独自在泥潭中挣扎,最终是死是活全与你无关。

     今天黄金高的事情也是这样,种种迹象都显示出,他的结局将比当年李昌平的结局还要糟糕。因为黄金高投书给新闻媒体,把“体制”或“组织”内的矛盾公开化了,他将受到来自“体制”内部以及“组织”内部的严厉的惩罚和报复。

     我也是在这种“体制”或“组织”内培养出来的人,我深知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亲眼看到,许多在“体制”内受到种种打击报复,受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的人,至今没有一个人敢于向报刊媒体透露自己的不公正遭遇,不是幻想着上级或“组织”出来主持正义,还自己一个清白,就是忍气吞声,苦苦等待。像黄金高这样主动通过媒体公布自己的险恶处境,通过民主途径把内部的种种矛盾公开化,实在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

     作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体制”和“组织”之中,深受“体制”和“组织”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思想已经被牢牢束缚住了,很难跨出这关键的一步,自然也很难理解黄金高的这个做法。这就如同:同一国家的两个政治派别发生争执,却拉出了大洋彼岸的山姆大叔来做裁决;你们家庭内部发生纠纷,却跑到毫不相干的邻居那里去要求评判。共产党内部一向等级分明,“家法”森严,从来是领导一切而绝不容许丝毫的家丑外扬,更不容许外部的社会舆论对它妄评东西,指手画脚。

     黄金高触犯了“体制”内的大忌,触动了他上司的疼处,如同破坏了黑社会的潜规则,向警方寻求安全和庇护一样,他要是不尽快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还幻想被“组织”捧为“体制”内反腐败、反黑的英雄人物,上司还会为他撑腰打气,给予种种“组织”上的关怀,那才是十分不正常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亲临福州,又无功而返,说明福建省对于黄金高事件的处置权要自己做主,起码中央政府默许了这种做法,再不会从中干预过问。

     我知道,黄金高作了很长时间的地方领导干部,一县的第一把手,平时众星捧月、一呼百应惯了,现在的心理反差太大,一时还适应不了,忍不下这口气,所以最容易草率行事,四处去抓救命的稻草。他应该多想想河北省石家庄市郭光允同程维高苦苦较量时的遭遇,“双开”(开除党籍、公职),三年劳教,有了这个心理准备,他会平静稳定的多。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在这个充满腐败的政治环境里,同自己头顶上的贪官相斗,从来都是胜算者很小很小。现在曾经被中国媒体反复宣扬的一个典型人物就是郭光允了,他的胜利是惨重的,还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是程维高触怒了资格很老、地位很高的一批中央老干部,促使中纪委一查到底,也许程维高至今还稳稳坐在他的宝座上,甚至还会爬得更高。

     人们也许还记得,很多年以前,中国还捧出过一位反腐斗士,山东省泰安市的检察长公丕汉,他掀倒了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是因为他后面始终撑着省检察长这棵大树。我们看到,胡建学倒了,被执行死刑之后,众多媒体去采访这位立了大功的反腐斗士,令上门的采访者惊讶的是,身为检察长,却显得依然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丝毫没有一身的大气凛然、神圣不可侵犯的豪迈之气。公丕汉是清醒的,也是冷静的,他知道他身边腐败环境的危险性,他斗倒了胡建学,就已经触发了腐败政治环境埋下的地雷,成为身边一切腐败分子的众矢之的,他要想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安享余年,就只能缩手缩脚,如履薄冰。果然,从那时到现在,十余年来,公先生再无什么大的举动,大的作为。

     在中纪委的直接关照下,从一个县里的小工商所长爬到今天石家庄纪检书记的姜瑞峰,曾几何时被誉为响遍全国的“黑脸包公”,他也是认清形势,形同此理,从此金盆洗手,再不与豪强权势作对,彻底成为一颗谁都能使用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从1989年以来,一连15年的时间,中国大陆腐败大环境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而且日益根深蒂固,你或者不嫌泥污混迹其中,升个大官小官,发个大财小财;或者明则保身紧闭眼口不发一词。这是一个口是心非的国家,理论与实际的脱节让人瞠目结舌,这个国家的代表人物口里喊着反腐败,而实际上大多反腐败人士的下场都十分凄惨,而且,自命为国家化身的中央对此置若罔闻,不闻不问。

     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你的手头有充分的报刊资料,你可以从中翻阅一下,看看自1989年以来,累计15年来被揪出判刑的腐败分子。我不说有数不胜数的腐败分子被重罪轻判,也不说有数不清的腐败分子又早已恢复自由,重返光荣的领导岗位,你只要统计一下,有多少的腐败分子虽然被押进大牢,却仍然被保留着公职甚至党籍,你就知道今天中国这个世道有多么的肮脏。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民间的节拍从来慢于官场,晚于官场。如果说今天中国的民间社会已经形成准确含义上的黑社会势力,也许证据还稍嫌不足,但它初步具备了黑社会的一项或数项基本特征,表现了黑社会的雏形,而中国的官场恶势力,类似黑社会的组织形式,却已经在许多地区的党内、政府内完完全全的形成了。

     如果说,中国民间黑社会的历史只有改革开放以来这短短的二十来年时间,那么中国官场恶势力的历史却可以追溯到1957年,1966年,1989年以后的时间,起源于反右时的狠毒,继承于文革时的帮派,发展于九十年代的大腐败,半个世纪的历史,足以使无数大大小小的官场恶势力集团横行中国。 当然,中国在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这二十五年来,人们,包括长眠在地下的邓大人,最想象不到的问题,也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大腐败和中国官场的黑社会化问题。这二者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的。

     中国官场上恶势力的出现,是中国官场黑社会化的具体表现和基本标志。

     我们所说的中国官场的黑社会化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实际的内容。

     第一,它是指,某个党政机构由于极端的专制而导致腐败,直接转向黑社会化管理方式,欺下瞒上,打压不同意见,搞家长制的一言堂和独立王国,甚至将敢于反叛的下属置于死地。它虽然并没有同具体的底层黑社会相勾结,但是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师自通,这是香港《无间道》在中国党政机关里的重演。这种情景大都发生在同社会没有直接联系的党政上层机关。

     第二,它说明,某些个党政机构直接与社会底层的黑社会相勾结,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致富道路。这是官匪勾结,狼狈为奸的具体典型和普遍模式,某些政府机构的党政干部充当保护伞,黑社会充当打手和开路先锋,这种情景大都发生在东南沿海和发达城市及乡村。

     第三,它揭示,许多从社会底层跃起的黑社会老大,不甘寂寞,要运用手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钻进社会的管理层,去霸占抢夺更多的社会财富。这种情景普遍发生在中国内地或沿海的大中小城市及农村,已有渐进泛滥成灾之势。

     黄金高不幸触犯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外勾结的黑社会团伙,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他都成为知情人,绊脚石,一颗随时要引发出更大破坏力量的定时炸弹。把知情人灭口,把绊脚石搬掉,彻底消灭定时炸弹的潜在破坏力,这既是黑社会,也是官场的一贯做法,二者合而为一,黄金高的危险处境就在这里。

     黄金高要考虑到,有时候“体制”和“组织”外的声援,只能进一步恶化他的处境,加大官场恶势力对他的仇恨和迫害,这个矛盾继续激化下去,最大的受害者只能是他黄金高本人。“体制”和“组织”处理这种事件的标准做法,从来是静待事件影响的逐步淡化,然后力争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如果没有发现新的错误,恰当地给黄金高一个貌似公允的纪律处分,或调离他处,降级使用;或改为调研员一职,变相提前退休。但绝不可能像山西长治的吕日周那样,高升到省里的闲职。因为他缺少的是改革的光荣资历和舆论媒体的长期吹捧,他没有同省里讨价还价的本钱和声望。

     一旦后退一步,他面对的就是广阔的天空,他可以以官场和黑恶势力受害者的身份,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各个开明的大学及论坛将为他打开通道,他将成为舆论媒体上的新闻人物,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还年轻,可以静候十年,韬光养晦然后卷土重来。那时,你就不是今日名不见经传的黄金高了,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县委书记,你得到的,却是一块广阔的未来。

     关键,是你要平安渡过眼前的难关,不被激愤冲昏头脑,永远不丧失你的理智,不让那些官场恶势力逼迫你犯下新的错误,决不让他们抓住你所谓更多的把柄,你需要的是冷静、耐心,静观事态的发展,以不变应万变,事情终有向好的、有利于你的一面转化的可能。

     到那时,抓住机会,变被动为主动,你最终还要借助“体制”内的上层力量,起死回生。力所能及,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帮助你分析形势,鼓起你的勇气,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过分的热情,反而会帮倒忙。 眼下,黄金高并没有丧失全部的主动权,他已经公开的将了福州市委,福建省委有关的利益集团一军,为了维持自己在社会上,在党中央“廉洁”“公正”的外在形象,他们不敢公开的马上向黄金高开刀,必须要抓住黄金高的某些“过硬”的罪名才行。使尽浑身解数,不使恶人们的诡计得逞,同时直接向中央高层公开上书,用舆论的压力促使中央尽快干预此事,是眼前的当务之急。 最后,黄金高心里应该有数,把一个县委书记逼得去中央上访,对他个人来说并非是坏事,相反,他的上访把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摆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说明他们在处理黄金高的问题上已经陷入僵局,中央的介入将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对中央来说,第一,他要维护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反腐败形象,第二,他要防止“黄金高现象”在其他省市特别在中央的扩散,防止其他的各级领导干部群起仿效。人们会清楚记得,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垮台,是由于“体制”内出了一位“异端”反对派叶利钦。防止在中国的党和政府内出现新的“叶利钦”,这就是“黄金高现象”的潜在破坏力。

     “体制”内的矛盾和问题,最终还要依靠“体制”上层来解决,“外面”是插不上手的。祝你好运,黄金高先生。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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