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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与蒋介石
(博讯2004年7月16日)
    洪茂雄/把戴高乐和蒋介石等同来看,未免予人先入为主之感,认为戴蒋二氏,一在欧洲,一在亚洲,根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充其量,只能说两人都亲自率军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对抗纳粹德国和日军在中国的占领,以及戴蒋二氏逝世后,在巴黎和台北近郊的国际机场,以其姓名命名作为纪念。本文之所以把戴高乐和蒋介石相提并论,乃因最近两蒋家属考虑将蒋氏父子入土为安,要不要举行国葬,遂引起舆论热烈讨论。此时此际,若把戴高乐如何处理后事的谦卑作为与蒋介石劳民伤财的葬礼两相对照,一定可令国人一新耳目,不至于陷入党国体制下那种“造神”不合人性的迷思。

      综观戴高乐的一生,最令人景仰者莫过于:其一,他不恋栈权位。一九四六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重获自由,他功成身退;直到一九五八年当法国内部出现动荡不安,加上阿尔及利亚问题,弄得法国穷于应付之际,国难当头,戴高乐才复出,收拾残局,建立“第五共和”,方使法国政局稳定下来;至一九六八年他所推动的政治改革,仅一百万票之差,遭公民投票否决,乃毅然隐退,辞去总统大位。 (博讯 boxun.com)

     其二,生活简朴。戴氏热爱乡村生活,既不接受总统退职之礼遇,也没有到处建设行馆,美其名为国集思良策;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六十二岁之时,就立下遗嘱,谢绝国葬。当一九七○年十一月九日去世时,家属遵照戴氏心意,仅花七十二美元买最普通的棺木,葬礼极为简单,只有他昔日领导的“自由法国”的袍泽好友和邻居共六、七十人,在科隆贝小教堂举行告别式,最后下葬在他女儿墓园旁边。戴氏视“死”如归,很瞧不起那种劳师动众死后哀荣的排场。

     其三,树立法国典范。戴高乐留给法国最令人津津乐道的遗产,当然是他一再揭橥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和维护“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价值,即以后俗称的“戴高乐主义”。除此之外,他婉拒国葬的陋规,成为尔后法国卸任总统举行葬礼的惯例,如庞毕度和密特朗二位总统,都在其遗嘱中言明不必国葬,让他们好好安息。

     反观蒋介石的身后哀荣,虽然号称“奉厝”慈湖,其实从他病故迄今,林林总总的反常现象,倒令人不胜唏嘘:一来他在台湾干了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华民国总统”,即使辞职下野,还要违法违宪“复职”,直至任内病逝,其对权力的恋栈,如同皇帝和独裁者;二来明知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却避讳安排后事,反而暴露出他没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况且,他逝世时,更慎重其事,在台、港找遍最好的铜棺;三来他一手建立的“党国一体”机制,绝非他晚年再三强调的“反共基地”长治久安的制度,反而蹉跎岁月,耽误台湾永续发展的良机;四来他所培养的“反共”子弟兵,仅为他身后哀荣着想,替他“安厝”在风景如画的慈湖,警备森严;又为他大兴土木,在台北黄金地段兴建中正纪念堂,刻意使蒋氏“神格化”。可是,这些曾听过“总裁读训”的“反共”尖兵,个个都解除精神武装,要不是“亲共”、“投共”,就是不甘寂寞搞“连共反台”勾当,诚为蒋氏一生“反共”志业的最大讽刺。

     戴蒋二氏历史地位,盖棺已论定,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来公断其功过;国内某些人斤斤计较两蒋应否再度国葬,入土为安,不见得能成其“大”。戴高乐谢绝国葬,更显示其一代伟人,名不虚传。同理,雷震、殷海光一生为言论自由呼喊、为台湾民主化催生,虽郁郁而终,没有国葬相待,但雷殷精神不死,其受台湾人民发自内心的怀念,一点也不比两蒋逊色。(作者洪茂雄╱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兼第一所所长、北社社员)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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