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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诠:邓小平的百年墓志铭
(博讯200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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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鼻祖毛泽东学习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死后把坟墓建在天安门广场。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坟墓已经被民主潮流卷出了红场;中共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等提出把毛泽东的坟墓迁出天安门广场,刘晓波等民主派也提出把毛泽东的坟墓挖出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的坟墓注定要被挖出天安门广场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邓小平比毛泽东更高一筹,学习周恩来把骨灰撒到大地海河,比武则天立个无字碑还干净利索,让“千秋功罪与人评说?(毛泽东)”可见用心良苦。但是,邓小平一生中所犯下的累累罪行,特别是残酷的镇压八九民运,“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六四档案)”,已经刻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是逃脱不了历史公正的审判的。 (博讯 boxun.com)

    邓小平自称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他统治中共二十多年;他是中共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化民主社会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复杂性人物。他既有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不论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功利主义思想;既有市场经济,又有计划经济;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既开展政治改革,又残酷镇压民主运动。从历史发展上看,和毛泽东时代相比较而言,他否定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改革开放,他是改革派;但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中共一党专政,相对于要求进行政治现代化的改革派而言,他又是个保守派。他不失时机地左右改革派和保守派,以不同的面貌交替出现。他不论利用那派,都是为了坚持一党专政,都是为了保住权力。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下,他成了人格化的中共政权。他的最大错误,就是残酷镇压了八九民运,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衣钵传给了江泽民和胡锦涛。

    邓小平残酷镇压八九民运,主要是抵制苏联政治改革对中共的影响。苏联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要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独有偶,苏联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邓小平利用两次学潮,先后打倒中国的两个戈尔巴乔夫—胡耀邦、赵紫阳,要保证中共政权一百年不变。

    1、1982年勃列日涅夫命归黄泉,新上任的安德波夫跃跃欲试,准备进行赫鲁晓夫后的第二轮改革,不料他在位一年就寿终正寝了。接着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契尔年科上台,一年后又见马克思去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有了第三轮改革。也正是这么多年的前车之鉴,苏联的改革才会有新高度,才会使西方国家感到欣慰的力度。

    苏联当时受到旧体制旧势力制约,困难重重,有人呼吁恢复高度集中的体制,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戈尔巴乔夫说“除了进行革命性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外,没有别的明智选择了。不是改革,就是停滞。”(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他首先领导了重新评价历史的反思。当时回顾苏联历史主要集中在20至30年代,5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目的是以史为鉴,推动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对赫鲁晓夫这一时期改革发生性趣,认为现在改革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但没有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赫鲁晓夫改革失败教训中认识到“就是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所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还说“我们遭受的许多损失,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改革在苏联社会民主化方面没有广泛的政治变革做后盾。”(《改革与新思维》)十分清楚的是苏联为了解决改革难题,深化政治改革和保证政治改革不可逆转,通过历史反思,求得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改革方向明确,坚定改革的信念。苏联80年代的改革,比赫鲁晓夫那次改革更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深刻影响,中国也不另外。“先是从其它东欧国家开始改革,现在,东方模式的最坚固基础—苏联本身—也因摇摇欲坠而开始了以‘公开化’为口号的改革,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独裁的延续。”(刘小波《启蒙的悲剧》1988年5月)

    2、1979年,邓小平实行片面改革路线,使人民很失望,这样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也一次又一次围剿镇压。从1979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主派,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须要加上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同时,中共在1979年1月18日,召开历时两个月的理论务虚会。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直逼中共的政治体制,主要有: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复活了,因此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批判封建主义,是不可有真正民主的。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经济一扫而光是不妥当的。这些民主言论,使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邓小平十分恼火,急忙在会上抛出“四项基本原则”,既“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这个“紧箍咒”,来叫杀民主运动。后来又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6年三次民主思潮,邓小平又多次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1987年3月3日,他针对学生运动说“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罢免了同情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重点批判了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三位党内自由民主派知识分子,印发三个人自由化材料,供批判使用,这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常用的愚蠢做法,反而使被批判的观点扩大了宣传,流向了全国,影响更大。其中方励之的讲话,公开重视民主,摈弃马列主义,由于他是中国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有特殊影响力。今非昔比,不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民众自由理念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的背景下,批判非但陷入孤立,反而得到普遍同情和赞扬。

    3、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一代人的成熟有直接关系。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建立了封建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而后继续用这一理论来巩固政权。同时,在建立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谎言下,在民主自由的谎言下,顽固地追求乌托邦社会。特别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比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还黑暗得多,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残暴得多。在马列主义红色宗教统治下,各级政府机关单位,都成了庙堂,“天天读”像念经一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书。全国人民都穿上清一色的蓝、绿袈裟,都信仰清一色的原始红色,都当上了共产主义的和尚、尼姑。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互相仇恨、互相武斗,互相残杀,上千万人悲惨的死去,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著名作家老舍,还包括中共普通干部张志新等等。1976年毛泽东死了,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化、宗教、言论等方面比文化大革命有些松动。恢复了高考制度,掀起了文化补课形式的成人教育热潮,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误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共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这前后历史一对比,使他们觉悟了,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好,向往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就是榜样,同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什么不能过上人的生活。他们不希望吃这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社会)半资本主义的夹生饭,决心不再走这种片面改革路线,利用中共在政治上产生的松动机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影响,开展一系列民主运动。他们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条件下,出生入死的开展民主运动,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例如:方励之、刘冰雁、王秉章、魏京生、洪哲胜、王西哲、徐文利、胡平、吴学灿、王军涛、刘清、韩东方、刘晓波、秦永敏、王则臣、肖利军、高宏民、彭明等等,都属于这一代人。胡平说“四十岁再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没有见解。”(1996年6月)吴学灿在1982年写下一首诗“少年轻听谎言,青春狂呼口号,廿八年梦里飘,醒来怒火中烧。”他说“1979年醒来了,认识到中共决不会把我们引向民主、自由、富强。我迷恋自由,钱财不迷,有饭吃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我们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制制度,这是首要目标。”(1996年6月)这一代人的觉悟,使他们成为大陆民运的中流砥柱。

    1987年民主思潮又兴起,全国有十几种宣传民主刊物出现,例如:《走向未来》、《传统变革》、《文化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化》、《新华文摘》等等。民间社会研究机构起了作用。例如:例如万润南领导的四通研究所,王军涛领导的研究所,组织了多次社会调查,学术研讨活动。另外大量社团出现,如:北大的草地沙龙。报刊讨论权力下放,苏联和东欧改革,都有很好的论述。特别是电视政论片《河殇》,批判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蔚蓝色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影响非常大,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一股《河殇》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经济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来配合,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把政治改革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协商对话等等,可是又重蹈历史覆辙,和中共八大报告一样,会开完后一张废纸,并不执行。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一样,十三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治理整顿是主要任务,停止了政治改革。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识分子们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国内外报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说“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比我们走的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比我们的透明度要彻底的多了,他们批斯大林批得那么厉害,我们就没有这个勇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见诸于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镇》的拍摄上映一波三折,说过了头,彻底否定就不过头啊?”还说“一个国封闭,先从新闻开始,为什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依然如故,因为封闭,我们总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象布哈林案,现在苏联给他平反,披露了事实真相后,才知道是个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报》发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国青年报》发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个趋势》。《世界文汇》发文《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为推进改革重新评价历史》。《人民日报》发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文《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香港信报》发文《方励之在香港与叶知秋的谈话》指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最多两代人。邓小平做不了,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经济学周报》发文《严家其关于时局的对话》指出“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新观察》发文《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广州研究》第四期发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王逸舟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封建主义政治的这个特点,以新的变形出现:在苏联和东欧,有所谓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在其它一些国家,试图把共产党领袖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父亲。这说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实现。”理论界对政治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4、198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深深影响着中国大陆,同时又是晚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回忆。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提出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公开信,成了当时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一连串的反响。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苏绍智和方励之等人,在北京“都乐书屋”开展“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的许多驻京记者。方励之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说“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否定的态度。知识分子不能只改变他们的思考方法,他们必须行动。如果没人出来呐喊,就没有前途。”2月初,方励之和中国民联的陈军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联谊会,”方励之发表演讲说“希望企业家们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5日,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公开信,支持释放政治犯。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公开信,发动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活动,中外老中青著名学者、知识分子30多人签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教授带头发表了,由42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要求保障公民权力,释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经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大规模知识界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第一次。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开信签名活动,引起了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积极响应,起到了带动势潮作用,国内外各种媒体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无数波澜推动的,这些要求民主的活动,对后来的八九民运产生了直接影响。

    2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方励之与台湾记者的谈话》说“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越来越大。内部说来,不论知识分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台湾《联合报》发文《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洲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了《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说“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中国人的悲哀》的小字报说“打倒专制、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贴出“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号召“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新华文摘》第一期发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议会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对非武装群众的镇压。议会道路 ,既一条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欢迎匈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大多数人支持改革》。3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新见解》。《新华文摘》第四期发文《评赫鲁晓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员人数剧减》。4月6日,北京大学帖出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国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对宪法做重大修改,改行总统制,设参议院,民主选举产生参议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封丛德说“关于这一运动背景,我想确和邓小平说的和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当时我是北高联主席,大气候对八九学运的影响,在4月底为了纪念五四我们曾讨论过一次,我当时说:总结国际大气候,大概有那么七八条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兰废除一党专政,捷克变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选,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私有化,当时确感到国际气候的影响。但这种感受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当中,特别是利用大字报进行流传。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开始我们很明显就是团结工会影响。尽管运动有各种背景,我个人是把这场运动理解为一种自发的运动。由很多的组织试图挑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发生,比如说像民主沙龙,我参加了北大筹委会,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龙的存在。”(1991年6月)当时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北大学生刘刚、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十七场讲座,请“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任畹町去演讲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还请方励之、李淑娴去演讲,李淑娴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方励之说“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4月15日,被罢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的导火索。香港《明报》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活动,以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行动表示对当局不满,胡耀邦猝然去逝,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5、八九民运发生时,东欧的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极大的关注,他们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媒体,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对八九民运有明确的针对性,希望中共学习东欧、苏联的政治改革,用民主办法解决中国问题。4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工会注册登记恢复合法活动》。

    5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不改革没有出路》。

    5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向学术界发表讲演》说“主要祸根就在于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义体制短处。只有拆除这个体制,完全使列宁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发挥效力,才可以使国家走出疆局,制止临头危机。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这样产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实行戒严,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5月27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当选为苏维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政治改革迈出重要一步:首届苏联人代会举行》。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周刊〉首刊发行》。6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重新安葬纳吉:国家领导人及二十五万群众参加葬礼》。

    6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的看到八九民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九民运发生时到北京访问,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会晤,目睹了八九民运悲壮的一幕,使他认识到,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位,中国民众的呐喊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不彻底进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论是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他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条,六四惨案可以在苏联、东欧重演,斯大林时代可能复辟。所以,苏联吸取中国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八九民运,中国人民热血沸腾,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为争取人权、民主,几十个日日夜夜,走上街头,学生更以绝食和健康进行努力。随后发生六四血案,震动了全世界,对东欧共产制度瓦解有可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1999年5月11日)

    6、 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面彻底失败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看,中共停止政治改革,果断镇压八九民运,又是针对东欧和苏联的政治改革来的。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对新上任的政治局常委们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会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

    中共为了保住社会主义社会,保住一党专政,保住权力,就得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减少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那么中共从1988年十三届三中全会后,就让李鹏开始实行了“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的政策,目的是停止政治改革。这个政策和1942年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脉相传的政治冬眠法。延安整风运动是为了躲过国际法西斯势力的打击,保存力量,为窃取抗战的胜利果实打下基础。这次是为了躲过国际共产主义社会倒台时的打击,保存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这个政策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开始解冻,和延安整风一样,经历了5年多时间。因为,这时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纷纷土崩瓦,只有中共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当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霸主,实现了毛泽东多年的梦想。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做稳定的功劳,还是经济发展比较快的1984年至1988年算一功。”(《邓小平文选》377页)但是中共解冻的只是没有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实行的还是邓小平的片面改革路线。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邓小平文选》332页)从这一点上,邓小平和保守派确实是为了稳定中共的政治统治秩序,才镇压八九民运的。当时民主派虽然提倡民主,批判皇权,并没有要推翻中共,只不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而已。但保守派深深懂得,改革派的政治主张一旦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者原有的政治权利也保不住了。在这个要害问题上,他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政见的。邓小平镇压八九民运,既是为了打倒赵紫阳和改革派,也是为了稳定中共统治秩序,两者并不矛盾,统一在“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的真理中。邓小平还说“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是损坏别人,不会损坏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邓小平文选》331页)

    总之,在政治问题上既然没有解决的余地,结局就不取决于谁有道理,而只能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了。所以,中共给八九民运下的定义只能是动乱,而不能是别的。至于中共以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名义,大肆镇压民运人士,大批民运人士被判刑或流亡海外,许多进步报刊杂志被关闭,刚刚上任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也叫喊“把个体户赶尽杀绝。”这些都是中共稳定秩序的权宜之计。这和1940年中共延安整风是为了躲避日伪打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躲避赫鲁晓夫政治改革的冲击一样,中共镇压八九民运是为了躲避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台的震荡。1992年1月,邓小平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的形势,开展了“新”,他在南巡时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过后我们国家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371页)

    八九民运表现的形式很像文化大革命一幕一幕重演,学生们烧他的模拟像,高呼“打倒邓小平!”这些都激怒了这位老人。此时,他记不得大学生们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了,看不到学生为了中国实现民主和富强的斗争精神,不也是他当年追求的吗?他和张学良一样,父亲被日本人炸死,才恨日本人,才发动西安事变,国恨家仇一起报了。邓小平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失败者,把他一生的是非功过摆平了,天安门广场留下他一半白一半黑的历史,后人应该把“黑猫白猫”刻在他的墓碑上,而决不会像武则天立个无字碑。尽管他死后把骨灰洒到山河去了,也洗刷不去他镇压八九民运的罪恶。2004-8-21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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