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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胜利:中国“1号文件”的悖论——中国与全球性的农民问题(下)
(博讯2004年7月17日)
    ■ 文/巩胜利(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4、中国的真实情况 (博讯 boxun.com)

    另一组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农民(特指在中国持有“农业人口户口薄”或“非城镇居民户口薄”这部分、超过九亿人口的庞大群体)、农业的数字,其情况尤为令人震惊而严峻。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研究论述:2002年,中国9亿农民所缴的“正税”不到400亿人民币;2002年税费制度“摊丁入亩”后可能增至800亿人民币;而原来的正税加“苛捐杂税”全国一年大约是1200—1300亿元(注【6】——这是现今中国——2002年的国情情况。

    2003年11月7日,中国国家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上惊世披露:“中国要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这就是说中国实施了几十年的农村与城市税制存在严重的历史不公。接着他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说:如中国实施的农业税基本税制是7%,再加上附加税,对中国农村长期实际上实施的“总体税率为常年产量的8.4%”,且不可有任何抵扣;而中国城镇所实施的“增值税平均为17%”,因有大量的“抵扣因素”之后,全国长期所实施“增值税”的实际税赋是3—4%,这样与中国广泛、长期所实施农业税税率之间相差4个百分点(即4%左右)。相比之下,中国所长期实施的农业税赋体制明显的偏高、完全忽略了9亿人口成长的生态环境(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杀穷济富”的长期国策)——这是中国隐藏了50多年、今天必须面对和从中国社会体制上必须加以改变的重大历史问题。

    5、保留的官方数据

    根据中国官方数字研究显示,自中国改革开放1980——2000年的20年间,中国国家的GDP增长了19.8倍,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了11.8倍,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在1980年初期,中国城市和乡村居民收入比为2.50:1,而到了2000年这一比值扩大到2.79:1,2003年又急升到3.1:1;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而中国有九亿人口的“农业人口”、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还不到2.5%,使绝大多数人口与极少数富裕人口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注【7】。中国国家GDP增长与有9亿庞大人口及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很“不同步”。2002年之后,中国超过50%的农民人口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在倒退。中国城镇与农村居民贫富差距更加悬殊、加大了中国社会的震荡与危险的系数。

    这就是说,中国的50多年以来,不仅没有给20世纪中叶的四万万人民、到21世纪今天的9亿农民一分一厘的“农业补贴”之外,50年来还可能从中国农民身上收取过高的“正税”总数达4万亿人民币、“苛捐杂税”总数将超过10万亿人民币。这一中国的“农业税”与世界上“高收入国家”国家的“农业补贴”之间、还有每一年3000亿美元(注【8】、的补贴、足以把中国9亿农民活活养起来的现实之比,这真可谓“天上人间与地下地狱之别”啊!

    6、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让现任中国新政来“农业补贴”给中国现在的9亿农民,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现实。这是因为:一是中国新政、中国国家的财力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来如此“农业补贴”、50年来欠中国农民这“天文数字”的“补贴”帐;二是就是真能“补得起”——这又与中国加入WTO、走向世界大家庭所有的“游戏规则”所完全相悖离。现在是,那中国、中国9亿农民、中国农业岂不是眼睁睁的望着、坐以待毙?又怎样能与WTO国际大家庭接轨、又坦坦荡荡的好好的生存、美好的活下去?

    根据2003年9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WTO会议、穷国与富国所取得的一致是必须减少或取消“农业补贴”,这是大势力所趋、不可阻挡,然而取消的缓冲期是5年、还是10年?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就要抓住这5到10年、刹那即逝的过度时期,给中国9亿农民尽可能大的、最后唯一一次生态长大的机遇——否则,今后“开放”的中国将会比韩国原农渔业联盟的前任会长李京海自杀身亡——更严重1000倍!但时不我待,稍纵却永逝!

    7、WTO的“时间表”

    2003年5月号《中国社会导刊》,刊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访谈透露,中国新政正在酝酿“彻底”解决农民负担的历史性改革,这些措施包括:⑴、彻底改组乡镇一级政权——撤消或由上级政府派出这级政府机构,彻底斩断基层政府从农民身上榨取血汗的源头,剥离1700万乡镇干部或减少一半;⑵、中国国家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用5年左右的时间,彻底取消“农业税”,免除农民所有的“苛捐杂税”费;使困扰中国50多年的“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彻底”解决;⑶、更有著名学者同步建议:要彻底完善、从根源上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生态环境,就必须取消城市与农村间没有任何“国际生存”空间与生态、非“国民待遇”的农与非农《户口制》也尤为重要,建立、并强化国家以《身份证》为主体,配以《出生证》(解决中国人18岁之前、参与国际社会事物接轨的“人权”与“合法性”问题。而在中国50年以来至今,18岁之前的这段属于国际场合的全部“空白”)《护照》(解决所有中国人参与国际社会、进出的“合法性”与“人权”问题)为辅的国家网上“户政体系”。

    中国未来社会的“人口”,就象中国今天的电话与银行业那样方便自如,任何人都可以“接通”、任何地方都可以“办理”——这是中国“国民待遇”、历史久远的重大、无法回避的根本生态问题;这也是“华山自古就一条道”——或中国退出WTO组织、重新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口的天量分母,不管是“富裕”还是“贫穷”,都将令这个世界为之永远震惊。

    8、中国9亿人口怎么办?

    对生的权利无奈而放弃,“活着不如死”,就选择死——难道这也是一种至高无上、无法剥夺的最高权利?就在韩国农民李京海为抗议WTO及“农业自由化”自杀身亡、震惊了世界之后,在中国国家的“国庆节”10月1日前后,在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及其它地方也连续发生过数起震惊中外的中国农民自杀事件。其中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旁点燃身上的汽油自杀,中国农民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揭开了与李京海一样前不见古人、后有来者而震惊了世界的壮举。据《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死身亡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 ——这是中国“三农问题”、中国9亿人口的又一个世纪尖端的社会问题,而对WTO及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国怎样跨过这道看在眼前、走在脚下、刹那即开或永久关闭的历史之门?

    中国农民(作者注:是指那些拥有“非城镇户口”或“非农业户口”之外身份、超过9亿庞大中国人口群体),如今为什么会生不如死?这还有一个“天理“:中国农民“活着”,要按每个人头缴纳“农业税”,“死了”也要按每个人头缴出“烧埋费”。而占中国人口不足20%的“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不仅不用缴分纹的“农业税”,就是生前的“医药费”、“就业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死后的“烧埋费”,也完全由“国家定额”支付报销——这就是中国“两元”人口制度“天上”与“地下”的根本差别。

    

    2004年1月,事隔20多年后,中国新政——新一届中共中央、国务院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发布了六份关于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1号文件”。中国跨越20数年、发布了六个“1号文件”,这说明了什么?㈠是说明中国最高层极度关注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现实与历史问题;㈡是说明中国50年的农民问题也根本没有得到历史源头的任何缓解和改变;㈢是否历届中国最高层对中国的农民问题也是极度的千般无奈?因为,这除了是中国由原“计划经济”社会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问题之外,还有中国国家社会制度、社会生态源头的历史性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的20年、50年一直存在着一样不决的这个农民问题,难道不让这个国家的当权者及他的人民也进行一下历史与现实的彻底反思吗?

    长期50年以来,中国农民问题无法从源头加以解决,这是否与社会制度、与“计划经济”、“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大跃进”等等一样、也存在现实与历史的重大失误与错误?中国聚集了50多年的农民问题,只减或免除国家收取农民的“农业税”而不减除“村官”和“乡官”,那么近2000万人的中国村、乡镇党政官员吃什么?中国古人说“釜底抽薪”,而中国2004年的“三农”问题是,如“农业税” 费从农民的“锅”里去除了,而“锅”底下却依然有“村官、乡官”的大火在烧,这能解决中国农民生存、长期的“国民待遇”的生态环境问题吗?中国前五个“1号文件”无法根本解决农民的问题,难道还要再继续第8、9、10个这样继续发下去?

    中国“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们及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了100多年、在断头台上恒古绝唱“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打下中国今日的江山,处在美好和平年代、这个国家的“主人们”,为什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心甘情愿的就“不想活下去”而毅然撒手人间?难道不令到我们今天所有依然健在、还活着的人们、特别是靠万万千千“撒热血、抛头颅”人牺牲而换来、获得了今日政权、掌握了权力的那些人们,不该将心比心、去真谛的反思一下吗?真该想一想今日的“生不如死”是一种什么滋味?!这难道真比“剥削人”的“万恶的旧社会”、另一个“黑暗”的时代——1949年前的“三座大山”还更令人可怕而窒息吗?(全文完)

    注:【1】:这组数据的时间是2003年底的。参见中国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主编出版的2003年《时事资料手册》合订本《世界各国(地区)概况一览表》。

    【2】、【4】:见英国《经济学人》与中国《财经》联合出版的《世界2004》中“数字中的世界:行业”一节。

    【3】、【6】:见2003年5月号北京《中国社会导刊》《免除农民所有的税费——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一文,作者余细香。

    【5】:见英国《经济学家》与中国《财经》联合出版的《世界2004》中,关于欧美日瑞等国家的“农业补贴”数据资料,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报告。

    【7】:参见2003年11月20日出版的北京《财经》杂志《减免农业税:农村改革第一步》一文)

    【8】:见英国《经济学家》与中国《财经》联合出版的《世界2003》“金融与经济”“农业自由化”一节。

    (特别声明:本文谢绝除此而外、一切任何形式的刊出、转载、摘编和上网。若对本文有任何见解和法律问题,请通过[email protected]反馈。)

    巩胜利简介: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著名财经、社会类评论家。其经济、社会类文章,在海内外广泛发表。代表作有:《中国“春运”:暴富了谁?掠夺了谁?》《21世纪:生生死死“新经济”》《“广交会”何以成为伪劣商品的天堂?》等。其《来自中国彩电第一品牌的内幕》一文,引发中国1998年6月上海“长虹”股票强烈震荡,《中国投资失败档案》《中国金融怎么了?》《中国股市“黑洞”》《全球911绝对防略》《撩开美国NMD的面纱》《对话全球金融危机》等等,分解了中国和世界经济的一些重大、根本问题,是系列跟踪报道《可口可乐有奖销售揭密》《可口可乐何以有错不认》《可口可乐“玩”中国人的前前后后》溯源作者而震惊海内外。在国际媒体美国《财富》杂志、《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及《欧洲时报》等媒体发表过一系列引起广泛震动的论述,也在中国最高层《国内动态清样》《改革内参》《人民日报》《南方周末》《世界经济研究》《财经》等广泛发表过独家前沿的经济、社会类评述、论著。本作者的一些前沿文章,反应了国际、中国社会的一些尖端问题而著称,引起中国最高当局的强烈关注,也引起国际、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强烈关注,被称为“具有驾驭中国语言文字与事件最可怕功力”。作者是中国经贸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专家级会员,美国《北美行》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等,是从事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著名中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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