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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华民族的两只眼睛
(博讯2004年8月18日)
    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华民族的两只眼睛

     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政府保护民众的这些个人权利,为公民提供了个人之间最好的自由交流环境。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个人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人总是会犯错误的。在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下,能够逐步在许多人的反复认识、相互自由交流和试错、反馈中,消除失误与错误,判别真伪,得到被公认的真实的知识(或者达成共识),即使真知最初不能够被公认,一代又一代新成长起来的后人却能够平等看待各种不同观点看法,能够不受权力和各种僵化教条限制,得到确切真实的知识或共识。而真知是一切的基础,在真知的基础上才可能有良好的问题解决办法。而且,自由的交流和辨析,集思广益,还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相互的自由交流和辨析,有助于明确问题何在,清楚真实情况,并得到良好的问题解决办法,提升中国在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水平乃至民众的认识水平。因此,只是在西方才出现了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人类能够得到真实可靠的科学知识,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产生并更好地运用现代技术以及各方面知识,创造出以前任何时代都不能够相比的财富,造福于人类。当然,只有拥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才能够保持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的高度发达,继续造福于人类。缺乏这些自由,民众以及专业人员的认识以及研究处于低水平乃至接近于愚昧,是不可避免的。 (博讯 boxun.com)

    很多学者以为:自由主义是价值体系,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这看法存在巨大缺陷:自由是能够获得真知与良好解决办法与价值评价的基本保障,自由先于主义,在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后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价值评价,所以,自由主义也是一种基本认识体系,还是建立在真知基础上的价值体系,至于民主确实只是一种手段。

    另外一方面,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能够对个人特别是政府官员的行为提供非常重要的真实情况和反馈,制约官员,这些对握有大权政府官员的执政特别重要。哪怕是一个一心为民、手握大权的政府官员,都需要真实的信息来获得清醒的认识,清楚真实情况(包括民众不满原因与程度等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基础,在思考后做出决策就要执行,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由于决策可能有错误或者下级的执行会有错误或者疏失,决策者都必须跟踪决策执行情况,获得真实情况的反馈,分析决策被执行的效果如何,问题出在哪里,并做出相应的具体调整,也常常需要知道各方提出的解决办法,找到并实行更好的具体调整办法。但下级政府官员都有各自的利益,根本不愿意让上级知道对自己仕途有害的真实信息,只会努力隐瞒或扭曲信息,尤其不愿意让上级知道自己出错误或因私心产生的恶果,信息会连续被扭曲失真;所以,上级不可能指望从下级那里得到全面真实的情况,这样,执政既不公正也缺乏效率、决策错误、调整错误之类错误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至于通常的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更是对官员必不可少的制约。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使得权益受伤害者能够把有关信息传播出去,若受到讨论、关注或许就能够避免信息被有特殊利益的官员封锁,弥补这一切,但若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信息的上下脱节情况会更加严重。

    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自由受到权力的极大限制或者能够被轻易剥夺,如民众没有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自由,就不能够知道其它的有关信息如真实的情况、获得真实的知识,没有舆论自由,就不能够普遍地传播、相互交流真相与真实的知识,而对真实情况与知识的掌握是正确决策并实施、准确调整与评价判断的基础,对个人,缺乏真实情况的知识与反馈就会出现错误乃至重大的灾祸,如果是执政者,那就会导致巨大的错误,乃至出现影响极其巨大的灾难;没有言论自由、舆论自由,就不能够充分交流有关信息,相互辨析,集思广益,找到良好的问题解决办法并实行。

    总之:政府官员和政府可能是无知的,自私的,言而无信的,如果没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保证,那就不能够得到真知和真实情况的信息,保证科学技术特别是文科的良好发展,不能够保证决策的正确和执行过程中正确的调整。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华民族的两只眼睛。

    所以,信息公开化以及相互交流、讨论、辨析是一个国家公平与效率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之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成本极低,收益很高的权利,是必须象生命安全权那样受到最高保护的人权;民众拥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它的权利,利国利民。再加上纸面媒体上的文章是单向的,民众是被动接受的,网上文章、言论特别是论坛上的是双向互动,易于相互辨析,难于欺骗民众,造成恶果的,因此,网上的言论自由是不可退让的底线。马克思指出:“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破坏这一切,连符合执政党的利益都说不上,最多只能符合特殊的小集团和个人利益的需要。

      二、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历史教训

    历史的教训早就反复证明,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给民众带来灾难,对统治者也向来没有好结果。举几个著名例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周厉王,结果是国人暴动,周厉王被流放。史籍记载着: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历史上秦始皇也愚民残暴,民众的劳役负担太重,还焚书坑儒,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强大而残暴的秦朝一下子土崩瓦解,灭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有过全面剥夺民众言论自由的运动--反右运动,把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的)和一部分党员打成了右派,一些右派被批斗还被强迫做苦役,而后,党内的反右倾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党内的言论自由,导致了另一个重大后果:谁权大谁说的就是真理,再加上新华社被临时由地方领导,终于,由于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失真,加上错误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强制,在五九、六○、六一年,中国第一次在和平年代出现了皇帝专制时代都未出现过的特大人祸,饿死大约一千万人。反右运动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代价就是:中华民族在那几年里成了白痴民族,各方面水平严重下滑,特别是文科方面水平低得惨不忍睹,民众智慧也大幅度下降。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白痴加疯狂的年代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中国在四九年以后,一切都是由上至下的。三年特大饥荒的出现,直接原因固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强制,但出现如此特大人祸,言论自由更不用说出版自由被全面剥夺导致上下信息交流完全脱节失真,导致领导者们的耳目被堵塞,无法正常地清楚实际情况,根本想不到需要调整也太难太慢做出正常应对才是主要原因。

    我偶尔看到过一篇文章,提到毛泽东批示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因此认为是他为了一个政治目的而蓄意要谋害国人。其实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政治上贯彻执行任何重大措施,总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人反对的,一有人反对就终止的话,那么什么稍微大点困难些的事情都办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要坚持一些时间,要保护干部的积极性,观察执行效果并研究继续坚持还是进行相应的调整。当然,这种情况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保证真实信息的上下交流就很重要,而且,在中国的上下信息交流脱节的情况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是更加重要。

    所以,中国这个国家,统治者不难剥夺民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这一切是以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包括推翻政府的死伤无数的大暴动、大内战为代价的。以中国现在的人口数量,若出现这样的情况,死亡几千万人已经是上苍格外开恩。

    所以,历史教训已经充分证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丧失了这一切,民众连最基本的生命安全权都不能够得到保障。

      三、破坏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案件对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其它影响

    以中国现在的言论自由情况,可以肯定不再会出现大饥荒那样的特大灾难了。本人现在能够写这样的文章就是证明。但为什么会连续出现南都案、杜导斌案等如此践踏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案件?中国还称不上有出版自由,南方都市报的喻华峰、程益中等人的作为也没有超过执政党所容忍的限度,也不过是在孙志刚案、SARS 等事情上说了一些真话,危害了一些官员的利益而已,但却导致南方都市报报社编辑部对合法奖金中的一小部分进行调整被定罪为贪污,无罪的喻华峰被判处12年徒刑,无罪的程益中被正式逮捕,这些都是违背法律的,是借法律名义实行暴政而已。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抓捕罗永忠、杜导斌、刘水等人,因为抓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与作用也实在是利微弊大。罗永忠是一个残疾人,自己开个小卖部谋生,在网络上写的东西不过是喊喊口号类型的,却也毫无煽动暴力颠覆内容,估计除了国安、公安的没多少人在意;杜导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府”,但杜导斌的文字毫无煽动暴力颠覆内容,因此罪名根本不成立,只是因言获罪而已。杜导斌也就是写了一些评论文章,向海外媒体投稿,得到了一点稿费,还有就是为了不锈钢老鼠刘荻被抓,持续不懈地发起签名呼吁营救。杜导斌如果是为了营救刘荻而被抓,那么政府这样的行为简直是宣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敌人。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营救被冤屈的人是在做莫大的功德,是最被称赞的行为。(2004年6月11日得到消息,杜导斌被判刑三年,缓刑四年,放出来了。)

    如果我的估计不错,抓他们,连续关闭文化先锋网站、关闭北国之春、民主与自由、不寐之夜等网站的原因之一在于在2003年,网络网聚民意,显示了极大的力量,以孙志刚案、黄静案、刘涌案、宝马案网上四大案为标志,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中国政治也产生了影响,由于相关利益不同,处理意见不同,也许导致了执政党内高层的内部纷争,而且民意站在哪一边对党内高层的内部争议结果也是有重大影响的,一些人很清楚,这些民意与网上文章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继续影响党内的政治生态。于是,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利益关系,坐不住了,要以防止颠覆政府、防止破坏党内团结之类的名义,防微杜渐,把萌芽扼杀。至于这种行为也是扼杀中华民族的生机,逐步加重中国于灭亡危机之中,这些人是不会考虑的。

    其实,他们这样做,是要么过高估计了网络人士的力量,要么是有意无意地作出了错误的判断。2003年网络四大案中,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都是民愤极大的案子,网上帖子贴了被删,删了再贴,网民们反复顶帖子,评论,中国网民数量很大,主要成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样的案子,政府不重视不采取必要措施,那简直是拿政府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但这样的情况是很少会出现的,偶尔集中出现而已,而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网络造成网民的愤怒,而是有关的人物行为与处理情况造成了网民的愤怒,政府措施得当,网民集体的怒火自然会消失的。但如果没有网络网聚民意,引起重视并得到恰当处理,被压制的这些怒火集中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什么2003年连续出现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这些民愤极大的案子?只要略微思考一下就十分明显,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官员拥有太大合法伤害权的国家,官吏对老百姓本来就是老爷,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在腐败横行,政府全面软政权化的情况下,上级命令可以高于宪法和法律,官员和官商、国安人员、警察已经习惯了违法的太过分的嚣张跋扈。官员的情况不说,包括本人在内的说真话的一些独立知识分子都领教了名为国家安全人员实为毁灭国家安全的违法嚣张跋扈:找一个违背宪法的借口,国安人员就能够让你失去自由,象强盗一样闯进你的家里,在你的家人面前搜查、扣押并没收你的合法财产--计算机等。但独立知识分子在这个国家还算是上等人,所以国安人员违法的嚣张跋扈与大陆警察相比简直算奉公守法。网上帖子中说:孙志刚案中,警察说了一句话:这个人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就导致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毒打,最终死亡,为什么警察这么骄横?原因就是这个收容所,其实已经有过许多人无声无息的死亡了,其它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被打死的无辜者是上等人--孙志刚是大学毕业生!这个国家连上等人的性命在警察手里都是小鸡一样,其他下等人的工人、农民的命运可想而知,结果导致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前所未有的群情激愤。即使这样,警察在被审判的时候依旧嚣张跋扈,对上级说,你不搞死南方都市报,我出来就搞死你!宝马案最激起民愤的原因是有极大权力背景的苏绣文对被撞死的农妇说的一句真话:信不信我敢撞死你,撞死你也就是十万块钱的事情!当然,审判结果是缓刑,网上消息说真是用了三十万元摆平了农妇的家人。

    当然,这些话是不会受到官方调查承认的,但网民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都不怀疑这些传言的可信!

    某些官吏、官商如此违法,还如此嚣张跋扈,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权利保护意识在成熟,又有国际互联网这样低成本的信息交流渠道,激起极大民愤并最终遭到严厉惩罚是毫不奇怪的。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认为违法的嚣张跋扈是理所当然,却认为遭到惩罚是网上言论自由和媒体报道的原因。据网上帖子《南都案全纪事》说:(孙志刚案)南方都市报在一篇后续报道中曾提到,广州市的收容办法是超出国务院和省里规定的范围的,市里分管政法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凡是没有暂住证的都收起来!此报道出来的当天,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给南方都市报负责人打电话,指责“你们这样报,是否要把责任追到张桂芳书记的头上?想想人家这样一位老同志容易吗?奋斗了这么多年才干到现在这个位置上,按你们这么往上追,岂不是要人家下台?”后来南方都市报没有追踪下去。6月底,广州市委召开有关会议,总结孙志刚案的教训,但会议没有反思广州政法系统在收容方面的错误做法,却指责南方都市报不应该报道。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桂芳说,收容案件全国各地都有,南方都市报如果不报道,不就没这事了吗?这次会议确定了要查处南方都市报经济问题的基调,并成立了专案组,张桂芳自任组长。也就是在这个会议后不久的一次饭局上,南方报业集团的同志听到几名警察说,你们南方都市报牛啊!报了一个孙志刚,害得我们的弟兄坐牢的坐牢,处分的处分。这事没完,你们等着瞧吧!

    而后就是对南方都市报喻华峰等人的违法判决。根据帖子描写情况来看,这帖子里的内容恐怕是真的,这一切说明,一些官员还在继续地违法嚣张跋扈。而且,也有别的人同样以官吏的违法嚣张跋扈为正常,搜狐的张朝阳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国际互联网已经树起了断头台。而后是搜狐星空论坛的关闭。

    当然,这样下去,必定还会出激起民愤乃至民众起义的大事。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扩大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强化对官吏的约束,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相互制约并实行直接选举。

    当然,对这些事情处理意见的不同是会导致党内高层争论的,但依照法规公正处理不会破坏党内团结;相反,扼杀网上言论自由和还很少的称不上的出版自由,反而必定会造成破坏党内团结的重大恶果。中国是一个官员合法剥夺民众权利能力太强的国家,上下信息交流脱节情况非常严重,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剥夺了出版自由和网上言论自由,如果一些官员由于上下信息交流脱节情况严重,缺乏真实信息的反馈与辨析,不明真相,而导致执政出现较大错误的话,将导致国家、社会、经济方面付出代价。这些出现错误的人当然认为是剥夺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缺乏真实信息的反馈使他们不能及时调整决策所造成的错误,至少也是原因之一;相反,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主张并实行剥夺民众出版自由和网上言论自由的人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犯的错误,是他们自己缺乏能力或者没想到收集真实信息导致的错误。

    如果官员出现错误不被追究的话,政府就会进一步软政权化,而且现在中国已经明显地软政权化了。但若追究,出现这样的错误,彼此争执不休,双方似乎都有道理,如何处理?难免出现执政党高层“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的结果了。还不如认真执行宪法与法律,公正司法。

      四、执政党与政府的作用,中国政府的永恒问题

    中国出现这类案件的第二个原因恐怕就是要消除“不和谐”的声音,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消除不满的声音,避免不满声音的扩大;但这些目的要么是错误的,要么只对少数官员有利,危害国家和民族。

    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所保证的信息公开化是公平与效率的保障之一,是强制官员执行公正规则的重要保障之一,公民的权益遭到伤害,就必定会有抵制,包括发出不满的声音,这些不满的声音或许能够制约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但如果政府不是努力消除对公民权益的伤害,而是钳住公民之口,那就是不解决弊政,却拼命掩盖问题,还会加剧问题的恶化,当然,问题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只会加剧不满,造成最后爆发的后果。中国目前上下信息交流脱节严重,扼杀网上言论自由将导致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历史早就反复证明了;消除了所谓的“不和谐”声音,也就消除了这种保障,不可能一心一意搞好建设。所谓“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得好听点是执政党错误理解了执政党与政府的作用,说难听点,这样的情况必定导致官府与老百姓争夺利益,而老百姓是争夺不过官府和官员的,必定会出现如暴力拆迁等的各种暴政。政府将被老百姓视为一个“劫贫济富”的政府。现在的中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也不是急需全面动员的情况,更何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的“GDP崇拜”已经导致了吃祖宗饭,造子孙孽的结果,中国的生态系统状况急剧恶化,这样,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从报纸杂志的一些文章强调科学的发展观来看,新一代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

    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正的服务和管理,即为公民提供公正的发展环境为中心,为民众提供必要的起点公正和程序公正(包括执法公正)保障,让国民个人自己努力去创造财富,这还是未知数。

    对政府作用的这种糊涂认识不只限于官员。箫功秦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中说:“后发展国家一定需要一个权威主导型的发展体制,用一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看不见的手。就像我手拿杯子一样,必须要不受制约的才能够使得这里边的水按照一个最佳的方式倒下来。它的角度、它的速度、它的平衡点完全由手本身来掌握,不能用其他来制衡,一制衡就没法进行了。就像一个军长,他发布命令一定要绝对服从。如果说要为了防止军长腐(和)败要设置一个军长命令审查委员会,为了防止这个委员会腐(和)败,我们还要设置一个委员会委员会。等这个委员会都成功了,战争也结束了,他也被俘虏了。现代化初期一定需要军长型的权威政治体制。我想客观情况就是如此。但是另一方面,权威不受制衡又是权威腐(和)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很难避免,因为人性都是有问题的。正因为如此,这个悖论贯穿了袁世凯,也贯穿了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也贯穿到了我们现在这个体制里边。虽然我们的体制相对于前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体制,它在现代化方面的实效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

    有空的时候我将全面驳斥这有不少糊涂话的文章。箫功秦作为历史教授居然把一个国家政府的作用比喻为倒水,比喻为军队的作用。它们的根本区别箫功秦知道还是不知道?一个国家政府的使命,是多个目的同时存在,必须谨慎安排协调的,根本不存在象倒水、军队那样只有一个极其明确可以完全不顾其它目的,或者容易控制其它目标的目的,国家政府的某一个明确目的,必定会在资金等各方面资源对其它的目标造成损害,而这种其它方面的损害,最终会损害它。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的“GDP崇拜”造成的恶果,只是又一个证明。

    政府是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官员总有自身的利益,官员的执政行为可不是倒水那样的事情,而是能够决定利益与伤害分配的,如果没有必要的制约,一般官员的执政必定会使结果向着有利于自己而不是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方向,总是尽可能地让自己多获得利益,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而且,总有一些政府官员会靠损害民众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因此,西方人早就认识到政府的意义与目的在于保护人权(自由),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公正的环境,让个人自由努力去创造,包括创造财富。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几千年来,中国政府的永恒问题都是:中国政府与政府官员从来都是拥有合法剥夺伤害权力太大的政府,太容易剥夺伤害民众权利,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是充分保护民众权利、真正制订并全面执行公正规则的政府。从洋务运动到现在,中国现代化方面反复的失败在于政府未能充分保障个人权利,未能真正全面执行公正规则。简要举例如:洋务运动在经济上的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特别是自主创业权,却担心民众个人自由创业必定导致对满清腐败政府的不满甚至危险,结果是满清腐败政府禁止或危害民众的自主创业,却利用政府资金创办效率低下的官营企业,结果是官府与老百姓争夺利益,效率低下而且腐败,还进一步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在经济上失败的原因在于工商业方面未充分保证个人的自由创业,却实行“节制资本”政策;农业方面未利用政府权力实行 “耕者有其田”或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对地主和佃农执行公正的规则,却对农民的苦难麻木不仁。

    所以,政府必须执行公正的规则,政府权力必须有严格限制、受到强有力的制约。中国政府与政府官员的永恒问题能否在中国共产党手上解决,不得而知。但破坏中国很可怜的一点点出版自由,破坏言论自由,只会使得中国政府与政府官员更少受到制约,加剧政府官员靠损害民众利益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的现象,使这个永恒问题与造成的后果更加恶化。

      五、网上人士的力量还来源于说真话、言论自由导致更高的专业水平

    网络文章对中国社会影响相当大,原因除了来源于网民集体的力量外,还与网上一些业余爱好者网友的专业水平相当高,一些高水平学者也在网络上活动(由于在网络上能够说自己的真心话)密切相关。在这方面,除非干脆不要国际互联网,否则扼杀网上言论自由除了造成恶果外是毫无作用的,封锁网站一是技术上做不到,也降低不了网上众人(职业学者和业余爱好者)的专业水平。另外,教育与专业化的分工正是为了提高个人专业水平,谁都知道任何国家都是“科教兴国”,中国文科水准的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制约中国的发展,想要降低网上个人的专业研究水平的举措纯粹是胡闹。在中国,由于网络有更大的言论自由,许多专业学者也把自己的论文文章放在网上,信息充足,论坛则提供了说真话、平等讨论、相互辩论、分析的场所,能够提高专业研究水准,加上历史的原因和中国文科难于畅所欲言地说真话,目前中国的大学评价体系的糟糕,中国文科的整体水平确实不怎么样,所以,在某些领域如宪政、教育,出现网上业余爱好者的文章比专业刊物刊发的职业学者论文水平更高的情况,不足为奇,尤其是时政评论,说真话的网上时政评论,水平远高于报纸杂志,但这样的结果必定是网上文章对中国社会有重大影响。  

    例如:本人讨论北大改革的三篇文章只在网上的世纪沙龙和关天茶舍、燕园评论发表,没有在纸面媒体发表,但对北大改革影响极大,尤其是第一篇《北大的改革与合理性》,几乎是扭动北大改革方向的文章,原因就在于北大比较特殊,重大事情需要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且本人懂得教育与科学。北大改革最初张维迎的思路是加强竞争,分流教师,许多北大教师不赞成这样的方案,但理由的阐述很有问题。本人的文章从提高效率的思路出发,做了点成本收益分析,否定了北大校方的思路,强调只应该由本专业专家决定谁能够获得、晋升学术职位,而且这样做成本最低、收效最高。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当然应该是行政后勤机构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应该让教学、科研围着行政后勤转,大学的教授治校、民主自治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脱颖而出的结果。

    这文章产生的反响是我在网上看到第二天北大书记便信誓旦旦地宣称北大改革能够处理好成本与收益,至少一半的网上和媒体中的文章里面提北大应该进行教授治校改革。四天后,北大校方作出重大让步,修改了北大改革方案的许多部分。

    第二篇《令人忧心的大学改革方案----再评北大改革以及中山大学改革方案》,把进行教授治校改革的理由补充了一些,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建立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的,这是核心环节。而且,顺便否定了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中的两个实质性内容的论点,让甘阳的“华人大学理念”只剩下了空洞的“华人大学理念” (甘阳主张建立以中文杂志为基准的评价标准,我批评甘阳的这个办法是要科技成果的数量不要质量,会继续降低中国学术水准。甘阳批评北大改革打算多用留美博士为留美近亲繁殖,本人认为中国研究生教育退步,质量下滑的情况下,北大面对留美博士和本土博士当然应该公平地择优选聘)。

    媒体上对北大改革的讨论很热闹,但给我的感觉却是水平不高。张维迎、甘阳都是中国文科一流职业学者,本人的文章也有一些细节缺失,却连续否定了张维迎、甘阳的基本思路,并对北大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大改革讨论前,我曾经看过甘阳最被人推崇的两篇讨论宪政的论文,感觉是甘阳的水平只比我低,不比我高,但我没想到的是,在北大改革讨论中,我的文章和甘阳的文章,放在一起做比较的话,水平差距太明显了,高下立判。

    一个国家,网络上至少有一个业余爱好者的水准比一流的文科职业学者水准还高,另外,网上活跃着许多职业学者,也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水准相当可以(如任不寐就是中国文科一流职业学者水准),当然,这个国家的网上文章对社会的影响力低,那才是怪事。

    张维迎曾经说过(大意):在中国,所有能够公开讨论的都是不重要的,所有重要的都是不能够公开讨论的。他自己是不说皇帝没穿衣服的,他会说这衣服太透明了。这也是中国文科水平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做学问,就是要勇于单刀直入面对真问题,做出真学问。讨论假问题,只能做出假学问;弯弯绕绕,至少浪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会降低非常重要的学术洞察力。当然,若有关方面想要降低网上文章的影响力,唯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出版自由,在一个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有水平的人物当然都愿意在纸面媒体和专业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心血之作,网络文字的水准将迅速降低,不复重要,而且,这还能够真正提高中国文科的研究水准。

    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网络,没有世纪沙龙这样一个集中了许多中国大学文科学者的地方,象我这样一个中学生物学教师,要对北大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肯定是不可能的。

      六、结语:

    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有助于明确问题何在,清楚真实情况,并得到良好的问题解决办法,提升中国在各方面的专业研究水平乃至民众的认识水平,也能够提升政府的执政水平,利国利民。当然,也可能导致一些新问题,但这是很小的代价。当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会使得官吏等的违法嚣张跋扈激起极大不满,但扼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只会使小集团得利,继续违法嚣张跋扈,危害民众。

    网上传言:由于历史教授陈勤(网名西北狼)在猫眼看人上发表了一篇预测中美在台海战争中,中国将失败的小帖子,导致陈勤教授在病中失去人身自由,被“国安人员”拘押大约十天(陈勤8月5日回家了),凯迪网络被罚款一万三千元。这事情若是真的,那么就是又一次愚蠢透顶的政府违法行为。谁都知道,中美两国的军事、经济等实力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中国还连真话都不让说,一个人在论坛说了真话,结果导致失去人身自由,网络服务商被罚款,中国政府机关如此破坏言论自由和财产权,不正好是从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中国和美国若交战,中国必定失败的证据吗?

    此事估计很可能是真的,真名网管理员王一苇告诉我:在这次暑期“扫黄战役”中,基本上讨论学术也有时事评论部分的真名网由于一个帖子,服务商的服务器被扣押了,到现在还没归还,真名网只好搬家。我想再重申一遍以前文章中的话:“如果具体执行的公安机关、公安人员有宪法、法律的解释权,也就有了裁决权,口含天宪,将会有何等暴虐的情况出现,公安机关、公安人员都能够成为暴君,法治将不复存在。所以,公安机关在关闭个人学术网站进行检查的行政行为中,实际上已经侵占了法院的权力。”警察扣押或没收服务商服务器的情况比以前关闭个人学术网站进行检查还要糟糕,因为它还额外侵犯了服务商的财产权,还开启了违法执行者个人能够得利的大门,非常危险。我实在不明白,对待网络,为什么有关方面拿出来的办法比两年前还差很多?有关方面是不是要激起民愤才肯罢手?

    争取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本来应该是几百年以前的事情,但在二十一世纪,我们却不得不努力地去争取它。几十年前,胡适说过大意类似的话,但那时他肯定想不到,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话,几十年后还在重复。

    《议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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