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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信:从“民运”、法轮功到家庭教会
(博讯200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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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公元2004年,是1989年中国“民运”爆发的15周年,也是法轮功被镇压取缔的第5周年。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上,面临着严峻考验的是始终在稳步发展的家庭教会,我认识许多像杨小凯先生那样绝顶聪明,又非常善良正直的人们,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和政治抉择之后,最终都选择了以基督教为自己的终身归宿。我想就此作一个短暂的历史回顾,慰藉正处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的那些上帝的忠实子民们。 (博讯 boxun.com)

    
     5年之前,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整个社会因政治风波的突然涌起而显得动荡不安,上至共产党中央及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所受到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莫过于就是法轮功事件了。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即1999年,将法轮功组织定性为“非法的邪教组织”,明确表明要给予激起中国社会动乱和不稳定的法轮功组织以坚决的取缔和镇压,其打击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与十年前,即1989年那起严重的政治风波中,打击所谓“民运”组织相比,除了没有大规模的调动军队,其范围与势头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自古以来,从来都是乱世出英豪,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历来总是如此。法轮功的出现是腐败社会昏庸政治产生出来的时代变异,绝不是什么太平盛世的产物,而是社会腐败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一种中国的民间力量面对社会大范围政治腐败的自发性顽强抵抗。
    
     法轮功自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全面大腐败阶段,在广大民众对执政的共产党政权,对共产主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腐败政治现实产生极大的信任危机时乘虚而入,经过数年发展,羽翼丰满,渐成气候,组织遍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及农村,在1999年终于可以达到登峰造级的地步,在首都北京和一些省会大城市公开发动信徒兴风作浪,水漫金山,公然向省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抗衡发难,公然对抗,由此引发社会动乱之大,影响之深,在许多方面都已远远超过了十年前,1989年由反腐败的“民主运动”而造成的社会政治大动荡。
    
     1989年6月,中国那场在全国和世界都引起巨大震动的社会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已明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而国内另一些人,特别是国际人士则普遍称之为“民主运动”,简称为“民运”。在中国国内,许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尝试着从另一个新的角度,从一个既非拿政府津贴,为当政者说话的“政府派分子”的角度,也从一个并非被迫流亡海外,有家难归的“民运派分子”或“法轮功分子”的角度,试图站在“旁观者清”的角度,从与“政府派”和“民运派”、法轮功都不相同的着眼点,分析认识1989年和1999年这两次社会政治大动荡,并兼分析认识今天活跃在全中国的家庭教会活动。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胡耀帮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后改称为总书记)期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思想状态相对民主化自由化的时期,各种社会团体在政府的支持或默许下纷纷建立,与此同时,以强身健体为宗旨的各气功门派也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蜂拥成立,其中就不乏带有夸大,神奇,甚至是迷信色彩的气功团体。当时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鹤翔桩功,香功,大自然功,中功,宇宙功等等。法轮功就是在这股气功风气的带动下,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市由各种气功方法东拼西凑而产生的,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在数年之后,法轮功就成为一支新的,独立的,大型气功门派纵横于中国社会,大江南北。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性的权力大腐败现象日趋严重,法轮功以其平民化,人情化等种种吸引普通民众的手段方式,将许多社会底层人士,特别是对当前社会腐败现象严重不满的各界人士,团结吸收进自己的队伍,从而使法轮功团体在数年之间飞快的发展壮大,在社会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法轮功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开始逐步带有鲜明的,体现中国平民大众反腐败,要平等,追求社会最终公正愿望的社会政治倾向。
    
     法轮功成为中国社会1989年以来底层民众意志的代言人,成为1989年以来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继续和发展。
    
     此时,法轮功对普通民众的社会号召力,法轮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到举足轻重,非同一般的地步。法轮功那些带有明显原始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观点的宣传,那些浮浅幼稚,矛盾百出的理论由于坚定地站在平民百姓的政治立场,也由于其朴实,大众化,世俗化,贴近民间等诸多的特点,已经被带有强烈精神寄托的平民百姓们吹捧推崇到神乎其神的地位,让任何人也不敢再轻易小视了。一时间,似乎一个拥有广大信徒的新的宗教,连带一位拥有数百万民众无比信任,无比敬仰的新的教主,就这样从此在中国民间产生了。
    
     回顾历史,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迷信文化传统的古国。自古缺少科学知识与民主意识基础的中国民众,对各种民间权威的盲目、疯狂的崇拜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所以,组织以带有人为创造的,宗教迷信色彩的群众团体,来纠集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不满人士,同统治集团掌握的的政府力量相抗衡,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底层民众从事反抗官方活动的一大特色。从一千多年以前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教,最后发展成为推翻东汉王朝的黄巾军大起义;到近代历史上出现的,鼓动黄河,淮河流域数百万民众起义的白莲教;导致最终建立太平军和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特别是对近代中国历史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义和拳运动,都可以称得上是法轮功效仿的先驱或祖师爷。
    
     与上述各历史教派不同的是,法轮功除了集佛、道、及气功教义为一身外,还带有鲜明的二十世纪时代特征和政治色彩。法轮功组织不再像义和拳运动那样极端地排外“反清灭洋”,而是正好相反,千方百计极力寻求国际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庇护和广泛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法轮功就要调整自己的以往策略,使自己牢牢站在“人权”、“民主”、“民意”、“科学”、以及“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立场上,在这一点上,法轮功同十年前的那场“民主运动”一样,都成功地得到了国际上一些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各种政党及政治力量,各种人权民权组织提供的政治和经济帮助,以及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里,起决定性因素的只能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早在100年前的满清时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从来是几乎一律给予政治庇护,那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人权”与“民主”的政治背景,现在就更是如此了。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法轮功自1999年7月,被中国政府明令宣布取缔,在中国大陆上随后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一连串的严厉打击,从电视,广播到报纸刊物,诸多种类的新闻媒体数不清的狂轰滥炸,然而,法轮功却在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始终批而不臭,斗而不倒;法轮功组织也始终是取而不缔,打而不死,飞快地适应日益严峻的社会政治形势,转为地下或半地下组织;法轮功中的骨干坚决分子年年时时在被挖肃,却始终像很久以前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先烈一样,前仆后继,挖肃不清。
    
     这里的原因是什么?是方式方法不对头,还是有什么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竞使得法轮功组织“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始终后继有人。要想弄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要先弄清楚,法轮功的社会基础究竟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他们又为什么敢于冒着公然对抗中央政府的滔天大罪,始终坚决参加法轮功组织的各项活动。
    
     法轮功的组成人员五花八门,但是其中大多数的成员,仍然是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和农民,其次,才是少量的个体经营业者和包括离退休老干部,各个年龄段的工人,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医务人员,解放军干部,科技人员也在内的其他人士。但是在分析法轮功人员组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鲜明突出的特点也同时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参加法轮功的各类人员里面,唯独没有发现一个贪官污吏,没有一个“大款”,“大腕”,这些人有自己施展才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这些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们是不屑于来加入法轮功的。所以,这清楚说明,法轮功首先由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得意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对今天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的平民百姓所组成的。
    
     分析法轮功中间对现实严重不满的成员里面,这种不满又包含着许多很复杂的内涵:有的人是对这个社会制度不满,有的人是受了冤屈得不到申诉的机会,而对某些政府机构或某些领导人的腐败行为不满,还有的人是对自己所处得地位或环境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对日益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特别是共产党内的权力腐败现象极为深恶痛觉,从内心里感到不满,中国社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法轮功是他们能够任意发泄这种不满情绪的唯一社会团体,是他们志同道合找到共同语言的唯一社会场所,是他们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后的精神寄托,是他们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上群起聚义的“水泊梁山”。由此可见,法轮功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社会共鸣,能够拥有如此源源不断的社会群众基础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的平民百姓们早已注意到,目前,在中国大陆上没有平民百姓们可以信赖依靠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来说,这都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的事了。依靠不断从共产党那里领取经费才能维持生存的所谓“民主党派”,绝不会真正为中国的平民百姓们说话办事的,所以,理所当然遭到了那些真正具有民主思想人的耻笑和唾弃。一个只有宁死也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人格的人,才有可能也决不会去出卖他人和自己的祖国,那些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始终保持自己的坚定信念,宁可去蹲监狱也绝不出卖自己生存的原则的人,才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当代最宝贵精神的民族脊梁骨,是中国十几亿平民百姓中最可信赖的民主中坚力量。
    
     中国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一党独秀的执政历史,造成的最大恶果是漫无边际的权力腐败,而且这一腐败泛滥现象经过十多年来的“反腐倡廉”,不仅铲而不绝,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危险趋势。无数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报国无门,又不甘听命于此腐败浊流的支配,愤慨之际有如800多年前的那些梁山好汉那样痛下决心:“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法轮功就在此时,顺应了这一大批人寻求宣泄反抗的政治“逆反心理”而立足于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独树一帜的“水泊梁山”。多少人氏侧身屈尊加入法轮功之列,并不是真正的信奉法轮功那套浮浅幼稚的可笑学说,不过是一种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变相的“落草为寇”而已。就像800多年前水泊梁山中各路英雄好汉们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下大聚会一样,在今天法轮功的内部一定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从离退休老干部,国内各阶层知识分子,海外学子,军队干部,到目不识丁的农民,个体劳动者,小老板,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时迁与林冲并肩为伍,白胜与关胜称兄道弟,这是完全正常的,大浪卷来之时,总会泥沙俱下,就连共产党内,不是也聚集着大小官场恶势力,诸多贪鄙成性的不法之徒吗?
    
     此时,中国社会1999年的时代背景,早已时过境迁,远非十年前对“民运分子”的取缔和镇压时的社会状态了,由于这十来年间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腐败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致使政府的权威在相当一部分平民百姓的心目中一落千丈,一钱不值。实际上,首先是一些目光尖锐,头脑清晰的平民百姓,在多年的社会生活中清楚发现,当年邓小平“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正被某些手中握有大小权力的领导干部所利用,那些千方百计利用手中职权,以使自己先富起来的腐败权贵,正在将政府权威和国家利益踩在脚下,为那些处在贫困之中走头无路的平民百姓,起了一个极恶劣的带头示范作用。上行下效,从公然践踏国家法制,向政府权威挑战这个角度来说,法轮功同那些腐败权贵本质上做的都是一回事,从因果关系来看,到是法轮功在师从效法那些首先向政府权威挑战的腐败权贵,因为是在我国,先有权力的腐败,然后才出现了社会腐败的直接社会成果——法轮功。
    
     法轮功的出现,是中国民众对共产党内腐败势力的自发反抗,它理所当然会遭到共产党政权的坚决镇压。这是毫不奇怪的,也是在意料之中的。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威胁到自己国家政权的安全安定,对造成社会动乱,煽动民众不稳定心态的组织团体或个人,都会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取缔和镇压,绝不允许任何社会极端势力把社会搞乱,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欧洲,北美洲的民主政府,还是亚洲,南美洲的军事独裁政府,达到的共识都是一致的,为了社会总体的利益都只能是如此。
    
     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各地实在是数不胜数。
    
     几乎与中国人为制造的社会政治动乱——文化大革命同时,六十年代末在法兰西共和国,准确的说是围绕在1968年的5月前后,巴黎学生与市民掀起的那场社会政治风暴,法国戴高乐政府思考再三,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扩大,宁可自己在事后主动承担严重责任而下台,也要最终下定决心对动乱给予坚决镇压。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美国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爆发了以美国大学生为主,有美国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政策的反战大示威。学生和市民举行的罢课,示威游行直接威胁到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实施,以及美国内部社会的稳定,美国先是约翰逊,后是尼克松两届政府,不惜出动美国地方军队国民警卫队,对闹事的大学生和市民给予了坚决的镇压,以至造成了很大的流血事件。
    
     在韩国,七十年代初朴正熙军事政权和八十年代初全斗焕军事政权,对韩国国内民主势力,特别是大学生们举行的游行示威,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地给予坚决彻底的血腥镇压。
     ......
    
     强调上述所有这一切各国政府,对自己国内社会动乱的态度,并不是有意赞同流血镇压的合理性。各国政府实施武力镇压,是因实在无路可走而不得不采取的最后一个手段,这绝不是最好的一个手段,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最后一着。关键的问题,不是在实施武力镇压这一着中的所作所为如何,而在于实行完武力镇压,社会趋向于稳定之后的善后工作,这才是把社会矛盾和社会损失减少到最小层次的关键的一步。
    
     以实施武力镇压的手段来平息社会动乱,一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受害者几乎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这是毫无疑意的,问题在于,造成流血事件以后的善后工作如何处理:是政府领导者勇于自己承担,因工作失误而造成流血事件的责任,还是把全部责任推到不幸被卷入政治旋涡中的众多普通民众身上,还要称之为“暴徒”,“反革命”,要抓,要关,要判,还要赶尽杀绝;是宽容,优抚,淡化,合理解决整个事件,以有利促进社会早日和解,还是继续扩大事端,要从政治上,经济上置活人于死地,甚至往伤者心里撒盐,往死人身上抹黑;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根本不同,民选政府与专制政府的最大区别,民主社会与只有很少民主的社会的明显界限也就在这里。
    
     我们再重新回顾一下那一段历史,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实,1989年夏季,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那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政治风波最后终于被政府用武力解决了。最终导致武力解决这一结果丝毫不使人感到惊奇,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广场这场政治动乱,起因竟是在1987年1月16日的胡耀帮突然下台。
    
     从1986年12月中旬开始,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首先上街游行示威,对在中国日益艰难的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意见,游行示威活动进一步向上海,南京等地的高校曼延。到了1987年的1月1日中午12时50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数百名北京与外地的大学生们突然出现在天安门东侧的长安街上举行游行。大学生的队伍里打出事先准备好的布制横幅和标语牌,其中一些人在高呼“游行自由”,“取消十条”等口号,游行人群在当时不一会儿就结束散去,游行组织者被北京市公安局带离现场。
    
     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的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帮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原总理赵紫阳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中国民间一些在改革开放舞台上活跃的人士则认为胡耀帮是被赶下台的,胡耀帮是同中国平民百姓一条心的殉难者。胡耀帮下台了,但是胡耀帮在中国社会平民阶层中的,特别是在青年大学生中的威望和支持率在空前提高。可惜,中国的民众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否则,在中国执政的,将始终是深负中国民众厚望的胡耀邦,中国在那一年也将不会发生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
    
     1989年4月,以胡耀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突然不幸去世为契机,北京爆发了酝酿已久的学潮,数十所高校的大学生们先是游行示威,然后又占据了天安门广场,不断的静坐,示威,学潮逐渐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骚乱和滑稽闹剧,马拉松一样久拖不决的政治危机,使每一个明智的中国人对正在演变成垃圾场的天安门广场都感到焦虑。而政府里那些狡猾的政客和广场上那些自命不凡,又个个自作聪明的小丑似人物,同样也让人们感到厌烦。中国执政上层做出武力解决的决定,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件顺理成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5月20日,政府宣布在北京戒严,实际军队的调动早已在暗中开始了,中央电视台传达戒严令的话音未落,三十多万武装齐全的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北京几个城门浩浩荡荡的开进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当时最新式的八零式坦克,然后是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再后面是满载武装士兵的解放大卡车,北京市各界民众被激怒了,纷纷自发起来团团围住军队的车辆,阻挡军队向天安门开进。从5月20日深夜到6月3日深夜,三十多万军队无论是乘车还是下车步行,始终未能到达近在咫尺的目标——天安门广场。无奈之下,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人终于下达了开抢的命令。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突如其来的枪声在北京上空噼噼啪啪地响成一片,一直持续到天明。
    
     然而,真正使人大为惊奇的是,流血事件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始终没有对外公布那一天死伤的准确的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些死者的确切身分和死亡原因又是什么?被调进北京出动镇压的三十多万军队的弹药消耗情况如何?
    
     198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普通公民向来没有多少政治知情权,更不用说政治参与权了。“六四事件”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密不知也罢,但对此事的最终处理结果却令人大惑不解。这场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风波,因屡屡处理不当而终酿成动乱,给国家,特别是给北京市的经济,建筑,交通,各中央在京单位,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还有众多的人员,市民,青年学生等等无法统计的流血牺牲,可是在最终的处理上,当负首要责任的政府总理李鹏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却好似纯洁的羔羊那样无辜,就像若大一场流血事件竟然与己无关,真是天外奇谈,以至最后连一句自责的话也没有。最后,只有在两年前刚刚上台的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以“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为罪名,成为这次事件的代罪羔羊,被不明不白的赶下了台,而且要“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新总书记江泽民,以后补的“民主程序”被扶持上了台,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从此,“六四事件”就此告一段落,而且以后的许多年里,每当临近这一敏感的历史时间,总是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搞得全社会各界都紧张兮兮,心神不宁。特别是,最近中央又屡次强调,再不容许让人提起往事并有翻案的企图。
    
     十年后,二十世纪末,中国爆发了振动全国城乡的法轮功事件。与爆发在世纪之初的那场仅仅活动在中国北方各省,带有强烈的愚昧迷信色彩的义和拳运动相似,法轮功的蒙昧迷信色彩更带有强烈的今天时代特征。
    
     在中国国内,凡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认识到,1989年的那场政治动乱,以及十年后的这场政治动乱,有着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其根源绝不在于执政的共产党中央上层“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所造成的,否则,十年前扣在赵紫阳总书记头上的帽子,十年后也会同样扣在江泽民总书记头上。1989年和1999年这两场政治动乱,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原因,它是1978年以来,社会转型十年时间各种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它迟早要在某一时间被触动爆发。
    
     先看一下1989年中国政治动乱爆发之时的社会形势。
    
     1989年,中国持续的通货膨胀进入恶化阶段。国家公布的零售物价上涨率,1985年为8.8%,1986年为6%,1987年为7.3%,1988年为18.5%,1988年12月比1987年12月上涨了26.7%,而对全国32个大城市的统计,当年9月份以后,上涨率达到30%以上。如此之高的恶性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对物价飙升的强烈不满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政治矛盾也在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会与国家统计局合作,从1988年8月开始,对全国16个大城市的1.2万名职工进行了一次有关政治社会生活态度的问卷抽样调查,下面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989年社会矛盾的严重性。这是《了望》杂志在那一年第二期公布调查的结果。
    
     在回答什么是当前社会安全中最突出的问题时,认为“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的占46.1%,居第一位;认为“坏人在公共场所行凶无人管教”的占35.4%,居第二位。认为“重大经济案件的增加”和“杀人抢劫重大刑事案件增加”的各占27%。
    
     在选择什么是政治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党风不正”被排在首位,占63%。“社会风气不良”居第二位,占55%。“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占28.1%。另外,认为党风比以前好转的只占22%,认为无变化的占50.4%,认为比以前更差的占24.4%。
    
     在回答“你认为法制建设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时,认为“某些领导干部以权代法”占61%,认为“执法人员素质差”占35%,认为“法制不完善”占31%。群众对执法人员的评价较低,认为执法人员好的和比较好的只占19%,评价一般的占48%,认为较差和很差的占30%。
    
     在回答“你认为以下方面的问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吗?”时,认为“物价进一步上涨”占64.1%,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形成贫富悬殊”占35.3%,认为“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的占233.4%。
    
     这组题为“城市职工心态录”的报道,以权威的姿态指出:1989年社会已酝酿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城市职工对党内腐败现象和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等问题意见集中。而到了十年之后,已经再没有什么机构来做这样的社会矛盾的调查了,法轮功平地一声雷的突然崛起,不过是新的历史时期积蓄多年的社会矛盾的充分暴露。不管你是否同意,法轮功毕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日益不满情绪。所以你无论怎样打压取缔,法轮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始终有着顽强的社会基础。
    
     法轮功的客观出现无疑是对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巨大挑战,它使半个世纪来单一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了像1989年那样的多元化政治色彩,它在原来明显欠缺的社会职能方面发挥着咄咄逼人的威慑作用。以前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俗话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法轮功的出现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反对党、在野党的作用,让无数少闻寡见的中国民众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以前社会主义中国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民权组织,也没有敢于同政府公开唱对台戏的社会团体,法轮功同共产党政权的公开对抗,使中国无数受冤屈者看到了自己团结起来挺身斗争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出路。
    
     如此看来,法轮功要想被轻易取缔消灭干净,就如同当年水泊梁山被大宋王朝反复剿灭一样,谈何容易。中国的二十世纪,从义和拳开始,至法轮功结束,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悲剧。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会使整个中国大陆如同一块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锦绣大地,到处充满无限的活力和生命力。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会将整个中国大地遍布枯枝干柴,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的大火,将我们的祖国拖进无边的苦海,使我们的人民饱受苦难的折磨。
    
     只要社会上存在着无法纠正的严重不公,就会造就一个又一个的水泊梁山和无数个被逼上梁山的“林教头”,花落自有花开日,别看现在是冰雪交加,用不了多久,百花盛开的季节又要来到了。人们还记得诗人雪莱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吗?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d be far behind ?”
    
    
     目前在中国社会上顽强抗争的,有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引人注目。这两种社会力量都已经形成各自气势浩大的群众基础,有着举足轻重的社会影响,但这二者之间却很少有共同的语言,“鸡犬朝夕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一种是主要活跃在文化知识界的社会名流,以理论、舆论为武器同政府唱出不同的声音;另一种就是稳固地扎根于千家万户之中的家庭教会,以宗教为向导掌握了千万社会家庭的民心。
    
     文化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各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学院派”一大批人以及“民意派”等一大批人。仔细分析他们的种种理论观点,可以说是他们准确抓住了这个今天中国社会的致命弱点,很得青年学生和底层民众的热烈拥护。他们在极力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时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牢牢把握住了自己生存的底线,时刻表白自己的“三不反”:不反共产党的领导,不反中国的现政权,不反当政的任何最高领导人。但是他们强烈反对中国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认为不合理的制度是造成今天中国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主要根源,要从根本上给予彻底的修正。
    
     据我所知,中国大陆上的家庭教会兴起于大约10年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当时的法轮功一帆风顺,正在如火如荼的旺盛势头上,家庭教会的创业者们不怕寂寞,不赶风头,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地在民间社会作了许多扎根的工作,如今,乘着国际基督教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鼎力相助,中国的家庭教会虽然还面临着政治上的镇压和打击,但顺理成章要在全国各地的大范围内开花结果了。
    
     说句客观的话,中国大陆在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领域的发展空间已经达到了顶点,没有突破性的发展空间了,在天主教的发展上空间有限,会有一定的发展,但不会有大规模的发展,唯独带有明显平民、平等、民主、博爱、互助色彩的基督教(新教)组织,更符合目前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将会在中国的城市乡村有着波澜壮阔的发展空间,虽说宗教组织不等于就是政治组织,但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上,基督教组织终将会成为一支拥有最广泛民众的举足轻重的社会政治力量。
    
     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随”,它包括:随缘、随意、随和、随便等种种含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正因为家庭教会做事一向谨慎,不事张扬的原则,所以尽管你枉费心机要遏制它的一切活动,你却很难抓住它的把柄,确定它的罪名。但家庭教会过分的拘泥于基督教教义的一面,使它不能像法轮功一样建立自己广泛的世俗特性,没有世俗就没有普及,也不会有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民众基础。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少头脑敏锐的中国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今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机构拼命对家庭教会打压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法轮功没有传统宗教那样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更没有像《佛经》、《圣经》、《古兰经》那样典籍的文化财富,它无法像传统宗教那样长久的取信于民众和取悦于民众,它的发展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法轮功确实有它自己的长处,否则它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谈起法轮功来,对它团结一心,不屈不挠的精神有着很深刻的印象,说起如果海外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组织也像法轮功一样团结成一个整体,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今后的三五年里,不仅是对胡温一届政府,对我们每个黄皮肤的炎黄子孙都是非常关键的日子。拖延很久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继续下去?中国社会今后的道路要向哪里去?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造成的生态恶果、经济恶果、金融恶果如何消化?是否又转嫁到平民百姓特别是贫困农民的身上?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收益哪里去了?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下一步如何动作?共产党政府对此又是何种态度?造成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国农民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状态的不合理政策如何改变?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台海危机最终如何解决?
    
     这些最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系着每个中国公民的生存权的问题,也与每位炎黄子孙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要害问题,不去关心、不去过问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上述问题处理不好,社会产生新一波的政治动乱是随时的事情。而且,中国社会政治危机所产生的周期性,将会一波大过一波,必然给社会和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这个严重后果的最终结局将毁灭性的,它的产生和发展由不得任何人。衷心希望胡温政府以人为本,体恤民意,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思而行。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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